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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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共内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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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 |||||||
 193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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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支持： 纳粹德国 (1933-1937) |
 共产国际  苏联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介石 薛岳 陈诚 何应钦 顾祝同 汤恩伯 孙元良 王耀武 黄维 罗卓英 |
  毛泽东 朱德 博古 刘伯承 彭德怀 许世友 林彪 陈毅 邓小平 徐向前 | ||||||
| 兵力 | |||||||
| 220万人 | 30万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 43万人 | 27万人 | ||||||
第一次国共内战是指中国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直至1937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之间的内战，此战争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趋向隐化，以国共摩擦形式贯穿抗战始终。中国国民党称为剿共或剿匪。中国共产党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1]:4922[2]。
背景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派阀蜂起，苏联加速分化国民党[3]。出现了以蒋中正为首的金陵派[来源请求]，后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派，及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以强硬手段开始对中共进行清剿。随着汪精卫和陈济棠逐渐倾向于归顺蒋中正领导的中央政权，国民党遂将共产党列为非法，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党委等管理机构逐渐受到破坏，大批领导人也被逮捕、禁锢并被处决。
经过
反政府战争（1927年-1931年）
中共反政府战争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蒋介石，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枪[1]:4922。由此建立起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军队。其后此队伍与秋收暴动等建立的部队联合，建立根据地。
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势力尚在完成北伐战争，无暇顾及地方尤其是南方的军事实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得以壮大。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推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地权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在地方军阀未有触及的不发达地方建立根据地，用游击战术避开军阀的进攻。这套政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各省的中国共产党分部纷纷复制其经验建立起地方根据地。
国民政府全面围剿中共
1928年6月，奉军大元帅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在奉天通电东北易帜，除却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宣布归顺南京，北伐成功，中国象征性统一。国民政府虽然完成北伐，但由于其过程是通过与地方军阀部队妥协，遂花费十年时间消灭地方军阀势力。其中在苏联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地方政权，也被视为统一中国的障碍。
中共的盲目乐观及国统区的受挫
在东北易帜与孙中山死后，国民政府虽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但处理背后各自有列强撑腰的各地军阀的武力实权便是下一步稳定国家的重点，中共当然因此也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委员长李立三仍支持“城市革命”路线，希望由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入手。他认为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是很好的时机，动员城市和乡村的共产党组织向附近的大城市进攻。但因为城市的组织因此暴露行踪，使得自1927年清党以来好不容易恢复的工人组织能被国民政府一网打尽。这样错误的时间点行动代表着“城市中心论”政策失败，李也因此遭批斗罢黜。中共也随着接下来的十年建设/国民政府剿共阶段，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大多数贫农支持与获得武器资源的“回到乡村”路线上。
分离主义战争（1931年-1937年）
分离政权的建立
1930年至1932年6月，国民政府四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围剿”[1]:4922。由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意见不一，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成功游击战术，四次围剿均告失败。
1931年4月，顾顺章在上海被捕。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二人的被捕及处决代表共产党势力彻出了城市。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中共也逐渐迁往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博古、李德等苏派排挤毛泽东，直接指挥部队。同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洲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并在此后数年不断向华北地区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这一时期国民党对东北伪满洲国政权采取姑息态度，仍维持中日邦交，放纵日本在中国北方势力坐大。同时期中国国内抗议蒋政府不作为声浪巨大，中国共产党在满洲沦陷之后即对日本宣战，并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满洲进行游击战，与当地不愿投降的部分国民党旧部联合对日作战。
对分离政权的清剿
1933年4月，江西新淦为中国工农红军所陷，国军军心摇动，局势险恶[4]:27。蒋随后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申明“外寇不足虑”，中国共产党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中国共产党，“则决无以御外侮”[5]:25-36。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4922。蒋在德国顾问辅助下，兵力达到100万人。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战略指导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使反“围剿”遭到失败[1]:4922。同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建部分地区发动起义，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强调“兄弟齐心御外辱”的国内政策，该政权仅存在数月时间即被国民党军队剿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一部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1]:4922。
中国共产党主力部队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召开遵义会议，至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6]。之后过程红军主力部队辗转从四川到达陕西，因多次与中国国民党部队的冲突和缺水缺粮等因素损失大半兵力，与陕西根据地部队会合。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也因受国军攻击而有所受损。
分离运动的放弃
1935年至1936年间，驻扎在陕西的红军部队与国民政府部队多次发生冲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936年2月红军以进入河北、热河抗日为名，袭击太原的阎锡山部队，向地主抢粮，以解决缺粮问题[7][8]。以及1935年开始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共军的攻势。
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对日政策。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条件[1]:4922。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借联合抗日之名获得喘息机会。1937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出《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内战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内斗（1937年-1946年）
中共军队的改编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分为两个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编入国民政府军队编制，但实际上仍受中共绝对控制。虽然中共与国民政府在军队调动上的矛盾时有激化，甚至发生例如皖南事变那样的冲突，这期间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国民党共产党军队擦枪走火事件频发，但至抗日战争结束仍保持合作关系。同时中共借抗日战争的机会，在日军未能完全控制的区域发动游击战，以及通过多种政策联合民众，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其正规军已壮大至61万人，非正规军66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装备主要依靠对日作战缴获，并建立了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共计拥有约9000万人口。
国共的合作与摩擦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获得美国支持，部队装备精良、人员充足并控制了中国主要的经济与工业区，随着共产党实力的增强，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意识形态矛盾的加剧，以及冷战开始的影响，国民党自信能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因而对共产党发起内战，第二次国共内战就此爆发。
国民革命军番号的放弃
参考文献
- ^ 1.0 1.1 1.2 1.3 1.4 1.5 1.6 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 ^ Christopher R. Lew; Edwin Pak-wah Leu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Scarecrow Press. 2013-07-29: 6. ISBN 978-0-8108-7874-7.（英文）
- ^ 墨尔. 蒋介石的功过: 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 1994年.“斯大林承认过去以共党分子分化国民党为错误之举，唯有蒋介石才能牵制日本，须先严防日本侵犯中国而逼进苏联边界。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
- ^ 陈布雷等编著. 《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06-01.
-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 (编).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三）.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 ^ 薛庆超.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 《光明日报》. 2013-10-09 [2014-06-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06）.
- ^ 陈永发.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新史学》. 1990, 第一卷 (第四期): 41–117 [2013-08-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07）.
- ^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Tony Saich; Hans J. Van de Ven (编).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M.E. Sharpe. 1995: 266–267. ISBN 9781563244285.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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