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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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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的俱樂部模型(英語:Club Model of Terrorism)是用來解釋恐怖主義以及宗教激進化的一個經濟學學說,在2000年代由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雅納寇尼英语Laurence Iannacccone伊萊.倍兒曼英语Eli Berman、以及政治學家大衛.萊廷英语David D. Laitin建立[1][2]。此理論認為許多宗教恐怖主義會出現並具能持續運作,是因為當地政府效能不佳,許多重要資源只能透過具宗教背景的公益組織取得,這些組織為了解決公地悲劇中的搭便車問題,便發生了激進化,來排除搭便車的人。

此學說使用經濟學中的供需法則以及賽局理論,並被用來解釋為什麼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哈瑪斯黎巴嫩真主黨阿富汗塔利班會兼有公益組織和恐怖組織的雙重身份,並能夠取得成功[2]

俱樂部和公地悲劇

在經濟學,俱樂部財是指具有排他性(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但沒有競爭性的資源[3]。俱樂部模型認為,許多宗教背景的公益組織是一種俱樂部,他們掌握一定的資源,並且可以決定哪些人可以享有這些資源。只要俱樂部的成員數量有限,或者成員貢獻給俱樂部的資源不低於他們拿取的資源,資源就不會用盡。

然而,當所在地區缺乏基本的社會資源如醫療、教育、治安、借貸等等,造成宗教慈善組織成為取得這些資源的重要管道時,許多人會為了取得這些資源而加入這些組織,然而這會造成公地悲劇,每個人都過量使用這些資源,造成資源被用完。此外,若政府提供優惠給這些宗教公益組織時,也會吸引更多人為了這些優惠而加入,加劇困難。[4]

激進化

為了減少這些只享受不付出的搭便車成員,許多組織採用的解決方式是激進化,用嚴格的紀律要求成員必須付出大量的成本,例如志工活動、宗教教育訓練、禁慾、飲食禁忌、服裝規定、以至於高風險的武裝活動等等,以此勸退較為自私的成員,留下最忠誠的成員[2][5]

除了規範自己的成員,當這些組織掌權時,也可能在管轄地區立下極為保守的規範,來避免既有的成員把資源用在組織之外或是被花花世界吸引而退出,例如強制女性穿罩袍、禁止煙酒、禁止男女互動等等。[4]

也有些宗教組織解決公地悲劇的方式是和平的,例如重浸派基督教的阿米什人,透過「走跳期英语Rumspringa」(賓州德語:Rumspringa)的活動讓年輕人到城市中生活,體驗外面的世界,被外界吸引的成員就會自願退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將年輕的信徒派到世界各地傳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生活,若是耐不住考驗或被異國文化吸引,就會脫離教會。哈雷迪猶太教則要求極長的葉史瓦宗教訓練,男性必須把所有時間投入到研讀猶太教經典直到三、四十歲,而不學習其他有利於謀生的技能。這些機制也都能確保只有最忠誠的成員留下。[6]

恐怖攻擊的能力

有公益活動背景的恐怖組織,相較於沒有此背景的恐怖組織,有兩大優勢。一是成員忠貞,二是有社群支持。

成員忠貞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防止人員叛逃或通風報信;對武裝組織來說,人員叛逃的損失遠大於人員被擊斃[7][4]。忠貞的成員也有利於執行自殺攻擊。根據俱樂部模型的分析,自殺攻擊屬於高成本的攻擊,必然損失至少一名成員,並且可能因違反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而降低組織的聲望;但由於嚴密的反恐維安,造成恐怖組織不得不出此下策。由於激進化後留下的成員特別忠誠,因此有辦法執行自殺攻擊[8]

社群支持,則有利於招募新成員、募捐物資、以及避免通風報信。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研究顯示,有公益活動背景的恐怖組織,發動自殺恐攻的次數更頻繁,而且每次攻擊造成的死傷人數也更高[2]

對於反恐的見解

此學說將恐怖主義的成因歸咎於經濟發展不均,宗教只是催化劑,神學教義並不是造成恐怖主義的根本因素;恐怖份子的核心特質是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並且他們的行為符合經濟理性,不是出於無知、盲信、仇恨或無助[7]。由於恐怖組織能在理性分析後使用不對稱戰爭的手段,正規軍要打贏必須符出高額的成本;相較之下,改善民生條件使人們沒有動機加入宗教慈善組織,並提供獎勵讓激進派的人員退休,可能會是更有效的反恐策略[9][10]

參考資料

  1. ^ Berman, Eli; Iannaccone, Laurence. Religious Extremism: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adly (PDF). Cambridge, MA. 2005-10 [2023-11-11]. doi:10.3386/w1166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06-02) (英语). 
  2. ^ 2.0 2.1 2.2 2.3 Berman, Eli; Laitin, David.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Cambridge, MA. 2008-01. 
  3. ^ Buchanan, James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1965-02, 32 (125) [2023-11-11]. doi:10.2307/255244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9). 
  4. ^ 4.0 4.1 4.2 Berman, Eli. The Defection Constraint.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29–5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5. ^ Iannaccone, Laurence R.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04, 100 (2). ISSN 0022-3808. doi:10.1086/261818. 
  6. ^ Berman, Eli. Sect, Subsidy, and Sacrifice.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95–11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7. ^ 7.0 7.1 葉多涵. 誰想當恐怖份子?一篇文章讓你搞懂恐怖組織. 風傳媒. 2017-03-27 [2023-1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中文(臺灣)). 
  8. ^ Iannaccone, Laurence R. The Market for Marty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2006, 2. 
  9. ^ Berman, Eli. Constructive Counterterrorism.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183–20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10. ^ Gaibulloev, Khusrav; Sandler, Todd.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errorism since 9/1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06-01, 57 (2). ISSN 0022-0515. doi:10.1257/jel.2018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