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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真理報》於1953年7月10日宣佈貝利亞去職的消息 | |
日期 | 1953年6月26日至12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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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 |
發起人 | 尼基塔·赫魯雪夫 |
參與者 | 格奧爾基·馬林科夫 尼古拉·布爾加寧 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拉扎爾·卡岡諾維奇 格奧爾基·朱可夫 基里爾·莫斯卡連科 帕維爾·巴季茨基 |
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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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 | 拉夫連季·貝利亞 |
指控 | 叛國罪、恐怖主義和反革命罪 |
判決 | 死刑 |
貝利亞事件(俄語:Дело Берии[1])是指1953年6月26日發生於蘇聯的一次政變活動,以尼基塔·赫魯雪夫為首的政治集團於會議上逮捕內政部長拉夫連季·貝利亞,並以其組織的軍事法庭將其判處死刑,於同年12月23日,是在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去世後政治權力鬥爭的標誌性事件。
背景
拉夫連季·貝利亞
史達林之死
改革活動
行動策劃
黨政人物
軍方
逮捕
審判
處決
結果
蘇聯國內
貝利亞的逮捕造成蘇聯國內外的政治影響。
社會主義國家
貝利亞事件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引發強烈的政治風波,部份國家亦出現改革派與保守派勢力消長的變化。在東德,貝利亞倒台進挽救了烏布里希政權、改革派的統社黨要員魯道夫·赫恩施塔特與漢斯·詹德烈茨基失勢,遭開除黨籍,連同其「新路線」方針也被視作反對在東德實施共產主義的陰謀。在匈牙利則發生與東德相反的情況,史達林主義的共產黨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曾試圖以貝利亞倒台為藉口取消由後者強加的改革政策,但遭政府領導人納吉·伊姆雷等人的反對,莫斯科方面支持納吉進行改革活動,儘管其規模與深度遠不及貝利亞的程度。在朝鮮,執政的朝鮮勞動黨發生清洗,截至1953年8月超過10名黨領導人遭到處置,至少有一名政府高級領導人自殺身亡。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其領導人長期抵制史達林去世後的改革風氣,因此在貝利亞事件後受到的衝擊遠比其他國家小。
南斯拉夫方面的反應則具有兩面性,既認為此事件標誌史達林去世後的領導層才真正與史達林主義分道揚鑣、蘇聯的黨組織地位上升、消除日後再度發生權力更易的可能,視蘇聯可能以本事件為契機,重回非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路線。同時也對自1948年即交惡的兩國關係十分謹慎的觀望。1953年8月8日,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佈蘇聯將與南斯拉夫外交關係正常化。在「吉拉斯事件」後,赫魯雪夫以此為契機寫信給南國,將1948年兩國關係破裂的責任推給貝利亞,稱後者與同夥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聯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捏造了對南斯拉夫的指控,同時也抨擊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也是破壞兩國關係的禍首之一,因此雙方都有責任,狄托對於赫魯雪夫的說法則並未接受,前者提醒目前的蘇聯領導人當時都如貝利亞一樣、是史達林的核心領導成員,因此在1948年關係破裂的責任是相同的,並否定了吉拉斯在兩國關係的責任。
中國方面,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對貝利亞被以宮廷政變的形式下台批評:「作法粗暴」、我「對此有意見」,再稱:「貝利亞是蘇共主席團成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處理他理應名正言順,理應召開中央全會,由全會做出正式決議」。然而由於當時中蘇關係尚屬友好,且貝利亞確實犯有若干罪行,因此中國官方公開轉載蘇共中央對貝利亞的抨擊,並同樣撰文批判後者。至中蘇交惡後,出於對史達林的維護,中方將其罪行全部推給雅戈達、葉若夫、貝利亞等人,貝利亞的此一形象一直保持到蘇聯解體後,才有學者根據俄羅斯政府公佈的檔案為據發表較為客觀的若干論文、重新審視「貝利亞事件」的性質。
其他國家
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外,貝利亞的去職同樣引起軒然大波,佔據當時西方各大報紙的頭條,引起記者與政府官員對整起事件的熱烈臆測,當時正在法國渡假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查爾斯·波倫便立即飛回華盛頓,與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商議。由於本次事件發生與史達林去世的時間間隔過短,且發生的如此突然,使當時大多數外國觀察家認為蘇聯政權仍處於一種不穩定的脆弱狀態,不過對於日後蘇聯政府將採取何種政策意見不一,一些人認為日後可能採取與貝利亞相對柔軟的改革方針相悖,走上更為強硬的路線,其他人則認為蘇聯領導層無法承受政策再度更易的風險。至於貝利亞被指控的罪名幾乎無人認真看待,大多人認為其為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國家的觀察家並未推斷出赫魯雪夫為推翻貝利亞的主使者,而誤以為是馬林科夫策劃本次事件[2]。
後續
相關條目
註解
註腳
- ^ Воронов, Владимир. Судебное «дело Берии». www.sovsekretno.ru. [2022-01-06].
- ^ Knight(1993年),第217頁
參考文獻
- 列昂尼德·姆列欽.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北京: 新華出版社. 2001. ISBN 7-5011-5046-X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