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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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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228 Incident h.jpg
圆环缉烟事件后包围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抗议群众。摄于2月28日上午10时。
日期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
地点
起因导火线圆环缉烟事件

背景

  • 国民政府体制
  •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
  • 外省人垄断权位
  • 官员贪污腐化
  • 军队纪律败坏
  • 掏空民生物资
  • 文化语言冲突
  • 统制经济掠夺
  • 严重通货膨胀
  • 粮食极度匮乏
  • 失业问题严重
  • 歧视台湾人民
目标缉烟事件善后处理、政治改革
方法示威游行、谈判交涉、攻占官署、抢收武器、武装抗争
结果大量民众的伤亡
冲突方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包含警总特务营、忠义服务队
陆军整编21师
(直属独立团、438团、436团、434团、435团、直属工兵营)
宪兵第4团
宪兵第21团第1营
基隆要塞守备大队
高雄要塞守备大队
澎湖要塞守备大队
台湾各地区警察
国防部保密局特务人员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各县市分会
台湾各地区自组民兵
例如:嘉义民兵
(包含嘉义市大多中学生及邹族人)
二七部队
(其中包含百余名雾社泰雅族原住民)
雄中自卫队
台湾自治联军
斗六民军
领导人物
伤亡
死亡大量民众的伤亡

二二八事件台湾于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的事件。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28(次)日的陈抗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本省人外省人报复攻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1]。此事件,造成民众大量的伤亡

此事件亦称作“二二八大屠杀”[2]、“二二八革命”[1](pp14-16)、“二二八起义”、“二二八事变”、“二二八惨案”、“二二八民变”等。

1945年,国民政府接替日本治理台湾,然而来台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抱持着胜利者的优越感对满是日本风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3]:38[4](pp101-102)[5]:41[6][7][8],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卫生条件等缺乏了解,见闻了来台人员的言行之后,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失望[2][5](pp41、43-44)[7][9][10][11],又因来台人员的法纪观念不佳而接连发生违法犯纪情事[5](pp37-39)[7][12]:23[13],与台湾日治时期的军政效率和治安形成明显对比[14],使得台湾人民对国民党与长官公署感到反感[9][15]。于是在政策不善[注 1]、军纪不佳、官员贪腐[6]、经济通膨、民众失业、经济倒退、歧视打压等情形下[6][9],导致官民关系愈趋恶劣,终于因一起缉烟血案而使累积一年多的民怨爆发[8]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16],依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4月25日〈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外省同胞死伤之统计表〉造成外省人死亡52人,受伤1364人,失踪10人;而监察委员杨亮功之“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则指出外省人死147人、伤1364人[4][17]。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较具规模[18][19][20],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请求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增援军队于3月8日起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更实施清乡。二二八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根据行政院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总计死亡人数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2][21][22]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与台湾独立运动无关,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23],但是陈仪于3月2日向中央政府请求“派大军以平怨气”[24]时,蒋中正虽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25],且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导“禁止军警滥杀无辜”(他甫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24]。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26]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后台湾紧接着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至少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监禁;二二八事件数十年来成为禁忌的话题,成为后来族群对立冲突的原因。历经国民党政府多年的严密封锁与噤声,在党外人士对党国体制的持续冲撞下,二二八事件在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已经逐渐可以公开讨论,而不必担心因为触犯禁忌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政府和学术单位也对事件进行大量研究。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道歉,各地陆续为受难者建立纪念碑与纪念园区。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将2月28日订定为和平纪念日,建碑并对受难者家属赔偿和恢复名誉,但台湾每年到了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前后,还是纷传抗争与蒋介石铜像及228纪念碑遭破坏之情事。[27][28][29][30][31][32][33]

事件发生背景

国民政府体制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中华民国正处训政时期,当时的政府是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制订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34],由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领军[35],不仅指挥国民政府军(简称国军)[36]政权治权也完全属于该党[37][38]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甲项规定,命令日军向麦帅指派的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投降[6],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接管台湾[4]:12,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受降典礼台上悬挂着同盟国英、中、美、苏四国同等大小的国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向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将北纬十六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现今的越南北部和老挝)、台湾、澎湖等地区交由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代表同盟国军事接管[1]:168[4]:12

在日本的统治下(1895年至1945年),台湾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现,但仍然属于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使台湾人饱受压迫[5]:43,此种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后来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1945年10月5日,“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中将首先率领幕僚抵台并发号施令[5]:24[12]:4,结束台湾自日本宣布投降以来的“政治真空期”[4]:13。10月17日,陈孔达的国军七十军三千人连同政府官员,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于浙江宁波美军运输舰载运护送至台湾基隆登陆,并进入台北市,满怀期望的三十万民众砌成人墙夹道欢呼热烈迎接[4]:20-26[6][12](pp4-5)。1945年10月25日,陈仪将军代表麦帅委任的盟军将领蒋介石来台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的投降,于此日起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正式代表同盟国接管台湾。

外省人垄断权位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湾后,满怀期望的台湾人原本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3]:23[4](pp26-28、39)[5]:43[12](pp18-19),但是在台湾政治方面,行政长官陈仪本人不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还身兼军事大权,权力之大较过去的日本总督有过之无不及[3]:18[4]:35[6][12](pp6、11)[39]:107,而政府的中高级职位几乎由外省人垄断[3]:19[4]:39[5]:48[12](pp19-20)。行政长官陈仪以下九个处的十八位正副处长之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自大陆返台的台籍人士(即宋斐如,殁于二二八事件)[5]:46[6][12]:19;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位台籍人士,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仔[6],并不受台湾人欢迎[3]:49[5](pp46-47)。根据1946年11月由长官公署发表的统计,简任及简任待遇级官员,台籍仅占0.82%;荐任及荐任待遇级官员,台籍仅占6.63%[4]:38,而且在极少数的荐任、简任级台籍人士当中,大陆返台的半山就占据里面的70%[5]:47。曾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秘书潘鼎元即指出:“服务机会不均等,如各机关高级人员以外省人居多,而台湾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40]

此外,许多机关单位也充斥“牵亲引戚”的用人作风[3](pp19、23-24)[4](pp40-42),案例不胜枚举,最明显的例子,如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职员为该院院长的亲戚,占全法院职员过半数;台北县长安插两百余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无能力,并将许多原来的人免职,即使连一般公司、工厂,也同样因为这种裙带关系,而将求职青年排除在外。《民报》于1946年10月18日的社论指出:“不论是官衔、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满,连下层员工都不录用”;同年9月16日的社论指出:“牵亲引戚、营私舞弊的腐败政治,台胞已讨厌了,封建性包办政治是更讨厌的”[4](pp40-41)。即使能谋得工作的人,也因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待遇不平等,同一级职同一工作,外省人的薪俸比较高,甚至高出一倍,这种差别待遇比起日治时期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距还大,因而台湾人对此种情况感到更为痛苦[4]:42[5]:48[12](pp19-20)

官员贪污腐化

自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后,贪污案件的新闻报导不断[12]:21,例如贸易局勾结商人,获利一亿多元[4](pp45-46);贸易局长于百溪隐匿变卖接收的日方物资,得款数千万元[5]:67。另外,于百溪被《民报》公开爆出贪污五百万元的证据,陈仪于是派人警告《民报》,不得再揭发隐私[5]:68;专卖局长任维钧侵吞鸦片70公斤,私运香港变卖获利,并推说鸦片是被白蚁吃掉的[3]:24[4](pp47-48)[39](pp102-103);陈仪旧属台北县长陆桂祥伙同裘区长变卖日方物资,得款一亿多元[12]:21,事情爆发后,陆县长叫人放火把台北县政府会记室及税捐稽征室焚毁以湮灭证据[3](pp24-26)[4]:48[5]:69[39]:102

事件爆发之际,台湾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1949年投共)、民政处长周一鹗(1949年投共)、财政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等陈仪在福建时期旧部被台湾人团体指责为陈周遭贪官污吏之“四凶”,导致政治黑暗、米粮外流、人民无谷为炊,被指名要求究办。[41][42]其中葛敬恩被指为收受、侵吞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黄金,其女婿李卓芝担任台湾省印刷纸业公司总经理,亦涉及“劫收”台湾贪污两千余万元。[5][43][44][45][46][47]

贪污案件不仅出现在高官,连检察官、法院院长、教师都贪污,金额也不少[3]:26[12]:21。就《民报》一家报纸而言,自1945年国府接管台湾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短短一年多之间,贪污案件的报导就有五十件,若再加上其他报纸以及未曝光者,则不知其数,台湾人目睹这种情景,则感到失望与悲愤[3]:27 。《民报》于1946年10月26日的社论〈祖国的怀抱〉即指出:“祖国的政治文化的落后,并不使我们伤心,最使我们激愤的,是贪污舞弊,无廉无耻”[4]:45

军队纪律败坏

驻台的国军因为军纪败坏,造成严重的治安问题与社会动荡[4]:70。许多军人除了偷窃以外,耍赖、诈欺、恐吓、调戏、抢劫、打家劫舍、强奸、杀人,无恶不做[3]:38[4]:73[12]:23。不仅乘车不买票、买物不给钱、看戏不买票,反而开枪示威,因而惹起了无数纠纷,也激起台湾民众无法抑制的愤怒[5]:37[12]:21。军人不仅洗劫台湾人、也洗劫日本人,有时不同派系的军人恰巧同时抢同一户人家,为了争夺抢劫目标而互相打斗[5]:39。军人下手的目标,除了民众以外,许多公共设施,如电话线、水道管、消防栓等都被偷走,连铁路自动开关和信号也被拆除变卖,直到发生几次严重车祸才被发觉[5]:39。军人开枪滋事的案件,屡见不鲜,仅就1946年2月上旬于《民报》报导关于军人开枪等胡作非为的新闻,就有五起[4](pp75-76)[5]:37,曾任驻台国军宪兵第四团团长高维民于回忆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上面说:“由于军队纪律废弛,一言以蔽之,奸淫掳掠”、“当时我已经看定了这个地方会出问题”[4]:76。因为国军初抵台湾当时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又见到军人杀人越货、鱼肉乡民的作为,台湾民众内心遭受很大的打击[3](pp38-39)[4](pp76-77)。当时的省参议员韩石泉于1956年发行的〈六十回忆录〉对此表示:“随身携枪之士兵警员特多,因此时肇事端……此实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导火线。”[4]:77

1946年4月18日的美国《匹兹堡新闻英语Pittsburgh Press》,标题:The Tradegy of Taiwan(台湾的悲剧)指出两个只有八岁的男孩在地底下辛苦挖煤,除非透过黑市交易,否则台湾人民是绝对拿不到的。

掏空民生物资

行政长官公署让“资源委员会”将台糖公司在战后所接收的15万吨白糖,无偿转交给贸易局,运往上海出售,售款由四大家族与陈仪所属的政学系分赃殆尽,导致台湾糖价暴涨,而且比在上海还贵,并使台糖缺乏再生产资金,转而向台湾银行大量贷款,引起省参议员王添灯在议会对陈仪的愤慨指责[3]:24[4](pp45-46)[5]:79[39](pp110-111)。天津《大公报》于1947年2月21日的社论〈请爱护台湾这片干净土〉指出:“就物质往来论,祖国大陆是占了台湾的便宜的。多少糖由那里运出来,多少、多少香蕉波罗蜜由那里运出来。”[4]:62就工厂而言,在陈仪政府接收后,许多工厂的成品、原料、机械、厂房逐一被变卖到上海,造成大量工厂的关闭,导致民生用品缺乏与大量人口失业[5](pp58-59)。另外,在台湾严重米荒之际,饥饿的台湾人在配粮处大排长龙,接收大员则将一船船的台湾白米走私到日本,换取一箱箱的黄金,中饱私囊,于是使得接收大员来到台湾没有多久就一一“五子登科”,即取得了位子、条子(金条,一说钞票)、房子、车子、女子[3]:27[4]:43[5]:66[39]:107。中国大陆记者唐贤龙就指出:“自从国内的很多人员接管以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时那一套毛病,统统都搬到了台湾”[4]:44

统制经济掠夺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后,采取全面性的统制经济[4]:49。日本人所留下来的237家公司企业,六百多个单位,全被纳入长官公署所属各处室所设的27家公司来经营[3]:29[4]:49[5]:68。对樟脑、火柴、酒、烟、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然而“专卖局”所制的火柴、酒、烟品质差、价格又高,于是长官公署的专卖制度不但不能赚钱,还造成赤字,除此之外,就连许多民生物资,也都被纳入统制之列[4]:50[5]:77[39]:110,如此专卖统制措施,不仅不替台湾的建设着想,反而自台湾夺取利益,引起台湾人的不满[4](pp50-51)。另一个统制经济的代表机构则为“贸易局”,贸易局垄断全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举凡樟脑、米、糖、盐、凤梨、石炭、铝、煤油、水泥、造纸、渔产等,凡是能赚钱的生产品,几乎全由贸易局统制,也只有贸易局可以卖,公开大赚其钱与民争利[3]:30[4]:52[5](pp76-78)[12](pp21、26)[39]:110。官员以官商勾结、亦官亦商的行径,从中获取暴利,台湾民众则广受其剥削,造成民生困苦,以及大量民众失业[4]:52[12]:11监察委员杨亮功和何汉文在1947年4月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中对此指出:“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3]:30[4]:54

严重通货膨胀

由于官场贪污舞弊、外行领导内行,厉行统制经济下,许多公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不但资金不能自给自足,还要扩充生产设备、购买原料,所需资金都向银行贷款,于是台湾银行一向以公营事业及交通事业为主。因为贷款的增加,使银行印制钞票因应,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此又再增加公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3](pp30-31)[4]:58[12](pp7、11)。另外,由于盟军的轰炸,超过半数的工厂没有开工,接收者又不善经营,造成生产大减,加上糖、米等物资大量运往中国大陆,造成台湾可用物资大减,也促使通货膨胀[3](pp31-32)[4]:61。就米价而言,自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1947年初,中国大陆物价指数最高的上海,还不及台湾的物价,同样一担米,在上海只卖二千元,在台湾要卖四千元[5]:81,而且上海的米大多数来自台湾,价格却远低于原产地[5]:82。1947年1月,一千元法币可换36元台币,到了2月,却涨至56元台币,当时在台湾的中国大陆记者唐贤龙就说:“法币在中国,几乎到处跌价,随时贬值;但在台湾却是唯一的例外。不但不涨价、不贬币,且反而大走红运,步步高升!”[5]:83由于以不值钱的法币换台币到台湾买东西,都比在中国大陆便宜,于是中国大陆的军政机关一味地利用不值钱的法币换取台币,在台湾搜刮物资[4]:62

粮食极度匮乏

随着物价的暴涨,影响层面最大的,是紧接而来的米荒与饥荒问题[3]:32[5]:81。1945年11月27日,长官公署为实施粮食配给制度,组织二十余队“粮食劝征队”到全台湾各地征粮[5]:64[12]:24,收购价还不到农民的成本,平均台湾每人每日配米8两,远低于在中国大陆国军的25两,于是台湾人一天只够吃一顿米饭,而台北市到1945年12月中旬就停止配给[5]:64。米价开始上涨时,长官公署为了平息民怨,采取限制米价以及抛售存粮,以每人每周仅配给2公斤应急,但属无济于事[3]:32 ,一般的公务员与平民已经无力购买米粮,只能吃番薯杂粮、地瓜叶恒春一带的贫民则吃槟榔填肚[48]。1947年2月13日,一千余名台北市民于艋舺龙山寺游行请愿,向长官公署和市政府要求解决米荒之事,后来游行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公务员也加入游行[5](pp66、91)。《人民导报》于1947年2月22日第3版报导:“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睹”[3](pp33-34)[5](pp85-86),这种“路有冻死骨”的惨况普遍发生在整个台湾[5]:86

失业问题严重

由于国民政府接收工作脱节、生产事业萎缩与停顿,以及海外台侨及战后复员的军伕纷纷回到台湾等种种因素,造成失业人口激增[4]:66。很多工厂因原料缺乏而关闭,接收人员为了安插中国来台人士,将公营企业的台籍员工裁员[3]:34 。对此,长官公署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反而粉饰太平,声称失业人数没有超过1万人[3]:35[5]:81。根据1946年底《台湾新生报》的报导,台湾失业人口约为45万人。民众为了生活,铤而走险沦为盗贼的人数日益增加,造成治安恶化。不愿偷盗的人就沦落街头当乞丐。若不愿偷盗、行乞的人,往往以自杀结束生命[3]:35[4](pp66-68)。就算有职业的人,也可能领不到薪水,在在显示战后台湾人民的生活比日治时期更加困难[4](pp68-69)

文化语言冲突

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质询长官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台湾是自家人呢?或者是殖民地呢?”(《民报》1946年5月6日)

台湾跟中国大陆经过五十年的不同发展,两边已呈现相当大的差距[3]:40[4]:90。1945年台湾每人平均分配发电容量是大陆的50倍,台湾的工业化程度也远超过大陆,台湾学龄儿童就学率也超过大陆,台湾人的识字率也超过大陆,而且40岁以下没有文盲,足以显示台湾较中国大陆有长足的进步[4](pp90-94)[5](pp43-44)蒋介石在1945年2月于重庆举办的“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班”致词时表示:“日本治台多年,成绩甚佳”。除了硬件以外,在软件方面,由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普遍养成整洁、守法、守时、负责尽职等等习惯与观念,也提升了社会文化、改变了生活品质[3]:41[4](pp90-94)。但是由于台湾人长期受到日本人的压迫,对中国自然加以理想化而向往,后来才发现与心目中的中国差距甚大,心里便产生不适应与失落感[4]:84[12](pp23、26-27)。至于大陆人方面。由于台湾人以福佬话日语沟通,对于北京话相当陌生,而中国大陆来台人士面对这种语言沟通问题即产生困扰,就剥夺不懂北京话的台湾人服公职的权利[3]:40[12]:19。另外,由于中国历经中日战争的缘故,使得战后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台湾到处充满日本气息,觉得刺眼与反感[3]:41[4](pp98-99),来自中国大陆的接收大员并以“征服者”、“战胜者”的态度对待台湾人,使台湾人深感不平[4]:101[12](pp22-23)[39]:101。中国北平的《民主周刊》于1946年3月18日的〈台湾的隐忧〉文章中说:“接收人员那种耀武扬威的战胜者姿态,和一个侵略者在别人的土地上有什么两样呢?”香港《知识青年》于1947年3月16日的文章〈台湾的灾难〉中说:“我们的接收官员都是一群带有强烈掠夺性的亲戚同乡等关系结合的封建集团,他们以新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用元朝对待南人一样的态度,对待台湾同胞。”[4]:102由此可知,战后台湾人对于来自对岸的文化,已经产生隔阂与适应不良[4](pp102-103),而双方的心结与怨愤,造成了日后的各种冲突[3]:42

1946年3月21日,美国《华盛顿每日新闻英语Washington Daily News》大篇幅报导“中国人剥削台湾比日本人更严重”(CHINESE EXPLOIT FORMOSA WORSE THAN JAPS DID)。

歧视台湾人民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握有控制权的外省人并不信任台湾人,认为他们被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6][49][注 2],其误解及歧视“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5]:71。当时中华民国国语官话,而本省人不熟悉此种语言,致使本省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相关层面上遭遇不平等待遇,更造成族群隔阂[6]

诗人王白渊于1946年1月25日在《政经报》发表的〈告外省人诸公〉表示,许多外省人认为台人被日本奴化五十年,但台人几乎没有被奴化。他认为,不熟悉国语就是被奴化的见识“过于浅薄”,外省人对台湾省抱有殖民者似的优越感,加深了两者隔阂。[4](pp100-101)[50]。《民报》于1947年2月19日的一篇〈可怕的心理破坏〉社论中写着:“(外省人)时常说我们(本省人)奴化,当初我们很愤慨,不知道指什么为奴化,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礼义廉耻于度外,才能够在这个‘祖国化’的社会里生存”[4]:108[51]

事件爆发

缉烟血案

二二八事件爆发地点——天马茶房门口,茶房现已倒闭并被拆除重建。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点半左右,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会同警察大队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前查获一名育有一子一女的40岁寡妇林江迈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全部的香烟,以及身上所有的钱财。[3](pp43-44)[4]:114[5](pp98-99)[12]:48[39]:120 林妇表示生活困难,双脚跪地苦苦哀求至少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缴税的专卖局公烟,不然全家人将会没有饭吃,然而查缉员不予理会。许多围观的民众纷纷加入求情,而林妇紧抱着查缉员不放,查缉员叶得根心生不耐,愤怒之下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头部,林妇顿时血流如注,满脸是血昏迷倒地。围观民众目睹林妇的遭遇后极为愤怒,蜂拥而上四处喊打,六名查缉员立即弃车分头逃逸。其中不断被路人抱住的傅学通逃到永乐町开枪乱射,子弹击中了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20岁,胸部中弹,送医次日死亡)[3](pp44-46)[4](pp114-116)[5](pp99-101)[12]:48[39]:120。随后查缉员逃至永乐町派出所,再被转送到中山堂旁的警察总局[52]激愤的群众六、七百人于是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后来听闻警察局人员表示六人被送往台北宪兵队看管,民众得知后于晚上九点多包围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宪兵团长张慕陶不正面回复,并要求宪兵做出射击姿势,两边的交涉一直得不到结果[3]:46[4]:116[5]:101[12](pp48-49)。由于过去专卖局的查缉已造成数起死伤,而这次事件又有过去缉烟伤人的累犯(即盛铁夫),民众于是在细雨中彻夜包围警察总局与宪兵队,直至天亮仍不散开[5]:101[12]:51[39]:120。林妇的原始调查自白书影本,在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网站里,再度呈现。[53]

因缉烟血案造成一死一伤,愤怒的群众包围专卖局台北分局并焚烧物件(2月28日上午10时)。

围攻专卖局

由于缉烟血案未获解决,于是隔天2月28日上午九时,民众沿街打锣通告罢市[3]:48[4]:116[12]:51,在街头轮流演讲,积怨已深的市民群体展开罢工、罢市,大小商店即刻响应相继关门,市民纷纷涌上街头观看,市区挤满人群,尤其大稻埕人山人海,民心愤慨,群情激昂。2月28日上午九时多,民众以案件未得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全市商行,立即响应,相继关门,民心愤慨,群情激昂,全市骚动[54]:419。上午十时许,愤怒的市民冲入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台北分局,痛殴专卖局职员,当场打死两人、殴伤四人,捣毁办公器具及玻璃,并将烟、酒、火柴、汽车等物搬出户外焚毁[3](pp48-49)[4](pp116-117)[5](pp104-105)[12](pp51-52)[39](pp120-121)。十二时许,民众前往南门专卖总局,因门户紧闭仅打破玻璃。民众又冲入前后任专卖局长的公馆捣毁器物,专卖局南门工厂亦被捣毁,因专卖局造成的民怨由此可见[3]:49[5](pp105-108)[12]:52 [注 3]

公署卫兵开枪事件

2月28日中午12时,台北火车站前面正集结准备前往行政长官公署请愿的群众(大树的上方),另外还有一些四处紧急通告与旁观的民众。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厅舍,即今行政院厅舍。

2月28日下午一时许,数千名群众以锣鼓为前导,前往行政长官公署(今行政院)请愿,沿途高呼“枪决犯人”、“撤销专卖局”的口号,人潮由延平北路口的北门挤满到台北火车站前。群众行进至中山路路口,还未进到公署广场前,公署楼上卫兵立即开枪扫射,当场造成许多人死伤,民众恐慌四处奔逃,使得情势更加复杂,此为局势恶化的关键[3](pp49-50)[4]:117[12]:52[39]:121。由于这种无差别射击,激怒了更多的民众,原本民众的愤怒也达到顶点,并爆发自战后以来累积的省籍矛盾,新仇旧恨一齐爆发[5]:109[12]:54[39]:121。台北市即时陷入混乱,学校全部停课、机关人员逃走一空,民众四处搜寻外省人并加以殴打,本町正华旅社与虎标永安堂首先遭到民众捣毁[3]:50[4]:117[5]:109[12](pp54-55)

下午二时许,民众聚会于中山公园(今台北新公园)开群众大会,并同时占领公园里面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报导事件经过,并批判台湾自战后政治黑暗、贪污舞弊、民不聊生,并呼吁台湾人与其饿死,不如起来反抗,驱逐各地贪官污吏以求生存。次日起,全台湾各地先后知悉台北的消息,事件蔓延全台湾。[3](pp50-51)[5]:111[12]:54[39]:122

为了应付变局[54]:419,下午三时,警备总司令部眼见情事危急,发布台北市临时戒严令,并派遣武装军警乘坐大卡车巡逻台北市区,见到台湾人的穿着打扮便开枪扫射。民众再度包围专卖总局、铁路警察署、交通局等,并发生军民冲突,许多民众遭到射杀,一些询问铁路交通情形要回家的学生也遇害[5]:111-113。邮政总局前的军民冲突中,民众伤亡数十人。[12]:55[39]:123

下午五时许,台北最大的新台百货公司也被捣毁,有人乘机偷窃百货物品,都被民众抓起来殴打。私人汽车、卡车十余辆被焚毁。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被殴打[3]:50[4]:117[5](pp109-111)。当时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汪彝定指出,外省人大多是被棒打或棍击,尚未见武士刀,攻击妇孺老弱的现象不太多,强奸案只偶有传闻。据闻,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人被木棍打成瘫痪。[12]:55

全台冲突

初期冲突

公署卫兵开枪扫射民众事件发生后,民众进入台湾广播电台说明流血事件经过,控诉战后陈仪政府贪污腐败、军警暴行、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呼吁全台民众驱逐各地贪官污吏。

3月1日,台北市民众包围铁路管理委员会,警察大队自楼上开枪扫射造成18死、40伤[5]:124板桥民众攻击台北县政府和供应局仓库,士林新店民众亦抢劫供应局物资和武器[3](pp51-54)[5]:127[12]:74淡水瑞芳传出殴打外省人情事,而金瓜石的台湾铜矿筹备处职员宿舍则遭捣毁[3]:52[5]:127。一批青年学生自北部抵达新竹市演讲并呼吁民众起义,民众开始殴打外省人及其经营的商店,分头袭击派出所、法院、政府机关和官员宿舍[3]:52 ,三四百名竹东镇民众则袭击派出所,且焚烧水泥工厂、化学工厂[12]:81,镇长开会组织自卫大队维持秩序[12]:81。同日桃园镇民众接收新竹县政府,从里面搬出牛奶、米粮分配给民众[3]:52[12]:77。民众包围警察局,遭警察以机枪扫射,死亡数十人。民众袭击新竹县政府官舍,在县长朱文伯家中搜出三百万元、大量罐头食品与米粮;在公务员洪姓民政科长家中搜出六百万元,及大量米粮、牛奶、牛肉,民众并焚毁现金[5]:128[12]:77芦竹乡乡长林元枝率领民众进攻埔心机场夺取枪械弹药,但遭台北警察大队击退,于是转往大溪[12]:77

各地到了3月2日仍陆续骚动,各地冲突也不断扩大。过去不满败坏军纪的基隆金山(今新北市金山区)居民成立保安团,并包围金山炮台。之后军队在新竹都城隍庙、旭町附近枪击群众,民众死8人、伤18人,伤者后来又死8人[12]:78,一些民众则无故遭羁押或定罪。在杨逵锺逸人宣传下,台中市民于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推举谢雪红[55]为市民大会主席,会中强烈批评陈仪政府暴政[1](pp127-128)[5](pp140-141),之后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许多学生前来汇集[1](pp128、132)[4]:119[5](pp140-141、155),分别包围警察局、专卖局台中分局、前台中县县长刘存忠住宅[1](pp128-130)[3](pp53、285)[5](pp141-142)

彰化市在3月1日便发生民众于彰化车站殴打军人状况,隔天数百名民众破坏警察局并殴打警官,要求罢免警察局督察长沈宝通[3]:53[4]:120[12]:96;并经市长王一麐核准后由参议员吕世明代表参议会保管武器[3]:53[12](pp96-97),之后民众接管政府机关运作[4]:120。3月2日,嘉义市民众和学生各自编成队伍,在嘉义车站演讲、游行市区,并包围市长孙志俊公馆,捣毁焚烧器物[1]:143[3]:53[5]:146[12]:105,并接收警察局、嘉义市政府等机关[3]:53[4]:120,大部分台籍员警也携枪加入民众的队伍[5]:159虎尾青年、学生和民众在接收区署与警察所后[12](pp102-103),组成武装部队进攻虎尾机场[5]:160[12](pp102-104),台中、竹山、斗南的民军抵达虎尾并加入战斗,与军队在虎尾机场进行白刃战[5](pp213-214)澎湖县则发生军人无故开枪射伤民众,但未引起更大混乱[12]:135

处理委员会

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王添灯,二二八事件时担任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多次与行政长官陈仪谈判,后遭逮捕,在国军审讯时被打到头破血流并遭淋汽油烧死,弃尸淡水河。身后遗留七名失去双亲的孤儿

在各地混乱之际,许多地方仕绅和民意代表出面与政府交涉,提出改革要求[3]:54[10] 。3月1日上午10时,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大会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3]:198[56](pp23-24),在中山堂成立“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1]:88[3]:198[4](pp126-127)[5](pp120-121);并推派黄朝琴王添灯周延寿林忠与陈仪会面[3](pp197-202),提出解除戒严、禁止军警开枪、共组处理委员会等请求[3]:198[4]:127[5](pp121-122)[56](pp23-24)。下午5时,陈仪于台湾广播电台首次发表谈话,同意参议员与政府合组处理委员会处理事宜,并承诺解除戒严,及邻里长具保后释放市民,但禁止民众集会游行[1]:91[3]:199[5](pp124-125)[12]:57

3月2日下午,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首次在中山堂举行,由参议会议长周延寿主持,周一鹗胡福相赵连芳包可永任显群为长官公署代表,旁听民众挤满会场[1](pp89-90)[3]:55[4](pp127-128)[5]:136,并采政治建设协会提出的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代表参加委员会,强化组织[3](pp55-56)[4]:128[5]:136[12]:61[56](pp23-24),并决议各县市参议员和国大代表亦可参与[3]:56[4]:128。自处委会扩大组织后,参与成员越趋复杂,国民党及陈仪属下的特务份子纷纷渗透、分化处委会[1]:95[5]:148[12]:59,而各派系领导权力问题浮现,又以蒋渭川的政治建设协会[5]:186刘明陈逸松的意见冲突最为明显[1]:95[3](pp56、321)[12](pp65-66),许多人遂转而寄望于新的组织[5]:186

3月3日至3月4日,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到行政长官公署沟通[3]:56[5](pp150-151、167-168);包括要求军队撤回军营、治安由宪警和治安服务队维持等[4]:128[5]:150[56](pp23-24)。处理委员会并决议通知全台17个县市组织处理委员会分会[1]:87[3]:56[12]:65[56](pp23-24)[注 4]。地方分会为处理各该地所发生之事件,并推派代表参加台北市二二八处委会,以推进工作[5]:166,但各分会参与程度不同[3]:57

情治单位反间工作

忠义服务队(属于警备总部之下的单位[12]:63[57])总队长许德辉在呈交军统头号人物——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反间工作报告书》中[58],详述他于2月28日晚经由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及陈仪之弟引见陈仪,面准创立忠义服务队应急制变的经过[59],明白透露当时情治单位利用黑道制造混乱的内幕。在吴浊流的著作《台湾连翘》中亦述及忠义服务队中的流氓实则在烧杀掳掠,烧毁外省人商店、殴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处委会的怀疑,一面制造中央派兵镇压的借口[1]:93[3](pp197-202;221-231)[39](pp146-147)[60]。“反间工作报告”的曝光,证实了数十年来,有关陈仪等人曾于背后严密操控二二八事件的传闻[61]

警备总部于四月初提出《台湾二二八事变报告书》[62],这份报告书透露当时的情治单位透过直属的许姓通讯员,化名高登进,参加政治建设协会为会员,平日侦知该会行动,事件中则由许氏领导台北22处流氓首领及部分学生进行反间工作,台中、台南、高雄、花莲等地亦如法进行,“收效宏大”[63]

武装抗争

台南沿路扫射民众的国军。

3月1日,高雄市市长黄仲图和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获知台北市情况后,开始准备因应策略[3](pp63-66、246-248)[64](pp403-409),隔天高雄县凤山冈山地区开始出现武装反抗。3月3日,高雄市民众则开始围攻第105后方医院,并有400名至500名民众在盐埕町攻击宪兵队,自派出所接受枪械弹药[3](pp51-54)[4](pp118-125)[5](pp148-165)[64](pp403-409)。民众还包围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焚毁局长童葆昭的座车[3](pp51-54、243-246、282-290)[5](pp148-165)。由于发生殴打、抢夺外省人及商店的情况[3](pp51-54),许多公务员退避至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3](pp243-246)[4](pp118-125)[5](pp148-165)[64](pp403-409);此时彭孟缉则认为已经形同叛乱[3](pp246-248),并调整军力布署以等待机会出兵[3](pp248-251)[64](pp403-409)。另外有数十名台东县民众包围田粮处、昌华公司米厂和县长宿舍,隔天部分民众更夺取宪警及台东机场驻军武器[4](pp118-125)[64](pp419-422)

而在3月3日清晨,台南市民众进入永乐町等派出所抢夺枪械弹药[4](pp118-125)[64](pp395-401)。同日在谢雪红号召下,治安队与人民大队攻占台中市政府等机关[1](pp126-131)[5](pp148-165),包括台中市市长黄克立、台中县县长刘存忠、专卖局分局长赵诚等300多名外省籍人士集中看管[1](pp132-143)[4](pp118-125)。之后武装部队收缴军警枪械弹药[64](pp382-389)。3月4日,外地民众抢夺冈山警察仓库枪械[5](pp166-185)[64](pp409-411),之后进攻要塞驻军但遭击退[4](pp118-125)屏东市民众则在屏东车站殴打外省人,集结至邮电局抗争[3](pp51-54)[64](pp411-414);之后胁迫市长龚履端将警察局武器封存,并占领市府及警察局[4](pp118-125)[5](pp166-185)[64](pp411-414)。而在同日,获得武装的民众亦攻击宪兵队,并要求空军驻军缴械[4](pp118-125)[64](pp411-414)

3月6日,不同于处理委员会与其下保安委员会主张的议会民主路线,400多名青年学生、地方民众、泰雅族族人成立二七部队[1](pp132-143)[3](pp61-63)[4](pp118-125)。其中由谢雪红自任为总指挥,锺逸人、陈明忠黄圳岛蔡铁城担任队长与参谋,其他干部有杨克煌、李乔松古瑞云等人[3](pp61-63)[64](pp382-389)。部队控制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宪兵队、军械库、广播电台[64](pp382-389),计划以武力对抗军队的武力镇压[5](pp202-222),并支援嘉义、虎尾等地与驻守军队的武装抗争[1](pp132-143)[5](pp166-185)。而在斗六警备队的协助下,云林民兵持续包围虎尾机场的驻军,双方爆发激烈战斗[5](pp202-222)。当天晚上,尽管虎尾机场部队拥有火力与制高点优势,但因粮食不足等原因,突破包围而撤至林内乡[3](pp61-63)[5](pp202-232)

嘉义战斗

一名受伤倒地的民众。

3月3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联合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三·二处理委员会、并组织嘉义防卫司令部[4](pp118-125)[5](pp148-165)。在市长孙志俊的要求下,驻守东门町罗迪光率领红毛埤军队镇压[4](pp118-125),但民兵成功反击[64](pp392-395)。当天下午,嘉义民兵攻击红毛埤第十九军军械库[1](pp143-146)[5](pp148-165)[64](pp392-395),并控制嘉义广播电台[4](pp118-125)。3月4日,3,000多名民众部队攻击军警人员和政府官员聚集的台湾省立嘉义中学山仔顶营地[1](pp143-146)[4](pp118-125)[5](pp166-185);然而罗迪光下令自嘉义中学山仔顶营地炮轰市区[4](pp118-125),造成9人死亡,之后连同孙志俊等人退守嘉义机场[1](pp143-146)[5](pp166-185)[64](pp392-395)

这时嘉义市外省籍公务员除了有800多人被拘禁在城市,另外有200多人困守在嘉义机场[4](pp118-125),另有南靖糖厂自行组织警卫队。3月5日,嘉义民兵联合攻击红毛埤军械库与嘉义机场[3](pp61-63),然而火力薄弱的民兵约有300多人伤亡,嘉义市男学生大动员参加战斗,女学生则救护伤患。处理委员会成员卢炳钦立刻联络吴凤乡乡长高一生支援,后者请汤守仁召集愿意支援的邹族民众[4](pp118-125)。在阿里山原住民部队[56](pp20-23)、台中部队、斗六部队、竹山部队、新营部队、盐水港部队增援[5](pp166-185),继续与红毛埤、嘉义机场的守军对峙[1](pp143-146)[3](pp61-63)[5](pp166-185),先后占领水源地与发电厂,并切断嘉义机场的水电设备与外界联系[1](pp143-146)[4](pp118-125)[64](pp392-395)。随后军方派遣代表沟通,民兵部队同意暂时停战[4](pp118-125)[5](pp166-185)

3月6日,在刘传能游说处理委员会和当地仕绅下,嘉义地区的守军与处理委员会进行谈判[1](pp143-146)。最后与包围嘉义机场的民兵达成撤离协议,同意军队缴交枪械、而民间提供粮食[3](pp61-63)。3月7日,嘉义民兵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守军自行焚毁库房物资,并撤往嘉义机场[1](pp143-146)[3](pp61-63)[4](pp118-125)[64](pp392-395)。民间部队取得红毛埤的枪械后,与其他民兵合力进攻嘉义机场[1](pp143-146)。但另一方面,军队在嘉义崎仔顶枪杀6名民众,并逮捕数十人。到了3月8日,嘉义机场守军的粮食一度匮乏,但随后获得从台北地区空运的弹药粮食和增援部队[1](pp143-146)[3](pp61-63)[5](pp240-246);同日机场水电恢复供应[4](pp163-176)[64](pp392-395),亦有民间人士提供补给[3](pp61-63)[4](pp163-176)

维持治安

高雄第一中学学生在二二八事件期间组织雄中自卫队,以维持学校附近治安。

3月2日,数百名国立台湾大学延平学院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及各高中学生在中山堂举行学生大会,决定组织学生队以维持治安及交通[1](pp87-92)[5](pp133-147)。之后在陈仪承诺下,处理委员会在3月3日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召开临时委员会,由许德辉组织学生成忠义服务队,以维持治安交通[1](pp92-95)[4](pp126-134)[5](pp148-165)[65](pp307-313),但其中的情治人员则接受林顶立指挥从事破坏工作[65](pp197-202、221-231、308-319)。由于台南县县长袁国钦带领官员避难[4](pp118-125),由新营镇镇长沈琼南维持秩序,并将外省人集中保护。台南市参议会则召开临时会议,组建临时治安协助委员会,并向台南市政府提出7项要求[5](pp148-165)[64](pp395-401),而青年学生则接管派出所、第三监狱、海关仓库、警察局保安队的枪械武器与物资[4](pp118-125)

3月4日上午,部分青年在台东县政府广场举行青年大会,要求政治改革[5](pp166-185),地方政府人员则提前至延平乡红叶村避难[4](pp118-125)。之后治安队伍接收台东县政府、警察局、邮电机关等部门后[5](pp166-185)[64](pp419-422),仍将武器保留原处,使得该区无重大冲突。彰化县青年则成立溪湖青年自卫队,推举林才寿担任队长。之后自卫队进入溪湖糖厂借用武器,以保护地方治安。同日,宜兰市民众收缴宜兰机场仓库、苏澳军需仓库与警察局枪械[4](pp118-125)[64](pp377-378),集中保护外省人并设立伤患救护所[3](pp51-54)[5](pp166-185)。新竹防卫司令苏绍文进驻后宣布新竹地区戒严[4](pp118-125),3月6日更颁发军民遵守事项[3](pp68-69)[64](pp381-382),期间部分民众无故遭到羁押[5](pp166-185)

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原本则是被部分群众趁乱闯入,并计划做为反抗政府的指挥中心后。然而部分学生不愿学校遭到外人占用,因此在校长林景元反对下,于3月4日组成雄中自卫队,由李荣河陈仁悲担任正副队长。之后加入高雄工业职业学校高雄商业职业学校高雄第一女子中学学生,以军训用枪械维持学校附近治安,并将学校作为外省籍市民的临时收容所。另外叶秋木也在屏东市组成自卫队,并暂时代理市长工作与接收警方交出武器[5](pp166-185)[64](pp411-414)。3月6日,在经协调而不通过军事区域后,2,000多名台南市学生发起无武装游行活动[4](pp118-125)

陈仪的两面手法

暗中调派部队

早在3月2日,陈仪(右)便暗中电请蒋中正(左)增援军队来台镇压[4]:138

事件发生当时,台湾约部署5,000名兵力及中央警官学校1,000多名师生。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曾紧急调派高雄县凤山、基隆与花莲军队进驻,但北上部队在新竹遭遇阻拦[1](pp87-92)[3](pp202-207)[5](pp120-131、148-165)[65](pp289-295)。其中陈仪和柯远芬认为处理委员会别有用心[4](pp145-158),除了派遣军情人员分化组织外[1](pp92-95)[3](pp197-202、221-231)[5](pp166-185),并通令各机关谨慎处置[3](pp54-61、319-323)。3月2日,陈仪公布四点处理办法,承诺将宽大处理[3](pp248-251)[5](pp133-147),但也电请国民政府调派第21师与宪兵营[3](pp202-207)[4](pp134-143、158-163)[56](pp24-26)[64](pp438-458)。3月3日,警备总司令部印发《告全体市民书》,同意处理委员会提出的禁止调派增援部队等建议,然而士兵回营后改换宪兵制服出勤,王添灯批评陈仪没有诚意,无法避免军民冲突,并呼吁民众当心[5](pp148-165)。隔天,得知陈仪向国民政府求援后,政府代表便不再出席处理委员会[5](pp166-185)

而随着发生接收地方政府与武器情况,中部与云嘉南地区更组建武装部队,处理委员会也提出政治改革要求[10],局势超过陈仪的预期范围[3](pp54-61)[64](pp438-458)[65](pp337-346)。陈仪持续指称发生叛乱[3](pp207-213)[66],要求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派兵镇压[3](pp54-61)[10][56](pp23-24)[64](pp438-458)[66]。之后他一方面继续与处理委员会协商[56](pp23-24),代表行政长官公署接受所有要求[3](pp54-61)[56](pp24-26),宣布将改组省政府和举办县市长民选[1](pp96-103)[3](pp202-207)[4](pp134-143)。另一方面则以特务制造镇压、搜捕民众的“叛乱”借口[1](pp92-95)[3](pp207-213、308-319)[4](pp145-158)[65](pp357-366),而警备总司令部也展开军事整备与人员布署[3](pp54-61)。行政长官公署秘密划定台北和基隆为戒严区,新竹和台中为防卫区。3月6日,陈仪向蒋中正表示军队兵力不足,要求调派2个师的兵力增援[3](pp149-154、202-207)[4](pp134-143)[56](pp24-26)[64](pp438-458),并提到部队驻台后再派遣官员探视[3](pp124-132)

3月6日,台湾省全体参政员紧急上电国民政府蒋中正主席,重申光复以来长官公署严重失政,积成民怨以至爆发二二八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湾政治,吁请速派大员来台协同处理,“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3](pp153-154)[12]:205

蒋渭川多次进出长官公署与陈仪会谈商讨解决方法,因得知陈仪已向中央请兵来台镇压,遂紧急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名义发出电文,期望获得蒋中正信任,特地委托台北美国领事馆转南京美国大使馆,转致蒋中正电文:“恳请蒋主席万勿派兵来台以免再激民心”(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于3月7日将此电文亲手交给蒋中正),但蒋中正电告陈仪,说“又接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由外国领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谈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动分子在外国领馆制造恐怖所演成”(《大溪档案》之“蒋主席致陈仪三月虞电”)[3]:154[12]:206[67][68]

军统局、中统局等驻台单位报告后[3](pp323-329)[4](pp158-163),蒋中正选择接受陈仪和情治单位的建议[56](pp26-30),将事件视为暴民组织的叛乱[3](pp149-154),并派遣整编第21师、宪兵第4团与附属部队前往台湾[3](pp154-161)[64](pp438-458)(直到3月13日,蒋中正才发电文给陈仪要求军政人员不得报复。3月14日,南京《建设日报》头版标题有〈借用援军武力报复〉、〈陈仪军临台湾)、〈施行恐怖政策大肆屠杀无辜〉[4]:176)。第21师部队于3月6日中午自上海出发[64](pp467-472),宪兵第4团则从福州市前往台湾[1](pp96-103)[5]:206。3月7日,第21师师长刘雨卿南京市飞抵台湾会面陈仪,并告知蒋中正的意向[4](pp145-158)[64](pp438-458)

假意谈判实则全面扑杀的战术

3月5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通过组织大纲,并于隔天选出常务委员会。

在与行政长官公署的谈判中,处理委员会成员蒋渭川、王添灯、廖进平等人认为不该只处理冲突,而希望展开全面政治改革[65](pp307-313)[65](pp327-337、366-373)。3月4日的议案中,除了商讨非法事件、治安维持等项目外[65](pp313-317),亦有政治改革内容[3](pp54-61)[4](pp126-134)[5](pp166-185)。之后处理委员会推派蒋渭川、陈炘、林梧村、学生代表40多人,前往行政长官公署提出三点意见[4](pp126-134)[5](pp166-185)[65](pp313-317)。3月5日,处理委员会通过组织大纲,确定以改革台湾省政治为纲领[3](pp54-61)[4](pp126-134)[56](pp23-24)[65](pp327-337),并决议前往南京市陈情[5](pp166-185)。除了治安、抚恤议题外,处理委员会还提出8项政治改革方案[3](pp54-61)[65](pp327-337)。同日,主张体制内改革的蒋渭川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5](pp186-201)[65](pp324-327),之后更质疑陈仪暗中调派军队,而陈仪回应不会使用武力镇压[3](pp202-207)[4](pp134-143)[66]

3月6日,处理委员会开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共有林献堂、王添灯、陈逸松、黄朝琴、李万居、连震东林连宗黄国书等17人[3](pp54-61、207-213)[4](pp126-134)[5](pp202-222)[65](pp327-337);同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10],表示将朝政治改革诉求发展[3](pp207-213)[4](pp126-134)[5](pp202-222)[56](pp23-24)。由于担心军队调派的消息曝光,陈仪透过广播表示愿意接受处理委员会的改革方案[4](pp126-134)[5](pp202-222)[65](pp337-346)。3月7日,因先前政治改革方案过于笼统,王添灯向处理委员会提出《三十二条处理大纲[3](pp54-61、308-319)[56](pp23-24)[65](pp357-366)[66],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各县市首长选举、台湾人出任警察、台籍官员超过一半等[1](pp96-103)[4](pp145-158)[65](pp327-337)。处理委员会开会期间,警备总部结合军统局出动特务份子混入台北市中山堂处理委员会现场展开情搜与分化工作,并进行大声鼓噪与扰乱会场,特务份子并于处委会处理大纲中添加军统所拟的各种脱轨的要求,做为后来被认定为反叛中央的条件,以为镇压的证据[39](pp140-141、146)[69][70][71],于混乱情况下另外再被特务份子加入不合宜的要求,制造国军镇压的借口[1](pp96-103)[5](pp223-232)[39](pp140-141、146)[56](pp23-24)[65](pp327-337、357-366)

同日下午,处理委员会代表黄朝琴、王添灯、吴国信等人将处理大纲面交陈仪[3](pp202-207),但遭得知援军将抵达的陈仪拒绝[3](pp54-61)[4](pp145-158)[5](pp223-232)[56](pp23-24)[65](pp357-366),后者并指控处理委员会公然叛乱[1](pp96-103)。会面结束后,王添灯在晚上6时透过台湾广播电台说明事件原因和经过[3](pp161-169),并宣读《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内文与遭陈仪拒绝的详情[5](pp223-232)[65](pp366-373),表示处理委员会协调和建言任务结束[1](pp96-103)[3](pp54-61)[4](pp145-158)。同时陈仪知悉国军增援部队即将到达,开始拟定详尽的武力扫荡计划,下令部队集合待命[3](pp234-238)、维持交通与发电厂[3](pp202-207)[64](pp467-472)、监视处理委员会行动等[3](pp66-68)[5](pp233-239)[64](pp493-503)。到了隔天,黄朝琴、刘启光等处理委员会成员向行政长官公署与警备总司令部表态撤回处理大纲[5](pp233-239)[64](pp438-458),政治建设协会亦发表《告同胞书》表示反对[65](pp366-373)

高雄镇压

3月6日,彭孟缉的军队开始攻击高雄市政府等地。

由于宪兵占领高雄车站,并在二楼架设机枪不让民众接近,原本依赖铁路运输的粮食无法进入高雄,严重影响人民生计,雄中自卫队于是另组决死队,在3月5日上午10时,由陈仁悲担任队长,兵分三路进攻高雄车站驱逐驻扎车站的宪兵队[56](pp20-23)[72]:53。但因火力差距悬殊,经历5个小时交战后撤离,雄中毕业生颜再策腹部中弹丧生,当天,三块厝附近的军队也被学生自卫队包围[72](pp55-56)。3月5日,根据彭孟缉〈二二八事变之平乱〉的说法,部分青年学生想要攻击要塞司令部,彭孟缉以日语要求缴械投降,否则炮击整个高雄市区,另一方面以八门七五炮炮击高雄市体育场展示武力[3](pp64、246)[12]:117。彭孟缉的军队向鼓山一路一带扫射、封锁[12]:117,面对部队攻击的威胁,处理委员会于下午2时推派黄仲图、彭清靠林界凃光明曾丰明等7名代表,希望禁止彭孟缉的巡逻队再继续射击高雄市民,以及威胁处委会[4]:143[5]:214[12]:117[56]:24-26。然而彭孟缉不予接见,因为彭已决定采取全面军事行动,为了加紧行动与保密,以假意谈判拖延时间准备军事行动,于是约定隔日再来司令部商谈[3]:252-253[12]:117。司令部于夜间更加细心计划,由参谋长率领各队长侦察地形[3]:253

3月6日,谈判代表在与彭孟缉讨论时[66],代表们反遭彭孟缉批评[3](pp63-66)。谈判破裂后,彭孟缉指控凃光明试图带枪挟持,下令逮捕枪毙范沧榕、曾丰明与凃光明,且逮捕监禁另外4人[56](pp24-26)。下午2时,彭孟缉命令部队会同第21师独立团第3营展开镇压,分三路攻击高雄市政府、及民众占领的高雄车站与高雄第一中学[3](pp63-66、254-258),随后民军即与军队交战。何军章领导的21师独立团第3营抵达高雄车站后,便扫射车站人群,民众躲入高雄车站地下道也遭军队扫射,造成多人伤亡[3](pp63-66、254-258)[12]:119,之后军队追击逃散各处的民众[5](pp202-222)

这时处理委员会和民众因等待谈判结果而守在高雄市政府礼堂[5](pp202-222),高雄要塞守备大队陈国儒部包围建筑后[4](pp143-145),直接丢入手榴弹并开枪扫射人群[3](pp63-66、254-258)[56]:24-26,高雄市政府礼堂里面的参议员黄赐、律师陈金能、参议员许秋粽王定石等五、六十人遭到枪杀[3]:63-66[4]:143-145[12](pp120、316),躲藏在防空壕的民众被军队丢入手榴弹,民众跳入高雄爱河躲藏也遭军队开枪扫射[12]:120。3月7日下午,部队在市区展开绥靖、清乡,尔后军队召开多次善后会议,逐户清查户口、收缴武器、抛售粮食、展开救济、调查损失、恢复交通[3]:71,但也发生抢劫民户、强暴妇女等事[3]:66[64](pp403-409)。3月8日,第21师何军章团的刘和啸领导的部队进驻屏东地区[73][74],宪警开始大规模拘捕嫌疑犯,展开搜缴武器、清查户口、恢复秩序、惩罚犯人、抚恤伤患、调查损失等工作[3]:71

军队镇压

援兵抵达

基隆和平岛,原名“社寮岛”,二二八事件在军队的武力扫荡下,海面上遍满浮尸,令人害怕,为祈求和平、杀戮不再,社寮岛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更名为“和平岛[75][76][77]

3月8日中午12时,张慕陶向处理委员会成员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并表示政府不会调派军队[1](pp105-116);而只要民众不要求解除武装[1](pp105-116),亦不会采取军事行动[3](pp264-269)[4](pp145-158)[5](pp233-239)[65](pp366-373)。到了下午2时,前往台湾调查的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5](pp233-239)[64](pp472-480),和由刘雨卿领导、约7,000名兵力的整编第21师和宪兵第4团陆续自基隆港登陆[3](pp66-68)[64](pp438-458、467-472),另有3,000名兵力自高雄港登陆[1](pp105-116)[4](pp163-176)[56](pp26-30)。由于要求以强势武力镇压动乱,部队在未靠岸前便以机枪扫射[1](pp105-116)[3](pp273-275)[4](pp163-176)[56](pp26-30)。当天晚上,基隆市宣布戒严,部队于登陆后四处搜捕民众,主力向台北推进,沿途朝人群密集扫射[3](pp273-275、282-290)[5](pp233-239)[64](pp375-376),数百人以铁丝捆绑并推入海中处决,单人则装入麻布袋丢入海里[1](pp105-116)[3](pp269-273)[4](pp163-176)[5](pp240-246)[39]:151[56](pp26-30)。期间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在协调让米粮车辆通过检查哨时,遭到警方带走枪杀[1](pp105-116)[3](pp282-290)[5](pp240-246)

晚上10时30分,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总攻击[3](pp234-238、264-269),在中山堂处理委员会处理各部门事务的二百多名青年学生遭军队杀害,开会者遭到逮捕或击毙[1](pp105-116)[3](pp66-68)[4](pp163-176)[5](pp240-246)[56](pp26-30)。隔天凌晨,宪兵第21师第1营抵达台北市后[64](pp467-472),陈仪依《戒严法》宣布台北、基隆地区全面戒严[1](pp105-116)[3](pp66-68)[5](pp240-246)[56](pp26-30)[64](pp472-480);部队进驻圆山地区、警备总司令部、行政长官公署、台湾银行等地[5](pp233-239),并因士兵开火造成多人死伤[3](pp66-68)[4](pp163-176)[56](pp26-30)。接受政府号召参与维护治安工作的一百多名不满二十岁的各学校中学生,被军队拘捕押到圆山仓库广场前集体射杀,此即圆山事件[1](pp105-116)[3](pp231-234)[4](pp163-176)[5](pp240-246)[39](pp147-148)。部队之后依计划巩固基隆、台北、新竹地区[3](pp66-68)[56](pp26-30),在将台湾各地分成5个绥靖区后,南北两路部队分别向北和向南推进扫荡[3](pp154-161)[4](pp163-176)[64](pp438-458)

新竹地区展开绥靖工作时,在员树林虎头山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3](pp68-69)。而由于陈仪曾许诺民众认为县市长不称职时,可由当地参议会推举人选、并呈报行政长官公署核准[5](pp202-222),台南市参议会和花莲县参议会在3月9日票选汤德章张七郎为县市首长[4](pp134-143)[5](pp240-246)[64](pp395-401、415-419)。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和其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3](pp54-61、66-68)[66],将成员列为黑名单[1](pp120-126)[3](pp234-238、329-333)[5](pp223-232)[64](pp472-480);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等民间报社[64](pp472-480);审查学校职员[1](pp120-126)[3](pp66-68)[64](pp472-480);查扣反动刊物[3](pp66-68);禁止集会游行,自此控制相关报导。行政长官公署还派遣军警人员,以叛乱罪逮捕或暗杀处理委员会各部门干部[3](pp66-68)、国民大会代表、地方仕绅和社会菁英[3](pp264-269)[4](pp176-186)[5](pp247-259)[56](pp30-32)[64](pp493-503),仅有林献堂、陈逸松、刘明等少数人幸免[3](pp329-333)

北部地区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4月制作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

尽管前两天遭遇零星冲突,但3月10日大量部队进驻并巩固台北地区后[3](pp154-161),该区镇压行动未经任何反抗便结束[3](pp66-68)。在军事当局未能有效防范、军纪不佳的情况下,警察、警备总司令部、宪兵队开始直接殴打、逮捕嫌疑人[1](pp105-116)[3](pp234-238、264-269),部分民众必须用金钱贿赂或特殊关说以逃脱定罪,也有不法军警借机勒索敲诈或掠夺私人财物[1](pp120-126)[3](pp239-240、290-294)。在基隆要塞司令部司令史宏熹指挥下,所属部队与整编第21师438团第2营合作,自3月10日在基隆市区八堵[1](pp105-116)[3](pp269-273)社寮岛、宜兰等地区展开绥靖工作[3](pp66-68)。同日,整编第廿一师师长刘雨卿对省民广播,表示国军来台目的[54]:423。由于金山乡保安团持续包围驻守军队,第21师也紧急派兵增援金包里(金山)驻军[3](pp66-68)。而在3月10日早上,一辆载满士兵的军用卡车进入金山乡扫射路旁民众,是为金山事件

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林茂生博士遭到国民政府捕杀。

3月10日,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在和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李瑞丰兄弟会面时,遭到宪兵逮捕而失去下落。3月11日,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在于住家遭宪兵队逮捕,并被张慕陶下令淋上汽油烧死[3](pp80-86、264-269)[4](pp176-186)[56](pp30-32)。另外行政长官公署亦对新闻媒体展开清肃[1](pp120-126),包括作为《民报》创办人的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3](pp80-86)、担任《人民导报》首任社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及《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链和总经理阮朝日等人[56](pp30-32),分别遭到情治人员带走后失踪[4](pp176-186)[64](pp493-503)。廖进平则在逃亡期间,在淡水遭举报而被宪兵逮捕而下落不明[4](pp176-186)

另外包括台湾信托董事长陈炘[3](pp80-86)[4](pp176-186)[56](pp30-32)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施江南[4](pp176-186)、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3](pp269-273)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新竹地方法院检查处检察官王育霖等人在也陆续失踪[3](pp80-86、282-290)[4](pp176-186)[56](pp30-32),另有林宗贤[5](pp247-259)郭国基等人遭到逮捕监禁,而蒋渭川则是差点遭逮捕杀害[64](pp493-503)。3月12日,要塞司令部派兵至瑞芳四脚亭九份金瓜石镇压[64](pp481-482),并搜查私立淡水中学校[3](pp66-68)。3月13日,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在办公室遭便衣人员请去问话,之后遭到枪决[3](pp282-290)[5](pp247-259)。3月15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将基隆、苏澳划归基隆绥靖区,重新布署部队[3](pp66-68)。3月24日,新竹地区更实施第二阶段绥靖工作,进行更严密的搜查武器、调查叛乱成员与户口清查[3](pp68-69)

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医师前往嘉义水上机场与国军和谈,却遭逮捕,被全身捆绑押赴嘉义火车站前枪毙示众,其年仅15岁的儿子潘英哲也遭国军杀害。

中部地区

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教授遇害时所穿的衬衫,由陈澄波妻子秘密收藏,衣服上可见弹痕与刺刀的痕迹,现正展示于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3月9日,首批增援军队进驻嘉义县刘厝庄进行扫射,造成13人死亡。3月11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嘉义分会在推派代表前往嘉义机场会谈时,军队拘捕陈澄波等4名代表[1](pp143-146)[4](pp176-186)[5](pp247-259)[64](pp486-487)。在整编第21师紧急空运部分军队前往嘉义机场后[1](pp143-146)[3](pp154-161)[5](pp247-259),驱逐包围机场的民兵并重新进驻嘉义市区[3](pp154-161、273-275)。尔后军队开始捕杀主张和平谈判的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成员[64](pp486-487),先在3月18日于嘉义车站处死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3](pp264-269),3月25日处死嘉义市参议会议员潘木枝卢炳钦柯麟、陈澄波等人[3](pp80-86、154-161)[4](pp176-186)[5](pp247-259)[56](pp30-32)

而在3月12日下午3时,第21师登陆镇压的消息传开后,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尽管武装兵力规模最大,但是考量军队进驻台中市市区后将造成民众伤亡,而决定撤往埔里镇[1](pp132-143)[4](pp163-176)[5](pp247-259)[64](pp482-485)。其中二七部队计划牵制军队进入深山地区,以牵制部队并减少镇压伤亡[1](pp132-143)[5](pp247-259)。3月13日下午,第21师先遣部队进驻台中地区[64](pp482-485),便在市区展开镇压[3](pp70-71)。3月14日,第21师又空运800多名第146旅第436团官兵进驻中部地区[3](pp70-71)。国民政府军队一方面逼近埔里附近的龟子头[1](pp132-143),但同日遭到二七部队的拦截[5](pp247-259)[64](pp482-485);另一方面进驻云嘉南地区展开绥靖工作,但在斗六镇街道上与陈篡地领导的游击队爆发城镇战[3](pp70-71)[64](pp539-541)。因为兵力差距甚大,陈篡地决定转入嘉义县附近的小梅山展开游击战[3](pp61-63)[3](pp70-71)[64](pp539-541)

3月15日,政府军队计划从集集镇行经日月潭进入埔里镇[1](pp132-143),双方在日月潭激战而互有伤亡[5](pp247-259)。3月16日,二七部队和国民政府部队双方在埔里地区爆发乌牛栏之役。二七部队警备队队长黄金岛率领数十名学生驻守在乌牛栏吊桥附近,凭借着地利之便重创不熟悉地形的政府军队。政府军队也与陈篡地的游击队有多次激战,尽管后者遭遇重大损失[64](pp539-541),但因小梅、樟湖的山区地形复杂,使得政府军队无法彻底消灭游击部队[3](pp70-71)。3月17日,面对政府军队分两路逼近,且自身弹药不足与士气浮动,二七部队决定各自解散[5](pp247-259)。之后二七部队队员分别南下加入陈篡地的游击队[1](pp132-143),或是返家避难[5](pp247-259)。获悉二七部队解散后,第21师于当天进驻埔里镇[3](pp70-71)[5](pp247-259)[64](pp482-485)

其他地区

3月13日,汤德章律师遭到国军刑求后枪决,几天之后高等法院宣判无罪。

3月8日,军队自高雄县凤山镇攻入屏东县后,当地民军纷纷解散[5](pp233-239)。之后军队的肃清活动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屏东分会召集人叶秋木逮捕,并在3月12日游街示众后枪毙[5](pp233-239)[56](pp30-32)[64](pp489-490)。3月10日,高雄县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劝阻抗争游行时,反遭部队逮捕[3](pp80-86),并与另一名遭拘留的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学生余德仁处死。3月11日,第21师宪警人员对台南地区扫荡,逮捕过去负责维持台南市治安的候补省参议员汤德章律师[64](pp487-489),在酷刑逼供后,于隔天游街后在民生绿园枪决[1](pp59-61)[5](pp247-259)[56](pp30-32),尔后法院判处无罪。其他还有新营镇镇长沈琼南遭军队酷刑而严重伤残,《兴台日报》创办人沈瑞庆则因报导各地情况而关押至军事监狱中。

3月17日,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宜兰分会会长的宜兰病院院长郭章垣遭到军方逮捕[3](pp282-290),隔天枪决并掩埋至头城庆元宫[4](pp176-186)[5](pp247-259)[56](pp30-32)[64](pp481-482)。3月18日,第21师独立团与第2营分别自凤山和宜兰进驻东部地区执行绥靖工作,两队于台东县会合[3](pp72-73)[64](pp542-544)。3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向各县市要求全面清查户口、搜索民间武器、搜捕可疑嫌犯[3](pp66-68、275-282)[4](pp186-192)[56](pp32-35);同时下令整编第21师拟定绥靖计划,将5个绥靖区域扩大为7个[3](pp66-68),分别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东部、马公等区[64](pp534-536)。绥靖区由该区最高军事主管担任司令[64](pp534-536),全面管制地区交通和通讯[3](pp66-68)[3](pp275-282)。在东部镇压过程中,军队于4月4日晚上逮捕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张七郎[3](pp80-86),之后和其儿子张果仁、张宗仁在凤林公墓处死[4](pp163-186)[5](pp247-259)[56](pp30-32)[64](pp490-492)

尽管事件爆发前,澎湖县居民便与外省籍官兵关系紧张。但由于岛屿粮食欠缺,且在澎湖岛要塞司令部驻军加强防备、及地方要员协调下,该地区仅有数起骚乱[3](pp72-73)[64](pp422-424)。在台湾本岛展开大规模绥靖工作后,澎湖县划为马公绥靖区,由澎湖岛要塞司令部司令史文桂主持[3](pp72-73)。绥靖工作期间,澎湖县地方军警主要防范要犯潜逃各个岛屿,亦加强监控、搜捕嫌疑分子,但也发生警察局局长趁机报复而逮捕民众[3](pp72-73)[5](pp247-259)。4月1日,21师独立团进驻花莲县,在此成立东部绥靖区司令部[64](pp542-544),之后司令部拟定绥靖计划并划定分区负责。

清乡行动

清乡行动中遭国军处决的民众。

由于各地抗争部队临时组建且无完善训练[4](pp163-176),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仅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抵抗[3](pp72-73)[64](pp544-549),各地镇压大多如期完成[64](pp542-544)。但部分地方则因个人恩怨和派系纠纷,发生勒索恐吓[3](pp290-294)、密函陷害与计划暗杀的情况[3](pp72-73)[56](pp32-35)[64](pp534-536、542-544)。3月13日,台北市市戒严司令部公布《戒严期间民众行动应注意事项》,陈仪并向蒋中正提交共计20人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隔天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展开肃奸工作[4](pp186-192)。为配合绥靖期间的武力镇压,陈仪于3月26日发布《陈兼总司令为实施清乡告全省民众书》,提出户口清查、搜捕可疑成员的清乡计划,并鼓励检举密报[3](pp275-282)[64](pp534-536),过程中大量逮捕或杀害曾参与反抗行动或嫌疑者[3](pp72-73)

在镇压结束后,各地军队、警方与政府依警备总司令部的命令展开清乡工作,依序为高雄地区(3月7日至4月底)[3](pp70-71)、屏东地区(3月8日至4月5日)[3](pp70-71)、基隆和宜兰地区(3月24日至4月12日)[3](pp66-68)、台北地区(3月28日至5月16日)[3](pp66-68)[64](pp536-539、541-542)。同时实施邻里户长担任保证人的联保切结制度((警总公报144号)“各区乡镇邻里及街市地区内,如潜匿有奸匪歹徒,及发生烧杀打劫扰乱情事,其邻里长及附近邻居,在出事地点一百米内之人民,须立即协同逮捕之,同时报告当地驻军及警察局或地方机关,否则,其邻里长及附近邻居,在一百米内之人民,须受连坐处分,以包庇奸匪歹徒严究。”)[78][56](pp32-35)[79],及展开抚恤办理、自首自新、收缴武器[3](pp70-71)、情报部署等工作[3](pp66-68、275-282)。3月30日,行政长官公署编印《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将处理委员会视为非法团体,列出200多名参与叛乱行动的的成员。尽管对涉嫌参与抗议的学生从宽处置,政府仍批评学生受过去日本教育影响,并加强教育内容[64](pp503-509)

4月1日,行政长官公署向各县市颁布《台湾省县市分区清乡计划》,要求各地订定清乡办法、搜查计划、自新手续、填办居民证、宣导要点等,以恢复学校、各机关团体、工厂、社会的秩序[3](pp68-71、275-282)。尔后依此命令展开清乡者有云嘉南地区(4月初开始)[3](pp70-71)、东部地区(4月初至10月)[3](pp72-73)、新竹地区(4月11日至6月)[3](pp68-69)、澎湖地区(4月14日至5月15日)[3](pp72-73)。4月18日,警备总司令部发布《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3](pp214-220),除了呈报中华民国国防部外,并要求宪兵团第4团尽速缉捕犯人。然而当中列出的30名主犯中,多人在3月10日便遭军方逮捕或枪杀[3](pp214-220)。警备总司令部四月份所制作的叛逆名册,包含台北、…花莲等10地区,罗列叛逆近千名,记载姓名、职务及罪行:例如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连络组组长省参会议长黄朝琴,罪名为“参加处委会策动叛乱、拨工商银行二千万为叛徒经费”…等。[80]

调查抚慰

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抵达台湾宣慰(善后)。

绥靖和清乡期间,为舒缓民众恐慌且调查制度问题,国民政府探访、宣慰并改革制度[3](pp74-76)[64](pp458-466)。3月8日,监察院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便前往台湾调查[5](pp202-222)[64](pp472-480),视察行政长官公署、军警、学校、县市政府[3](pp74-76)[64](pp528-530)。3月10日,蒋中正在对二二八事件的首次谈话中,指控中国共产党煽动为主要原因[1](pp116-120)[3](pp154-161)[5](pp247-259)[64](pp458-466)。这时杨肇嘉等台籍人士前往南京市请愿[1](pp116-120)[3](pp132-136、161-169),并于上海市召开二二八惨案报告会[1](pp120-126)[56](pp26-30)。3月17日,蒋中正派遣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白崇禧、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处长蒋经国等14人,前往台湾视察抚慰[3](pp74-76)[64](pp375-376)。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及蒋经国于中午搭机抵达台北[54]:423。白崇禧刚抵达台湾后,便宣誓将采行宽大处理、尊重法纪、恢复秩序、进行改革等原则[3](pp74-76)[64](pp513-518)

白崇禧还视察各地政府机关和治安状况,与地方重要人士座谈[3](pp74-76)[64](pp518-522);并要求军警人员不应任意杀害或报复,嫌疑犯交军法处公正处理,青年学生亦予以免责,此举降低台籍民众伤亡[3](pp74-76)[64](pp522-528),另外国防部参谋本部部长陈诚也对有所干涉[3](pp140-144)。但尽管白崇禧向蒋中正回报不需调派第205师[64](pp513-518),且下令逮捕应由警备总司令部执行,但宪兵队仍继续进行逮捕行动[3](pp264-269)。3月21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布《公教人员因二·二八事件损失抚恤救济办法》,且成立台湾省二二八事变临时救恤委员会,对各机关公教人员及其眷属[3](pp95-104)、佣工发放救济金[1](pp120-126)[64](pp509-513);但此举并未包含普通民众,也让部分公教人员趁机向民间勒索[3](pp290-294),未能有效抚平民心[64](pp509-513)

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前往台湾以协助杨亮功的调查[3](pp74-76、114-120)[64](pp528-530)。两人调查期间,亦和白崇禧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81]。4月2日,结束宣慰工作的白崇禧返回南京市[3](pp74-76),并提出人员奖惩名单[3](pp136-140)。4月11日,杨亮功与何汉文返回南京市后,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报告[3](pp74-76),同日丘念台也上书表达见解[3](pp120-124)[64](pp530-534)。之后杨亮功和何汉文就政治、经济、教育、善后等撰写报告书与改革建议[3](pp10-12、114-120),并向蒋中正回报[3](pp74-76、214-220)[64]:528-530。4月3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起诉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等人,误杀台北市民众陈文溪的傅学通判处死刑[64](pp472-480)

善后工作

早在3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命令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拟定《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办法要点》,提出改制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省政府主席不兼警备总司令部司令、省政府委员和处长起用台籍人士、县市长提前民选、不同省籍者于政府机关享有平等待遇、减少公营民生事业等意见[3](pp74-76)[64](pp458-466)。尽管行政长官公署指控台湾共产党介入[64](pp565-572),中国大陆传播媒体对二二八事件则有多种意见[64](pp555-565)[82]。许多中国大陆的台籍团体呼吁进行改革[64](pp549-555)刘文岛等部分人士则提出批评与改善方案[3](pp107-114)[64](pp588-595)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中正提出备忘录,批评陈仪的镇压行为且要求弹劾撤换[1](pp150-152),由于担心美国的贷款落空,蒋中正勉强接受撤换的意见。当各界沓伐陈仪的声音风起云涌,陈仪一手导演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县市参议会、各保甲长联名电呈中央挽留自身职位的戏码[3](pp214-216)。3月17日,陈仪电请蒋中正表示辞职。3月18日,蒋中正批准请辞,并慰勉陈仪“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憾,现拟勉从尊意”[3]:218 。3月17日、18日连续两个晚上,陈仪征求蒋经国同意让自己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坚决拒绝[3]:133 。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陈仪撤职查办[83]。4月22日,行政院院会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5](pp247-259),同时由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担任首届台湾省政府主席[1](pp150-152)[3](pp74-76)[4](pp204-208)[64](pp602-608)。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政府委员、厅长和处长人选,全部22个职位中共有12名台籍人士[3](pp74-76)[64](pp602-608)。5月11日,遭撤职的陈仪返回南京市[64](pp608-614),改任国民政府顾问[3](pp214-220)[4](pp176-186)

5月15日,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抵达台湾,与行政长官公署进行交接[64](pp614-618)。隔天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81],立即宣布解除台北和基隆的戒严,各地实施的清乡也正式结束[64](pp614-618)。台湾省政府同时停止新闻、图书和邮政检查,并废除交通管制及释放被捕人员[64](pp618-625);但下令在高雄市镇压的彭孟缉升任警备总司令部司令[3](pp258-263)[4](pp143-145、176-186),军警人员亦持续展开拘捕行动。政府也未应民众要求而对事件有所调查或检讨,亦未对其他受害者有积极补偿[4](pp625-635)。陈仪在隔年6月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3](pp161-169),之后策动汤恩伯投靠中国共产党失败,1950年枪决台北[3](pp214-220)[4](pp176-186)[64](pp644-658)

舆论报导

澳洲伯斯每日新闻英语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于1947年3月31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报导。文中述及政府出动军队向每个遇见的人群射击达姆弹(dumdum)[84]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报《台湾新生报》在1947年2月28日当天即刊载了前一天的缉烟事件,并误报了林江迈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一事。28日下午亦发行号外版,报导当天民众攻入派出所、殴打专卖局职员致死及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其后持续报导省政当局处置。[85]事件发生后被迫停刊的《民报》在28日时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缉私烟队,开枪击毙老百姓”为题报导[86]

在中国大陆,各报社依其立场而对此事件报导叙述差异甚大。3月1日首由非中国国民党系的《大公报》报导,其余报社于3月2日后才有报导。亲国民党的报纸如《申报》与《东南日报》等,报导篇幅较小并强调“电讯中断”影响其讯息。其中《申报》标题称“台北已解严,缉私纷扰事件解决”。非国民党系的报纸,则在报导中指出“人民不满政府”与“军警开枪过当”,其中《文汇报》提及人民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并认为缉私伤及人命是“暴动”发生原因。[87]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报社报导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报》头版,并受到外国媒体(如合众国际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导“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事件头两天的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系的报纸,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期间陈仪政府也曾透过报纸散布美国领事馆被攻击的消息,但事后遭美国大使馆澄清。[87]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里面写着:“……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专卖与贸易政策造成,远因近因,颇为复杂。人民无组织,何以能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88]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内文中说:“……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台湾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89]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管控言论,警备总部于是将台湾十一家报社、一家印刷厂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并查扣焚毁书刊,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立即遭到逮捕或杀害。[3](pp66-68、435-438)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W·鲍威尔英语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87]。鲍威尔指出中国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84],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导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90],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6][91]。除此,在日本方面,《读卖新闻》于3月3日报导了台北暴动消息[92]。《新加坡自由报英语Singapore Free Press》(Singapore Free Press)与《澳洲伯斯每日新闻英语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The Daily News)等曾先后以“福尔摩沙的恐怖”(Terror in Formosa)为标题报导事件[84][93]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分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94]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95]

到1949年以前,与228事件有关的新闻持续于《台湾新生报》存在,1949年后则逐渐没落[96]。而1950年代陈仪被枪决与谢雪红相关报导,使有关于228的讯息再次被提及。之后,228议题直到1987年后才再复苏。[94]

后续

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结束后,随后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造成大量民众丧生。

1949年8月,中国国民党掌控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地区[4](pp186-192、204-208),大量部队与中国大陆民众跟进撤退[1](pp155-161)美国则在韩战后选择支持中华民国政府[1](pp163-168)。由于海峡两岸仍相互军事对峙,台湾地区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97][98][99];期间限制新闻、言论、集会等自由,并运用军警情治单位逮捕异议人士、台湾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成员,社会处于白色恐怖[10][99][100]。虽然为了安抚民心,政府对部分情节轻微的二二八事件嫌疑犯放宽处刑,但许多人之后重新因为事件而遭叛乱罪逮捕或处决[4](pp186-192)[56](pp32-35)[100]。许多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和相关亲人也遭到警备总司令部监视,并有员警与宪兵进行身家访问调查。

虽然政府在1951年举办首次县市长选举 [1](pp173-176),蒋中正在检讨在中国共产党对抗中失败的原因后,决定拔除中央与地方旧有派系的势力[3](pp91-93),重新确立个人威权地位[3](pp86-90)。因为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压制,许多地方人士也对政治感到不信任,不再参与体制内的选举[3](pp80-86)[4](pp204-208)[56](pp39-40)。中国国民党则有效掌控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得以进行一党专政统治,并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失势后开始发展自身地方势力[3](pp86-90)。在政府控制社会思想下,虽然经济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1](pp176-179)[101],相关批评与反对行动因政府高压统治而大幅减少[56](pp39-40),且政府更能有效提出土地改革并发展国营企业[1](pp179-182)

但此举也造成中国国民党内部逐渐趋向保守,一方面长期压制民间发起的民主运动;除了限制言论自由并查禁党外运动杂志外,还陆续以雷震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打压自由主义者与反对派人士行动[3](pp86-90)。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发展,则以经济利益等拢络各地方派系[3](pp86-90)。其中透过允许经济特权的方式,使得地方派系能够在选举期间协助动员群众、汇集选票等[3](pp86-90)。同时政府也积极透过学校教育等机关推广中华文化,试图借此提升中国正统意识,但反而让台湾本土文化则相对遭到压抑[3](pp91-93)

事件平反

中华民国政府举行二二八事件中枢纪念仪式(2015年2月28日)。

中华民国政府原先定调二二八事件为反政府叛乱行动,认为民众受日本殖民统治后[1](pp148-149)[4](pp98-104),因中国共产党、台湾共产党[3](pp95-104)、浪人、暴徒煽动而引发骚乱[102]。1980年代中期,政府持续将事件列为禁忌话题,并以避免族群冲突为由禁止调查[96]。直到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陆续出现多次民主化运动[103]。1987年,郑南榕李胜雄陈永兴等人组织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0],对外发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提出公布实情、订定2月28日为“和平日”等诉求[2][66][96][104]。和平日促进会之后在各地演讲和游行,遭到政府出动上千名镇暴部队阻挡[10][105]。在海内外公民团体陆续支持下[96],成功迫使当时政府逐渐让步[104]。1988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民主进步党也加入行动[103]

1989年1月,和平日促进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长老教会等团体发起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96]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在民主进步党籍台湾省议员压力下,纪录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历史[3](pp7-9)。宗教界、学生、社会运动团体陆续加入后,新版历史教科书首度提及事件[96]。1991年1月,民间更成立研究小组[3](pp7-9),于同年12月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行政院则为协助善后与也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3](pp10-12),邀集学者搜集相关资料[2][3](pp7-9)[96][103]。1992年2月,政府公布首份官方报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2][3](pp10-12),但在死伤人数等处仍未取得共识[96][103]

1995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在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落成典礼上,以国家元首身份代表政府致歉[3](pp10-12)[96]。1997年,台湾历史学会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台北市政府主办首场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时任总统的陈水扁向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政府和学术单位也对事件细节展开研究[3](pp7-9、95-104),其中《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在2006年出版,指控蒋中正要为事件负起责任[3](pp161-169)[103],但亦有其他报告认为二二八事件受到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2007年,陈水扁再次代表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同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正式成立。而在2010年,时任总统的马英九亦代表政府向受害者道歉。

纪念行动

1989年,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宣告落成,为台湾首座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新闻媒体在同年3月多次报导相关新闻。其中在3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便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广播,对《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予以肯定和支持,并在3月20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上刊载[64](pp572-585)[106]。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称呼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起义”,将其视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除了对于事件抱持支持态度外,亦曾作为对台湾地区进行统战宣传的策略[107]。1977年2月28日,中国邮政更发行《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邮票[108]。另外陈仪因策反汤恩伯而遭枪决后,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曾建议追认为“爱国人士”[109]

1990年2月27日,立法院首次集体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起立哀悼1分钟[103]。隔年台湾各地陆续成立二二八受者家属关怀协会,连系相关受害者家属。到了1995年,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3](pp10-12),决议将2月28日订定为和平纪念日。不过为了促进各界重视政府的过错,立法院在隔年2月25日修订《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第四条,将2月28日从纪念日改为国定假日[110]。2006年12月8日,则规定每年和平纪念日当天,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民间机构、团体需降半旗以示追悼。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每年则会举办系列纪念活动[104],并进行调查访问、设立奖励学金、补助教材著作、举办家属联谊活动等[2][3](pp10-12)

1989年,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宣告落成,为台湾首座二二八和平纪念碑[66][103][111]。之后各地也陆续建立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设置纪念馆[103]。其中1995年,由行政院督建、位于台北新公园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完工[2][112],并于隔年将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尔后包括台北二二八纪念馆[113]阮朝日228纪念馆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陆续成立[114],而在台北市[115]、高雄市[116][117][118]、嘉义市[119][120]、屏东县[121][122]、台南市[123][124]、嘉义县[125]、云林县[126][127]、台中市[128][129][130]、宜兰县[131][132][133]、花莲县[134]、新北市[135]、桃园市[136]、基隆市等处也设有相应的纪念碑或纪念公园[137][138]中华邮政则在1997年和2007年时,分别发行《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和平纪念》邮票与《二二八纪念邮票》。

伤亡

部分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受难经过

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只列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一小部分受难者。

伤亡人数

今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赔偿由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理。

当时凡参与各地处委会、批评政府作为,要求政治改革者、参与抗争组织者陆续遭到逮捕和处死,当中多数未经公开审判或遭秘密处决[4](pp192-196)[12](pp408-409)[56](pp32-35)[146]。另外,台湾民众不知戒严为何物,多数人又不懂国语,在听不不懂士兵警告或不知道口令的情况下遭到枪杀[12]:409[56](pp26-30)。另外在军政败坏的情况下,民众遭军队公报私仇、夺取财物、发生小纠纷时遭到杀害[12]:409[56](pp26-30)。在奖励密告与指认流氓的规定下,许多人也因为私人恩怨而遭杀害,也有设陷阱诱杀者[3]:73[56](pp32-35)[147]。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指出,警总参谋长柯远芬系以“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的心态处理此一事件[4]:192[12]:410。而高雄要塞彭孟缉的军队在高雄市无差别扫射,造民众大量伤亡[12](pp410-411)。至于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16],依警总该年4月25日公告〈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外省同胞死伤之统计表〉统计造成外省人死亡52人,受伤1364人,失踪10人,遭民众殴杀16人,遭军队杀害6人,遭判刑1人,14人未注记;又警总1947年5月26日记者会公布外省人死伤失踪人数有1958人[17];而监察委员杨亮功之“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则指出外省人死147人、伤1364人[4]:194[17]

许多受难者未曾参加反抗行动,遭军队在街头任意扫射而死亡,或未经公开审判程序、秘密处决等方式[3]:73[5]:265[12]:408[148],种种因素使得各界对事件伤亡者人数未有一致的估算,人数从数百至数万人皆有[66]。根据1992年,由行政院设立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引述专家陈宽政用事件前后十年人口学方式反推出来的数据,总计台湾和澎湖地区因为镇压、整肃与受报复波击的死亡人数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3](pp72-73)[149]。另外李乔以年度出生率和死亡率推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约在18,000人左右[64](pp667-670)[146]

各方估算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整理
团体或个人 伤亡人数
时任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英语F. Tillman Durdin 本省人:死1万人[150]
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统计) 本省人:死1万人以上[4]:195[12]:262[151]
时任监察委员杨亮功-“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 本省人死43人、伤397人,外省人死147人、伤1364人[4]:194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1947年 外省人:二二八当日死亡100多人,受伤900多人[152][153][需要更好来源]
警总-“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外省同胞死伤之统计表”1947.4.25 外省人死亡52人、失踪10人,受伤1364人
警总1947年5月26日记者会 外省人死伤失踪人数有1958人,本省人死伤失踪人数有643人;总计受害者2601人,其中死398人、受伤2131人、失踪72人[17]
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 伤亡1860人[64](pp659-661)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死3200人
保安处 死6300人
时任监察委员-何汉文 台湾人:最少死七八千人[154]
苏新(1949年统计) 死不下1万人[39]:194
史坚(1947年统计) 台湾人:死伤1万人以上[155][156]
民政厅长-蒋渭川(1950年统计) 死1万7千至1万8千人[12]:262
行政院研究228事件专案小组 死1万8千至2万8千人[157]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台湾人:死1万至数万人[4]:195
时任内政部委员-杨逸舟 死2万人、伤3万人[1]:124
时任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副领事-葛超智 死2万人[64](pp661-663)
时任中统局科长-赵毓麟 死3万人[12]:262

赔偿案例

有关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主要是依据立法院在1995年3月23日制定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该法律于当年4月7日公布实行[2]行政院依此条例于隔年设置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理受害者申请赔偿事宜[2][3](pp10-12)[103]。其中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包括“死亡”、“失踪”、“伤残”、“遭受羁押”及“健康名誉受损”等类别[103],而赔偿金比重与受害者人数略呈M型分布[158]。获赔认定以死亡与失踪的受害者最多,共865人[2],赔偿金则最高可获得新台币600万元的赔偿[2]

申请赔偿金之最新数据,截至2015年8月为止,共有2288名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得到国家赔偿,政府总共赔偿受害者约新台币72亿元[2]。最年轻死者是在高雄车站前于母亲怀抱时,遭军人以刺刀杀害的1岁儿童;最年长死者71岁,在家中无故遭军队枪击,隔日伤重不治。其中以青年死伤最为惨重[159]。而根据赔偿金资料推估受害者年纪,有高达45.12%获得赔偿者在当时仅约21岁至30岁[158]

赔偿人数与实际受难人数落差原因

自1995至2017年5月为止通过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申请赔偿的受难者案例中,“死亡”类案件685件、“失踪”类案件180件[2],但此“赔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受难数字”,依据二二八赔偿条例唯一受理赔偿的二二八基金会所发行的会讯显示,原因总结有七项:一、因连坐法及紧接着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使得家属早已避走海外;二、受难者无子女且五十年后父母双亡而无人申请赔偿者;三、受死于街头的人,其兄弟姊妹三等亲来申请赔偿,但找不到证据也无人证而难以确认者;四、被正式处决者因案件档案被公务机关销毁使得申请赔偿者找不到证据;五、因私人因素不愿申请赔偿者;六、受难者的档案明确、证据充足,却没有申请者,或申请者不是合法的赔偿权利人;七、申请者选择以白色恐怖为原因事实获得赔偿者不能重复申请二二八事件赔偿。上述原因皆不被二二八基金会列入其通过的受难数字统计。[160]受难者家属向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案件中,除需知悉受难者人名以外,得检附具体资料或相关证人(非三等亲内证人二人以上的佐证),以书面向纪念基金会申请调查,并经二二八基金会的审查确认(调查当时实际情形且一一印证)后,如此方能通过赔偿[161],从事件发生到受理赔偿相隔半世纪,人证、物证多已灭失,申请赔偿困难重重[162][163][164]

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由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赔偿金申请期限于2017年5月23日届满,立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除了二二八事件受难者本人可申请赔偿外,未来受难者家属也可申请,而因故未于原期限内申请者,于届满后申请赔偿金之期限再延长4年。[165][166]

影响

政治发展

廖文毅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主张撤办陈仪及取消专卖,遭陈仪发布通缉。1948年9月,廖文毅在提供给联合国的英文备忘录上,清楚表达台湾独立的主张,此为为台湾人在战后首度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独立的序幕。[167]

1961年8月4日,行政院长陈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台湾独立联盟”[注 5]前往示威抗议,批评陈诚无法替台湾人说话(can't speak for Formosans),并要求自由(Freedom)与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后于1964年2月底,“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美东留学生前往华府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二二八示威”。
廖文毅于1956年2月28日(二二八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于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96],公布独立宣言并创设机关报《台湾民报》,是台湾史研究学者所公认195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海外台湾独立运动团体。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死伤极多、影响深广的历史事件[104],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层面皆受影响[3](pp77-79)。由于随后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民众面临遭政府逮捕和处刑的威胁[104],及连坐法与告密等影响[3](pp275-282),社会大众对政治议题转为疏离与冷漠[66][97],连带让二二八事件成为政治禁忌[168][169]。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也导致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或发表意见的趋势衰减[3](pp77-79),陆续退出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演艺界、新闻传播、政治界等领域[100]。由于许多地方人士对政治感到恐惧与冷漠,及社会菁英不愿参与政治,也有益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实行一党专政[97]

而后来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也让过往由士绅地主领导的地方政治逐渐改变[170]。当中中国国民党支持许多毫无政治经验者,经地方选举与行政管道提拔[3](pp80-86),垄断地方政治与经济资源,各地土豪地痞、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渐介入地方政治[97][171]。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于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公务人员普通考试中采取分省区定额录取制度,借由原来各省区间的人口比例分配不同省籍的录取名额,让外省籍考生相对于台湾籍考生拥有更多录取名额[172]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尽管没采取该制度,但1958年至1981年间仍实质上由外省籍考生掌握优势[173],这让录取公务人员以外省籍人士居多[172][174]

同时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让台湾人与外省人间的省籍情结得到强化,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3](pp77-79)。由于台湾社会长期遭政府高压统治,部分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嫌隙与迫害感加深,进而提出台湾人独自建立自己国家的主张[3](pp77-79)[26][175][176][177]。这也导致托管论点从原先解决贪腐政府转向建立独立政府[178],并有民众在海外发起台湾独立运动[179],包括廖文毅在1948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王育德在1960年成立台湾青年社、4个团体在1970年合组台湾独立联盟[1](pp168-172)[26],少部分共产主义者则是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180]

文化题材

民视无线台电视剧八点档《浪淘沙》女主角丘雅信的原型蔡阿信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师。二二八事件当时,蔡阿信的许多医生朋友相继被抓去枪决,蔡阿信身历险境中,对国民政府治理下的台湾深感失望,之后便离开台湾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许多台湾作家与创作者便停止创作。其中在1947年时,黄荣灿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发表在《文汇报》上,成为少数直接描绘二二八事件的艺术作品[181]。同一时间,包括臧克家雷石榆陈千武锦连张冬芳林亨泰杨逵吴新荣庄垂胜张李德和、林献堂、陈逢源李建兴等人都曾以诗歌抒发情感。而在二二八事件列为禁忌期间,包括李临秋作词、王云峰作曲的《补破网》,及陈大禹作词、吕泉生作曲的《杯底不可饲金鱼》等歌曲,分别希望在事件发生后能够共同重建社会[182][183]。而作家吴浊流在1970年出版的自传小说《无花果》,内容中将自身经历的二二八事件作为主题[184]

然而在戒严时期,许多与二二八事件相关的题材都接连遭到政府禁止。直到解严之后,二二八事件才逐渐成为许多人的创作题材。其中在音乐部分[185]柯芳隆的《二二八安魂曲》[186]萧泰然的《一九四七序曲》等都将二二八事件作为音乐主题[187]。另外重金属乐团闪灵乐团在《十殿》、《武德》等专辑中,也引用这次事件作为歌曲创作题材[188][189]。许多文学作品也纷纷以此为题,包括吴茗秀的《三郎》[190]杨小娜的《绿岛》等作品[191][192]。另外在2014年,Erotes Studio则以二二八事件时期的基隆市为题材,推出首部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美少女游戏《雨港基隆[193]

1989年时,由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成为首部描写二二八事件的电影[194],并获得该年度威尼斯影展金狮奖[195]。其他内容涉及到二二八事件的电影,包括1995年由侯孝贤执导的《好男好女[196]、1999年由林正盛执导的《天马茶房[197]、2006年由尹力执导的《云水谣[198]、及2009年由亚当·肯恩执导的《被出卖的台湾[199]。在电视剧部分,包括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后山日先照》和《灿烂时光[200][201]民视无线台的《浪淘沙[202]台湾电视公司的《台湾百合[203]大爱电视的《明月照红尘[204]客家电视台的《新丁花开[205]三立台湾台的《紫色大稻埕》等作品[206]

其他说法

  • 2006年3月6日,林江迈女儿林明珠回忆事件起因,是二二八事件的引爆点的另外一种说法。她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非取缔私烟造成,而是当时一位外省军人向她买烟,由于语言沟通不良的误会,在该外省军人的手往口袋里掏钱时,被群众认为其欲掏枪,造成群众鼓噪叫嚣冲突,进而爆发此一事件[207][208][209][210]。此与当时(1947年3月18日)台北市警察局第四组张姓警员在事后对林江迈所做笔录内容有若干差异,因查缉员是用本地话沟通、也早有人拿手枪[211][212],林明珠此项说法也遭到质疑,认为她当时并不在场[213]
  • 1947年2月10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文指示“共党份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在《二二八真相解密》一书作者武之璋认为,“蒋对台湾情况的掌握是很精准的”。他认为蒋介石派兵平息动乱是很正确的决定,当年3月6日全省除了澎湖外统统沦陷,警察与县市长不是被俘就是逃亡,外省人不是被打杀,就是困在机关或军营里,全省机关学校多被砸毁或遭抢劫。1947年3月2日,台湾共产党谢雪红乘机主持在台中市召开的市民大会,成立“人民政府”,吸收许多前日军退役军人和青年学生,筹组武装“二七部队”,攻陷许多军政机关, 最终与国军21师决战于埔里,史称“乌牛栏之役”,后因不敌于3月16日晚间遂行解散。二二八事变刚爆发,毛泽东就在延安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214]。2017年2月8日,中国国台办宣告中国举办二二八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国台办将二二八做出中国官方的“定性”,指称事件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共与中共的领导武装斗争,谢雪红的二七部队与张志忠的台湾自治联军皆成历史,痛批“台独势力”长期以来操弄二二八事件,藉以挑拨省籍矛盾,撕裂台湾族群,制造社会对立,中共并将公布228共产党在台武装起义名单[215][216]。而台湾每到二二八当日,都传抗争与蒋介石铜像及228纪念碑遭破坏情事,纷争对立不断[217][218][219][220][221][222][223]
  • 朱浤源认为日本人于交接台湾前,蓄意放弃粮食配给管制,造成战后陈仪政府时期的粮荒灾难,进而指出日本人在228事件中需负最大责任。朱浤源又提出二二八事件是前美国副领事柯乔治支持台独,丑化蒋政权的结果,而二二八当天的枪击事件,“可能”是“暴民”所放的黑枪,并假冒政府人员所为。朱浤源在向华府汉学会发表研究成果有五大突破性发现:第一,过去若干口述历史,执笔者在文字中“上下其手,置入不该有的情绪”。第二,二战结束以前,中共地下党已经渗透到国民政府多个部门。第三,台湾的国军可用之兵仅七百。第四,美国少数希望托管台湾人士介入很深。第五,长老教会广泛参与攻击行动。朱浤源认为基督教长老会与大流氓结合,会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党等人一齐暴动[224]。朱浤源指出,事件的第一位死难者陈文溪是在前一天丧生,系淡水中学毕业。陈文溪的哥哥是大流氓,侄儿也是大流氓,“大流氓与教会就在二二七的晚上结合了”。他认为,过去的研究都是以“受害者”或其子孙的角度,以口述方式,让执笔者以文字纪录,但遣词用字容易被执笔者主观影响,置入情绪性字眼,导致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用客观角度研究。在博览史料、深入田野调查以及反复求证之后,他认为,引发二二八的原因并不是“官逼民反”如此单纯。朱浤源对此70万页的新报告表示,“这是一个无颜色的中立研究”,希望能化解对这段历史狭隘而感性的情结,过去对于二二事件都认为是由绿色人士所操控,但反复研究后发现,与现今一些论著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研究成果已经足以超蓝、超绿、超红,进入无颜色的中立阶段”。[225]
  • 2005年3月6日,中国大陆作家辛灏年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指出1927年第三国际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份纲领[注 6];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相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新的台独纲领“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中国共产党党员策划了造成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二二八事件。但事实上在台湾日治时期的1931年9月,台湾共产党(旧台共)党员就已遭日警大举逮捕入狱,台湾共产党遂于同年停止运作而宣告覆灭。二战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非台湾共产党,此时台湾共产党已经覆灭)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尚处于初期立足时期(刚成立第二年),成员只有70余人,组织薄弱,而且跟以前覆灭的台湾共产党(旧台共)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除中部地区武装抗争的共同组织下的部分领导有共产党背景外,共产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影响甚微[226],“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反而在受到二二八事件刺激后快速成长。二二八事件后,1948年6月成员增加到400人。
  • 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发行的台湾“正气出版社”《二二八事变专辑》提及桃园的五名外省女子被轮奸后自缢的“五节烈”等事件、“台北市南门市场外省女性被强奸惨杀案”、“大溪中学女教员强奸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对照前后档案,指出这些事都只出现政府宣传的资讯,无犯罪档案、无受害者亲属补偿,论述当时政府以捏造“虐杀”、“强奸”、甚至“奸杀”等各种谎言,建构其出兵镇压的正当性[96][227]
  • 2017年228纪念日前夕,事发时19岁的陈仁悲担任雄中自卫队副队长,历历在目回忆“那时真乱,有人见外省仔就打,我们把人带进学校保护”。而事发时18岁的陈明忠,曾任二七部队突击队长,他听说外省的军人公务员家属集中在教化会馆,那里是空军仓库,就自发去攻打,又说:“在台中时看到本省流氓踢外省孕妇的肚子,我很生气,我说我们要打倒贪官污吏,不是打倒外省人,很多无辜的外省人那时也被攻击”[228],经过228事件后,他们抛弃国民党,转向共产党[229]
  • 2017年2月25日,台湾大学社会所博士生林邑轩与台大社会所硕士、资料工程师吴骏盛在《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中发表《重探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性别死亡比例的推估》,以人口学方式重估228死亡人数指出,二二八事件事件中死亡人数估计在1304至1512人之间,研究结论伤亡数字与社会认知有差异,引发学者与受难者家属质疑。林邑轩答称过去十年他都在从事白色恐怖研究,对家属心情可以理解,这论文原形在当时运用GIS等技术,虽不够完整,但此次报告中已再补充。[153][230][231]

附录

  • 战后初期台湾流行一句俗话:“狗去猪来”,形容日本人(狗)统治台湾刚结束,国民政府(猪)又来。狗很凶很会叫但还会看门,猪却只会吃,显示台湾人在国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为台湾统治者后,内心的失望与不满[3]:42[4](pp106-107)[6][232]
  • 战后的台湾另流行一首俗谚:“吃铜吃铁,吃到Alumi[注 7]。有毛的,吃到鬃蓑;无毛的,吃到秤锤;有脚的,吃到楼梯;无脚的,吃到桌柜。”批评来台接收的国府军政人员,贪污腐败至极。
  • 228事件发生前一年(1946年)流行一首民谣:“台湾光复真吃亏,饿死同胞一大堆,物价一日一日贵,阿山一日一日肥。”描写当时米价暴涨,路有饿莩,而中国军公教人员却享尽好处的情形。
  • 战后的台湾流行一首打油诗,并为1946年“闽台通讯社”编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所引述:“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官员接收花天酒地,政治混乱黑天暗地,民生痛苦呼天唤地。”[6][233][234]描述国民政府政治腐败、贪污横行、人民痛苦民不聊生。
  • 1946年6月10日的美国《时代杂志》标题“This Is the Shame!”(这真是可耻!)的内文里面有一段话:“台湾民众迎接来访的美国人(记者)说:‘你们对日本人真仁慈,丢给他们原子弹,却丢中国人给我们!’”(Formosans greeted the few visiting Americans with: "You were kind to the Japanese, you dropped the atom on them. You dropped the Chinese on us!"),显示当时台湾人对陈仪政府的强烈不满[235]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征召约一万五千名台湾青年投入国共内战(70军约征召10000人、62军约征召3000人、21师约800人、海军技术兵员大队约300人、其他如海外留用及医务人员约800人),其中约一万二千人死在中国大陆战场[236],最终只有一千余人得以回到台湾。
  •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3月7日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提解决问题之《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当中的政治方面根本处理的要求之一“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此项于1950年-1951年中华民国县市长选举才获得实现。
  • 二二八事件时镇压台湾军队之一的国军整编第21师,奉调返回中国大陆时恢复军级建制,1948年4月王克俊接任军长。事隔两年之后,于国共内战上海战役中,因军长王克俊带领团长以上军官丢下部队搭船逃跑,部队于1949年5月25日遭共军歼灭大部,残部于5月26日列队投降。
  • 二二八事件爆发一年多后,陈仪于1948年6月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见当时局势对国民政府不利,欲投奔中国共产党,并以亲笔信函策反汤恩伯投共。最后陈仪便因“通共”的罪名遭处刑,陈仪由中国大陆被专程押赴台湾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3](pp214-220)[6]。《中央日报》报载前往守候观看行刑的台湾民众高达两万人。
  • 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发生了山东流亡学生反抗国府征兵而导致流血冲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后人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
  •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资源掠夺、苛虐暴政、贪污腐化、经济崩溃、军纪败坏),也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去民心,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败的主要原因[237]

参见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