大同之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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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屠是指清朝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中国山西大同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屠城事件[參⁠ 1]。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但是从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參⁠ 2]

由于清廷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註⁠ 1],当时汉人社会普遍具有反满情绪。晋、陕地区的反清复明运动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的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清廷,这正是清廷难于对付和下令屠城的主要原因。清军在镇压大同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表现的野蛮残酷令后人发指。清代官修史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以后,清军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參⁠ 3]。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提请销结案件[參⁠ 4]

背景

顺治五年(1648年),江南七省的反清斗争先后取得大好局面的同时,原降清的大同总兵姜瓖不满于清朝的压迫和歧视,在顺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於大同起義歸南明。姜瓖連陷旁近府縣,富喀禪遣諸將根特、杜敏赴援[參⁠ 5],其附近十一城皆响应他的号召,以割辫为标志[參⁠ 6],遵用永历正朔[參⁠ 7],史称「戊子之变」或「姜瓖大同反正」。多爾袞得知消息,派遣阿濟格紅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參⁠ 8],進行圍剿,一方面又對姜瓖進行勸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參⁠ 9]。多爾袞見招降無效,加派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連同阿濟格繼續作戰。顺治六年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阿濟格圍困大同數月,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守將楊振威等人於10月斬殺姜瓖及其兄弟首級,獻城投降。

屠城

大同

阿濟格入城后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对大同“屠城斩墙”,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參⁠ 10],九月戊午日,清廷谕和硕英亲王曰:“斩献姜镶之杨震威等二十三人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著留食,仍带来京候封,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參⁠ 11]。清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除了个别寺院僧尼外,就连曾经明令保护的杨震威等二十三人的家眷也都被杀死。二十九日又挨门逐户地搜杀,直到杀的连一个汉人都没有方才罢手[參⁠ 12]

附近州县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參⁠ 13]。顺治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參⁠ 14]。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衝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县)绅士惟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參⁠ 15]

毁城

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斗争,拆除城牆上部五尺,毁坏一切防御工事。以后过了三年,大同府迁回大同时,城内仍然人烟稀少,荒废不堪,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清朝只好从各地往大同迁移人口。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朝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參⁠ 4][參⁠ 16][參⁠ 13]

遇害人数

经过清军的屠杀,大同城成为了一座尸横遍野的荒城。从零星的史书中可以看到有关大屠杀的记载。

  • 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如浑源州原额地(指明代册额)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大同共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參⁠ 17]
  • 《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參⁠ 18]
  • 《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參⁠ 19]
  • 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參⁠ 2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的局面。

影响

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高潮的兴起,是清朝统治集团实行严酷统治的必然结果;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參⁠ 21]

注释

    註:

  1. ^ 详见清初六大弊政

参考资料

    參:

  1. ^ 顾城,《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55页。
  2. ^ 张晓娟,《清代文人笔下的“戊子之变”》,《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3 (3) :37-39。
  3. ^ 顾诚,《南明史·姜瓖等人领导的山西反清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
  4. ^ 4.0 4.1 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号
  5. ^ 清史稿·富喀禪傳》。
  6. ^ 参见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上书A10—74号。
  7.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顺治六年八月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山西逆寇虞允等称伪永历年号,陷蒲州及临晋、河津等县。”
  8.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9.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10.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11. ^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十六,己丑九月戊午
  12. ^ 王仰东,《姜瓖与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史志学刊》 , 2007 (2) :5-8。
  13. ^ 13.0 13.1 剃发令:多尔衮屡行种族灭绝. 网易网. [2018-03-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8). 
  14. ^ 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恭报恢城剿贼捷功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号。
  15. ^ 顺治六年九月十八日满打亥(满达海)、孛罗(博洛)奏稿,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144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三一页。按,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记:“建勋知不支,缢死南城楼。”
  16. ^ 满清血腥屠杀史:人头堆积如山丘 人口骤减几千万. 中国经济网. [2018-03-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21). 
  17. ^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三—一五五页。
  18. ^ 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
  19. ^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20. ^ 乾隆三十五年《汾州府志》卷二十六《杂识》。
  21. ^ 葛华婷,《关于山西反清斗争几个问题的历史思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 (5)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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