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

梁效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梁效」即「兩校」的諧音。另外還有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該寫作組的筆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頻率最高、名聲最大。如遇有特別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

緣起和組織

該寫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組」名義組建於1973年10月，1974年人員調整後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其活動結束於1976年10月。由駐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另有8341部隊一名軍人任書記，清華、北大各一人任副書記。以北京大學朗潤園湖畔一外國專家招待所的幽雅小樓為駐地，門禁森嚴，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隨便請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內容。物資供應享受外賓標準。組織成員最多時有三、四十人；清華大學10人、北京大學20多人，還有個別從中國人民大學抽調。

運轉和代表作

該寫作班子除了有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指示和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頭頭轉達、貫徹外，主要根據江青等釣魚臺樓主的授意，或揣測他們的意圖進行寫作。前後共發表了181篇為他們政治需要服務的文章（撰寫219篇），其中三十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其文章多數以顯赫位置，首發於《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歷史研究》也在他們掌握之中。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先後轉載；被視為中央高層意圖的反映。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足見顯赫。其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主導材料。而《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右傾翻案風》、《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事件剖析》、《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文章，為梁效的代表作。

與「羅思鼎」（上海市委寫作組）、「池恆」（《紅旗》雜誌寫作組）、「初瀾」（文化部寫作組）相比，它權威更高，後台老板更硬，政治影響力更強，消息來源更廣，名氣更大，網羅的知名學者更多。參加該寫作組活動的，年輕一代有范達人（組長，著有《比較當代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何芳川、葉朗、胡經之、湯一介、馮天瑜等，1980年代以後也成為國內聲名卓著的歷史學家、文藝學家。

梁效不見於報端的活動，還有搜集、整理江青等訂購的材料（30多種），供他們作為攻擊政敵（包括國務院各部委和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官員）的「炮彈」。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梁效的寫作、活動達到高潮。

參與者的際遇

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多次與梁效班子工作人員接談、合影、宴會，送文冠果、點心等。該寫作班子有四人選為第四屆人大代表，一人參加中共十大，兩人列名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享受很高政治待遇。哲學史家馮友蘭、歷史學家周一良、文學史家林庚、語言學家魏建功等曾任顧問。

1976年10月後，該寫作班子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點名，其成員都受到範圍不同、程度不一、長短各異的批判、審查，要求說清楚其與四人幫的關係；部分人員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研究著述、出席各種會議、旅行出訪。

參考文獻

《「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動員令——評梁效<永遠按毛澤東的既定方針辦>》（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北京大學理論組（羅榮渠等）《「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急先鋒——梁效》（《紅旗》雜誌1978年第2期）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年。
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2020。

參見

寫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