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特帕夏遇刺案

典範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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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特帕夏遇刺案
報應行動的一部分
庭審現場
位置魏瑪共和國柏林夏洛滕堡哈登伯格大街27號
日期1921年3月15日
死亡塔拉特帕夏
動機為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報仇
被告索戈蒙·泰赫利里安
判案書罪名不成立
地圖
柏林歷史
勃蘭登堡侯國時期（1157–1806）
普魯士王國時期（1701–1918）
德意志帝國時期（1871–1918）
普魯士自由邦時期（1918–1947）
魏瑪共和國時期（1919–1933）
納粹德國時期（1933–1945）
西德與東德時期（1945–1990）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時期（1990–今）
另見：年表（英語：Timeline of Berlin） · 條約 · 分類

1921年3月15日，亞美尼亞學生索戈蒙·泰赫利里安在柏林刺殺前奧斯曼帝國大維齊爾、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總設計師塔拉特帕夏。泰赫利里安在受審時宣稱：「我殺了人，但我不是謀殺犯」[1]，陪審團最後裁定罪名不成立。

泰赫利里安生於奧斯曼帝國埃爾津詹，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搬到塞爾維亞，在俄羅斯陸軍亞美尼亞志願軍服役，大部分親人死於種族滅絕。他決心報仇雪恨，在君士坦丁堡刺殺面對奧斯曼帝國秘密警察選擇為虎作倀的哈魯蒂安·米格爾迪蒂奇安。泰赫利里安投身亞美尼亞革命聯盟秘密計劃報應行動，殺死米格爾迪蒂奇安的經歷令他獲選負責暗殺塔拉特帕夏。奧斯曼帝國軍事法庭裁定塔拉特帕夏罪名成立並判處死刑，但經德國政府默許，他一直在柏林生活。大批德國名流參加他的葬禮，德國外交部敬獻花圈並致辭：致政治偉人與忠實朋友[2]。

1921年6月2至3日泰赫利里安受審，辯護策略是把審判重心轉移到炮製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塔拉特帕夏身上。大量種族滅絕證據呈庭，斯蒂芬·伊里格稱審判精彩程度在20世紀名列前茅。[3]泰赫利里安自稱只是單獨行動，沒有事先預謀，在庭上講述他如何從種族滅絕倖存，親眼目睹家人喪命。他的說法十分戲劇化而且貼近現實，但與史實不符。國際傳媒廣泛報導庭審，引起國際社會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關注和承認，法庭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並贏得普遍讚譽。

泰赫利里安成為亞美尼亞民族英雄。塔拉特帕夏葬在柏林，土耳其1943年將遺體運回國風光大葬，大批土耳其人依然對他青眼有加。波蘭裔猶太律師拉斐爾·萊姆金從報上得知案件庭審後深受觸動，推動國際法新增種族滅絕罪。

背景

參見：亞美尼亞種族滅絕
奧斯曼帝國驅逐亞美尼亞人後，路邊隨處可見亞美尼亞人屍體[4]

塔拉特帕夏（1874至1921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最後一位實權在握的大維齊爾，執掌聯合進步委員會期間，他下令把國內幾乎所有亞美尼亞人驅往敘利亞沙漠，企圖滅亡該族人口[5][6][7]，有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總設計師的惡名[8][9]。離開埃爾祖魯姆的四萬亞美尼亞人估計只有不到兩百抵達代爾祖爾[10]，倖存人數超出預期後，塔拉特帕夏又在1916年下令開展第二輪屠殺[11][12]。塔拉特帕夏估計，種族滅絕消滅的亞美尼亞人約有115萬[13]，他1918年公然向記者穆希欽·伯爾根宣稱對驅逐亞美尼亞人的嚴重後果「負全部責任」，同時「絕不後悔我的做法」[14]。

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勸塔拉特帕夏停止暴行，後者打斷大使發言，聲稱大部分亞美尼亞人已死，不會再考慮摩根索的提議：「土耳其人與亞美尼亞人的仇恨已經強烈至極，我們必須了結他們，否則他們就會計劃報復」[15][16]。他還向土耳其作家哈莉黛·埃迪布表示，為推動土耳其民族利益，滅絕亞美尼亞人非常合理：「我深知自己的作為理應處死，我已做好準備」[17]。聯合進步委員會財政大臣穆罕默德·卡維特貝伊得知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後於1915年8月預測塔拉特帕夏會死於亞美尼亞人刺殺[18][19]。

德意志帝國是一戰時奧斯曼帝國的軍事盟友，大使漢斯·馮·旺根海姆一定程度上支持把敏感地區的亞美尼亞人口遷移[20][21]。奧斯曼帝國行徑遠超上述主張後，德國偶發抗議，避免聲譽因盟友行為受損太過嚴重[22]。德國審查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信息[23][24]，用政治宣傳否認種族滅絕，指責亞美尼亞人只會背後捅刀子[24][25]。德國的無所作為招來指責[26]，認為該國應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負責的觀點與一戰罪行問題爭議千絲萬縷地交纏在一起[27][28]。

塔拉特帕夏流亡柏林

塔拉特帕夏

1918年10月30日奧斯曼帝國與英國簽署穆茲羅斯停戰協定，11月1日晚至2日凌晨，聯合進步委員會領導人塔拉特帕夏、恩維爾帕夏、傑馬爾帕夏、巴哈丁·沙基爾、穆罕默德·納齊姆貝伊、奧斯曼·貝德里、傑馬爾·阿茲米經過精心準備乘德國魚雷艇逃離君士坦丁堡。除傑馬爾帕夏外，其他人都是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主導，離開首都不但為逃避懲罰，還想組織抵抗運動。[29][30]德國外長威廉·索爾夫指示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對塔拉特帕夏伸出援手，回絕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引渡要求，宣稱「塔拉特帕夏一直忠於我們，我國大門依然向他敞開」[31][16][32]。

塔拉特帕夏11月10日抵達柏林，住在亞歷山大廣場的酒店，以及波茨坦巴伯爾斯貝格的療養院[33]，後搬到夏洛滕堡哈登伯格大街四號（今恩斯特路透廣場）共有九間臥室的豪華公寓[31][34][35]。公寓旁是穆斯林與反協約國歐洲人士時常聚集的東方俱樂部[36]，德國外交部利用前《法蘭克福報》駐君士坦丁堡通訊員保羅·韋茨監視公寓動靜[37]。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總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頒佈法令，為塔拉特帕夏的居所提供法律依據。1920年，塔拉特帕夏的夫人海里耶住進公寓。[31]德國政府的情報表明塔拉特帕夏是亞美尼亞人頭號刺殺目標，建議他留在前奧斯曼帝國陸軍參謀長弗里茨·布朗薩特·馮·謝倫多夫位於梅克倫堡的偏遠莊園，塔拉特帕夏拒絕前往，打算利用柏林的關係網達成政治目標[16][38]。聯邦進步委員會促成的抵抗運動最終引發土耳其獨立戰爭[39]，塔拉特帕夏原計劃利用土耳其政治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充當傀儡，從柏林直接向土耳其將領發號施令[37]。

塔拉特帕夏流亡之初就不乏位高權重的德國友人，政界把他看作土耳其國民運動在德國的代表，塔拉特帕夏的地位日趨鞏固。英國和奧斯曼對他發出通緝令，但塔拉特帕夏卻能持假護照以阿里·薩利之名在歐洲大陸海闊天空。[16][36][40]眾多德國報紙懷疑他就在柏林，1920年3月旨在推翻德國政府的卡普政變失敗後塔拉特帕夏還公開在記者招待會講話[35][41]。許多德國人、特別是極右翼人士認為土耳其無辜蒙冤，把塞夫爾條約與凡爾賽條約相提並論，將德國與土耳其視為「命運共同體」[42]。塔拉特帕夏執筆的回憶錄主要強調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很有必要，聯合進步委員會沒有任何罪責[43]。1919年7月5日，奧斯曼特別軍事法庭缺席判決塔拉特帕夏與聯合進步委員會其他流亡領導人死刑[16][35][36]。

報應行動

1915年俄羅斯帝國軍人在穆什附近的前亞美尼亞村莊謝哈蘭攝
泰赫利里安三兄弟都加入俄羅斯帝國陸軍，右一為索戈蒙

坐等他人將種族滅絕劊子手繩之以法顯然不切實際[44][45]，亞美尼亞政黨亞美尼亞革命聯盟制訂以阿門·加羅、沙漢·納塔利、亞倫·薩克利安為首的報應行動秘密計劃[46]。他們編制100名種族滅絕劊子手的暗殺目標名單，塔拉特帕夏首當其衝[47][48]。大量志願者願意執行暗殺任務，其中大部分是種族滅絕倖存者或失去家人的年輕人[49]。報應行動注重確定目標身份，竭力避免傷及無辜[50]。

埃爾祖魯姆州城市埃爾津詹在一戰爆發前有兩萬亞美尼亞居民，戰後全部消失，來自該市的索戈蒙·泰赫利里安便是報應行動志願者[49][51]，戰爭爆發時他在塞爾維亞[52]。泰赫利里安聽聞祖國發生反亞美尼亞人暴行後投身俄羅斯帝國陸軍亞美尼亞志願軍，並在隨軍西進期間目睹種族滅絕的可怕後果，深知家人已命喪黃泉的泰赫利里安誓要報仇雪恨[53]，他的回憶錄記有85個死於種族滅絕的家人姓名[54]。泰赫利里安經常頭暈並有其他神經系統疾病，按現代標準很可能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他受審時自稱這些症狀與種族滅絕經歷有關[55][56]。

泰赫利里安戰後在君士坦丁堡刺殺為虎作倀的亞美尼亞人哈魯蒂安·米格爾迪蒂奇安，此人曾協助奧斯曼帝國秘密警察編制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名單，導致他們在1915年4月24日被驅逐出境，是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起點。報應行動工作人員隨後把刺塔拉特帕夏的任務交給泰赫利里安。[45][57]1920年中期，報應行動組織提供經費把泰赫利里安送到美國與加羅見面，後者告訴泰赫利里安，種族滅絕主要劊子手已判死刑但一直沒有落實，流亡期間仍然亡我之心不死地組織反亞美尼亞活動。土耳其國民運動同年秋入侵亞美尼亞，泰赫利里安拿到聯合進步委員會七名領導人的照片，以及報應行動的追蹤信息，隨後啟程返回歐洲，第一站是巴黎。他在日內瓦拿到機械工程學生護照，12月2日前往柏林。[58]

刺殺密謀人員在亞美尼亞共和國副領事利巴里特·納扎里恩茨住所會面，泰赫利里安12月中旬患上傷寒但仍堅持與會[58]。他的病情一度非常嚴重，在跟蹤沙基爾時暈倒，需療養一周。亞美尼亞革命聯盟中央委員會命令行動人員暫時放棄其他目標，以刺殺塔拉特帕夏為第一要務。[59]行動人員次年二月底在柏林動物園車站看到準備前往羅馬的塔拉特帕夏，瓦漢·扎卡里安茨假裝想找地方住宿，最後確定塔拉特帕夏住在哈登伯格大街四號[59][60]。泰赫利里安為確認目標身份在對面的37號租房，觀察目標公寓人員進出，納塔利向他下達的命令表示：「打爆民族頭號兇徒的腦袋後，你就站在那不要逃，踩着屍體向前來給你戴手銬的警察投降。」[59][61]

刺殺

刺殺發生在哈登伯格大街27號（圖）

1921年3月15日（周二）上午10點45分左右，塔拉特帕夏冒雨離開公寓想去買手套。泰赫利里安先從正前方走來確認目標身份，穿過街道後再從後方靠近，在人潮湧動的哈登伯格大街27號街頭近距離開槍打中塔拉特帕夏後頸，目標當場死亡。[62][63][64]子彈穿過脊髓，攪爛大腦後從左眼上方貫穿額頭[64][65]，塔拉特帕夏向前撲倒在血泊里[66]。泰赫利里安本踩在屍體上，但在旁觀人士大叫後失了方寸逃離現場[67]。他扔掉手中的9×19mm魯格彈手槍，企圖從法薩嫩大街逃離時被店員尼古拉斯·傑森抓住。面對上前狠揍的群眾，泰赫利里安用蹩腳的德語大喊：「別生氣，我和他都是外國人！」[62][65][66]不久他告訴警察：「我不是殺人犯，他才是」[62][68]。

警方守住屍體，納齊姆貝伊不久後趕到現場並走進塔拉特帕夏位於哈登伯格大街四號的公寓，德國外交部官員、經常與塔拉特帕夏碰面的親土耳其活動家恩斯特·傑克11點半抵達[48]。沙基爾獲知後為警方認屍[66]，傑克與納齊姆貝伊返回案發現場。傑克企圖利用外交部官員身份要求警方移交屍體，但警員拒絕，要求等待兇殺組趕來處理。傑克認為把「土耳其的俾斯麥」就這樣放在街頭讓路人旁觀實在不妥，[48][69]最後屍體獲許用紅十字會車輛運到夏洛滕堡太平間[70]。案發後其他聯合進步委員會流亡人員擔心淪為新目標[71]，沙基爾和納齊姆貝伊馬上獲警方保護[70]。

葬禮

柏林塞特利克清真寺墓地還有致敬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劊子手巴哈丁·沙基爾、傑馬爾·阿茲米的墓碑（左前）[72]，兩人都在1922年死於報應行動志願者之手[72][73]

友人希望塔拉特帕夏葬在安納托利亞，但無論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政府，還是安卡拉的土耳其國民運動都擔心安葬一戰頭號罪犯政治風險太大，不願接手屍體[74]。海里耶和東方俱樂部寄出請帖邀請各方人士參加葬禮，塔拉特帕夏3月19日葬在舊聖馬太公墓，葬禮出席者雲集[75][70]。土耳其大使館伊瑪目舒克里貝伊當天上午11點在死者公寓引領眾人禱告，大隊人馬隨後護送棺木到墓地下葬[70]。

眾多德國名流前往送行，如前外長理查德·馮·庫爾曼與阿瑟·齊默爾曼、前德意志銀行行長、前巴格達鐵路總裁，還有許多一戰期間為奧斯曼帝國戰鬥的軍人，以及代表流亡皇帝威廉二世的奧古斯特·馮·普拉滕-哈勒明德[74]。德國外交部敬獻花圈，上有絲帶致辭：致政治偉人和忠實朋友[2][74]。棺木蓋着奧斯曼旗幟放入墓地，勉強保持鎮定的沙基爾宣讀祭文[74]，宣稱「帝國主義政治對抗穆斯林民族」導致塔拉特帕夏遇刺[75]。

四月下旬，德國人民黨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提議公開紀念塔拉特帕夏[76][77]，但德國－土耳其協會不同意[77]。施特雷澤曼熟知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罪行，認為遇害的亞美尼亞人至少上百萬[78]。塔拉特帕夏的遺物由柏林公安辦主任魏斯曼保管，回憶錄交由沙基爾出版[79]。

審判

案件審理法庭

警方開始調查後向泰赫利里安提供土耳其語翻譯，但他拒說土耳其語，警方3月16日請來亞美尼亞語翻譯科沃克·卡盧斯蒂安，此人也是報應行動人員[80]。泰赫利里安承認為報仇殺害塔拉特帕夏，來德前就有計劃，自稱是單獨行動[55][81]。他在受審時改口稱沒有預謀刺殺，翻譯以能力有限、無法向當事人提供必要協助為由拒絕簽署審訊紀錄[81]，初步調查在3月21日結束[82]。

亞美尼亞革命聯盟籌集十到三十萬馬克為泰赫利里安辯護，大部分錢是亞美尼亞裔美國人捐款[35][54][83]。扎卡里安茨出庭把被告的亞美尼亞語譯成德語，同時支付賬單、組織辯護、並把美國亞美尼亞革命聯盟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轉達泰赫利里安[84][85]。卡盧斯蒂安在庭上把德語譯成亞美尼亞語[85]。德國律師阿道夫·馮·戈登、約翰內斯·沃特豪爾、西奧多·尼邁耶為被告辯護，三人各有7.5萬馬克酬金[85][86]，律師的名聲令傳媒更加關注案件審理[1]。州檢察官戈爾尼克負責起訴[87]，埃里希·倫伯格法官主持審理，12名陪審員聽審[1][88]。

6月2至3日，案件在莫阿比特刑事法院審理[35][89]，庭內坐無虛席，身在德國的許多亞美尼亞人及海里耶等土耳其人出席[54][90]。德國乃至世界各地報社的記者前來旁聽，《每日電訊報》、《芝加哥每日新聞》、《費城公共紀事報》等報社申請傳媒通行證[91]。歷史學家斯蒂芬·伊里格認為，本案審理的精彩程度在20世紀名列前茅[3]。

辯護、起訴策略

索戈蒙·泰赫利里安（1921年）

辯方策略着重把庭審重心朝炮製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死者引導，強調他是殺害被告家人並下令屠殺上百萬亞美尼亞人的兇手[83]。納塔利認為庭審是宣傳亞美尼亞人訴求的好機會[92]，泰赫利里安依據德國法律很可能定罪，但有希望取得特赦。沃特豪爾更加樂觀，案發數天後便宣稱肯定能為當事人洗脫罪名。[35]新教傳教士兼社會活動家約翰內斯·萊普修斯早在1896年就反對奧斯曼帝國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行徑，庭審期間致力把塔拉特帕夏的暴行公開於世[93]。辯方策略成效顯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媒體《前進報》指出：「是塔拉特帕夏沾滿鮮血的影子坐在被告席上，控罪實際上是可怕的亞美尼亞恐怖，而非逃脫魔爪的受害人將他處決」[3]。

為儘可能爭取無罪釋放，辯方把泰赫利里安描繪成挺身而出的孤膽俠客，而非為全民族復仇[83]。德國警方搜索被告同謀的調查收效甚微[92]，辯方還想證明泰赫利里安的母親因塔拉特帕夏而死，進而說明死者與被告尚存私怨[85]。除突出塔拉特帕夏的嚴重罪行外，辯方強調泰赫利里安的精神創傷，根據德國刑法第51條，事發時陷入暫時精神錯亂的被告無需為行為負責[82][83]。

德國檢方力圖淡化庭審政治色彩[85]，避免涉足德國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影響[94]。辯方要求庭審持續三天，但實際只有一天半，傳召15名證人也有六人未出庭[82][94]。控方要求案件審理過程不公開，儘可能減少公眾和媒體關注，但外交部拒絕，擔心秘密審判對國家名譽不利[86]。歷史學家卡羅琳·迪恩認為，檢方力圖儘快結束審理，正面描述德國在戰爭期間的行為，無意間令泰赫利里安轉變成人類良知的悲慘象徵，為公義被迫槍殺兇手[95]。

伊里格等歷史學家認為，檢方策略存在重大缺陷，表明檢察官很可能無力且無心定罪被告[96][97]。戈爾尼克堅稱奧斯曼帝國的往事與本案無關，力圖避免種族滅絕證據呈庭，證據呈庭後他又宣稱死者與暴行無關，最後只能為塔拉特帕夏下達的命令辯護[85]。漢斯·休曼是反亞美尼亞報紙《德國綜合報》的出版商，庭審前極力且反覆地向檢察官遊說[98]。休曼可以拿到塔拉特帕夏的備忘錄，但戈爾尼克沒有當證據採納[99]。伊里格推測休曼的遊說令檢察官非常反感，甚至可能對被告產生認同。庭審結束後，戈爾尼克進入《德國綜合報》編委會任職。[100]

被告證言

埃爾津詹的亞美尼亞人屠殺遺址

倫伯格開庭後詢問被告大量涉及種族滅絕的問題，要求對方回憶當時經歷，表明法官對這段史實很了解，同時反映土耳其與德國對此事的說法[1][101]。泰赫利里安表示，戰爭爆發後埃爾津詹絕大部分亞美尼亞男子應徵入伍。1915年初，亞美尼亞社區領袖被捕，他們遭遇屠殺的消息傳到城裏。同年六月政府發佈驅逐令，武裝憲兵強迫亞美尼亞人拋棄財產，離開家園，並且離開城市後很快就被槍殺和洗劫。[102]

泰赫利里安說到「憲兵帶走我妹妹」後沒有繼續描述，自稱「寧死也不想再談這黑暗的一天」[103]。經法官催促，他又說起如何看着母親和兄弟慘死，隨即被人打暈，直到在兄弟的屍體下醒來，妹妹從此生不見人、死不見屍[104]。他與庫爾德人一起躲藏，後同其他倖存者逃到波斯[105]。上述證詞與事實不符，泰赫利里安實際是與其他亞美尼亞志願者在俄羅斯帝國陸軍戰鬥[54][106][107]，但歷史學家羅爾夫·霍斯菲爾德指出，被告庭審時精心裝扮，證詞「極其可信」[107]。歷史學家泰莎·霍夫曼也認為，泰赫利里安的證詞雖然不實，但無疑包含「同胞集體命運極其典型與基本的要素」[54]。檢方沒有質疑被告證言，真相直到數十年後才浮出水面[52][80][106]。

法庭詢問被告誰應對煽動大屠殺負責，問題還涉及過去的阿達納屠殺等類似事件，隨後法官才宣讀蓄意謀殺指控。泰赫利里安承認刺殺塔拉特帕夏，但對法官表示不認罪，[108]自稱「問心無愧……我殺了人，但我不是謀殺犯」[109][1]。他否認有計劃殺人，自稱案發兩周前眼前出現幻覺：「大屠殺場面一次次在面前浮現，我看到母親的屍體，她站起來走到身前對我說：『看到塔拉特帕夏你居然無動於衷？你不是我兒子！』」[109][110]被告自稱此時「突然驚醒，決心殺死」塔拉特帕夏[109]。此後他還自稱不知道死者在柏林，也沒有殺人計劃，表情似乎不知所措[111]。檢方繼續追問，法官插手表示「他（被告）的決心有變」，這顯然對被告有利[109]。庭審期間，各方從未詢問泰赫利里安是否隸屬亞美尼亞革命團體，行刺是否有預謀[112]。霍斯菲爾德認為，如果知道預謀成分，法庭不會裁定罪名不成立[107]。

事涉種族滅絕的其他證詞

警方和驗屍官就案發過程和驗屍結果作證，接下來輪到被告的房東，隨後是曾在柏林與泰赫利里安交流的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的證詞涉及種族滅絕，列文·埃夫提安自稱家人都在埃爾祖魯姆，雙親死於種族滅絕，其他親屬逃離。被告的翻譯扎卡里安茨也在當天作證，自稱父母、祖父、兄弟、叔叔都死於19世紀90年代的哈米德大屠殺。在柏林生活的亞美尼亞煙草商特茲巴西安在庭上表示，他在埃爾祖魯姆生活的親朋好友都在種族滅絕期間被害。[113]

克里斯汀·特茲巴西安

亞美尼亞人離開埃爾祖魯姆，維克多·皮茨曼攝

煙草商特茲巴西安的夫人克里斯汀自稱對刺殺案一無所知，辯方請她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作證並獲法官首肯。克里斯汀同樣來自埃爾祖魯姆，自稱21名親屬僅三人倖存。[114]她還稱，亞美尼亞人被迫分成四組離開埃爾祖魯姆前往埃爾津詹，每組約五百戶，還要踩在早前遇害的同胞屍體上前進。克里斯汀還稱，好容易抵達埃爾津詹後，男子被迫與家人分離，隨後綁在一起投進大河。[115][116]其他男子在馬拉蒂亞山區被砍死，屍體拋進水裏[116][117]。

據特茲巴西安夫人回憶，憲兵隨後「前來選出最漂亮的婦人和少女」，膽敢拒絕者就「用刺刀刺個對穿，把腿扯斷」，還剖開孕婦的肚子殺死嬰兒。這段證詞引起庭上極大震動。她還稱母親就這樣當場死亡，尚未出世的弟弟被殺。克里斯汀拒絕委身土耳其人，結果「他奪過我的孩子一扔」。她繼續講述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稱實際情況更加嚴重。[116][118]法庭詢問證人誰應對這等屠殺負責，特茲巴西安夫人表示：「這是恩維爾帕夏的命令，軍人強迫被驅逐的人下跪，口中高呼：『帕夏萬歲！』」[119]辯方指出，事發期間身在埃爾津詹的兩名德國護士等證人證實她的說法。戈登以此為據宣稱，泰赫利里安的闡述「比真金還真」。[119]

專家證人

經檢察官同意，兩名專家證人出庭就之前證詞是否真實做證[120][121]。萊普修斯證實，驅逐亞美尼亞人是由「青年土耳其人委員會」（即聯邦進步委員會）下令，塔拉特帕夏便是委員會成員[120]。萊普修斯引述塔拉特帕夏對驅逐行動看法的原始文獻：「驅逐的目標是（讓他們）不再存在」，同時詳細闡述這等目標如何落實[120][121]。萊普修斯指出，政府還以「預防措施」為藉口，但「實權人物私下公開承認此舉是為滅絕亞美尼亞人」[120]。他還談到親自編輯的外交部文獻集《日耳曼與亞美尼亞》，聲稱其中有成百上千的證詞與本案證人類似，估計遇害亞美尼亞人達一百萬[122]。

德國將領奧托·利曼·馮·桑德斯承認聯合進步委員會政府下令驅逐亞美尼亞人，宣稱從軍事角度考慮這很有必要，是在「最高軍事當局」建議下為之，但他沒有說明這些高級軍官大多是德國人[123]。利曼·馮·桑德斯自稱不知道死者是否對種族滅絕負有個人責任，這與其他證人截然相反[121][124]。

格里戈里·巴拉希揚

1915年8月29日塔拉特帕夏所發電報，上書「東部各州的亞美尼亞人問題已解決，無需再用暴行玷污國家和政府」

1915年4月24日被驅逐的亞美尼亞祭司格里戈里·巴拉希揚從英格蘭曼徹斯特趕來作證，講述流亡隊伍里大部分同胞在安卡拉如何被活活打死。「官方說法是『驅逐』，實際上是系統化的滅絕政策」：[125]

靠近約茲加特，距城鎮還有約四小時時，我們看到山谷里成百上千的長髮人頭，都是婦人和少女的頭顱。押送我們的憲兵隊長叫舒克里，我問：「不是只殺男人嗎」。他回答：「不是，如果只殺男人放過女人，再過五十年就又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亞美尼亞人。不論國內或海外，我們一定要消滅婦女和兒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83]

舒克里還稱，與往昔的哈米德大屠殺不同，奧斯曼帝國這次步步為營，確保「永遠沒有任何證人出庭作證」，還稱巴拉希揚肯定會在沙漠餓死，所以他敢於這般宣之於口[125]。舒克里自稱親自下令毆打致死的亞美尼亞人就有四萬，戈登在證人敘述一段時間後打斷，請巴拉希揚向法庭介紹塔拉特帕夏的電報。證人表示，他曾看到塔拉特帕夏發給奇里乞亞奧斯曼尼耶副州長亞薩夫貝伊的電報：「請及時回報死亡和尚存的亞美尼亞人數量。內政部長塔拉特。」[126]亞薩夫告知巴拉希揚，電報的意思是「還等什麼？趕快給我殺！」[127]巴拉希揚表示，他能活下來都拜巴格達鐵路公司的德國人所救，亞美尼亞人認為塔拉特帕夏應對大屠殺負責絕對實至名歸[128]。

沒有呈庭的證據和證詞

辯方希望當庭宣讀亞美尼亞記者阿拉姆·安多尼安收集的塔拉特帕夏電報，證明死者對種族滅絕責無旁貸[128][129]，安多尼安攜帶許多電報原件趕到柏林準備作證，但這些電報此後均已遺失[130]。辯方要求前德國駐阿勒頗領事沃爾特·羅斯勒作證，羅斯勒向外交部上級匯報表示有心作證，認為塔拉特帕夏蓄意滅絕亞美尼亞人並採取連環相扣的種種手段，結果外交部阻止他出庭[131][132]，擔心證詞會暴露德國對種族滅絕不但知情，而且還是同謀[55]。羅斯勒接受辯方律師請求檢視安多尼安帶來的電報，認定這些文件很可能是真跡[133]。檢察官認為泰赫利里安無疑認定塔拉特帕夏罪責難逃，反對安多尼安出庭作證和電報呈庭；辯方最後撤回請求，但隨後呈庭更多證據證明死者罪責[134]，陪審團此時的關注重點已經不是被告行為，而是死者生前行徑[135][136]。

《紐約時報》等媒體發文探討塔拉特帕夏的電報[35]。法庭傳召但最後沒有出庭的證人還有布朗薩特·馮·謝倫多夫、軍人恩斯特·帕拉金與弗朗茨·卡爾·恩德雷斯、醫護兵阿明·韋格納，還有曾在埃爾祖魯姆目睹種族滅絕的副領事馬克斯·歐文·馮·舒布納-里希特[137]。

精神狀態

為了解被告精神狀態，以及根據德國法律他是否應對行為負刑事責任，五名專家證人先後出庭作證[87]，一致認為1915年的經歷令泰赫利里安定期「癲癇」發作[138]。伊里格認為五人對被告的情況都不夠了解，但從證詞判斷，泰赫利里安按現代標準很可能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136]。率先出庭的羅伯特·斯托默醫生認為被告蓄意謀殺，與精神狀態無關[136][138]。但雨果·李普曼稱，泰赫利里安在1915年的經歷後變成「心理病態」，不應對本案罪行負全責[139]。神經學家兼教授理查德·卡西爾指出，「情緒動盪是他病情的根本原因」，癲癇發作已徹底改變他的人格[140][141]。埃德蒙·福斯特聲稱戰爭期間的創傷經歷不會引發新病狀，只會暴露已有問題，但他同樣認為被告不應對行為負責[141]。最後出庭的布魯諾·哈克說法與卡西爾類似，堅稱泰赫利里安絕對沒有自行構建刺殺計劃的能力[142]。

結案陳詞

證人均在第一天出庭，法官次日上午九點一刻指示陪審員思考以下問題：「被告索戈蒙·泰赫利里安是否預謀、並於1921年3月15日在夏洛滕堡蓄意殺害塔拉特帕夏？第二，被告是否一時衝動？第三，是否存在可以減輕罪責的情況？」[143]

戈爾尼克的結案陳詞比較簡短，在庭審筆錄上只有六頁，辯方的有35頁[143]。檢方主張泰赫利里安殺害塔拉特帕夏之舉絕非誤殺，而是蓄意謀殺，要求判處死刑。戈爾尼克指出，刺殺完全出於政治仇恨和報復，被告很久以前就計劃殺人，從奧斯曼帝國跑來柏林，在目標居所對面租房並仔細觀察，直到最後付諸行動。[144]他宣稱利曼·馮·桑德斯的證詞更可信，希望法庭採納，萊普修斯是在歪曲利曼·馮·桑德斯的話[145]。檢察官利用德國戰敗的刀刺在背傳說，宣稱亞美尼亞人「與協約國密謀，決心在戰局允許時從土耳其人背後捅刀子，爭取民族獨立」，所以奧斯曼帝國才將他們「另行安置」[146]。戈爾尼克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塔拉特帕夏需對大屠殺負責，質疑呈庭文獻是否可靠，判處塔拉特帕夏死刑的法院是否客觀[144]。陳詞最後，檢察官着重強調死者的愛國心和榮譽[147]。

輪到辯方結案陳詞時戈登率先發言，指控戈爾尼克是在為塔拉特帕夏辯護[147]。他認為證明死者與種族滅絕主導機構關聯的證據可信，特別是那些電報。在他看來，如此大規模地滅絕上百萬亞美尼亞人肯定離不開中央政府協調。[147][148]辯方進一步指出，根據德國判例法，蓄意謀殺需要根據被告決定殺人時的考量判斷，不考慮準備殺人的過程。如果殺人前沒有經過考量，那就不叫謀殺。[148]

沃特豪爾認為塔拉特帕夏是在「軍國主義內閣」任職[149][150]，在他看來，軍國分子為維護「軍事必需」不惜反對公義、無視法律[151]，宣稱佔領萊茵蘭的協助國與布爾什維克也是軍國主義政府[149][152]。他強調這些「軍國分子」的鮮明對比，把被告描繪成堪比威廉·泰爾的高尚人物：「如果退爾把箭射向（暴君）葛斯勒，全世界有哪個陪審團會譴責他？難道還有什麼行為會比本庭所述更加人道？」[149]辯方不但主張泰赫利里安是被迫殺人，而且堅稱被告行為正當合理[153]。

檢方和辯方都強調德國與土耳其在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期間做法不同，沃特豪爾認為德國政府不知道塔拉特帕夏住在柏林[111]。尼邁耶表示，世界上還有很多人認為德國應對種族滅絕負責，開釋泰赫利里安「將為世人對我們的誤解劃上句點」[154]。

判決

釋放泰赫利里安出獄的正式文件

法官在雙方結案陳詞後詢問被告是否還想補充，泰赫利里安回答沒有[95]。經過一小時審議，陪審團對法官之前的第一個問題回答「否」[61][137]，而且這是全體一致的裁決，檢方無權上訴[155]。庭上群眾爆發熱烈掌聲[156][137]，30萬6484馬克庭審成本由國庫承擔[52][85]。戈爾尼克認為眾人都陷入暫時的精神錯亂，才會將被告無罪釋放[61]。伊里格認為陪審團裁定泰赫利里安罪名不成立不一定是因為「暫時精神錯亂」 ，辯方策略更注重從政治而非醫學角度解讀被告行為[137]。

泰赫利里安無罪釋放後被逐出德國[157]，他與巴拉希揚前往曼徹斯特，再以假名「薩羅·梅利基安」遠赴美國，《祖國報》駐美編委會向他致敬。泰赫利里安病體未愈，創傷後應激障礙需要治療[158]，後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定居至1950年[45]。世界各地眾多亞美尼亞人購買庭審筆錄，銷售收入用於回收辯護成本並為報應行動籌資[159]。

傳媒報道

《紐約時報》的庭審報道

國際媒體密切報導刺殺案和審判[160][161]，引發人們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關注與承認[73][162]。審判期間人們更關注種族滅絕，而非被告的罪責[163]。新聞報道表明，公眾對亞美尼亞的受害者心懷同情，與法律與秩序的價值尖銳對立。《紐約時報》指出，陪審團面臨兩難，無罪開釋意味着譴責亞美尼亞人大屠殺，這就無法制裁法外殺戮，「如此境地無可避免：刺客都應受懲，但此人卻應例外，你能怎麼辦！」[164]民眾和傳媒對判決結果整體趨於肯定[161]。

德國

布朗薩特·馮·謝倫多夫在《德國綜合報》刊登《向塔拉特帕夏致敬》，宣稱1915年是亞美尼亞人主動挑起紛爭[165]

德國許多報紙當天以頭條報導刺殺案，大部分文章站在死者一方[41]。次日該國大部分報紙報道塔拉特帕夏遇刺，許多刊登訃告，其中又以《福斯日報》的文章最為典型。報道承認塔拉特帕夏企圖消滅所有可消滅的亞美尼亞人，同時提出多種理由為種族滅絕辯護。[166]還有報紙認為亞美尼亞人不該把塔拉特帕夏當成報仇目標[167]，《德國綜合報》展開反亞美尼亞宣傳，聲稱背後捅刀和泰赫利里安之流的謀殺行徑體現亞美尼亞人真面目[168][169][170]。只有親共的《自由報》案發之初就對泰赫利里安表達認可[171]。

庭審過去一個月後仍是大量傳媒的報道主題，泰赫利里安的行為持續引發政治辯論直到1933年納粹黨奪權[172]。不同政治立場的德國報紙審判結束後基本承認種族滅絕[173]，許多報紙大量引述被告和萊普修斯的證詞[174]。德國人對無罪判決看法不一，同情亞美尼亞人、支持普世人權者大多持肯定態度[91][175]。新聞工作者埃米爾·路德維希在《世界舞台》雜誌發文指出：「只有各國社會組織起來保護國際秩序，才能確保殺害亞美尼亞人的的兇手不致逍遙法外，土耳其的任何帕夏都無權把整個民族趕進沙漠」[77][175]。韋格納在審判結束幾個月後出版庭審完整筆錄。他在前言稱讚泰赫利里安「敢於為人民自我犧牲的英勇」，對比坐在辦公桌前下達種族滅絕指令這種不需要勇氣的行徑[88][176]。

日耳曼民族主義者傾向反亞美尼亞立場，這類報紙跟隨《德國綜合報》的腳步從否認變成為種族滅絕辯護，《德國綜合報》大量刊登反亞美尼亞文章[177]，聲稱開釋泰赫利里安實乃「司法醜聞」[170]。民族主義報紙普遍認可合理化大規模滅絕的觀點[178]，這類觀點往往歸結到所謂亞美尼亞人的種族特徵，極易與種族反猶太主義理論聯繫起來[179]。1926年，納粹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聲稱支持開釋泰赫利里安的都是「猶太媒體」[180]，還稱「亞美尼亞人引領針對土耳其的間諜活動」，類似猶太人對付德國，以此證明塔拉特帕夏滅絕亞美尼亞人完全合理[181]。

奧斯曼帝國

塔拉特帕夏遇刺後，安卡拉報紙讚揚他是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向德國領事宣稱，塔拉特帕夏仍然是「他們的希望和偶像」[74]。《新的一天》發文表示：「我們偉大的愛國者已為國捐軀……塔拉特仍是土耳其頭號偉人」[112]。君士坦丁堡反響不一，有些向死者致敬[182]，但自由派《旗手》日報認為塔拉特自作自受，「死是對他的所做所為贖罪」[168]。《國家主權報》宣稱兇手自承是英國所派[183]，大量報道着重介紹死者如何從平凡出身登上權力高峰，為他的反亞美尼亞政策辯護[182]。伊斯坦布爾的《新東方報》1921年連載塔拉特帕夏回憶錄[184]。亞美尼亞社會主義者迪克蘭·扎文在君士坦丁堡出版的報紙表示，希望「了解國家真正利益的土耳其人不會把這位前高官視為政治偉人」[185]。1922年，凱末爾政府撤銷針對塔拉特帕夏的定罪[186]，並在兩年後通過法律向他與沙基爾的家人提供養老金，兩人正是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頭號罪魁。塔拉特帕夏家人還從沒收的亞美尼亞人財產拿到進一步補償。[187]

土耳其國葬

1943年，塔拉特帕夏以民族英雄的身份葬在伊斯坦布爾自由紀念碑[188]

應土耳其總理蘇克魯·薩拉吉奧盧要求[189]，塔拉特布夏的遺體起出並運到土耳其，再於1943年2月25日舉行國葬，德國大使弗朗茨·馮·帕彭、新聞工作者兼作家艾哈邁德·艾敏·亞爾曼、薩拉吉奧盧出席[17][190][191]。阿道夫·希特拉希望藉此爭取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支持軸心國[17]。塔拉特布夏的遺體葬在伊斯坦布爾自由紀念碑，這裏本為紀念阻止1909年奧斯曼帝國反革命政變犧牲的人士而建，侯賽因·卡希德在葬禮上致悼詞[188]。歷史學家漢斯-盧卡斯·基澤指出，經歷如此風光大葬，塔拉特布夏在土耳其的公眾形象已經全面恢復，成為該國公共史上的傑出人物[191]。土耳其在運回屍體前不久徵收「財富稅」，旨在摧毀該國非穆斯林居民的經濟基礎[192]。土耳其作家奧爾罕·賽菲譴責德國法庭開釋泰赫利里安，只是1943年運回塔拉特布夏之舉可為彌補[190]。

影響

土耳其

基澤指出，一邊是復仇心切的受害者，另一邊是頑固否認（種族滅絕）的劊子手，雙方的病態關係在塔拉特帕夏遇刺後長久延續，看不到緩和的希望[175]。土耳其視泰赫利里安為恐怖分子[52]，塔拉特帕夏遇刺時所穿襯衫放在伊斯坦布爾軍事博物館展出[193]。土耳其特工20世紀50年代在卡薩布蘭卡發現泰赫利里安的蹤跡，他在生命受到威脅後移居美國[45][194]。塔拉特帕夏的回憶錄反覆再版且頗受好評[195][196]，土耳其等國許多清真寺、學校、住房、街道都以他命名並沿用至今[17][193]。歷史學家泰莎·霍夫曼指出：「塔拉特至今仍是母國及土耳其僑民眼中的愛國烈士」[17]。

柏林的土耳其人2005年開始推動在案發地點豎立紀念碑[72]。2006年3月，土耳其民族主義團體在柏林組織兩場集會，旨在紀念暗殺，抗議「種族滅絕的謊言」。柏林警察要求阻止遊行，但法庭推翻禁令，只要求示威者不得宣稱種族滅絕純屬謊言。德國政界批評遊行，不過參與遊行的人數很少。[197][198]

土耳其史學家坦納·阿卡姆認為，2007年殺害土耳其－亞美尼亞新聞工作者赫蘭特·丁克的是土耳其極端民族主義者，旨在報復塔拉特帕夏遇刺。阿卡姆還稱，兩起案件頗為相似，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行動，兇手都沒有決心逃跑。[199]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久姆里的泰赫利里安半身像

泰赫利里安行刺後馬上成為亞美尼亞民族英雄[66]，該國首都埃里溫2003年立起他的雕像和半身像[200]，久姆里[201]、馬拉利克隨後跟進[202]。大量亞美尼亞人定居的法國馬賽2017年以泰赫利里安命名廣場[203]。另有說法稱泰赫利里安與母親雙雙倒地時，泰赫利里安是因母親擋住子彈才存活下來，但這純屬沒有根據的江湖傳言[52]。

國際法

據1944年因發明辭彙「種族滅絕」聞名的波蘭裔猶太律師拉斐爾·萊姆金回憶[204][205]，亞美尼亞大屠殺和塔拉特帕夏遇刺的消息促使他投身戰爭罪研究[206]。他在法學院進修時詢問教授朱利葉斯·馬卡雷維奇，犯下如此罪行的塔拉特帕夏為何無需在德國受審。馬卡雷維奇表示國家主權意味着政府有權集體屠殺該國公民，國際社會不能干涉。萊姆金無法苛同，[160]認定泰赫利里安的刺殺是伸張正義，只擔心私刑正義可能過度，轉而致力設計法律框架懲罰種族滅絕行徑，促成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51][204]。

1926年，肖勒姆·施瓦茲巴德在巴黎刺殺烏克蘭反猶太劊子手西蒙·彼得留拉，辯方援引泰赫利里安案，法庭最後認定罪名不成立[51][207]。迪恩指出，泰赫利里安案與施瓦茲巴德案是「西歐史上首批種族暴力和國家推動大規模暴行受害者尋求公正的要案」[208]。漢娜·阿倫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將兩案與艾希曼審判對比，該案於1961年開審，以色列特工1960年在阿根廷綁架猶太大屠殺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把他帶到以色列受審。阿倫特指出，泰赫利里安與施瓦茲巴德都意在報仇，把出庭受審當成機遇，將對民族犯下滔天罪行卻能逍遙法外的鄶子手暴行公之於眾[209][193]。1936年2月，猶太人大衛·法蘭克福特在達沃斯刺殺瑞士納粹領導人威廉·古斯特洛夫，瑞士律師尤金·柯蒂出庭辯護時援引泰赫利里安案，把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與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相提並論，但迫於德國壓力，法庭判決法蘭克福特罪名成立[210]。

旁聽泰赫利里安案的羅伯特·肯普納數十年後當上紐倫堡審判檢察官，在他看來，泰赫利里安案是法律史上首次承認「他國可以質疑嚴重侵犯人權、特別是政府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而且這樣的外國干預不會違規[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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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書籍
報刊文章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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