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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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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钧瓷烧制技艺
鈞窯天青葡萄紫釉葵花式花盆

钧窑[a],又称钧州窑,是指从中国北宋末年到近代,位于古钧州(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带,以钧釉瓷器为主导产品的一批窑场钧釉瓷器又称钧瓷,其特征是施有乳浊分相釉,以蓝、绿色为基调,并能有效控制和应用铜红釉和铜红彩。钧窑长期生产民间日用器皿,同时部分花器类产品亦供应宫廷。明清时期,钧瓷逐渐成为收藏品,钧窑被列为宋代名窑,后更跻身“宋代五大名窑”。当前学界基于考古发掘资料,主张钧瓷较可能创烧于金代中后期,贡御宫廷的产品烧制于明代早中期。[1][2]

歷史

官钧窑瓷器底部的数目字

不早于北宋末年,一些汝窑窑工渡过汝河,在登封郏县陽翟(今禹州市)、梁县(今汝州市)四縣交界的箕山山脉一带置窑烧瓷,后世称之为“民钧窑”。其产品以天蓝、月白、青绿为基本色调,后世藏家称为“钧州”,品类以盘、碗、杯、碟等日用器为主,故又称“器皿类钧瓷”。早期制品带有明显的的汝瓷特征,及至金朝中后期,产品乃形成自身特色,外观为厚釉且多有釉汁垂釉现象,釉面上常有紫红色斑块,系工匠将铜料涂在釉面上后烧成。[3][4][5][6][7]

明朝初期,箕山一带窑场的高温铜红釉技术已趋于成熟。铜在釉中呈现的颜色与多种复杂因素相关,烧制前难以预测,形成“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明朝早中期,钧州城内的窑场主要生产高温铜红釉花器,贡御宫廷使用,后世称为“官钧窑”。其品类以花盆、盆托、出戟尊等为主,故又称“陈设类钧瓷”。器物底部常有数目字,器形越大、数字越小,故又称“数码类钧瓷”。釉面上或有自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系胎体施釉后晾干时,釉层不规则开裂所致。[8][9][7][10]

官钧窑的停烧时间和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与官钧窑同一时期的民钧窑则已较少生产钧釉瓷,改以白地黑花瓷器为主要产品。至明朝中后期,禹州的陶瓷手工业衰落,此后转为小规模生产。[11][12][6]

时代争议

宋代文献中没有关于钧窑的记载。关于钧州一带陶瓷业的零星记载始见于金、元。明中期开始出现“钧州窑”的记载,明后期形成“钧窑”概念,特指钧州城内窑场生产的钧釉花器。伪托明前期吕震编著、实际写于明后期的《宣德鼎彝谱》中,有“[a]”之说,首次将钧窑与宋代名窑并列。明末、初承袭这一说法,将钧窑视为宋代瓷窑。从晚清开始,“钧窑”的概念不再限于钧釉花器,开始涵盖天蓝釉碗、盘类产品。[13][14]

晚清以来,随着收藏热的兴起,人们对钧窑大加推崇,将其附会为北宋官窑。至20世纪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正式形成,钧窑取代不见实物存世的柴窑,名列其中。尽管大谷光瑞陈万里巴兹尔·格雷英语Basil_Gray等学者都提出过钧窑非宋窑的观点,但传统的北宋说仍然占据上风,甚至成为考古发掘结论的依据。1982年《中国陶瓷史》出版后,“钧窑始烧于北宋、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观点几成定论。[15][16][17]

20世纪90年代末,钧窑年代争议问题在学界被再次提出。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学证据的出现,以及对文献的重新梳理,主张钧釉瓷器创烧于金代中后期、官钧年代为明代早中期的新观点日益成为海内外学界共识。传统的北宋说则尚未找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18][19][20][21]

遗址

目前已知的古钧窑窑址超过150处,分布在禹州、汝州、登封、郏县的十多个乡镇。其中曾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的有:禹州市区八卦洞窑址(1974年),禹州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窑址(2001年),禹州市区古钧花苑窑址(2004年),汝州大峪镇东沟窑址(2005年),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2011年),禹州神垕镇区窑址(2013年)。[22][23][24]

禹州市区钧台钧窑遗址于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有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神垕镇钧窑址亦于200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5][26]

仿钧瓷和新烧钧瓷

钧瓷烧制技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报地区或单位河南省禹州市
分类传统技艺
序号876
编号项目Ⅷ—93
登录2008年

钧瓷兴起以来,影响深远,许多瓷窑对其进行过仿制,如清雍正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炉钧”,江苏宜兴窑的“宜钧”,广东石湾窑的“广钧”,近代神垕镇卢家的“卢钧”,皆试图重现钧瓷的外观,但实际烧制方法并不相同。[27][28]

及至20世纪70年代,禹州钧瓷二厂研制出钧瓷新釉配方,烧成效果最接近古钧釉,成为后来最主要的仿烧品种。[29][30]2008年,禹州市的钧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31]截至2023年,禹州市有钧瓷企业200余家,年产销钧瓷220多万件(套),年产值24亿人民币,已举办十二届禹州钧瓷文化旅游节[32]

注释

  1. ^ 1.0 1.1 明朝人为避讳万历帝朱翊钧,将“钧”写作“均”。部分后世文献沿用此写法。

来源

  1.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a,第15頁.
  2.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a,第12頁.
  3. ^ 李民举 2017,第32至34頁.
  4. ^ 于陆洋 2019,第91至93頁.
  5. ^ 刘涛 2017,第53頁.
  6. ^ 6.0 6.1 徐华烽 2017,第43頁.
  7. ^ 7.0 7.1 吕成龙 2014,第154至155頁.
  8. ^ 徐华烽 2017,第42至43頁.
  9. ^ 李民举 2017,第34至35頁.
  10. ^ 苗锡锦 2000,第37至38頁.
  11. ^ 刘涛 2017,第56頁.
  12.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b,第10頁.
  13.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a,第15至17頁.
  14. ^ 徐华烽 2017,第37至41頁.
  15.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a,第17至20頁.
  16. ^ 徐华烽 2017,第41頁.
  17. ^ 吕成龙 2013,第333至335頁.
  18.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a,第20頁.
  19.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b,第12頁.
  20. ^ 吕成龙 2014,第155頁.
  21. ^ 刘涛 2017,第45,53至54頁.
  22.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a,第18至19頁.
  23. ^ 徐华烽 & 秦大树 2022b,第9至10頁.
  24. ^ 于陆洋 2019,第90至91頁.
  25. ^ 河南省文物局 2023.
  26. ^ 国务院 2006.
  27. ^ 故宫博物院 2013,第266頁.
  28. ^ 董喆 2021,第26頁.
  29. ^ 董喆 2021,第30頁.
  30. ^ 李民举 2017,第35頁.
  31. ^ 国务院 2008.
  32. ^ 中新网 2023.

参考文献

学术研究
  • 苗锡锦 (编). 钧瓷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15040976. 
  • 故宫博物院 (编). 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34-0483-9. 
  • 吕成龙. 试论钧窑的几个问题. 故宫博物院 (编). 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3: 330-345. ISBN 978-7-5134-0483-9. 
  • 吕成龙. 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4, 171 (1): 154-156. 
  • 李民举. 谈谈钧瓷的几个概念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31-36. 
  • 徐华烽. 钧窑概念的形成及其产品时代辨析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37-44. 
  • 刘涛. 近十年来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评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45-56. 
  • 于陆洋. 关于早期钧瓷产地与年代问题的再思考. 中原文物. 2019, (3): 90-97. 
  • 董喆. 钧瓷.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140-2025-0. 
  • 徐华烽; 秦大树.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上). 许昌学院学报. 2022, 41 (1): 15-21. 
  • 徐华烽; 秦大树.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下). 许昌学院学报. 2022, 41 (3):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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