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與德國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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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德國關係史台德關係史)是指台灣信史以來至今,歷史上在台各政權與各時期的德國雙方在歷史上不同階段的關係。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與其国家外交关系重疊。

荷治時期

1648–1650年來台的荷蘭德籍傭兵Caspar Schmalkalden德语Caspar Schmalkalden所繪逐鹿中的臺灣原住民「一位福爾摩沙人」(德語:Ein Formosan

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期間,即曾雇有日耳曼籍牧師及傭兵。日耳曼籍傳教師中有首位來臺的新教牧師、生於今德國居爾哈特(德語:Kirchardt)的荷蘭改革宗教會傳教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干治士以其生活在新港社的經驗,寫下的《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荷蘭語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或譯《台灣略記》,描述了當時西拉雅族的社會組織、宗教及風俗習慣。[1]他也編寫了西拉雅語辭典,把祈禱文教理問答翻譯成西拉雅語,為之後的宣教奠定基礎。為了紀念他的事蹟,19世紀來台的甘為霖牧師,特別以干治士湖來命名日月潭(1873年)。[2]

在日耳曼籍傭兵中,最有名者為卡斯巴·司馬爾卡頓德语Caspar Schmalkalden,1642年加入荷蘭西印度公司任傭兵,1645年返回荷蘭本土,1646年又加入荷蘭東印度公司任傭兵,於1648年來臺,1650年離臺轉赴日本,1651年啟程經台灣返國。他在所駐各地繪製一系列遊記見聞,收於《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3]:113-115包括著名的臺灣原住民畫像「一位福爾摩沙人」(德語:Ein Formosan)。

1661年-1662年間的鄭荷之戰中,從荷軍脫逃的日耳曼傭兵的中士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逃往鄭軍,向鄭成功報告了熱蘭遮城內的詳細狀況。表示守軍大半生病、疲勞不堪,無法堅守太久,因此不要只顧封鎖,更要趁此機會發動攻擊。同時提起烏特勒支碉堡(今安平第一公墓)的戰略地位,一旦佔領碉堡所在的山丘,便可居高臨下攻擊熱蘭遮城的四角附城,輕易攻破荷軍防線[4]:184-185。最終鄭成功聽從拉迪斯的建言,發起烏特勒支碉堡之戰,瓦解了荷軍士氣。大員評議會決議放棄一切抵抗,要求和談[4]:202-203

清治時期

開港前德意志對臺探索

十九世紀時,德意志地區的人民已感到在海外缺乏殖民地的遺憾。[5]:111834年,普魯士地理學家卡爾·李特爾(C. Ritter)在柏林出版其著作《地理學在自然界與人類歷史的關係》(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ß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書中的第四部分,第二卷〈亞洲〉(Asien),第三冊:《亞洲地理》(Die Erdkund von Asien),就用23頁的篇幅對〈福爾摩沙海島〉(Gestadte Insel Formosa)的地理、歷史、植物、貿易和原住民作了詳細的介紹。[5]:11-121857年有德籍作家彼爾納茨基(Dr. Biernatzki)發表在柏林出版的《普通地理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Erdkunde)的1篇〈福爾摩沙島的訊息〉(Zur Kunde der Insel Formosa),這篇報導是對前述李特爾〈福爾摩沙海島〉文章的補充;兩年後,他又在該雜誌發表1篇他來臺旅行各地的觀察報告〈福爾摩沙島〉(Die Insel Formosa)。[5]:15

1859年,普國攝政王威廉「新時代」政府的策劃下,決定執行「國家性的計畫案」(nationales Unternehmen),派遣一支由3艘戰艦和1艘補給船的遠征團到東亞,除尋求與清國、日本及暹羅等簽訂外交條約外,亦尋求在太平洋海域和南美洲南部海島建立普魯士的殖民地。[5]:16當時法國駐華公使葛羅斯(Baron Gros)亦慫恿普國在臺灣建立殖民地,因如此可向清政府施壓達成和清國的訂約,且可解決多年來德商在華貿易無法律保障的困境。[5]:18-191860年(咸豐十年)11月,普魯士軍艦補給船易北河號(Elbe)接近臺灣南部鵝鑾鼻西南原住民居住地,其水兵乘小船嘗試上陸、與原住民接觸時,遭到原住民開槍抵抗,水兵亦開槍還擊,最後德籍水兵逃回船上。[5]:21-22為歷史上德國人和臺灣原住民發生首次小型武裝衝突的事件。[5]:23而艾林波最終向普魯士政府表達放棄臺灣成為殖民地,因臺灣港口不良,氣候不適合歐洲移民。[5]:32

開港後德意志在臺活動

1858年(清咸豐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聯軍戰敗後,與英國等國簽訂《天津條約》,開放臺灣(今安平港)、淡水港口。1861年3月普鲁士派出以艾林波德语Friedrich zu Eulenburg伯爵為團長的東亞外交特使團代表德意志關稅同盟的22个邦國的利益,抵達上海,聯絡五口通商大臣薛焕,要求與清政府按照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簽訂通商條約。1861年9月2日(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與大布國(普魯士)等國簽《中德通商條約》,在第六款中對其開放臺灣(今安平)、淡水等港口。期間艾林波曾要求增開雞籠港,遭清方拒絕。[5]:26直到《北京條約》增開雞籠及打狗港後,在一體均沾原則下,德商得以在雞籠與打狗經商。[5]:35

臺灣開港之時,即有普魯士學者來臺調查,如1861年4月馬登斯(Dr. E. Martens)搭鐵踢斯號從上海香港途中,來到淡水進行短暫的生態調查。[5]:27地質學家李奇賀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則調查淡水和基隆間的地質,並探查基隆的煤礦。以〈福爾摩沙北海岸之山脈構造〉(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的報告,於1860年8月6日,發表在柏林的「德意志地質學社」(Die Deutsche Geologische Gesellschaft)的會議。被戴天昭視為「此為研究台灣地質的嚆矢」。[5]:28

位於安平的原德商東興洋行,現為「安平外商貿易紀念館」。

開港後,也出現來臺設洋行經營普魯士人。1864年(同治三年),首家德商在打狗成立勒士拉洋行(Lessler & Co.),進行樟腦的貿易。隔年,來自漢堡的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在滬尾設立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也經營樟腦與鴉片、海運和拓殖的業務。1865年,另一德商亦在打狗開辦柯爾曼亞力基洋行(Kielmann & Co.)經商。[5]:35其中,在臺德國商行最有名者當屬德國商人東興(Julius Mannich)與彼得森(J. Peterson)來到安平開設的東興洋行[6]東興洋行成立確切年代不明,有同治六年(1867年)[7]光緒初年(1876年左右)[6]等說。但在1880年的海關報告上已經有東興洋行的存在。該洋行的主要業務是經營糖與樟腦的出口,也代理輪船運輸的業務。[6]當時,據研究漢堡與中國貿易的德國學者耶伯斯坦(B. Eberstein)報導,1865年共有25艘漢堡籍的商船航抵打狗港,約每2週就進港1艘。[5]:35

此時漢薩城邦等德意志小邦亦在臺各口岸任命領事。1865年,美利士來到滬尾後,就申請希望成為漢堡駐該港的領事,次年他如願,並被其他漢薩城邦呂北克(Lübeck)和不來梅兩城邦任命為駐淡水領事。1867年,這些城邦也分別在雞籠和打狗派駐領事;駐雞籠的是尼森(F. C. Nissen),駐打狗的則由在當地經營哈根,達.西瓦公司(Firma Hagen, da Silva & Co.)的德商哈根(K. Chr. Hagen)擔任。同年哈根為了替補他不在時,任命英國駐打狗的領事卡羅爾(C. Carroll)為他的副領事,前後哈根任漢撒城邦駐該港領事3年。[5]:36

1868年(清同治七年)4月,發生英國人荷恩(James Horn)承領宣稱淡水德國領事的漢堡市民詹姆斯·美利士(James Milisch)所給執照,[8][9]與二名蘇格蘭人、一名美國人、一名德國人、一名西班牙墨西哥人等人,前往噶瑪蘭廳(今宜蘭南澳建立殖民地的大南澳事件,引起清國官方向英國政府抗議。1869年,美利士更親至大南澳視察給予鼓勵,並自滬尾、雞籠運載食物、火藥赴蘇澳販賣,且向山民勒抽勇費勇糧,私典煤山、偷運樟腦。[9]

此時普魯士海軍與商人也對臺灣有興趣,他們希望在島上建立1-2個海軍基地。1863年夏天,普國駐上海總領事李福斯在該市與清官員完成《天津條約》的換文後,搭羚羊號艦到廈門,以便一方面觀察該港,另一方面打聽有關臺灣的消息。隔年,普魯士政府指示該艦在臺灣尋找一個可能適合殖民的據點。[5]:391864年普魯士聯合奧地利攻打丹麥時,羚羊號亦企圖在臺灣海峽捕捉其他丹麥的船隻,且計劃在臺灣東海岸與澎湖尋覓合適的港口,以便闢為普魯士的據點。[5]:39美利士亦曾撰文鼓吹在臺拓建殖民地。[5]:41然而當時普魯士政府正專注於統一德意志,因此反對建立殖民地,避免阻礙同盟與美、英兩國的良好關係。[5]:44-45

1880年代的德國在臺領事業務屬於德國駐廈門領事館管轄範圍[10],直至1895年,即清廷割讓臺灣之際,德國於淡水開設領事館,並派遣梅爾茲(Constance Merz)擔任領事[11]:161

日治時期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戰爭戰敗,與日本政府簽屬《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由於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傳來,臺灣方面亦希望爭取列強介入臺灣割日,然而不同於態度積極的法國,德國欲與日本友好,指責清國煽惑臺民。[12]之後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德國於日治初期繼續維持駐臺領事館的館務。1905年3月2日,時任領事賴因斯多爾夫(F. Reinsdorf)向臺北廳申請將領事館遷至大稻埕,獲批准後始於1906年起將館舍改設至大稻埕港邊街的德國商社——公泰洋行舊址。1908年7月,德國駐大稻埕領事館隨著賴因斯多爾夫改任駐下關領事而裁撤,臺灣改納為德國駐長崎領事館轄區。1922年,改隸為德國駐神戶領事館的領區[11]:161-162

德意志帝國駐大稻埕領事館模型

在日本統治之初,在日德籍史學家路德维希·里斯曾經著有《臺灣島史》[13](德語: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一書。1949年12月26日,臺灣歷史學者楊雲萍在《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專欄上,將該書選入「臺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中。[14][15]

1898年12月,德國登山家史德培德语Karl Theodor Stöpel博士前來台灣探險,由東埔布農族嚮導帶領攀登台灣最高峰玉山(時稱新高山,西方稱Mt Morrison),與兩位嚮導虎松(Husung)、比勇(Biung)於12月26日登頂,[16]為玉山有明文紀錄以來存有爭議的首次登頂之一,登山界對其所登山峰是否確為玉山存有爭議。[17]:32

1902年,德國昆蟲學家梭德(德語:Hans Sauter)來臺,展開其首次昆蟲採集,在該年採得椿象蚜蟲半翅目昆蟲[18][19]。1905年,梭德再次抵達臺灣,並陸續居住於高雄安平等地,後又以埔里為基地採集類與類標本,並僱請數十名助手於臺灣本島各地協助採集工作。此間,梭德將大量標本寄贈或售予歐美各地博物館研究機構等。1912年,梭德移居臺北,並持續投入於標本採集及研究

日治時期,亦有臺灣人前往德國留學。著名者有王受祿(學醫,臺灣第一位留德的醫學博士)、劉青和(德國高等工業大學化工博士)[20]黃國書(軍事)、李超然柏林工業大學,主修化學。為李春生曾孫、高慈美丈夫)[21]高敬遠(學醫)[22]、王通明 (王祖檀)等人。據1941年調查的《臺灣歐美同學會名簿》及有關資料統計,臺灣人赴德留學者有8人,在留學歐美者中僅次於美國(31人)、英國(19人,含香港7人)及法國(11人)。[23]

林獻堂在1927年至1928年的環球旅行中,曾前往德國的法蘭克福波昂哥隆、柏林、德勒斯登等地。見到德國工業的發達。林氏在廈門時,曾受相識之人受託到德國聘請玻璃技師,然而林氏到德國時發現玻璃作瓶、作片、作燈、作眼鏡都各有專門,全國製造玻璃的同種會社,組合達十九個。又林氏本身與樟腦製造頗有關係,也調查樟腦製造,得知德國人造樟腦已大成功,「較之天然樟腦,毫無差異」,唯原料價較貴,仍無法與天然的樟腦競爭。林獻堂認為「現時逐漸再大加改革,使生產費低廉,原料充足,著者成功。將來臺灣之樟腦,必大受打擊無疑矣。」[24]:247-248

1928年(昭和三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曾聘請德國籍教師於臺北帝國大學任教,如1941年來臺、受聘於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沃爾夫岡·克洛爾,同時在臺北高等學校教授德文課程。曾在1944年發表一篇數學物理論文,並登於《臺北帝國大學理學部記要》。

外部圖片链接
image icon 1936年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張星賢(右二)與傑西·歐文斯(左二)等3人合照。

1936年柏林奧運,臺灣人運動員張星賢代表滿鐵入選日本田徑代表隊,前往柏林參賽。張星賢於7月20日抵達柏林,在中央貴賓席附近的選手的專用座位觀賽,看到了當時意氣風發的希特勒。張星賢在8月6日1600公尺接力未能晉級下一場比賽。同時臺灣第一位候選女選手林月雲(彰化和美人)則因得了急性肺炎,未能入選奧運選手。[25]在「藝術競賽」方面,有江文也奪得獎牌。[26]

中華民國臺灣時期

戰後初期,陳儀政權起用留德派,劉青和被任命為臺灣省樟腦局副局長(局長為蔣徐乃錦之父徐學文)。日後劉青和出任省立工業試驗所所長,工驗所併入商檢局後出任副局長。在留德派失勢後,劉青和與徐家仍保持友好關係。[27]:349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同年,德意志地區亦分別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

1957年,西德波昂成立「德中協會」(Deut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e.v. )。在西德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無邦交下,是德國民間最大友臺組織。成員包括國會議員(現任/卸任)、專家學者、退休政府官員、相關工作人士、業界、旅德臺人。[28][29]

1972年,西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前,西德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是當時少數與兩岸均沒有建交的西方國家。

2003年,因應臺灣本土化認同。「德中協會」加註為「德中協會-台灣之友」(Freunde Taiwans)。[28][29]

2019年1月,德國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在國會接受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基督教民主黨(CDU)籍議員威爾許(Klaus-Peter Willsch)16日答詢時表示,無法接受中國武力威脅臺灣的作法,將向中方清楚表達立場。成為近年針對臺灣議題,清楚表達立場的最高層級德國官員。[30]

2019年5月,德國民眾克羅茲堡(Michael Kreuzberg)向國會提出請願,要求德國政府與中華民國(臺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份編號95643的請願書表示,臺灣自1987年以來啟動民主化,按德國的標準今日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國,也就是由人民作主,卻不被德國承認,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嚴重違反人權和國際法,這點實在令人費解。發起請願的人因此呼籲國會通過決議,要求德國聯邦政府與中華民國(臺灣)建立外交關係。這個請願案在5月31日提出,9月11日開放連署。在10月9日截止前,獲得超過5萬人連署。[31][32]也引起德國媒體關注。克羅茲堡透露國會原本以「不利國際關係」為由拒絕接受這個請願案,他拜託綠黨黨團介入後請願案才上網,在幾週內獲得超過5萬人連署,成功通過立案門檻。而德國自民黨(FDP)籍國會外交委員會成員穆勒-羅森崔特(Frank Müller-Rosentritt)表示,儘管國會多數議員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這點與支持臺灣參與國際不矛盾,臺灣不該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33]

德國國會請願委員會於12月11日召開公聽會,邀請外交部官員列席說明。德國外交部亞太司長司佩蘭回應時,表示肯定台灣活潑的民主和對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保障。她認為臺灣與德國共享民主和自由等價值,可說是德國的「價值夥伴」,雙方在經貿、文化、學術等領域互動頻繁,德國非常珍惜、而且計畫擴展與台灣的關係。然而司佩蘭司長指出,德國在1972年與中國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主權國家。這樣的「一個中國」政策排除與臺灣維持邦交的可能性,不僅德國,包括所有歐盟國家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都遵守,德國無意改變。[34][35]

2020年9月,為呼應臺灣認同趨勢,避免外界誤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德國民間最大友臺組織「德中協會-臺灣之友」,以逾9成高票通過改名為「德台協會」(Deutsch-Taiwanische Gesellschaft)。[29]2021年6月10日,在柏林舉行「德台協會」更名儀式。駐德代表謝志偉也出席。[28][3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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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