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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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沒有列出任何參考或來源。 (2013年5月16日) |
紀當奴(英語:Donald Gee;189l年—1966年)在1905 年威爾斯教會大復興時得救,原本是公理宗的牧師, 1912年透過浸信會的一個團契與五旬節派的人接觸時得着聖靈充滿,在聚會中說方言、唱靈歌(即以方言唱詩) ,並且在愛丁堡神召會作牧師。紀當奴堅持兩個原則:說方言及推行教會合一。由於紀當奴是第二波靈恩運動中一個廣受尊重的領袖,因此被稱為「五旬宗的君子」。
生平事奉
紀當奴一生擔任五旬節派教會許多要職,透過不斷持續的講道和撰寫無數書籍與文章,把五旬節運動推展到世界各地。他自己是愛丁堡神召會的牧師;1934~1944年擔任英國神召會總會的副主席,自1948年起擔任主席。自1947年起,為世界五旬節派總會(總部設於蘇黎世)委任為官方刊物《五旬節》(Pentecost)的主編,且是世界五旬節派總會惟一的當然委員,他同時是倫敦神召會聖經學院的院長(直到1964年)。在他帶領下的世界五旬節派總會,不斷透過行動向世界證明,"為什麼被聖靈充滿就必須說方言"的原因,因而招致當代許多批評。
紀當奴周遊世界各地,以講解聖經來推廣五旬節運動,不像其它五旬節派的環遊佈道家,只是以靈恩派方式來佈道。他最為人樂道的,是致力推行教會合一的工作,包括反對靈恩運動的人。另一方面,他力勸五旬節派領袖,要與其它教派的領袖合作,要欣賞別派的崇拜禮儀,和重視神學教育(這都是靈恩派在60年代較弱的環節),因而備受反對,特別是美國神召會。他認為教會四分五裂,是當今對社會最失敗的見證,而這種分裂不僅存於靈恩派與非靈恩派之間,就是各國的靈恩派之間,也像一盤散沙。
原來60年代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對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推行的合一運動非常反感,這時候的靈恩派亦多看自己為基要派(到第三波時已不作如是看)。紀當奴便說︰「高談靈裏合一是超越我們一切宗派與意識形態的藩籬,自然是很動聽的,但這事實仍不能叫我們不致力尋找外在可見的交通」(Gee, Pentecost 6, 1948, p. 17);所謂外在交通者,是包括承認別人的學術成果(指聖公會的神學),和他們沿用已久的崇拜禮儀,這也是60年代靈恩派最不能接受的。
紀當奴的朋友庇利斯(David J. Du Plessis)曾任世界五旬節派總會主席多年,也因推動教會合一工作,而被神召會革除交通('disfellowshipped')。紀當奴不僅精神上支持他,在1961年還以「我們真是那麼基要嗎?」一文,向反對合一的人質詢,成了靈恩運動史一篇重要的文獻︰「我們總有些時候要反躬自省,重新評估某些在安舒日子看為寶貴的事情;那時我們奢侈地沉迷在宗教糾紛及分裂中,我們以(施洗)約翰自居,把一切不肯在我們指定的地方簽名的人逐出教會。 我們要別人『跟隨』我們,不是『為了』神的兒子。很多時候搜索異端,正是人離棄豐盛聖靈的標記。我們逼害別人,也受到別人的迫害,為什麼呢?全是那些不是頂重要的問題。我們卻告訴別人,是為了主而爭戰」(Gee, 'Are We Fundamental Enough? ', Pentecost 57, 1961, p. 17)。
思想主張
紀當奴的作品以《有關屬靈恩賜》(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 London, 1937)最受歡迎,被譯成多國文字,包括中文。紀當奴強調說方言是聖靈充滿的「第一印記」,是每一個信徒都需要追求得着的(D. Gee, 'Initial Evidence', in Redemption Tidings, 1st Dec. 1925),這思想亦成為靈恩運動史所謂第二波的記號。他作品極多,重要的不下23項,質素亦高,是情理兼備的優秀作品,廣泛論述五旬節派基督徒與社會、文化、政治,甚至禮儀的問題,他認為靈恩派需要在這些方面盡上責任;他亦提及共產主義的問題,認為即便是反對共產主義,也要提供另一可行的模式來。他要傳道人注意性倫理、家庭計劃,甚至主張在五旬節派內給予有需要的人精神治療,因為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是屬靈問題。這樣廣闊的胸襟,就是在今天靈恩派領袖中亦是鮮見的。
無論是藉文章、講道、教書或行政工作,紀當奴均對靈恩派內部發出很多中肯的批評,他們若謙卑聆聽又改過的話,相信靈恩派的發展會更為迅速和健康;至少靈恩運動的第三波就不會重複昔日的錯誤。
1.不要沉醉於高言大智,他認為五旬節派一直喜歡用最輝煌的言語和詩歌來表達自己,是件危險的事,「已經到了叫人作嘔的地步」(Gee, Proverbs, pp. 9f.)。
2.寫五旬節派領袖的傳記,或述說他們的事蹟時要忠實,不要作假誇大,不然那就成了「虛偽奉承最糟糕的例子」(Gee, Study Hour 9, 1950, p. 54)。這些虛假的故事,正是要為神召會主日學中流傳的錯誤觀念負責任。
3.他毫不留情地批評年輕的靈恩派會友讀神學的動機,認為他們只是愛出風頭,希望做一個小會眾群體的領袖。他說這些人完成課程,就完全否定他們所由出的社會文化,結果對誰都沒有好處;「情況就像一個不會說基路部語(Kilubu)的人,卻想去剛果作宣教士一樣」(Gee, Study Hour 9, 1950, pp. 36f.)。
4.他嚴責那些說讀神學沒有用處的人,指出這正是他們沒資格帶領教會的原因。他自己沒有受過正規神學教育,卻一生不停自修神學,臨終前的讀物是田立克(Tillich1165,Tillich, Paul)的《系統神學》(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p. 213)。
5.他反對靈恩派講員不預備講章,托詞讓聖靈帶領。他曾在巴黎及倫敦舉行的世界五旬節派大會上責備傳道人,因為他們的講道太貧弱。他說講道像其它技能一樣,是需要不斷磨練才會進步的,而預備講章與聖靈帶領二者,是並行不悖的(Gee, Pentecost 46, 1958, p. 17)。
6.他對靈恩派許多偏激行為常加糾正,要他們多用思想,不要走極端,防止迷信的言行,以為在五旬節去耶路撒冷,會有特別的靈恩降臨(1961年的五旬節);又指出新約許多全心相信神會醫治的人,也得不到神醫,故不應過分推崇神醫的地位(Gee, Pentecost 20, 1952, p. 17; 55, 1961, p. 17; 36, 1956, p. 17等)。
7.對靈恩派佈道方式,他亦有意見。他不贊成以神醫招徠,更反對「全備福音商人團契」的佈道方法,認為「這是高壓式的推銷伎倆,多於是神靈的引導」;把財富繁榮與屬靈祝福混淆,就是為五旬節派的恩典與祝福敲響了喪鐘(Gee, Pentecost 71, 1965,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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