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
敦煌學（英語：Tunhuangology 或 Dunhuangology）是一門以敦煌為名字的學術分支，一般認為「敦煌學」一詞是由1925年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所創[1]。當中包含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建築，並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及文物為研究主體。
歷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洞窟流沙時偶然發現一小石室，裡面珍藏着數以萬計的經卷、文書。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於1907年首次將藏經洞文物秘密運往西方。後來，各國考古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聞訊接踵而來，從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貴文物，捆載而歸，導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羅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賣給了日本人。[2]
1909年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發表於《東方雜誌》6卷11、12期。陳寅恪在為陳垣編《敦煌劫餘錄序》中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都有所貢獻」，英文出現「Tunhuangology」名詞。
由於敦煌位於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歷代不同的少數民族都在敦煌停留。從大量的文獻中，可以幫助考古學家研究各民族的語言（吐火羅語、塞語、粟特語、犍陀羅語、大夏語），並且幫助了解漢語的演變。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至清末寫本始復出於敦煌石窟[3]。在佛教文獻中，許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也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敦煌學在日本
1909年《朝日新聞》登出內藤虎次郎《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歷史性文獻。1950年初，石濱純太郎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會」，集合日本的敦煌學專家，編成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日本學者藤枝晃還對吐蕃及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歷史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80年日本人開始編纂《講座敦煌》，1992年出版了9卷。1981年5月26日，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4]。
有關作品
著名人物
1900年代
1910年代
1920年代
1950年代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1983年8月15日在蘭州寧臥莊賓館成立。第一屆理事會共60人，推舉季羨林為會長，唐長孺、段文杰、沙比提、黃文煥、寧可為副會長，秘書長寧可，副秘書長張廣達、齊陳駿、穆舜英。聘請李一氓、周林、姜亮夫、王仲犖、金寶祥、吳堅等27人為顧問。[5]
參見
注釋
- ^ 過去認為「敦煌學」一詞，是陳寅恪於1930年為《敦煌劫餘錄》作序首次使用的。向達在《敦煌學六十年》中說：「敦煌學一詞，是陳寅恪提出的。他為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作序時，始創此名。」姜伯勤在《陳寅恪與敦煌學》一文說：「1930年，一位中國學者創立了『敦煌學』的界說，這位創立者就是義寧陳寅恪。」但是有學者發現，早在1925年，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就在一次會議上用過「敦煌學」一詞。池田溫指出：「其實，早幾年的1925年8月，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在大阪懷德堂夏期講演時，已經幾次使用敦煌學一詞了（石濱純太郎《東洋學漫談》，創元社，1943年7月，56、74頁等）。可以說，敦煌學一詞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題為《敦煌石室的遺書（懷德堂夏期講演）》的小冊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詞。（王冀青：〈論「敦煌學」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000 年第 2 期（總第 38 期），頁 110-132）
- ^ 方廣錩：《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
- ^ 伯希和《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列有《秦婦吟》，下署名「右補闕韋莊」。
- ^ 劉進寶 《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 劉進寶：「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初期的點滴回憶」，《中國文化遺產》，2015年第3期，第94-97頁。
研究書目
-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池田溫著，張銘心等譯：《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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