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亞共和國
古里亞共和國 გურიის რესპუბლიკა | |||||||||
---|---|---|---|---|---|---|---|---|---|
1902年—1906年 | |||||||||
![]() | |||||||||
首都 | 奧祖爾蓋蒂 | ||||||||
常用語言 | 格魯吉亞語 | ||||||||
政府 | 共和制 | ||||||||
總統 | |||||||||
• 1902至1906年 | 貝尼亞·契克維什維利 | ||||||||
歷史時期 | 近代 | ||||||||
• 獨立 | 1902年 | ||||||||
• 廢除 | 1906年 | ||||||||
面積 | |||||||||
2,030平方公里 | |||||||||
貨幣 | 盧布 | ||||||||
| |||||||||
今屬於 | 格魯吉亞 |
格魯吉亞歷史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ს ისტორია |
---|
![]() |
![]() |
古里亞共和國(格魯吉亞語:გურიის რესპუბლიკა[1],俄語:Гурий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2])是1902到1906年俄羅斯帝國格魯吉亞古里亞州(當時叫奧祖爾蓋蒂縣)短暫存在的共和制政權,俄羅斯帝國視其為叛亂。政權源自1902年反抗土地放牧權運動,過去幾十年當地農民面臨的稅收、土地所有權、經濟問題促使起義爆發。叛亂在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推動下壯大,但黨派內部對支持農民運動仍有保留,1905年俄國革命令事態愈演愈烈。
古里亞共和國宣佈獨立後無視俄羅斯帝國權威,自行建立政府體系,召開村民大會探討議題。共和國建立獨特司法制度,審判參與者投票判決。政權脫離帝國統治但不反俄,願意留在俄羅斯帝國。
1905年俄國革命導致國內包括格魯吉亞在內的各地烽煙四起,帝國當局派兵平亂,古里亞也在鎮壓行列。農民經過組織擊退少量哥薩克人,但帝國當局又派來絕對優勢兵力,在1906年重奪地區控制權。共和國領導人遭處決、入獄、流放,還有些在1918至1921年的格魯吉亞民主共和國發揮重要作用。古里亞共和國證明農民也能組織起來投身社會主義運動,引起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注意。
背景
俄羅斯帝國治下的古里亞
古里亞是西格魯吉亞歷史區,19世紀初納入俄羅斯帝國:古里亞公國1810年劃為保護國,此後保持自治直到1829年正式合併[3]。1840年古里亞地區重組成二級行政區(相當於縣)並以當地大城市奧祖爾蓋蒂更名奧祖爾蓋蒂縣,1846年劃入庫塔伊西省[4]。古里亞長期屬於邊境地帶,俄土戰爭爆發、俄羅斯1878年兼併阿扎爾前都和鄂圖曼帝國接壤,民間尚武之風盛行,許多居民持有武器,當地常有盜匪出沒[5]。
俄羅斯帝國僅在1897年舉行人口普查,古里亞人口接近十萬,庫塔伊西省在高加索地區人口密度僅次於埃里溫省[6]。這表明古里亞人口增長迅速,1913年已比1897年增多三成五[7]。古里亞大部分人口住在鄉村,最大城市奧祖爾蓋蒂有4694人,還有另外26個村莊。當地幾乎沒有工廠,僅有個別小型釀酒廠,大部分人口務農為生。[4]古里亞與格魯尼亞、特別是首府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不同,當地種族基本系出同源,大部分人口是格魯吉亞人[8]。
古里亞是教育程度比較高的貧農地區,估計1905年當地63所學校共有2833名學生。單奧祖爾蓋蒂就有四所學校共681名學生,其中女校一所。地方識字率普遍很高,奧祖爾蓋蒂縣平均每20人就有一名學生,比例在格魯吉亞居首[9],當地以教育覆蓋率、識字率高聞名[10],但缺乏進一步發展機遇令農村知識階層深為不滿[11]。
1872年外高加索鐵路的建設對古里亞影響很大,梯弗里斯連接港口城市巴統和波季,旅客可輕鬆穿過格魯吉亞,從奧祖爾蓋蒂只需40分鐘就能到巴統。許多古里亞人單靠土裏刨食不足以生存,他們按季節四處流動,前往巴統、波季,以及格魯吉亞其他發展地區打工。[12]1900年巴統已是南高加索第三大工業中心,城內1.2萬工人大部分來自古里亞[13]。
社會主義思潮對古里亞影響也很大[14]。在古里亞共和國相當活躍的布爾什維克格里戈里·阿列克辛斯基指出,古里亞仿佛「孟什維克的橋頭堡」[15]。孟什維克在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佔主導地位,許多派系領導人來自古里亞,1907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格魯吉亞代表近三成是古里亞人。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其他主要派系均不乏古里亞人,古里亞當地支持孟什維克的占絕對多數。[15]前往巴統和波季的許多勞工接觸社會主義理念,參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的罷工等勞工活動,回到古里亞後,他們又向農民傳播社會主義思想[16]。1902年巴統的罷工破裂後,約五六百工人被迫離開,許多人前往古里亞[17]。
土地問題
古里亞是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人口增長和農奴解放導致局勢惡化[18]。奴隸名義上擺脫農奴地位,但經濟義務不變,格魯吉亞許多農民「暫時」仍對昔日主人負有義務,生活沒有真正改善[19]。
古里亞平均每戶農民的土地不超過1.6公頃,其中還有一半靠租。歐洲的俄國人每戶有16到17公頃土地,庫塔伊西省當局估計貧困家庭維持生存至少需要4.37公頃,[20][6]政府官員估計古里亞七成家庭擁有的土地無法滿足生存所需[21]。除耕種自有土地外,農民從權貴那裏租憑土地或為地主打工,但仍然不足以生存[19]。租地的農民約佔六成,租金從收成的六分之一到一半不等[22]。19世紀80年代至1900年,古里亞的土地租金平均漲幅在南高加索居首[23]。
格魯吉亞貴族比例很高,令情況更加複雜,地主佔俄羅斯帝國人口1.4%,但在格魯吉亞達5.6%[24]。大地主必須提供土地租賃,但名下土地不超過12.29公頃的地主不受限制,這意味着約八成地主豁免,出租的土地總量極其有限[6]。貴族不願出售土地,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25]。
古里亞高度依賴玉米充當經濟作物,令問題更加嚴重。絲綢、葡萄酒等知名商品都是庫塔伊西省重要收入來源,但地位不能同玉米相比。[26]19世紀80年代的俄羅斯玉米有四分之一產自庫塔伊西省,1901年該省玉米產量已佔南高加索九成。1891年俄羅斯其他地區欠收嚴重導致糧食短缺,出口受嚴格限制,直到1895年才恢復。[27]美國種植的穀物此時已為俄國民眾接受,玉米價格一落千丈[28]。1902至1903年古里亞農業欠收,進一步刺激農民情緒[8]。
歷史
組建共和國
歷史學家斯蒂芬·瓊斯認為,古里亞共和國1902年5月成立[29]。當地村莊的農民和貴族就放牧權發生爭端,農民召開大會後決定不再耕作該貴族土地並停止繳租[30]。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人士格里戈爾·烏拉塔澤組織,約700位農民在昔日巴統工人帶領下會面[29]。烏拉塔澤希望黨派支持抵制,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以會議包含朝偶然宣誓等公開宗教元素為由拒絕[31][32]。該黨認為社會民主應由工人階段領導,不願協助農民運動。當時在巴統活動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派系成員尼古拉·齊赫澤表示:「我們的旗幟下不能有農民運動」[33]。不過,古里亞孟什維克派系成員諾伊·佐達尼亞與斯里畢斯特洛·吉布拉澤同意協助[32]。農民提出的要求包括免費放牧、減租、不再供養神職人員[16]。
運動如野火燎原,會議頻繁召開,1903年春已有半數地區捲入,次年25個鄉村社區(相當於市政府)有20個參與抵制地主[31][34]。1904年1月,抵制蔓延到政府機構和教會,運動主張升級成奪取土地[35]。
當局接連逮捕三百餘人,佐達尼亞與孟什維克領導人諾伊·霍梅里基等人流放西伯利亞,對民眾運動火上澆油[36]。農民打算採用恐怖手段和暴力支持運動,但如此行為對革命者不利,故未加推動[37]。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支,在1903年5月大會上支持古里亞共和國。黨派為「農業工人」另設委員會,專門關注古里亞,嘗試調和馬克思主義與農民運動。[31]沙皇手下官員留在古里亞但遭到抵制,1905年在當地旅遊的意大利人路易吉·維拉里表示:「古里亞人不考慮向政府官員提任何要求」[38]。
組織架構
政府體制
根據解放農奴制訂的法律,古里亞共和國政府以村為基礎[39]。村民會議擁有最高權力並充當法院[40],起初很少召開,但1905年基本每周都有[40]。會議類似論壇,主題多種多樣,如禁止紅白喜事過分鋪張、設置學校課程[41]。會議逐漸朝政治化方向發展,每次可能持續數小時乃至數天[42]。古里亞語言學家尼古拉·馬爾指出,村民積極投身會議,但還是城裏的工人真正把握大局[12]。
村內組建生產隊,每個村平均90戶人家分成十個生產隊。每隊選出「十夫長」(ათისთავი)一人,十夫長圈子再選出「百夫長」(ასისთავი)一名。每個村還需推舉農村社會代表,這些代表再自行挑選區域代表。[37]所有人都應捐款或勞動,結果正如維拉里所說:「貴族、牧師、農民、店主都在輪流幹活,充滿男子氣概」[43]。
區域代表直接與古里亞社會民主委員會聯繫,該組織是社會民主黨建立的平行政府機構[44]。古里亞分成五個區,每個均由委員會委員領導,但最高權力仍屬村民會議[37]。村民會議組建委員會確定租金、對沒收土地主張放牧權[34]。貝尼亞·契克維什維利主導古里亞社會民主委員會運作,人稱「古里亞總統」或「古里亞國王」[45]。據瓊斯記載,「所有會議都沒有民族主義跡象或反俄氛圍」,在當地人看來,沒有俄羅斯保護,相鄰的鄂圖曼帝國隨時可能悍然入侵[46]。
兩種政府結構平行可能導致兩大權力集團關係緊張:社會民主黨希望集中精力搞階級鬥爭,農民對不能入黨深感憤怒[37]。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有重大立場分歧,導致黨派在1903年8月第二次代表大會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希望黨派更純粹,孟什維克願意接納各類成員加入,包括布爾什維克認為沒有做好階級鬥爭準備的農民[47]。派系分歧還令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分裂,但古里亞共和國基本不受影響,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不時獲邀參加地方辯論[48][49]。
古里亞共和國理念1903年開始向外緩慢傳播,1904年8月已在相鄰的伊梅雷蒂形成主導,該州1905年結束前已有六百個生產隊,薩梅格列羅也有類似運動[50][51]。1904年結束前,古里亞開始對購買武器徵收兩盧布稅,沙皇當局擔心這會導致農民武裝起義[42]。共和國組織「紅色支隊」,古里亞人幾乎全民皆兵,但還不屬嚴格意義上能夠抵禦侵略的軍事力量[52]。同時代文獻表明古里亞全境最多有兩千支步槍,但有故障的不少而且彈藥短缺[42]。
司法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a/Popular_Tribunal_Ozurgeti_1905.jpg/220px-Popular_Tribunal_Ozurgeti_1905.jpg)
「人民法庭」是古里亞共和國司法體制的根本[53]。正如維拉里所言,「格魯吉亞境內俄國法院的腐敗與低效淪為民間笑柄,人民深惡痛絕並持續要求改革,但收效甚微。」運動開始後地方馬上自組司法機構,繞過俄國法院[54]。新地方法院容易發生重大失誤,許多人去法院純為消遣或挾私怨報復。案件經投票裁決,女人可以參與。[40]
死刑保留但從未執行,抵制便是對個人最嚴重的懲罰。據稱如此懲罰非常可怕,同代記載聲稱「大家都怕抵制」,這代表「逐出社會生活、與鄰里隔離、受人民敵視」。法院更加極端的判決是把人趕出所在城鎮或村莊。[40]古里亞共和國還有其他刑罰,據維拉里所述,某案兩農民通姦罪名成立,法院判決他們光着身子騎驢在城裏招搖過市,大聲宣示罪行,發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55]。沙皇警察基本無能為力,無法逮捕任何人[53]。
維拉里曾目睹約兩百人參與的法庭審判,商人被告在通姦罪名成立面臨抵制後上訴。現場人員聽取他的陳述後有些支持,有些反對,最後以多數支持動議撤銷抵制。[56]
1905年革命
1905年1月9日[注 1],聖彼得堡的軍人向示威群眾開火,史稱「血腥星期日」,是引發1905年俄國革命的重要原因[58]。俄羅斯帝國各地爆發抗議反對沙皇統治,帝國在日俄戰爭節節敗退更是雪上加霜,古里亞局勢大幅轉向暴力[59]。恐怖主義行徑屢見不鮮,並以警察局和保持土地記錄的地方行政辦事處縱火案最普遍[60]。1905年初古里亞還有八名警察,結果一人死於謀殺,一人受傷,兩人逃離,四人辭職[51]。
高加索代總督雅科夫·馬拉馬通知聖彼得堡當局:「奧祖爾蓋蒂區及周邊地區局勢已呈叛亂跡象」,要求政府派兵。他收到回復前就下令馬克蘇德·阿利哈諾夫從梯弗里斯西進處理局勢,並授予全面軍事權力。[61]阿利哈諾夫以殘酷聞名,同年二月就宣佈古里亞戒嚴,十天後當上庫塔伊斯省總督。但他向西出發前,馬拉馬就接受格魯吉亞要人請願取消軍事干預,以外交手段解決古里亞問題。[59][62]
沙皇出兵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8/80/Illarion_I._Vorontsov-Dashkov.jpeg/220px-Illarion_I._Vorontsov-Dashkov.jpeg)
伊里安·沃龍佐夫-達什科夫1905年2月底受命執掌高加索總督區,有絕對權力結束叛亂,特別是古里亞共和國問題[63]。19世紀80年代帝國政府為集中控制高加索曾削減總督權力[64],沃龍佐夫-達什科夫立場趨於溫和,不像阿利哈諾夫那麼急於動武。他派蘇丹·克里姆-吉雷獨自前往古里亞聽取地方訴求。[63]克里姆-吉雷在當地停留數周並參加會議,他向古里亞人承諾,總督願意給予大量優惠條件、同意合理要求;但靠近首府梯弗里斯的地點爆發叛亂,他不到兩周就被召回[65]。
克里姆-吉雷認可古里亞共和國的主要訴求,特別是政治和經濟主張,而且很清楚當地無意脫離俄羅斯帝國;正如歷史學家大衛·馬歇爾·朗所言,古里亞人「不過想要落實殖民地位,享有俄羅斯帝國公民的同等權利與特權」[66][67]。克里姆-吉雷後來宣稱古里亞人的要求太極端,根本沒法認真考慮,《法國憲法》都不足以滿足。他向沃龍佐夫-達什科夫提出四項建議:由民選人員代替委任長者;修復圖書館;准許行政機構流放的人士返回;撤走古里亞駐軍。前兩項後來落實。[46]
沃龍佐夫-達什科夫五月任命弗拉基米爾·斯塔羅斯基出任庫塔伊斯省總督,要求他設計土地改革政策[59]。斯塔羅斯基是農學家,曾在格魯吉亞協助制止葡萄根瘤蚜蔓延,是格魯吉亞知識分子人所共知的自由派。他有條件接受任命,要求終止戒嚴,政府官員不得再有任意逮捕等行徑,兩項要求都在他上任十天內達成。[46]他參加古里亞共和國會議,據稱還釋放囚犯,動用古里亞社會民主委員會控制的鐵路[68]。烏拉塔澤事後表示,斯塔羅斯基不是平常人,是「知識分子中真正的虛無主義者,與其說是管理者,不如說是理想主義者」[69]。
共和國終結
1905年俄羅斯帝國叛亂四起,而且始終沒有平息跡象,當局八月出兵東格魯吉亞恢復秩序[70]。大量人員喪生加劇格魯吉亞各地緊張局勢,古里亞人全副武裝並切斷所有外界交通[71]。沙皇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詔書》緩和局勢,為後來保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建立民選立法機構帝國杜馬的《俄羅斯帝國基本法》熱身[62]。高加索地區官員認為詔書說明帝國承諾支持自由政策,證實武力重整古里亞只會令帝國狼煙四起、搖搖欲墜[72]。斯塔羅斯基前往古里亞同共和國領導人談判結束叛亂的條件,經過商議,古里亞共和國決定在沙皇詔書妥善落實後終結抵制,不再讓步提前[73][74]。
《十月詔書》緩和局勢,但不足以平息古里亞農民與政府的衝突。沃龍佐夫-達什科夫再度訴諸武力,派百名哥薩克人進入古里亞。10月20日,拿起武裝且至少十倍於政府軍的古里亞人在納薩基拉里擊退來犯之敵,14名哥薩克人被殺。[75]斯塔羅斯基與梯弗里斯知識階層勸阻總督再度出兵,總督希望恢復談判[76]。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8/8f/Alikhanov.jpg/220px-Alikhanov.jpg)
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沙皇部隊陸續恢復控制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日俄戰爭結束令尼古拉二世更有信心用武力鎮壓起義,特別是在承諾改革缺乏實效的情況下。[77]梯弗里斯12月爆發大罷工,庫塔伊西的鐵路和電話線落入叛亂分子之手[70]。沃龍佐夫-達什科夫當月任命馬拉馬任梯弗里斯軍事總督,但馬上又改為任命阿利哈諾夫,授權他以一切必要手段恢復該市秩序[78]。古里亞人東進並阻斷蘇拉姆山道,唯一連接格魯吉亞東西部的鐵路中斷,準備應對軍事侵略[79]。火車只能在當地人首肯下通過,此舉有效切斷西格魯吉亞與俄羅斯帝國其他地區的聯繫[76]。
帝國境內起義平定,當局12月下旬下令以軍事手段破局,逮捕所有革命分子[79]。1906年初,沙皇免去斯塔羅斯基的總督職務,阿利哈諾夫繼任[80]。後者馬上以未解決危機為由逮捕斯塔羅斯基押往梯弗里斯,開始嚴厲的反攻倒算,準備恢復秩序[78]。古里亞人站在蘇拉姆山道阻擋未果,阿利哈諾夫一月中旬抵達庫塔伊斯。他宣佈會以武力恢復秩序,有必要時不惜殺人。為恢復政府全面控制,二月中旬抵達古里亞的已有正規軍20個營、哥薩克中隊一支、火炮26門。[81]當地居民被迫公開宣誓效忠沙皇,拒絕者要麼槍斃,要麼流放西伯利亞[82]。
古里亞共和國三月中旬已經瓦解,古里亞再次融入帝國。如此結局成本不菲,成百上千的建築被毀,約三百人流放西伯利亞,死亡人數至今不明。[83][84]社會民主黨報紙三月發文指出,奧祖爾蓋蒂不復存在,許多村莊的房屋燒成白地[79]。軍事佔領持續數月而且一直沒有鬆懈,1909年庫塔伊斯代表葉甫蓋尼·蓋蓋奇科里在杜馬講話時指出,軍隊佔領古里亞的八個月共罰款約八萬盧布,381套房屋與400間店鋪焚毀。1906年8月成立的軍事法庭判處73人死刑、62人苦役、4人流放。[81]
餘波
1907年古里亞還偶有抗議活動,但共和國已經消逝在歷史長河[81]。運動組織者知道理念有望成功,勞工組織者埃里克·李指出,事實證明古里亞共和國是「革命自治」大型實驗的預兆,他所說的「大型實驗」指1918年成立的格魯吉亞民主共和國,許多領導人(社會民主黨人)曾投身古里亞共和國[85]。
人民沒有忘記沃龍佐夫-達什科夫與阿利哈諾夫的武力鎮壓,兩人後來反覆遇刺[86]。沃龍佐夫-達什科夫多次受傷但每次都倖存下來,他一直在高加索推動寬容政策希望安撫民眾[87]。1916年沙皇的侄兒尼古拉大公任命他帶兵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高加索戰役[88]。1907年7月亞美尼亞人在久姆里刺殺阿利哈諾夫[89],契克維什維利逃離古里亞後依然被捕,1908年在敖德薩被判四年有期徒刑[1]。
影響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6/Guria_in_Georgia_%28semi-secession%29.svg/220px-Guria_in_Georgia_%28semi-secession%29.svg.png)
瓊斯認為,古里亞共和國是俄羅斯帝國「最有效率、最有組織的農民運動」[90]。古里亞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政治地位都很邊緣化,帝國當局沒有馬上行動,共和國得以維繫數年[91]。瓊斯還指出,當地社會、經濟、民族結構單一,是格魯尼亞唯一以農民為主的格魯吉亞民族地區,這些都是共和國順利運作的重要原因[92]。
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格魯吉亞當地知識階層的社會民主觀念對共和國影響很大。瓊斯認為是次運動不是靠馬克思理念的力量成功,大部分參與者要麼是「朝偶像宣誓的宗教信徒」,要麼是只想擁有土地的農民。[93]埃里克·李的看法相反,認為古里亞共和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試驗,「甚至可能比巴黎公社還重要」[94]。
埃里克·李指出,1918年成立的格魯吉亞民主共和國有許多領導人來自古里亞,曾投身古里亞共和國運動[94]。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阿卡基·欽克利曾任格魯吉亞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他在1908年表示,「古里亞運動是格魯吉亞社會民主獨立自主發展道路上最重要的階段……迫使社會民主關注農民」[95]。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由此意識到動員農民加入運動非常重要,黨派領導人不再忽視農民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者此前僅注重工人階級,事業舉步維艱,轉入農村社會後海闊天空,俄羅斯帝國大部分地區都是他們一展身手的舞台。[96]埃里克·李還指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沒有全面接納古里亞共和國的理念和經驗,但解決問題的思路無疑豁然開朗,並在1918年成立的格魯吉亞民主共和國充分利用[97]。
註釋
腳註
- ^ 1.0 1.1 Mchedishvili 2012.
- ^ Shanin 1997,第180頁.
- ^ Lang 1957,第57頁.
- ^ 4.0 4.1 Jones 2005,第133頁.
- ^ Jones 2005,第140頁.
- ^ 6.0 6.1 6.2 Jones 2005,第134頁.
- ^ Jones 1989,第408頁.
- ^ 8.0 8.1 Jones 1989,第415頁.
- ^ Jones 2005,第139頁.
- ^ Villari 1906,第84頁.
- ^ Jones 2005,第138頁.
- ^ 12.0 12.1 Suny 1994,第166頁.
- ^ Jones 1989,第411頁.
- ^ Pate 2005,第260頁.
- ^ 15.0 15.1 Jones 2005,第132頁.
- ^ 16.0 16.1 Lee 2017,第10頁.
- ^ Pate 2005,第263頁.
- ^ Jones 2005,第133–134頁.
- ^ 19.0 19.1 Suny 1994,第147頁.
- ^ Jones 1989,第407–408頁.
- ^ Suny 1994,第149頁.
- ^ Jones 2005,第137頁.
- ^ Jones 1989,第410–411頁.
- ^ Jones 1989,第407頁.
- ^ Suny 1994,第148頁.
- ^ Jones 1989,第409頁.
- ^ Jones 2005,第135頁.
- ^ Suny 1994,第150頁.
- ^ 29.0 29.1 Jones 1989,第416頁.
- ^ Jones 2005,第141頁.
- ^ 31.0 31.1 31.2 Jones 1989,第417頁.
- ^ 32.0 32.1 Jones 2005,第142頁.
- ^ Lee 2017,第11頁.
- ^ 34.0 34.1 Jones 2005,第146–147頁.
- ^ Jones 1989,第421–422頁.
- ^ Lee 2017,第12頁.
- ^ 37.0 37.1 37.2 37.3 Jones 1989,第418頁.
- ^ Villari 1906,第92頁.
- ^ Jones 2005,第146頁.
- ^ 40.0 40.1 40.2 40.3 Jones 2005,第147頁.
- ^ Lee 2017,第19–20頁.
- ^ 42.0 42.1 42.2 Jones 1989,第423頁.
- ^ Villari 1906,第92–93頁.
- ^ Lee 2017,第14頁.
- ^ Jones 2005,第149頁.
- ^ 46.0 46.1 46.2 Jones 1989,第427頁.
- ^ Lee 2017,第14–15頁.
- ^ Jones 1989,第420頁.
- ^ Jones 2005,第148頁.
- ^ Jones 1989,第421頁.
- ^ 51.0 51.1 Lang 1962,第151頁.
- ^ Lee 2017,第21頁.
- ^ 53.0 53.1 Lee 2017,第17頁.
- ^ Villari 1906,第93頁.
- ^ Villari 1906,第96頁.
- ^ Villari 1906,第94–97頁.
- ^ Jones 2005,第xii頁.
- ^ Lee 2017,第16頁.
- ^ 59.0 59.1 59.2 Suny 1994,第167頁.
- ^ Jones 1989,第424頁.
- ^ Lang 1962,第152頁.
- ^ 62.0 62.1 Rayfield 2012,第312頁.
- ^ 63.0 63.1 Jones 1989,第425頁.
- ^ Rayfield 2012,第306–307頁.
- ^ Jones 2005,第150頁.
- ^ Jones 1989,第426–427頁.
- ^ Lang 1962,第153頁.
- ^ Lee 2017,第25頁.
- ^ Uratadze 1968,第116頁.
- ^ 70.0 70.1 Jones 2005,第154頁.
- ^ Suny 1994,第168頁.
- ^ Zhghenti 1936,第154頁.
- ^ Suny 1994,第169頁.
- ^ Jones 1989,第428–429頁.
- ^ Zhghenti 1936,第156頁.
- ^ 76.0 76.1 Jones 1989,第428頁.
- ^ Suny 1994,第169–170頁.
- ^ 78.0 78.1 Rayfield 2012,第313頁.
- ^ 79.0 79.1 79.2 Jones 1989,第429頁.
- ^ Suny 1994,第170頁.
- ^ 81.0 81.1 81.2 Jones 1989,第430頁.
- ^ Rayfield 2012,第313–314頁.
- ^ Jones 2005,第155頁.
- ^ Rayfield 2012,第314頁.
- ^ Lee 2017,第27–28頁.
- ^ Rayfield 2012,第314–316頁.
- ^ Rayfield 2012,第317–321頁.
- ^ Suny 1994,第189頁.
- ^ Rayfield 2012,第316頁.
- ^ Jones 2005,第131頁.
- ^ Jones 2005,第156–157頁.
- ^ Jones 1989,第432頁.
- ^ Jones 2005,第156頁.
- ^ 94.0 94.1 Lee 2017,第9頁.
- ^ Jones 1989,第405頁.
- ^ Jones 1989,第433頁.
- ^ Lee 2017,第29–30頁.
參考文獻
- Jones, S.F. Marxism and Peasant Revolt in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ase of the Gurian Republic.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89-07, 67 (3): 403–434. JSTOR 4210029.
- Jones, Stephen F. Socialism in Georgian Colors: The European Road to Social Democracy 1883–191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978-0-67-401902-7.
- Lang, David Marshall. A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Georgia. New York City: Grove Press. 1962. OCLC 317495278.
- Lang, David Marshall. The Last Years of the Georgian Monarchy: 1658–1832. New York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OCLC 561875674.
- Lee, Eric. The Experiment: Georgia's Forgotten Revolution, 1918–1921. London: Zed Books. 2017. ISBN 978-1-78699-092-1.
- Mchedishvili, David A., ბენია ჩხიკვიშვილი,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Georgia, 2012 [2021-08-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10)
- Pate, Alice K. 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Gurian Republic in Georgia to 1905.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2005, 32 (2–3): 255–268. doi:10.1163/187633205X00096.
- Rayfield, Donald. Edge of Empires: A History of Georgi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2. ISBN 978-1-78-023030-6.
- Shanin, Teodor.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 1905–1907 гг. – 1917–1922 гг.. Moscow: Bes Mir. 1997. ISBN 978-5-7777-0039-1.
- Suny, Ronald Grigor.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Second.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ISBN 978-0-25-320915-3.
- Uratadze, Grigol.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8. OCLC 881537801.
- Villari, Luigi. Fire and Sword in the Caucasu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6. OCLC 1004566072.
- Zhghenti, Tengiz. 1905 წლის გურიაში. Tbilisi.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