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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研究

19世紀末至二戰前的《文心雕龍》研究

中國

在清代，以及是民國時期，學者

在晚清時期，學者多針對於《文心》的校正，以及是文獻整理的部份。最早有李祥的《文心雕龍補注》，書序中評價了明代以來《文心雕龍》的整理情況，並指出梅慶生《音注》、黃叔林《輯注》的問題，在書中對《輯注》本多有補正。接着有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當中有理論的闡發以及是校注，在學界影響甚高。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在當時的風評並不是很好，但是後來在范文瀾對於其注本多加修正之後，在解放之後得到了學界的好評。

章太炎 黃侃 范文瀾

魯迅對於《文心雕龍》也有所研究，他指

此外，當時黃文弼在《整理〈文心雕龍〉方法略說》中指出明清時的《文心雕龍》注本確實尚未完備；陳注尊出版了《文心雕龍增注》（後收入1929年出版的《陳注尊叢書》中），在黃叔林《輯注》基礎上再作評語，注腳。

在唐寫本的校勘方面，趙萬里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中，以《四部叢刊》本、黃叔林《輯注》本、唐寫本以作校勘：葉長青的《文心雕龍雜記》中

日本

從史書中可見，《文心雕龍》最早是於九世紀傳入日本的，而從《文鏡秘府論》的影響觀察，其傳入甚至可以追尋至七世紀。但是，在傳入後至江戶時代期間的影響甚微。於享保十六年（1731年），岡白駒出版了對於《文心雕龍》的校注本，是日本最早的《文心雕龍》校注。

在文學史方面，1882年的松謙澄的《支那古文學略史》一書就已經對於《文心》有所記述。1897年吉城貞吉所作的《支那文學史》中，於其第三章六朝文學之中將《文心》和《詩品》相提並論，作了較為簡單的描述。在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幾位漢學家先後寫成中國文學史，當中對於《文心》都有簡單的描述，如久保天隨的《中國文學史》、兒島獻吉郎的《支那大文學史》、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青木正兒的《支那文學思想史》等。

1918年，瀧川資言在其《日本漢學史》中有《書文心雕龍書後》一文，是最早的評論《文心》文章。《文心》的正式研究開始於鈴本虎雄、斯波六郎、吉川幸次郎等學者。在校勘方面，日本學者鈴本虎雄著有《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黃叔林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等，對於唐寫本、黃叔林《輯注》本進行校勘。理論闡釋方面，鈴本虎雄在《中國詩論史》中對於《文心》的理論有所闡發，指《文心》可以分為三部份，上篇二十五篇是文章體裁論，下篇二十四篇則是修辭，全書則是文體論論和修辭論。並指劉勰的《文心》補足了之前陸機《文賦》的不足之處。

二戰後的《文心雕龍》研究

台灣

台灣的《文心雕龍》研究開始於1950年代，當時有不少的大陸學者移居至台灣，但是當時的高等學校較少，設有中文系的只有國立台灣大學以及是師範學院（即後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因此當時研究《文心雕龍》的學校並不多。1950年，台大的廖蔚卿最早於中文系中講授《文心雕龍》；師範學院的潘重規、高仲華也先後開辦《文心雕龍》課程。1953年，台大成立了國文研究所碩士班和博士班，為後來的培養人才打下了基礎，但首份的碩士論文已經是1964年李宗慬的《文心雕龍批評研究》。早期的學術論文較為少，沒有學術專著，廖蔚卿、唐亦男、羅敦偉、張嚴等有數篇論文。

在六十年代，台灣增設了很多所大學，並設有中文系，為當時的研究打下基礎。當時台大的廖蔚卿、師大的李曰剛和方遠堯、國立政治大學的張立齋、淡江大學的黃錦鋐、東吳大學的華仲麔等教授都有講授《文心雕龍》，并出版了一些專著。在七十年代，《文心雕龍》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研究學者以新一代為主。當中，師範大學的王更生、沈謙；王金凌、黃春貴等都出版了自己的專著。受大陸文革的影響，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實際上中國研究《文心雕龍》的中心在台灣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心雕龍》研究的熱潮有所減退，王更生指：「晚期的『文心雕龍學』已經邁入發展的高原.....甚或講述《文心雕龍》的學者，三五年內也難看到一篇像樣的論文公諸於世」。此時候以《文心雕龍》作碩博論文的也較前代為少，碩士論文有8篇、博士論文有1篇。此時較少有較為集中的討論議題，而是集中於單篇研究。

注釋校勘是台灣學者所關注的議題之一。於1967年，張立齋的《文心雕龍注訂》（1968年，台北正中書局）在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之上作修訂，成為台灣的首本注本，之後他又按多個版本進行校勘，於1974年由正中書局出版了其《文心雕龍考異》。李曰剛先後於《師大學報》、《國文學報》、《中國國學》等學報發佈他對於《祝盟》、《奏啟》篇的「斠詮」，然後於1982年出版為《文心雕龍斠詮》；王更生於1985年出版了《文心雕龍讀本》，集結其對於《文心》注譯的成果。陳拱對於多個篇章進行了研究，後於1999年結集為《文心雕龍本義》。

思想來源方面也受台灣的學者關注，較多的學者認為劉勰的思想以儒學為中心，華仲麔認為劉勰經守儒學，以宗經作為其理論宗旨；王更生認為他是古文經學家，思想是經學思想為主；陳拱的《文心雕龍論文本於道與文以載道》則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劉勰的儒家思想；潘重規則反對饒宗頤的佛教說，針對饒氏的觀點多有反駁，並認為劉勰以儒學作為其中心思想。

《文心》的理論也是台灣學者關注的議題，1951年童壽的《〈答李翊書〉的養氣和〈文心雕龍〉的養氣》是台灣首篇的研究論文。東海大學徐復觀教授的《〈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一文也在此時候發表，影響深遠，於80年代引起了熱烈討論。於70年代，理論的闡發有所推廣，文原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都有所論及。於八十年代，單篇的研究開始增多，對於各論的篇章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如《通變》一篇則於1989年一年之內有三篇的碩士論文，也有一些專門論及創作論、批評論的專著，如《文心雕龍之創作論》（黃春貴）、《文心雕龍文論術語析論》（王金凌）、《文心雕龍之文術理論與批評》（沈謙）等等。

劉勰的生平也是台灣學者關注的問題。早於在六十年代，華仲麔在《文心雕龍要義申說》中，為劉勰作簡譜。之後，張嚴、王更生、王金凌、龔菱、李曰剛都先後為劉勰作譜。當中，對於劉勰的籍貫、生年、整理佛經的時間、寫作時間、卒年等都有考據或爭論。

日本

二戰之後，《文心雕龍》研究工作相比於前代有所進展。版本方面，戶田浩曉針對於神田喜一郎所藏的明弘治（1504年）馮允中刊本，考証其為元至正本的重刻本。戶田又考証出岡白駒本是按尚古堂本之上再校。此外他又針對於梅慶生本、何允中本等作版本研究工作。

注疏方面，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龍范注駁正》、《文心雕龍札記》對於《文心》的校注方面多有闡發。在《范注駁正》中，他在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之上又作駁正達400多條。《札記》本計劃完成對於《文心》五十篇的訓詁，但是因病過世而只是完成了四篇札記。

在翻譯方面，日本目前有三家的全譯本，分別由興膳宏（世界古典文學全集第25卷，1968年）、目加田誠（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4卷，1974年）、戶田浩曉（新釋漢文大系，上冊1974年出版；下冊1977年出版）所譯。當中，目加田誠的譯本開始工作最早，早於1945至1963年間，他就於九州大學文學會刊《文學研究》上發表過《文心》的部份譯注，且包括原文和日語訓讀，但於1974年出版的時候為應出版社要求而略去。在每篇譯注之前，先是他自己對當中的理論的解說，然後是譯注。興膳宏於京都大學就讀的時候受吉川幸次郎的鼓勵之下，對《文心》展開了譯注的工作。他以《文心雕龍注》作為其翻譯底本，正文以現代日語譯文為始，再是日語訓讀和注譯。其全譯本因注釋詳實，而在日本學術界得到好評。戶田浩曉的譯注動機始於1943年加藤虎之門的讀書會，在閱讀《文心》的後起了要為《文心》作注的決心。1960年至1970間，先後於立正大學的《城南漢學》中發表當中譯注，然後經增補為18篇，收入明德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新書》叢書系列出版。之後又於1974、1978年完成全譯，收入明德書院出版《新釋漢文大系》出版。

此外，思想探原也是日本龍學界研究的範圍之一。興膳宏於1981年發表了《文心雕龍自然觀—探本溯原》論文，當中論証了他的自然觀既和儒家、道家以及是佛家都有所不同。他又於1982年發表了《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文，當中論証了《出三藏記集》有可能是劉勰所作，並考証了劉勰和佛家的關係。甲斐勝二於1980年代先後發表了《〈文心雕龍〉的基本性格》日语：『文心雕龍』の基本的性格，論証了文心雕龍的思想理論。

香港

香港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較為少，於戰後，《文心雕龍》的研究成為了香港研究中國文論中的熱門議題。1954年，《民主評論》刊載了饒宗頤的《文心雕龍與佛教》，是香流第一篇對於《文心》研究的論文。1962年，饒宗頤結集出了當時的香港的《文心》論文，並結集為《文心雕龍研究專號》出版，代表當時的成果總結。

思想淵源是香港是饒宗頤的《文心雕龍與佛教》（1954年），認為《文心雕龍》的成書和佛教的思想有很大的關連，石壘在其《文心雕龍佛道義疏証》中也同意《文心》的思想受到佛教的影響。和之相右的有往返港台講學的潘重規，他於《劉勰的文藝思想以佛學為根柢辨》中認為饒說「有違真相」，認為應該是以儒家為主。於80年代，陳耀南發表多篇論文，認為劉勰的文學之道基於儒道之上取合了佛、道。

比較文學也是香港研究《文心雕龍》一個主要範圍。早於六十年代，黃孟駒就將《文心》和王充的《論衡》作比較，指王充的「疾虛妄」精神對於劉勰的反對「訛濫」的思想有所影響；1967年，江汝珞對於《文心》和《詩品》作出了對比；1971年，劉之仁對於《文心》和《文賦》作出了對比。1987年，陳耀南出版了《文鏡與文心》，總結了他對於《文心》和《文鏡秘府論》的比較研究。黃維樑則重視於將《文心》和西方文學作對比，以及是古今對接方面，將《文心》和《詩學》以及是《文學理論》等西方文論作對比，以及是將《文心》運用於實際的文學批評之上，用之批評白先勇、余光中等人的文學作品之上。

校勘、注解、翻譯也是香港研究《文心》的方向之一，在1970年，饒宗頤出版了《文心雕龍集解》、同年潘重規出版了《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合校》。黃兆杰等於1999年將《文心雕龍》作翻譯，即為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對於推動《文心》傳播有所作用。

在二十一世紀，香港研究《文心雕龍》的熱潮有所退減，研究古代文論的學者大多將方向改向宋元以及是明清文論。此時研究《文心》的學者有鄧國光、歐陽艷華等。另外，黃維樑將其研究《文心》的論文結集出版，為《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

韓國

雖然《文心》早於九世紀前後已經傳入日本，但是正式的研究要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才開始。1966年至67年，漢城大學中文系車柱環教授對於《文心》中《原道》至《明詩》等數篇做了作了疏証 。八十年代，《文心雕龍》的研究集中於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並涉及的問題包括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文学观、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风格论、文原论、理论体系等問題。但整體而言，還在输入成果的介绍性阶段。

翻譯也是韓國龍學界關心的問題之一。在1975年崔信浩(圣心女子大学国文系)教授译注的《文心雕龙》，是第一部韩文全译本，至1990年已經印刷六次，但此本以兴膳宏的日译本为蓝本，很少参考中国的重要校注、译注本的资料，学术价值不是太高。1984年，漢城乙酉文化社出版了李民樹所譯的《文心雕龍》，當中參考了興膳宏的譯本，以及是陸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龍譯注》。1994年，漢城民音社出版了崔東鎬教授的譯本，以譯文、原文、評述、注的方式排列。於九十年代，高麗大學漢文系李东欢教授为中心的十三位学者結成了“文心雕龙读会”，并計劃推出《文心》的譯本。

俄羅斯

最早，蘇聯漢學的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就在其討論中國詩學的著作中提及《文心》，并譯出了《原道》篇。之後當代漢學家費德林、索羅金（俄語：Владиславу Федоровичу Сорокину）等也在評述中國古典文學成就的時候，列舉過《文心》。之後，К.И.戈雷金娜（俄語：Ки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Голыгина 《文藝的定義——中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中的「文」》（1974年），李福清的《世界文學史》第二卷中介紹「五-六世紀的中國文學」的時候，也論及過劉勰和《文心雕龍》，但是是簡單的評介文字。

理論研究方面，最早可以追索到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波兹德涅耶娃（俄語：Любовь Дмитриевна Позднеева）所主編的《中世紀東方文學》，當中有10頁的篇幅論述了中世紀的詩歌理論，當中包括了劉勰。1979 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伊戈尔·萨莫伊洛维奇·李谢维奇（俄語：Игорь Самойлович Лисевич）出版的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有40多處論述了《文心雕龍》。

在蘇聯解體之後，隨着理論的開放使漢學研究出現很多創新之作。К.И.戈雷金娜于1995年推出的著作《“太极」：1-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俄語：Великий предел: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и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 I-XIII вв）當中的第三章第三節對於《文心雕龍》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論述。此外，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B.B.马良文（俄語：Владимир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Малявин）和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教授的M.E.克拉芙佐娃（俄語：Мари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Кравцова）等學者對於《文心雕龍》也有所研究 。

西方世界

在1867年由衛烈亞歷所編的《漢籍解顯》中就已經有《文心雕龍》的記述。但是之後一段時間都沒有對《文心雕龍》的記述。法國學者考狄所編的《漢學學目》之中沒有對《文心雕龍》的記述，翟理斯所作的《中國文學史》和葛禄博所作的《中國文學史》中都只談到同時代的《文選》，而沒有論及《文心》。顧令所編的中國百科辭典中也沒有談到《文心》。至1926年，前蘇聯漢學家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在巴黎漢學院作演講的時候，於講座中談到了《文心雕龍》，

最早關於《文心雕龍》的學術論文是施友忠在《亞洲學刊》1953年第7期的《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古典主義》（Classicism in Liu Hsieh's Wen-hsin Tiao-lung），當中分析了劉勰對於儒家的態度。

美國，施友忠的《文心雕龍》譯本是當時研究成果的重要里程碑。其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是《文心雕龍》的首個英語全譯本，於1959年於美國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後得到了海陶瑋、柳無忌、霍克思、侯思孟等學者的評論。

較早專論《文心雕龍》的作品是杜克義的《中國三至六世紀的文類理論：劉勰的詩歌類型論》（Genre theory in China in the 3rd-6th centuries: Liu Hsieh's theory on poetic genres）（1971年），在其第三部份中討論了《文心》。他先從劉勰的歷史背景談起，然後從「文」、「筆」兩者的差別討論入手，討論了《文心雕龍》的文體理論。在此之後，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1975）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中也都於探討了《文心雕龍》，並對於《原道》篇有所翻譯。蔡宗齊的《中國文心：〈文心雕龍〉中的文化，創造和修辭》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

在意大利，只有米蘭大學珊德拉Alessandra Lavagnino教授對於《文心雕龍》有所研究，她翻譯了《文心雕龍》五十篇，並在編著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資料》立陶宛語：Materiali per lo Studio della critica letteraria della Cina antica第二部份中，輯要了《文心雕龍》研究書目、詞匯、和相關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