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瘟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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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记录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稱传染病大流行。对于古代,传染病及病原体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简略、病原体变异和灭绝,从而难以考证,仅能大致推测。近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多种已知的最著名传染病,包括鼠疫、痘疹(天花)、霍乱流感冠状病毒病SARSCOVID-19)等等。

遠古時期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1]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國時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赤烏五年(242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2]

兩晉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4]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5]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6]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8]

隋朝

開皇十年(590年),首都長安發生小規模瘟疫。

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707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吳秀吳少陽等戰于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因乾旱,引發大疫。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旋即於閏三月大疫。

遼、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9]。“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當時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注:是否歿于黑死病需援引文献。欧洲黑死病始于~1346-1352年,其后至1370年代期间再发5次。太祖17年是1357年,故即使是黑死病,应该是再发,非首发】),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亚、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帐汗国札尼别的军队)在攻打克里米亚卡法城市时,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細菌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起歐洲大流行[10][11]。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

鼠疫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鼠疫大流行[12][10]。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记载的大頭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13][14]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的“黑死病”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死亡总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有研究认为黑死病是由蒙古軍隊和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傳入[10][15][16]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55年的云南地区,正值中國清朝後期。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17]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18]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19]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2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21]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22]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出現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龍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23]
  •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24]
  •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25]
  •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1910-1911年東北鼠疫的死者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26]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27],當時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譞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癒。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28],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 宣統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29][30] 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1919年、1926年、1932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29]

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全國檢疫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张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亚洲流感(1957年-1958年):首发于贵州,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2N2[31]

流脑大流行(1966年-1967年):疑似首发于广东省阳春县文革期间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联致使疫情扩散至全国,共造成16万余人死亡[32][33]

香港流感(1968年-1969年):首发于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疫情严重,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3N2),且该病毒是此前H2N2亚洲流感病毒的变种(抗原移型[31][34]

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

脊髓灰质炎(1955年-2000年):俗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江苏南通首先爆发大规模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35]。此后中国大陆每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有2万—4.3万例[36]

乙型肝炎(1970年代起):1970年代初,中国大陆乙肝出现大规模爆发,1980年代至1992年,全国约有1.2亿名乙肝病毒(HBV)携带者,占当时全球HBV携带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39][40],乙肝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病”[41]。截止2018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降至7000万例[42][43],每年乙肝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主要由于乙肝导致的肝硬化肝癌[44][45]

2020年COVID-19疫情: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后,武汉地铁6号线大智路站于当日10时发出末班车

1977年俄国流感(1977年-1979年):据研究人员估计,全球约70万人死于该病毒(H1N1[47],在中国北方城市、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最早开始流行[48][49],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该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事故或疫苗接种事故[50][51]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310,746人感染、47人死亡[52]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大陆有349人死亡[53]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2010年):全球共有15,93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有648人死亡。

COVID-19疫情(2019年-2023年):全球死亡人数688.1万(2023年3月10日)(11\10\\2023)

参见

参考资料

  1. ^ 見《殷墟書契》前編六十一
  2. ^ 《宋書》卷34《五行志》,第1009頁;《三國志》卷47《吳主傳》,第1145頁。
  3. ^ 《宋書》卷26《天文志》,第756頁
  4. ^ 《梁書》卷52《顧憲之傳》
  5. ^ 《梁書》卷2《武帝紀》
  6. ^ 《資治通鑑》卷162《梁紀‧高祖武皇帝十八》
  7. ^ 《北齊書》卷8《後主紀》
  8. ^ 《陳書》卷5《宣帝紀》
  9. ^ 《金史》卷十七《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二册,第387页: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10. ^ 10.0 10.1 10.2 John Frith. The History of Plague – Part 1. The Three Great Pandemics.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Veterans' Health. [2021-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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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清史稿·災異志》
  27. ^ 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谓:“是秋,京师瘟疫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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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黃文雄,《中國瘟疫史:兼論SARS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