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75·8”水库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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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75·8”水库溃坝
溃坝后的板桥水库.jpg
溃坝后的板桥水库
日期1975年8月5日至9月
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淮河流域30个县市
死亡“超过26,000”(1992年修订,成为官方表述)[1]
85,600(河南省委当月数据)
22万[2]/23万[3]/24万[4][5](含水灾后传染病饥荒死亡)
财产损失1015万人受灾
1780万亩农田被淹
500余万间(一说680万间[5])房屋倒塌
耕畜30万头、猪72万头
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
近百亿元人民币
洪水淹没范围
河南、安徽局部

河南“75·8”水库溃坝,又称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75·8特大洪水”,是指1975年8月发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的一次大规模溃坝事件,包括板桥水库在内的62座水库在台风尼娜产生的特大暴雨影响下相继溃坝[4][5][6][7][8]。淹死人数有8.56万(当月数据)和“超过2.6万”(1992年修订)两种说法[1],而包含水灾内涝所导致的传染病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则有22万[2]、23万[3][9]、24万[4][10][11]三种统计,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台风水灾之一。受灾人口1015万,洪水和山体滑坡淹没了约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冲走耕畜30万头、猪72万头,导致500余万间房屋倒塌(一说68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5][11][12][13];此溃坝的洪水威力能与2004年南亚大海啸相提并论[5](各国共22.79万人死亡)[14]。溃坝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派力量忙于“革命”、无暇防汛[4],而此后中国大陆官方一直不提,直至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上)》才披露[1]

溃坝的水库大多是苏联援助、大跃进时建造,重蓄水、轻防洪,品质低劣、偷工减料,而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农业学大寨”也造成了水库上游植被严重破坏和水土流失,最终导致大规模溃坝[5][6][15][16][17]。灾难前后,官员和工作人员的错误应对亦为人诟病[15][16]。此次灾难是世界上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事故[11][12][13],2005年5月的探索频道节目《终极十大》(The Ultimate 10)将此灾难评为“世界十大技术灾难”(The Ultimate 10 Technological Disasters)第一名,超越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5][12][15][16][18]。该事故的官方档案最终于2005年9月解密[9][19][20],同年国际专家组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研讨会[9][20][21]

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治理淮河

1949-1950年,淮河上中游发大水灾[5][22]。1950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简称《决定》),在《决定》中指出,为了达到根治的目的,实行“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主要措施包括在上游的低洼地区建立临时蓄洪工程等[23]。根据治理方针,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在山区内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在平原上修建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泥河洼等5个洼地蓄洪工程[24]

1951年4月,石漫滩板桥白沙三座水库正式动工;7月石漫滩水库建成,1952年6月板桥水库建成,1953年6月白沙水库建成;三座水库均在汝河上游。1952年,薄山南湾水库动工;1954年5月薄山水库在淮河南岸支流浉河上建成,1955年11月南湾水库在颍河上游建成。其中,南湾水库总库容16.3亿立方米,是淮河上游的最大水库。[24]

板桥、石漫滩等系列水库是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治淮”的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设计建设的大型水库;当时中国的水利工作者尚无大型水库设计建设经验,完全由苏联水利专家提供勘测设计和施工指导。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板桥水库比规定蓄水量超蓄3200万立方米,且疏于维护,在溃坝前,板桥水库的17个泄洪闸只有5座能开启。

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在1955-1956年间,按照苏联水工建筑物国家标准,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5][17][25]

大跃进时期工程

“以蓄为主”指导思想

毛泽东等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26],仅在1957-1959年间,河南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100多座水库[6][17][25]。1958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了河南总结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6]:“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要把漭河经验向平原推广。包括宿鸭湖水库在内的部分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河南省水利厅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如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减少7门,仅剩5门[6][21][25]。而对于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该闸闸孔原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在“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下,水文数据被人为的减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又人为堵闭2孔[6][21][25]。期间,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6][17]

河南信阳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

在1961年开始的“纠偏”中,河南省对全省的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品质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5][25]。但是,修建水库的指导思想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依然采取了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的方针。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而与此同时,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连年递减[5][25]。此外,也有专家学者指出,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以及后来毛泽东发起的“农业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得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6]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期间,中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说“全国98,000多座水库当中,小型水库占到了94,000多座,同时这些小型水库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质量差、标准低,特别是管理不规范,还有很多隐患[27]

专家反对遭撤职

对于大跃进时期“以蓄为主”的水库修建指导思想,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造成涝、渍、碱三灾——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但是,陈惺的意见无人理会,他本人也因此被认为犯了严重右倾的错误,后来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河南信阳[6][16][21][25][28][29] 对于“以蓄为主”的错误指导思想,陈惺后来回忆道[30]

这种不正确的一些错误主张,错误措施,我不讲谁敢讲,党外的人不敢讲啊,所以我讲啊,当时在水利上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搞以蓄为主。...... 可以讲没有被当政者所接受,那时候我被定为犯严重右倾错误。

当被问及“板桥事件曾经被海外的媒体评为世界十大技术灾难之首,超过了类似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露这样的事件,您会这么看吗?”陈惺回答:“我可以接受。”[30]

文化大革命时期

此次灾难发生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河南驻马店地区的各派力量忙于“革命”和阶级斗争,无暇防汛事务,没有准备任何防汛设备和物资[4]

灾难发生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随中央慰问团在灾区采访时,专家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说了就会被扣上“质疑毛主席、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帽子[6]。但他们只能私下对张广友说[6]

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 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

事故经过

台风登陆

台风尼娜的行进路径

1975年7月31日,台风尼娜太平洋上空形成,它是1975年太平洋台风季的其中一个台风,亦是吹袭中国内地的第三号台风。8月4日,尼娜在福建晋江登陆[12][31]

尼娜登陆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登陆后恰遇澳大利亚附近南半球空气向北半球爆发,西太平洋热带幅合线发生北跃[21],致使台风登陆后并没有在陆地上迅速消失,而是继续前进跨越江西、湖南两省,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尼娜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21]。由于尼娜的强烈低气压和南下的冷空气形成对峙,热低压从海洋携带的大量水汽,遭遇强冷空气[12][31],并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停滞少动”。这一地带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32],受到桐柏山伏牛山组成的“喇叭口”地形的抬升[12][31];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32]

特大暴雨

8月4日至8日,整个台风滞留地带共19410平方公里的地区降雨量超过400毫米,京广铁路以西的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降雨量大于1000毫米。而在暴雨中心河南泌阳林庄,8月7日一天的降雨量即达到1005.4毫米,最大6小时降雨量更达到830.1毫米,超过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密士港英语Smethport, Pennsylvania782毫米的世界最高纪录。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均超过中国大陆以往的正式记录。[12][31]

8月7日下午,板桥水库渔业生产队发现有鱼从溢洪道流出。当天,板桥水库管理局与上游龙王庙、桃花店等雨量站和下游的遂平县失去全部联系[12][31]

  • 第一场暴雨

8月5日14时—8月6日0时:这场暴雨持续10个小时。板桥雨量站测得日降雨量为448 .1毫米,最大1小时降雨量142.8毫米。板桥水库水位上升到107.9米,接近最高蓄水位。[12][31]

  • 第二场暴雨

8月6日12时-8月7日4时:这场暴雨持续16小时。8月6日23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提出水面、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库水位高达112.91米,而设计最高蓄水位110.88米。[12][31]

  • 第三场暴雨

8月7日16时-8月8日0时40分:这场暴雨持续13个小时。[12][31]

在第一场暴雨中,泌阳境内各水库、河道水位急剧上涨,大中小水库均达到蓄水极限。确山经过两场暴雨后,降雨量达1,100多毫米,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水库溃坝,塘堰坝溃决,几十吨重的钢筋水泥军用设施、军方的武器和装备均被洪水卷走。淮河支流洪河汝河的洪水袭向驻马店平原,5日至8日两次出现洪峰,河水越过多处堤坝。8月7日,京广线上一列火车被洪水推出轨道,沉落在马庄河。[12][31]

水库溃坝

5-7日

8月5日17时,板桥水库库区内电话、公路交通中断。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只能利用部队的电台,在大坝两端和沙河店进行联系。

8月6日子夜,板桥公社一名干部赶到水库管理局,转达泌阳县委转来的省、地防汛指挥部指示:板桥水库开闸泄洪,最大泄量开到400立方米/秒[12][33]。8月6日23时,板桥水库的主溢洪道、副溢洪道、输水道闸门全部打开,按最大能力泄洪[34]

8月7日天刚亮,水库管理局动员保护国家财产,组织家属转移。中午,陈彬召集驻军、水库、板桥公社领导召开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宣布水库处于紧急状态,通知下游群众转移。并催促地委向驻军求援,派军队到水库抢险、抢修通讯线路,运送防汛器材。但麻袋、草袋、板桥水库和板桥镇的防汛器材、木料、铅丝、应付意外的炸药等物件均没有[35]。19时30分,驻军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溃坝危险!”[36]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将险情报告给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后来有记者自称访问了纪登奎儿子并从访问里发掘到邓小平在险情期间不作为的材料[37],但纪登奎儿子澄清他未受访问并特此为邓小平辩诬[38]

在21时之前,确山、泌阳已有7座小型水库溃坝。22时,中型水库竹沟水库溃坝;遂平县城内水深齐腰。调集驰援水库防守的驻军在板桥水库方面的要求下,在大坝南端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并举枪对空扫射报警;信号弹发射几十枚,但大雨导致信号弹范围50米以外就看不到了,鸣枪一百多发子弹,但枪声被大雨盖住,因此无人听到和看到。22时10分,水库管理局收到了驻军转来的地区防汛指挥部电报,指示打开闸门,以450立方米/秒的速度泄洪,不考虑其它影响,全力以赴保证大坝安全。接报后,陈斌等人联名向中央、省委、地委,通过军队发出这份特告急电,这段内容是旧板桥水库历史上最后一段莫尔斯电码,内容如下[39]

8日

8月8日零时20分,水库电站因形势危急停止发电[37];20分钟后,洪水漫坝。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报告水库已经决口,并“擅自”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水库已经开始决口[40]

8月8日1时开始,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凌晨1时,板桥水库水位涨至117.94米最高值,超坝顶1.6米,超坝顶防浪墙0.3米,相应库容6.131亿立方米。漫过防浪墙的洪水先是掏空墙后坝顶的卵石路,继而推倒防浪墙,然后冲决坝体,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出板桥水库决口处,冲向下游。首当其冲的道文城公社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垮坝后仅1小时,洪水到达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部分人或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或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死[21]。3时左右,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越过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城下[41]

8月8日3时,驻马店地区的大型水库薄山水库,坝前洪水已经上涨到超坝顶0.4米,距离防浪墙顶0.6米,在水库职工、家属、驻水库舟桥部队、薄山林场职工及赶来抢险的山炮兵第2师官兵40个小时抢救,堵住了防浪墙渗水,并在坝顶筑起了2米高子堤,保住了薄山水库。薄山水库在暴雨前的水位低于汛限水位,没有像板桥水库那样超汛限水位蓄水1.4米。

8月8日4时,水库当地驻军将垮坝情况通知驻马店军分区转报地委[21]

救灾情况

灾后驻马店地区多处地方受浸,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尸体长期浸泡在水中,导致疾病传播;而空投的大部分食物落在水中,更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8月9日至22日

卫生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北京湖北河北山西武汉军区广州军区、河南省军区及全国各地市的198个医疗卫生部门,派出三千多名医务工作者先后抵达灾区[41]

8月13日

汝南有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浮肿;新蔡有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有60万人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把树叶吃光[41];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 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4、5天没吃东西了。平舆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全区200万人在水中。[42][43]

8月14日

全地区尚有177.3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42][43]

由于班台水闸的拦阻,驻马店地区的水位不退,人类尸体与其他动物尸体泡在水里,导致流行性感冒、细菌性痢疾、传染性肝炎、疟疾、流行性乙脑、钩体病到处扩散。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染病病人有113.3万。为了降低发病率,8月14日10点20分,10吨炸药爆破班台水闸,洪水随即向下游泄去。[41] 全部的爆破工作进行了2天[42][43]

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1天1斤红薯干[42][43]

8月15日

全地区尚有14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42][43]

8月16日

全地区120万人还在水里,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4万,平舆23万[42][43]

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名老人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42][43]

8月17日

全地区尚有101万人泡在水中。上蔡50万人,其中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子,3个孩子仍光身,3个只有裤头。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42]

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万2,000人,发病1万7,000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42][43]

8月18日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汝南50万人中32万人发病: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 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它2.7万。上蔡华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有,11日死亡。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亡。全社脑炎死3人。[42][43]

8月19日

全地区尚有44.8万人在水中。上蔡仍有40万人在水中,病死15人。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平舆截止18日已病死113人。遂平县内粮食吃完。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42][43]

8月20日

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42][43]

8月21日

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汝南32万人患病,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新蔡22.8万人发病,占41%,20人死亡。上蔡有73人病死。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抢食水中漂浮的烂南瓜,37人中毒。[42][43]

8月30日以后

灾后第21天,遂平县革命委员恢复运转并发出“遂革发75(30)”号文件“关于当前防病治病的通知”。文件说“由于灾后环境污染严重,人群抵抗力下降,乙脑、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日趋上升。”文件说,要把各地的野战医院建立起来,加强疫情报告,就地隔离治疗传染病。[41]

空军从9月1日至6日连续出动飞机248架次,喷洒可湿性“六六六”粉248吨,覆盖了宿鸭湖以西250平方公里的地区[41]。后期增加到272架次,累计喷洒272吨[44]

灾后统计

报道

灾难发生后, 中国政府对事件详情长期不公开报道[5][9][19][20]。1987年,《河南日报》记者于为民撰写《75·8劫难》一书,此时已距事件12年。1989年7月,由前中国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上)》内部发行版出版,书中首次披露部分灾情[1]。1995年,《河南日报》用一个整版报道了75·8洪灾[19]。1998年,驻马店地区水利局编制了《河南省驻马店地区“75·8”抗洪志》[19]

该事故的官方档案最终于2005年9月解密,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家在北京对此进行了研讨和辩论[9][19][20][21]

死亡人数的各种统计

淹死

  • 1975年8月20日(溃坝后12天),河南省委初步统计数字,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当时河南省委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准确。中央慰问团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引用了这个数字[4][45]。当时驻马店地委的意见是“不主张再逐个核实”[45]
  • 8月下旬到9月中旬,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新华社国内内参组吴明华再次到河南、安徽沿旧路,从陆路重访灾区,写了5篇国内动态清样(即内参)。其中认为,原来报告的8.5万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4][45]
  • 1989年7月,骆承政主编、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上)》内部发行版记载,“据统计,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85600多人死难。”1992年出版的下册(自称初版,实为第二版),载“据不完全统计……其中遭受毁灭性和特重灾害的地区约有耕地1100万亩,人口550万人,倒塌房屋560万间,……淹死26000人。”后来陈昌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副教授)考据版次,判断“上卷发行后,发现死亡数字存在重大争议……莫非通过此种上、下卷分别表述的笔法表达不同的观点?……不管真相如何,曲解别人的原意也是新闻传播当中的大忌。“26000与超过2.6万”、“据统计与据不完全统计”构成了两组耐人寻味的悬念”[1]。最终,2.6万人这个数字成为后来被沿用的一个官方数字[5][45][46]
  • 同年,孟昭华和彭传荣编写的《中国灾荒史》一书中载录,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5][45][47]
  • 1994年,中国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在马来西亚被外媒问及此事时回答:“不记得具体死亡人数,但不会超过一万人”,因为如果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道。这一说法遭到中国大陆民间的批评。[45]
  • 1998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75·8”抗洪志》第85页数据:淹死22546人,病死1633人,受伤92096人[48]
  • 2005年,遂平县档案局所编的书《砥柱》记载,遂平全县被洪水冲走23万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难者被冲积到京广线以下地区[45]
  • 2010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研究认为死亡近十万人,而中国科学院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此由《南方都市报》报道)[5][45]

内涝导致的传染病和饥荒死亡

水灾内涝导致其后有传染病饥荒,包含此数的总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三个相约的统计:22万[2]、23万[3]或24万[4][5][11]

  • 2005年5月,美国《探索频道》(“The Ultimate 10”节目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传染病又致14万人死亡。”这个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传染病、饥饿等致死者。[4][10][11][12]
  • 2007年,河南师范大学姚鹏硕士学位论文《河南“75·8”特大洪涝灾害的历史思考》(下图表引用),论文中将该书名标记为《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抗洪志》[44][51]
县(镇) 遂平 泌阳 西平 上蔡 确山 汝南 平舆 新蔡 驻马店镇 正阳 合计
淹死(人) 18875 1128 809 847 388 303 152 48 13 1 22546
病死(人) 123 25 146 562 220 73 312 132 3 37 1633
受伤 92096

财产损失

河南省约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4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屋500余万间(一说680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驻马店境内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溃坝惨剧。[5][11][12][13]

后世纪念

前任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水灾,是水利工作最惨痛的教训。”[52]

201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时强调,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及此事[53][54]

相关条目

中国大量伤亡水灾
同年发生于文革的灾难
其他

引用文献

扩展阅读

  • 河南水利厅编《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