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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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英語:social science)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狹義的「社會科學」是對人類社會組織、結構與活動進行描述、解釋和預測的實證主義科學研究,如社會學研究當代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廣義的「社會科學」,作為自然科學(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對應物,是對所有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實證與跨學科研究及人文學科的統稱。[1] 「社會科學」的概念起源於1930年出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其內容包含了考古學語言學犯罪學教育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工作行政學公共行政學區域研究軍事學新聞學人類學公民統計學發展研究環境研究民俗學性別研究地理學歷史學國際關係圖書館學媒體研究傳播學心理學可持續發展公共關係等與社會科學概論相關的一門學科。

歷史

社會科學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興起的學科,隨着時間的進展,也確立了研究對象包含哪些範圍,社會科學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1968年台灣出版的《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更確定了以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其中包括了有:考古學法律學政治學行政學公共行政學區域研究經濟學社會學犯罪學軍事學教育學語言學社會工作新聞學人類學公民統計學發展研究環境研究民俗學性別研究地理學歷史學國際關係圖書館學媒體研究傳播學心理學可持續發展公共關係

學科

社會科學包括:

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是典型的狹義上的社會科學。而有些學科,如歷史學,則是狹義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交叉,但通常理解為人文學科。廣義的「社會科學」則包含了人文學科,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設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兩類研究所。法學或法律研究較少採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因而不屬於狹義上的社會科學學科,法學研究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人文學科,但因法律屬於重要的人類社會現象,因此法學研究有時也被歸納為廣義的社會科學學科。

有些學科,如心理學人類學考古學地理學,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其細分據研究方向、政策導向而不同。比如心理學中國大陸教育機構多將心理學按照自然科學類併入理學院,如參與組建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南京大學心理學系,在1956年以前(包括民國時期)都設在理學院下;而香港教育機構多把心理學歸於社會科學。

北美地區教育機構倡導「文理不分家」(即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作為同一個大類),多把社會科學學科歸入「文理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統稱為「科學學科(sciences)」。

在奉馬克思思想為權威的中國大陸,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指導思想,一度置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於哲學之下,將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統稱為「哲學社會科學」。隨着社會的多元化的轉變,學術的自由探討空間將越來越大,社會科學的定義與分類方面也會開始發生變化。

方法論

社會研究

社會研究是指由社會科學家以有系統方式進行的研究。社會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 定量研究指的是採用量化數據,對社會現象進行經驗考察。這種方法運用統計學分析個案,以達致有效可信的廣泛通用的結論。
  • 定性研究指的是透過直接觀察、與參與者溝通或分析文本,產生關於特定研究個案(而非廣泛通用)的資訊或知識。定性研究有時強調準確度多於廣泛通用程度。

即使研究方法分為定量和定性,大部分方法蘊含二者元素。例如,定性研究往往以頗具結構的方式,為原始資料進行編碼,歸納為有系統的資訊,和量化編碼者間信度。  故此,「定量」和「定性」並非完全切割的概念。

社會科學家採用一系列的方法,分析林林種種的社會現象,包括:收集數以百萬計個人數據的人口普查、深入分析社會實驗內的單一個體、觀察近代街頭的現況、調查古代歷史文獻。社會研究方法植根於社會學統計學,延展至其他學科,包括政治學媒體研究方案評估市場調查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家就不同的研究技巧意見分歧。這種爭論源於社會理論的核心歷史分野(實證主義和反實證主義;結構與施為者理論)。話雖如此,定量和定性方法皆有其系統處理數據和理論[2]。 選擇何種方法取決於研究員希望了解什麼。例如,研究員希望為整個人口劃出廣泛通用的結論,會為有代表性的樣本人口進行問卷調查。相反,研究員希望了解影響個人社會行為背後的全盤因素,可能選擇民族志式的參與觀察,或開放性訪問。研究經常揉合或「三角交叉」定性和定量方法,進行多策略的研究設計。

抽樣

一般而言,當特定總體非常龐大,全面點算或列舉人口的數值極不可行。於是,研究會從總體抽取較能掌控的子集,是為「樣本」。

實證研究運用統計學,透過分析樣本,推論總體的情形。這種以收集樣本資訊以了解總體的過程,稱為「抽樣」。

抽樣方法可以分為「隨機」(簡單隨機抽樣、系統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或「不隨機/非概率」(任意抽樣、立意抽樣、雪球抽樣)。

抽樣最普遍的原因是收集人口數據,比全數列舉更快捷和便宜。

循環性

學界使用循環性(recursivity)這一概念來強調社會科學學者在基於其所屬的世界來進行知識生產時所處的境況[3][4]。Audrey Alejandro認為:「作為社會科學學者,我們的處境是循環式的——我們既是主體(因為話語是我們進行分析的媒介),又是我們所生產的學術話語的客體(因為我們是屬於我們所分析的世界的社會性主體)。[5]

在此基礎上,她提出了擺脫這一循環、解放知識生產的關鍵是進行反身性(reflexive)思考:

「我們是被我們所要改變的社會政治秩序所產生的話語和情境所社會化(socialized)的,因此可能會無意識地複製這種社會政治秩序,而這就與我們的初衷背道而馳了。現在,學者們的境地是循環式的——更確切地說,我們用於知識生產的工具本身就是由這個世界生產出來的——這一事實證明了在實踐中進行反身性思考的迫切性和挑戰性。[6]

參考文獻

  1. ^ 为什么说社会科学进入了“黄金时代”?. [2022-01-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25). 
  2. ^ Box-Steffensmeier, Janet 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9780199286546. 
  3. ^ Bourdieu, Pierre. "Double Bind et Conversion". 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 Paris: Le Seuil. 1992. 
  4. ^ Giddens, Anthony.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olity Press. 1987. 
  5. ^ Alejandro, Audrey. Reflexive discourse analysis: A methodology for the practice of reflex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03, 27 (1): 171 [2023-08-29]. ISSN 1354-0661. doi:10.1177/135406612096978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5-06) (英語). 
  6. ^ Alejandro, Audrey. Reflexive discourse analysis: A methodology for the practice of reflex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03, 27 (1): 154 [2023-08-29]. ISSN 1354-0661. doi:10.1177/135406612096978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5-06) (英語). 

外部連結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