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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華 (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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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華(1898年5月18日—1970年4月21日),原名劉廷英,1923年改名劉子華,在上海工作時化名老李老秦緒五,男,山西崞縣人,中共中央特科後期負責人。抗日戰爭期間,促使李宗仁接受中共的抗日政治綱領,開辦戰時青年幹部培訓班。1949年4月1日,作為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顧問同張治中等前往北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北京市園林局局長等職。文革時期受中共迫害而死。

生平

早年

劉仲華是山西崞縣北溝村人,生於中農家庭。祖父為打石頭工人。父親為農民。1917年因交不起學費從小學輟學,正值張勳復辟,投身大同鎮守使張樹幟部當學生兵。當兵一年後1918年學生兵復員分配,入山西省立一中。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10月在省立一中發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外圍組織「青年學會」,任總幹事,在省立一中強行開辦圖書室推廣進步書刊,合辦平民小學校、平民夜校併兼任校長,為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在太原各校募捐得款2,000銀元,領導驅逐校長魏日靖和與山西省教育廳長虞銘的鬥爭。1923年春畢業赴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謀得了謄寫資料的工作。

1923年2月由李大釗李彪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受李大釗派遣,到上海大學從事學運工作。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1925年秋被派往河南等地為黨募捐經費。1926年9月應國民軍第三軍第六旅旅長續範亭邀請,到五原軍事政治速成學校任教官,校長趙守鈺、教育長劉伯堅;成為劉秉琳的老師。1926年9月底與南漢宸浦化人等參加鹿鍾麟率領的32人觀光團赴蘇與比利時參觀考察軍事,因此與鹿鍾麟交好,路上介紹山東人盧志英入黨,歷時9個月於1927年5月下旬回國後到西安,奉河南省委任作民指示在河南省代理主席鹿鍾麟的第三集團軍東路軍任俱樂部主任(位於歸德),發展了謝甫生朱軍入黨。

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年夏,奉命到河南四望山游擊隊。後經河南省委指派,前往安徽太河縣楊虎城部第2集團軍第十軍政治軍事學校任教、阜陽縣高桂滋部第四十七軍,亳州方振武部,向黨內同志傳達中央指示,建立皖北特委,任特委委員兼特委軍委委員,1928年2月第十軍代理軍長孫蔚如清黨,被禮送出境,到高桂滋部教導團工作,1928年4月隨高桂滋部、方振武部參加討伐奉系的二次北伐,沿魚臺金鄉進攻濟寧為左翼軍,劉仲華擔任高、方兩部黨員組成的前線支部書記。濟南慘案後回到阜陽發現皖北「四·九起義」失敗,皖北特委瓦解,各縣都戒嚴捕殺共產黨,劉仲華只好去上海找黨,在方振武部工作的王世英到開封找黨。

1928年5月下旬到上海,通過歐陽欽(中共中央組織科科長)、霍步清(何步清,中組部接待處主任)接上關係,被任弼時留在中央軍委在任直接領導下做交通工作,先是做海陸豐暴動失敗後到上海同志的接待安置和各省做軍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接關係的工作。1930年至1931年在中央軍委從事情報工作,與劉伯承(中央軍委參謀長)、曾希聖(中央軍委參謀部諜報科科長)、曾中生(中央軍事部參謀科科長、中央軍委委員)在中央軍委直屬小組過組織生活。

1931年4月顧順章投奔國民黨後,劉仲華組建聯絡點,負責軍委機關情報和聯絡工作。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人曾得到此聯絡點的掩護。」[1]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間,上海中央局接連遭到六次打擊,其中1935年春節前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空前規模的大破壞,36名中共黨員被捕。1934年底,武胡景歐陽新去莫斯科,由上海局宣傳部長朱鏡我領導劉仲華,劉仲華主持特科的工作併兼情報科工作,易光曾志負責一部分工作。當時特科代號為「新新公司」。據陳養山回憶:「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中央局、江蘇省委、團中央和江蘇團省委、上海工聯等機關,多次遭受敵人的大破壞,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以上組織都已不存在,基層組織也七零八落無人負責了。」「當時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劉仲華(又名劉子華)」「鋪建各種組織」。[2]孔原回憶:「據我所知,1935年上海特科機關只有劉仲華」。[3]

1935年3月,劉仲華從上海中央局軍委系統的幹部組建了「上海臨時中央局」,任書記,王世英負責軍委系統的工作。1935年7月22日至24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8月26日劉仲華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從莫斯科發來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指示信。同時,劉仲華還收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麥克道諾夫本要同我在某商行見面,後因情況緊急,又改為書面通知,要我交出工作去蘇聯。我當即將工作交給王世英,並告他安排好後即轉移去北方」。遂決定不再恢復上海臨時中央局,臨時中央局的活動將分散到各中心城市。這樣,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由新新選出三人組成清理委員會,將所有的殘餘的關係(蘇區交通局、油印處、CY(團機關)、滬東區委、武裝自衛會全)清理洗刷一遍,分別派走,一切舊關係切斷;徹底改造新新,凡臥底認識的幹部與工作人員一律無條件離開上海。完成新新總部清理後,劉仲華根據共產國際代表指示,攜妻子和一個小孩由香港乘船去巴黎轉道赴蘇。1936年到巴黎後經《人道報》接關係找到中共在法代表吳玉章,由吳安排好食宿,等待吳辦好去蘇聯的手續。本已買好從法國去蘇聯的火車票,即將成行,吳玉章突然通知劉仲華不准去蘇聯,要回國接組織關係,且未講原因。劉仲華只好從吳玉章那裡拿了旅費,攜眷乘船回國,1936年秋到香港後,在港接組織關係未成,被「組織割斷關係」。

抗日戰爭

1937年,李宗仁派幕僚張任民找到在香港的劉仲華,表示如果劉回不到共產黨,可以去廣西。抗戰爆發後,張任民在香港約劉仲華去徐州的第五戰區民眾抗日動員委員會搞抗日工作。據王世英回憶,李宗仁是想通過劉仲華「與共產國際拉關係」。[4]劉仲容[5]韋永成[6]向李宗仁推薦了劉仲華。在李宗仁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擔任「無職無薪」的高級參議,在青年軍團(多為北方青年)搞抗日宣傳工作。李宗仁對劉仲華的身份瞭如指掌,但對劉仲華賞識、器重。蘇魯豫皖邊區特委書記郭子化通過劉仲華介紹,與李宗仁會談,同意郭子化設立公開辦事處並出任民眾抗日動員委員會委員。1937年11月推動成立第五戰區民眾抗日動員委員會青年幹部訓練班至1938年5月第3期被蔣介石改為「戰時青年幹部訓練團第三團」調走。1937年末謝和賡在武漢提議報請周恩來同意後,利用劉士衡潘宜之向李、白建議,需要有人與各黨聯絡,當時只有程思遠做了解蔣介石方面的情報與黃埔系聯絡工作,而了解中共方面並與之聯繫工作,李、白、三人同意安排劉仲容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由於劉仲華眾所周知的背景,在五戰區工作受到限制,「不辦公、不開會、不看李、白方面的文件,主要搞對外聯絡事務」,作為客卿不列入李、白辦公室的編制,負責與李先念新四軍第五師聯繫。1938年10月,成立第五戰區軍紀督察處,與戰區軍法執行監為兩個機構、一套人馬,負責人黃建平軍法執行監實際負責由張壽齡負責,軍紀督察處由劉仲華實際負責。1942年底經組織批准,由王炳南曹孟君介紹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後隨李宗仁到漢中行營繼續擔任參議。

第二次國共內戰

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1日李宗仁就任北平行營主任,劉仲華擔任北平行營糧食和煤炭供應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解決作為消費城市北平的社會穩定的最基本民需,代表李宗仁的經濟利益,開設煤礦、榮長厚銀號任銀號的常務董事。1946年安排劉仲華負責與北平軍調部的中共首席代表葉劍英聯繫,後由李克農單線聯繫。1949年1月至4月,代總統李宗仁政府與中共和談,劉仲華作為李宗仁的代表,往來北平、南京之間。1949年4月1日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五人組成和平談判代表團到北平正式開展和談,劉仲華負責代表團的聯絡、交通工作,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把邵力子、張治中的家人用飛機送到北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49年10月28日至1954年10月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任政務院參事(一律定為行政九級,是司廳級的最高級別),協助周恩來總理做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因劉仲華長期在北平工作,熟悉社會房地產情況,聶榮臻安排下,1949年12月9日兼任北京市地政局局長(黨組書記兼副局長沈勃),主要職責為「負責土地測量、房地登記、調解房地糾紛、規定房地價、管理公產、徵購房地、管理房地交易」。1952年4月7日北京市公逆產清管局與地政局合併為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繼續任局長。1953年,經聶榮臻寫了簡短證明,北京市委決定,報請中央組織部批准,無入黨介紹人無候補期重新入黨。1951年2月北京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52年北京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53年至1964年間為北京市第一、二、三、四、五屆人代會代表。 1953年10月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組織第三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任第六分團第二隊副隊長。1955年2月任北京市園林局局長兼黨組書記。

1963年4月免去園林局黨組書記職務,1964年4月免去園林局局長職務。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夫婦乘專機抵京,劉仲華參與機場迎接。7月27日毛澤東接見並設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在座的有彭真、郭沫若夫婦、徐冰章士釗、劉仲華。1965年9月任北京市第四屆政協常委。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中共迫害,1970年因病死亡。1980年,中組部恢復劉仲華黨籍。1980年5月24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北京市委為其舉行追悼會,為其平反。

家人

  • 妻子 李性涵(李翰芳),1933年至1935年兼任上海局軍委的地下交通員。1944年春任第五戰區子弟學校校長。
  • 次女 劉伊犁
  • 三女 劉沙犁

參考文獻

  1. ^ 《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第101頁。
  2. ^ 陳養山:《關於結束中央特科的情況》,發表於唐寶森、陳建宇:《紀念陳養山文集》,中國檢察出版社,1993年,第123頁。
  3. ^ 《孔原同志談江蘇省委組織情況片段》,《泰州黨史資料—— 一戰二戰時期革命文獻》(第一輯),1984年,第177頁。
  4. ^ 王世英:《我在黃埔軍校第四期及白區工作的回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廣東黨史資料》(第一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頁。
  5. ^ 劉仲容:《我在解放前的經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9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41-242頁。劉仲容認為劉仲華「久住香港不是辦法,又因對廣西的抗日統戰工作局面又有了一點基礎,我一人力量有限,要求他亦到廣西工作。他同意了,我就介紹他到李宗仁屬下工作。」
  6. ^ 張壽齡:《在五戰區長官部任職五年的回憶》,發表於《湖北文史資料》1992年第3輯,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