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之戰

銀元之戰是上海被中國共產黨接管初期發生的一場金融風波。由於部分擁有大量資產的商人希望通過銀元的交易來企圖阻止人民幣進入上海市場流通並維持接管前的經濟，事件演變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與上海當地的投機的工商業者的對抗。最終，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通過強硬的行政手段取得勝利並控制上海的金融市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此次事件的意義非常重大，毛澤東本人評價「銀元之戰」的作用不亞於一場淮海戰役。

背景

近代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經濟中心。另一方面，至1949年，中國經濟長期處於惡性通貨膨脹狀態。當1949年5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上海後，中共領導下的上海市軍管會依照發佈《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金圓券的規定》，這份文件中規定人民幣1元收兌金圓券10萬元。6月5日起，並嚴禁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在市場上繼續流通。但是此時中國人民銀行並沒有足夠的貴金屬保證，加上20世紀初，中華民國政府推行法幣政策和金圓券政策的失敗（即貨幣形同廢紙）對上海商界的打擊影響依然存在，因而人民幣在上海發行流通時遭到了部分商界抵制。

銀元交易風潮

出於對過去金圓券等紙幣的恐懼，民眾開始將手中的紙幣換成貴金屬，加上部分商人在這個時機抬高白銀價位，令市場上白銀和銀幣的價格開始非正常走高，在6月5日最終期限到來前，銀元的價格從5月27日最早的1銀元兌換100人民幣，變成了6月4日1銀元兌換1,100元人民幣的比價。這樣在上海，實際上的流通本位幣已經是銀元，而不是人民幣。同期上海的人民幣發行量僅有20餘億，人民幣只能用於購買小額貨物，無法用於大宗的商業活動。同時，上海的商店商號拒絕以人民幣作商品標價，以儘量把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排斥在市場之外。

而且銀元與人民幣瘋狂上漲也導致了上海物價市場整體上的波動，自上海戰役至6月9日，短短的13天中，上海物價直線上升，總水準竟上漲2.7倍以上，其中黃金上漲2.11倍、銀元上漲1.98倍數、米上漲2.24倍、紗上漲1.49倍。

這件事情引發了中共政權和中共中央華東局的關注。為了嘗試將銀元風波壓制，調整市場經濟，並推廣人民幣，以穩定上海市民的民心，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在6月5日拋售10萬枚銀元，6月6日又拋出31萬銀元，企圖藉此能夠消除銀元上漲的壓力，但這批銀元卻很快被上海市場所吸收，僅僅起到了延緩升值速度的效果。6月7日，銀元漲到1,800元。這令上海市軍管會感到極大壓力，因為上海作為經濟大都市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存在少量國際貿易的城市而言，人民幣無法流通和銀元的瘋狂上漲帶來的整個上海市場物價的波動，將被外界視為政府的無能，並且上海的舉動很有可能會影響其他城市（北平也出現了抵制人民幣流通的商業者）。這些影響將令上海市人民政府快速失去民心。6月8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會議上決定採取政治手段干預市場，當時主持會議的上海市長陳毅用電話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這個決定，並得到毛澤東許可。

政府活動

上海市軍管會得到授權後，由掌管財經活動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負責。上海市人民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強行在政府控制稅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業內以人民幣作為唯一許可使用的貨幣，並且發行人民幣公債來增加人民幣的使用量。在這之前的6月7日，市軍管會宣佈以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禁止銀元買賣、流通，取締銀元投機活動。並警告了上海的商人。

這些行政手段並沒有對銀元市場造成足夠的影響，因為這對於真正掌握銀元市場的商人而言並不造成根本性的損失。在上海市委和中央財經委員會的緊急磋商後決定，採用更為強硬的手段來解決這場銀元之戰。

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便衣警察強行封鎖了上海最大的銀元交易市場——位於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並拘捕了250名投機商人，收繳了數萬枚銀元。這場活動對上海市銀元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很快市場上銀元對人民幣的比價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並不斷下降，而上海物價則「其餘各棉紗突跌15%，食米、食油、西藥、雜糧及日用品普跌一成左右，麵粉亦跌8%強」。由於銀元的貶值，人民幣很快便獲得了在上海的主導貨幣地位。

影響

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此次事件認定為「政府與敵視政府的資產階級的實力較量」。毛澤東評價此事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並讚揚了陳雲的能力。

但相關活動也並沒有完全停止，不少商人與市民對於人民政府依然沒有信心，導致上海市出現了生活必需品的物價飛漲，直至不久後又一次由陳雲主導的「米棉之戰」後，才徹底穩定了上海市的物價情況。

外部連結

• 解放初期的一場「銀元之戰」（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來源：上海檔案信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