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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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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貨就是鴉片、由罌粟製成,是毒品

特貨是20世紀初鴉片在中國的特殊稱謂[1][2][3][4],屬一種毒品。由於價值高、體積小、流通性好,1950年代前在中國可作為硬通貨使用。

中國工農紅軍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在部分蘇區開始收鴉片稅,零星開始鴉片貿易。到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共官方主導鴉片種植與鴉片貿易,解決財政危機。國共內戰時期,鴉片已經作為重要經費來源。中共建政以後,初期通過英屬香港向世界出售鴉片與鴉片製品,獲得外匯,雖然理論上英屬香港並不允許鴉片貿易。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全面禁毒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營農場以「藥用」為名種植罌粟,估計直到1980年代初終止大面積種植[5],中國藥用罌粟集中到甘肅省農墾集團公司種植[6][7]

由於中國共產黨公開宣稱禁止吸食鴉片,故在其內部資料中,一般以「特貨」、「特產」、「土產」、「土貨」、「土特產」、「肥皂」為等代稱鴉片[1],偶爾會因審核不嚴出現「鴉片」字樣。一般可以根據代稱貨物的體積、價值、運輸方式判斷「土特產」、「特產」、「肥皂」是否為特貨

中共鴉片貿易主要是為了解決財政問題,一般實行比較嚴格的「對內禁止,對外銷售「,這個制度是如何實施下去的,我們不得而知;但由於獲利甚巨,即使沒有文獻,也可以確定出現過較多的鴉片內銷情況。在鴉片橫行的民國時代,中共鴉片是國統區的鴉片的重要來源之一。

紅軍時期

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在大定縣土豪,沒收鴉片2000;在徽縣,沒收煙土230多兩[8]

井岡山蘇區

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軍委毛澤東中共湖南省委報告,反對省委將紅四軍主力調離井岡山,陳述了6條理由,其中說道:「從經濟上講,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至節儉需要現洋七百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煙土吃飯。」[9]

川陝蘇區

《川陝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中,第三條(甲)特種稅第2點中提到「特貨:開設特貨館者,每月照三等徵收:頭等2元,二等1元,三等5角。專門以販賣特貨為業,按每兩抽5%。」[10]蘇區稅務局員工回憶中也多次記載收取特貨稅或特貨館稅。[11]

1935年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川陝蘇區後,紅軍巴山游擊隊於1937年在川陝道上的龍神殿,鐵爐壩設關卡收買路錢,對過往商隊強制「有償護送」,其中對特貨按價值收取10%稅金。[12]

左右江蘇區

鄧小平張雲逸右江蘇區收取鴉片過境稅,還派軍隊護送鴉片至南寧紅七軍剛成立時,在百色扣留了10萬兩鴉片,並未銷毀,而是採取收重稅放行的方式,籌集了稅款10餘萬,解決了根據地財政軍需問題。[13]

陝甘蘇區

陝北根據地早期的部隊來源之一就是特貨保運武裝。1931年9月,紅軍晉西遊擊隊第一大隊由於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圍剿,無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黃河來到陝西,在三邊(定邊靖邊安邊)一帶打土豪、分財物。10月初,紅軍收編了2隻保運隊伍(鴉片貿易武裝押運),改編為陝北支隊,支隊長閻紅彥,副支隊長吳岱峰,政治委員楊重遠。[14]

長征時期

1935年1月中央紅軍打下貴州遵義後,沒收了軍閥王家烈的十幾萬元的煙土與食鹽,交由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充當準備金發行「蘇維埃銀行鈔票」,在城中設立4個兌換點,並規定了賣煙土、食鹽的方法:煙土、食鹽等國家銀行經手的物資,一律只收蘇維埃銀行鈔票,以此籌集物資與軍糧。[15]

抗日戰爭時期

抗戰時期中共邊區鴉片貿易流程圖[16]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改編紅軍,中共主要依靠國民政府提供給邊區的每月六十萬法幣(2個師)軍餉、蘇聯的經費以及海外募捐,依仗外援支撐財政。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完全切斷對中共的援助,並實行封鎖,中共中央財政陷入極度困難。而1940年開始,賀龍大青山根據地向陝甘寧邊區輸送特貨,緩解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困境。1941年12月31日,邊區銀行行長南漢宸親自帶稽私隊到保安司令部軍需處收繳了十三箱「肥皂」(特貨),作為準備金,為1942年的財政打下了基礎。爾後毛澤東向南漢宸確認了在陝甘寧邊區開展官營特貨貿易的經濟策略。從1942年開始,中共中央財政獲得極大改善,當年特貨收入佔到中共中央歲入的40%。後為平息物議,1943年陝甘寧邊區逐步禁種,由晉綏邊區作為主要特貨種植區,並向陝甘寧中共中央輸血。

在毛澤東1942年初確認中共官方主導特貨貿易前,各「抗日根據地」已經將特貨作為重要物資之一籌措軍需,保障財政。晉冀魯豫邊區的魯西區,1940年建立了特別組織,到敵占區用特貨、黃金、白銀購買槍支、彈藥等,以供部隊之需。[17]

陝甘邊區

1938年4月18日,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毛澤民為緩解陝甘邊區的財政困難,曾請示中共中央,準備把新疆所存的16萬兩煙土在平津地區變賣,以籌措經費,緩解邊區財政困難[18][19][20]毛澤東於5月20日回信同意並由陳雲操辦:「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裏好,將來也有助於我們,請陳抄辦一份,送洛甫」。[19][20]

大青山抗日根據地

1940年春,大青山騎兵支隊參謀長陳剛(原358旅715團3營營長)一次就從大青山帶了4噸特貨回延安,受到高度評價。[21]

解放軍炮兵政治部研究室主任梁勁秀回憶,八路軍在歸綏地區徵收煙罰,每年夏季都可到四、五千兩煙土,整個大青山地區的煙罰除了本地黨政機關自用,還可以支援晉綏軍區和延安中央。[22]

原晉西北軍區供給部部長范子瑜回憶120師後勤時提到,120師在大青山根據地搞鴉片煙土,然後運到陝西躍州、同官一帶的馬欄鎮張村驛販賣。3年中運了3次,1次就運1.5萬兩,賣了15萬銀元,「部隊基本靠這個來解決困難」。1941年5月,范子瑜收完鴉片回來,適逢中共中央以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和軍委後勤部長葉季壯的名義,給賀龍關向英發電報,提出以TNT換特貨,後賀龍決定從運回的1.5萬兩鴉片中拿出1萬兩送到延安,沒有要求交換條件。[23]

陝甘寧抗日根據地

南泥灣

1942年,朱德(右三)、賀龍(右四)在王震(右二)陪同下,視察南泥灣

根據《南泥灣調查》,1942年特務團、九團、四支隊來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24]。在1942年各單位中底面積調查表中,八團種植1000畝,收煙300兩,特務團收煙100兩,警衛團收煙800兩,炮兵團種植六百畝只出八十畝,收煙幾十兩。[25]「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百畝只出了八十畝。其他是施肥割煙皆不熟悉……」。[25]

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26]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煙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27]

根據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當時中共的地下工作中就包括向國統區推銷南泥灣特產(鴉片),由賈拓夫主持。[28]

根據盛文採訪所述,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從隴東佯攻,主力從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襲。南泥灣的金盆灣是其中路線之一,國軍參謀人員化妝為鴉片走私商人進入邊區,「沿路販賣西藥和布料,歸途帶鴉片回來」,確認了路線通暢。[29]

晉綏抗日根據地

新四軍

國共內戰時期

熱河解放區

東北解放區

隨軍銷貨

銷往香港

根據《山東解放區海關史料縱覽》,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將國共內戰時期種植的鴉片通過山東煙臺等地銷往香港。

中共建政以後

中共建政後,部分西方報紙,美國國會聽證會報告[30]及國民黨方面資料[31]表明,中共鴉片通過香港轉銷到西方。

國民黨方面稱,中國由農墾部統一生產經營鴉片,外貿部統一外銷。[32]值得注意的是,原南泥灣屯墾並種植鴉片的359旅旅長王震一手創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北大荒開荒,並長期擔任中國農墾部長一職。

香港澳門銷貨

根據中國情報人員陳發光回憶錄[33][34][35],中共建政後,其由中共南方情報局處長王革菲(後任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指示,在香港與澳門推銷特貨,換取外匯,並掩護情報工作「從政治上起到麻醉敵人、削弱戰鬥力的作用,又換來外匯交上級統一開支,解決了情報經費困難」。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清洗,定為「販賣毒品罪」,並被多次關押收監。

「藥材百號」

根據插隊知青與本地學生回憶錄及部分中共公開資料,中共在20世紀60-80年代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36]新疆生產建設兵團[5][37]的國營農場以藥用為名,種植罌粟,代號「100號」[5]、「百號」[38]、「一百號」[39],據稱是因為罌粟從種植到結果需要100天[39]

百號種植一般由上級分配種植任務與種植面積到連隊,由於鴉片割煙需要搶期,一般會組織知青與在校學生割煙。收割鴉片是兩個人一組,一個人負責在前面割,一個人緊跟在後面收,遵循割煙傳統迷信的讓未結婚的女學生或女知青參與收割,據說會比一般人多割一些出來。回憶錄中女知青或女生割煙的佔多數。收割的鴉片由連隊統一保管並上交。

由於與長期的禁煙宣傳,各地知青們與學生普遍用「難忘」來形容割煙過程。割煙工序與過程描述,罌粟殼治病功效,做菜描述高度一致。

特貨貿易的爭論

中共黨內的兩種聲音

在官營特貨政策初期,很多老同志有意見,還有人向毛澤東寫過長信。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幾位中共領導人,如高崗,是反對特貨貿易的,「寧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認為陝北根據地堅持多年,條件比這還困難的時候都沒有做這個買賣。毛澤東在接見南漢宸時,也表示,「關於經營土特產的事兒,許多同志都來反映意見,而且是相當尖銳的」。[40]

特貨帶來的內部鬥爭

特貨貿易的意義

特貨貿易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共財政困難,對西北地方財政有決定性影響。如1949年年初西北財經辦報告:「由於西北貧瘠,特貨七、八年來向為西北支持財政,穩定金融,周轉貿易的槓桿。一九四二年以來,憑藉着這種特種經營解決了財政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換入入口物資歷年來供給了黨政軍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供給市場百分之四十至二十,銀行外匯之絕大部分過去也依靠了它的出口換取,這些都相對地減輕了人民負擔和支援了革命事業。在一九四八年,除華北援助之外,也還主要地是依靠它使我們渡過了財政困難的一年,如果現在忽爾停止了這種經營,則今後將用何種力量來周轉貿易和支持金融,實為一很大困難問題」[41]

共產黨政權販毒問題並非中共一家,朝鮮勞動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等共產黨政權或武裝,都在遇到財政困難時,將目光瞄準了毒品[42][43][44]

特貨相關軼事

  • 黃克誠貪污案廬山會議上,吳法憲突然揭發黃克誠不但是個「偽君子」,而且還是個「貪污犯」,稱其貪污了「黃金萬兩」。吳法憲所指的是1946年,新四軍三師進軍東北時,黃克誠所攜帶的一批黃金、銀元、煙土、鈔票,是全師所有經費。而吳法憲在會議上列出了一些具體數字(據當代中國出版社《黃克誠傳》記載:金子440餘兩,銀洋21222元,鴉片42斤,還有各種鈔票幾億元),稱黃克誠把這些黃金白銀從蘇北帶到東北,從東北帶到熱河,從熱河又帶到天津,從天津帶到湖南,長期把持這個「經濟攤子」。這批財務一直下落不明,應該進行追查。[45][46]
  • 賀龍文革中被揭批為大煙販子文化大革命中,首都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編寫的揭批賀龍的材料,《打倒反黨篡軍大野心家賀龍》中有一段:「1945年……八月十七日《新華日報》刊登《農民將軍賀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土匪頭子、馬販子、販賣大煙的賀龍說成是『耕種着自己的田地的農民』,把一次就背了五個老婆的土匪賀龍說成『還沒有結婚……』。」[47]
  • 南漢宸文革中被揭批為大煙販子:2006年南漢宸誕辰110周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現任領導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現任領導的關懷下」,《當代金融家》雜誌2006年2期推出南漢宸紀念專欄,文章《傳奇一生照汗青——南漢宸同志傳略》中提到:「早對南漢宸懷恨在心的康生,和陳伯達勾結起來,給南漢宸扣上「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大煙販子」等莫須有的罪名,妄圖抹殺南漢宸立下的豐功偉績。」[48]

特貨口述歷史

  • 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26]在接受採訪時說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煙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
  • 根據盛文採訪所述,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從隴東佯攻,主力從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襲。南泥灣的金盆灣是其中路線之一,國軍參謀人員化妝為鴉片走私商人進入邊區,「沿路販賣西藥和布料,歸途帶鴉片回來」,確認了路線通暢[29]

中共對特貨的屏蔽

中國互聯網對特貨的屏蔽

  • 百度搜狗Bing等中國常見搜尋引擎搜索「特貨」,已無任何與中共販賣特貨相關內容。
  • 討論中共販賣特貨相關的論壇帖子,網文被站方大量刪除,中國互聯網基本不可覓。
  • 讀秀知識中搜索「特貨」,已無任何與鴉片相關內容。

歷史資料的刪減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區財政經濟史料編摘》第四編商業貿易中,特產專賣部分整章「從略」。
  • 范子瑜回憶120師後勤補給中特貨貿易部分被刪除。
  • 《熱河解放區》中鴉片二字內容被□□替代。
  • 2006年出版的《開國第一位央行行長——南漢宸》基本全盤繼承1993年出版的《南漢宸傳》,但是將與毛澤東長談確認官營「土特產」一部分刪除。
  • 1949年11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關於查收毒品提出的幾個意見函》中第一句「西北全部解放特貨已無銷路自應查禁」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1949年冊中被刪除。
  • 淮南抗日根據地財經史》將龔意農《憶淮南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中與日軍做軍火生意與種植罌粟部分刪除。

特貨相關資料

論文與專著

  •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陳永發
  • 《統籌與自給之間: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經政策與金融、貿易體系》,陳耀煌
  •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岳謙厚
  • 《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林美莉
  • 《試論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特貨》, 賈克佳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經濟與財政》/《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美國出版),侯天嵐

媒體文章

著名網文

資料文獻

回憶錄及個人傳記

史料編摘

重要文章

  • 南泥灣調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一九四三年(一)
  • 《永遠難忘的革命歲月》,梁愛民,《延川文史資料》第3輯
  • 《種罌粟》,王錫富,《伊春文史資料》第8輯
  • 《晉西北貿易工作和土地改革》,牛蔭冠,《呂梁黨史資料》第8輯
  • 《隴東貿易的發展及其活動》,慶陽地委黨史辦,《隴東革命史料選輯》第1輯
  • 《回憶大青山抗日戰爭與綏中地區財經工作》,成楓濤,《包頭文史資料》第7輯
  • 《對禁煙局工作的一些回憶》,張孟望,《盂縣文史資料》第5輯
  • 《回憶抗戰中綏中專署的經濟工作》,成楓濤,《察右中旗黨史資料》

國民政府方資料

  • 《蘇俄在中國》,蔣介石
  • 《延安內幕》,齊世傑,華嚴出版社,1943年
  • 《陝北鳥瞰》,馬季鈴等,正義出版社,1941年
  • 《無孔不入的中共毒化政策——陝北「紅區」推行鴉片政策的鐵證》,《忠報》,1947年第1期
  • 《陝北匪區聞見實錄》,曾問吾,《文化先鋒》,1947年2-3期
  • 《中共在陝北邊區的經濟措施》,曾問吾,《經濟論衡周刊》,1947年12期
  • 《中共統治區寫真》,樂天,民主書局,1946年
  • 《抗戰勝利以來中共罪行紀要》,國防部新中國出版社資料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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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综览 第三卷. : 第1605頁. 特貨,即大煙(鴉片)、嗎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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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一二八團史志編纂委員會. 一二八团史.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年: 第160頁. ISBN 7-80122-317-9. (十八)罌粟 1970-1975年間,在一連、二連……等單位種植罌粟,面積40-100畝。 
  38. ^ 天疆. 憩园的心弦.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3頁. ISBN 978-7-201-07782-6. 當地職工都稱它為「百號」……就是人們熟知的罌粟 
  39. ^ 39.0 39.1 伊利新聞網. 记忆中的“一百号”. 2014年9月9日 [2015年5月9日]. 當時,不許說是罌粟或者鴉片,而是用「一百號」代之。據說,這是因為罌粟從種植到收割需要一百天的時間 [永久失效連結]
  40. ^ 鄧加榮; 韓小蕙. 南汉宸传. 北京: 中國金融出版社. 1993年: 第254–256頁. 
  41. ^ 《1948年西北財經情況及目前問題》
  42. ^ 周宇. 朝鲜毒品攻陷东北. 鳳凰周刊. 2011年, (29期). 數據表明朝鮮每年生產40噸鴉片,是世界第三大鴉片出口國和第六大海洛英出口國,年出口毒品收入5億美元 
  43. ^ 官方下令种植罂粟 指使边民走私贩毒 越南当局大规模生产鸦片捞取外汇. 人民日報 (新華社). 1983-07-19. 
  44. ^ 欣芸. 骇人听闻的越南官营鸦片生产. 了望(新聞周刊). 1983年, (第7期). 
  45. ^ 专案人员谈开国大将黄克诚“贪污黄金案”. 2015年1月15日 [2018年4月14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4-14). 
  46. ^ 所谓“贪污黄金案”. 黄克诚传. 北京: 中國當代出版社. 2012年: 第516–517頁. ISBN 978-7-5154-0177-5. 
  47. ^ 引用錯誤:沒有為名為:5的參考文獻提供內容
  48. ^ 曾舜朴. 传奇一生照汗青——南汉宸同志传略. 當代金融家. 2006年, (第2期) [2018-04-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4-14).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