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论

血统论，或遗传决定论，是一种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和身份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在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上采取先天的一方。与之相反的是社会决定论。世袭制、种姓制度和种族主义都可以视为血统论的一种展现，血统论也常跟民族主义结合。

概述

人与人之间在许多特征上的差异，包括行为和个性，都受到遗传差异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环境差异的影响。现代生物学的共识是先天和后天是假议题，所有的性状都是先天和后天因子交互影响后才产生的。而在民族主义方面，想像的共同体等论述也指出血源并不是构成民族的必要条件。然而，许多人还是相信血统论。

各地情况

中国文革时期

参见：黑五类、红五类和红八月

中国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被认为是一种血统论的说法。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曾经流行。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身干部家庭的红卫兵贴出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但据学者考证，这幅对联实际上在1966年6月起源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又被称为“鬼见愁”，在7月底、8月初广泛传开。8月上、中旬，红卫兵中产生了所谓“对联歌”，也称“鬼见愁”：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滚他妈的蛋！

（呼口号）要是不革命 就造他妈的反 就滚他妈的蛋

8月2日，陶铸在人民大学讲话时，回避评价这个观点，只是让学生“你们辩论一下”。同日，关锋和张春桥则做了正面回答，关锋说：“口号我觉得不是这样提好。‘老子英雄儿好汉’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提不策略，不利于我们争取可以争取的人。” 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但建议将对联改为：

上联：父母革命儿接班；下联：父母反动儿造反（一说：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江青还称此前的对联“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但实际上，还是原来版本的对联在到处流行，从北京传遍全国。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刘京合写大字报《从对联谈起》，为原版对联叫好。8月20日，谭力夫在其所在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辩论会上，就如何对待工作组作了长篇发言，将维护以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维护工作组和维护老干部连为一体，而此次讲话的内容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流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震动。

10月9日，周恩来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对“血统论”、“自来红”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10月24日，毛泽东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此后，新版“鬼见愁”对联歌在“造反派红卫兵”中流传，其中前两句按照江青等人先前的建议做了更改。

11月27日，一批以血统论为主要思想基础的革命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策划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并于12月5日发布了成立宣言。“联动”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成员常被称为“老红卫兵”，矛头转而指向毛泽东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之后被镇压。值得注意的是，从北京红八月起，老红卫兵此前一直是北京“破四旧”以及迫害屠杀“黑五类”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主力之一，但文革开始不久后他们中多数人的父母被作为“走资派”打倒，故逐渐转变为了“保守派”或“保皇派”，进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对血统论的造反派红卫兵则逐渐得势。1967年1月，遇罗克撰文《出身论》对血统论进行驳斥。血统论的思想直至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在拨乱反正时期被否定。

朝鲜

参见：出身成分和朝鲜纯血主义

美国新闻工作者芭芭拉·德米克曾采访过部分朝鲜的脱北者。根据其编著的《我们最幸福：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一书中记录，血统论在朝鲜十分盛行。如果父母的出生地并不在现今朝鲜的境内，如出生在中国、韩国、日本，这些家庭会被视为对最高领袖不够忠心，受到额外的监视。他们及他们的子女的待遇与发展机会（例如升迁）会比出生在朝鲜境内的人差。

台湾

在台湾有一些人主张台湾人的血统主要是原住民（如林妈利），和中国大陆的汉人是不同的血统，并以此为理由主张台湾应该独立建国。

参见

• 出身成分
• 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