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華寺 (北京報房胡同)

法華寺碑
北京市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所在	多福巷44號
分類	石窟寺及石刻
時代	明
編號	2-？
登錄	1986年1月21日

法華寺，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報房胡同，是一座漢傳佛教寺院。

歷史

早年興衰

法華寺的前身是明朝太監劉通的住宅。明代宗景泰年間，劉通舍宅為寺。明熹宗天啟年間，太監姚某重修，該寺已具規模。明末清初世道混亂，該寺接近廢棄。清朝乾隆年間，真如禪師「見寺近頹敝，苦心修葺」。真如禪師圓寂後，德悟和尚重修該寺，使「山門佛殿廊廡僧寮之屬，無不煥然增麗」。德悟和尚圓寂後，其弟子如元增修該寺建築，完成了藏經閣等，「自重建樓閣外，若黝堊丹漆以及鐫匾懸額，無不金碧交輝，莊嚴寶重」。

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明憲宗敕賜法華寺碑。明朝天啟年間重修以後，皇帝又詔賜藏經璽書。清朝德悟和尚在世之時，「長安貴介多與游」，圓寂時「哭靈祭尊者縉紳商賈，素車白馬，填塞衢巷」。昭槤《嘯亭雜錄·卷八》記載，「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東某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攖。果毅公阿里袞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夜逾垣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恐獄緩，為之緩頰者眾，乃遍集諸寺僧寮，立斃杖下。逾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鬻之，久之未已也。」據震鈞《天咫偶聞·卷三》記載，該「城東某寺」即這座法華寺。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八年四月（1858年6月），清廷派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辦理京城內一切防堵事宜。咸豐十年五月（1860年7月），清廷在京佈防，派四員滿洲大臣主其事。咸豐十年八月十八日（1860年10月2日），洋兵屯集北京內城朝陽門外，原負責京師巡防事物的文祥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撫局，瑞常、寶鋆接辦巡防事宜，正式在法華寺設「京師巡防處」（又稱「巡防公局」）。八月二十九日（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聯軍攻佔北京。李慈銘在日記中寫道：「聞夷人明日自安定門入至東華門法華寺定和議，內城居人，四出奔避。」又據震鈞《天咫偶聞·卷三》記載，「和議既定，諸大臣於此延見洋人，是為京師交涉之始。」

清流雅集

咸豐十一年（1861年），法華寺迎來新任住持，法號德澐，字靜瀾。他「能作大字，頗通文墨，喜交文士」，文人稱他為「靜瀾上人」。靜瀾是熱河（今承德）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帝逃往熱河，靜瀾與隨駕到熱河的肅順往來密切。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此後慈禧與奕訢發動祺祥政變，誅殺肅順。靜瀾乃離開熱河，到北京法華寺當住持。許多文士受到靜瀾吸引，紛紛來到該寺，或租房寓居，或前來吟詩作文。

同治初年，該寺海棠院內寓居有孫樗（字丹五，昌平人），他在該寺寫成了《餘墨偶談》。同治年間，常來該寺的還有北京西山靈光寺住持春明法華長老，他「詩不常作，工草書，得顛、素神髓，都人士以得片楮為屏障輝」。他和靜瀾往來密切，和孫樗有文字交。孫樗離京赴廣西桂林時，春明曾托人贈詩一首：「含毫我不送君詩，恐妨世上詩人嗤。含毫我欲送君詩，又恐海底蛟龍知。戲書一幅送將去，雲上萬里長相知。」

靜瀾和崇啟（號星槎）關係也很密切。崇啟是大學士柏葰的孫子，光緒己丑舉人，官至刑部郎中。甲午戰爭前，續廉（字筱泉，號恥菴）在該寺海棠院邀集八旗名士講學，日課為古文詞及讀書，參與者主要有震鈞、恩豐（工部員外郎）、光熙（山西知縣）、崇啟、靜瀾，當時「頗有清流之目，諸公自居東林人黨也」。光緒十五年（1889年）及十六年（1890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們兩次集社，特別是光緒二十一年那次最盛。部分漢族京官也參加，如吏部主事洪嘉與、工部主事夏震武等人。震鈞還把該寺海棠院的居室題名作「丁嚶館」。甲午戰爭清朝失敗後，續廉、靜瀾仍住在法華寺，但這批人士已悄然散去。

戊戌風雲

主條目：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袁世凱（字慰廷）抵達北京，寓居法華寺。徐世昌（字菊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當天自己除了拜會張之洞的親信楊銳、錢恂以外，「又看數友。慰廷到京，住法華寺。往看，至晚遂宿城內。」當時，戊戌變法的要人康有為、譚嗣同都居住在「城外」（即北京內城以外，當時他們居住在宣南地區），康有為住南海會館，譚嗣同住瀏陽會館。此外，康有為、梁啓超在「城內」（即北京內城以內）另有一臨時寓所金頂廟，位於東華門外燒酒胡同。法華寺位於東安門外報房胡同，距離金頂廟僅10分鐘路程。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徐世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到城內，住法華寺。」本日清早，袁世凱在頤和園向光緒帝謝恩，午後回到法華寺。畢永年記載，當晚七點，康有為稱：「袁處有幕友徐世昌者，與吾極交好，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袁世凱、徐世昌均住法華寺，正可密商對策。

光緒二十四八月初三日，徐世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出城，料理回津。晚又進城。聞有英船進口。」茅海建認為，「出城」很有可能是去城南的南海會館與康有為等人會晤，「晚又進城」很有可能是陪譚嗣同到法華寺見袁世凱。《康南海自編年譜》稱「袁幕府徐菊人亦來」，正和徐世昌日記中的「出城」不謀而合。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稱，八月初三日晚譚嗣同赴法華寺訪袁世凱，「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這個「袁幕府某」應當就是徐世昌。畢永年記載：「是夜，康、譚、梁一夜未歸，蓋往袁處明商之矣。」康、梁當時都在北京內城，當晚可能有一人留在金頂廟，另有一人跟隨譚嗣同、徐世昌一起去法華寺訪袁世凱。

八月初四日，徐世昌「束裝而行，上火車，申刻到津。」「出城到梧生宅，束裝即行，上火車，申刻到津。」八月初五日「慰廷出京到津。」

後世衰落

中華民國時期，法華寺每況愈下。抗日戰爭爆發前，法華寺由洪濤住持時，西院已變成平民小學（報房胡同小學），海棠院北面的土坡被剷平修成操場。在今多福巷的圍牆上開門，作為該小學正門。東院駐紮無線電軍隊，不少房屋淪為軍隊馬廄。抗日戰爭時期，洪濤的弟子察密修擔任住持，東院的軍隊撤離後，出租予平民。該寺還開始辦理喪事，以增加收入。藏經閣東側的廊廡是當時停靈之所，後面一塊小空地是墳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洪濤的侄女負責該寺的廟產，把平民小學更名為新光小學。新光小學撤去後，原先用作教室的房屋改為居民住房，操場也建起不少住房。海棠院內的海棠因為枯死而被砍伐。1958年，該寺正殿及兩邊的廡廊也改為居民住房。藏經閣年久失修，也被拆除。1976年受唐山大地震波及，大雄寶殿損壞，拆除後原址重建，毗盧殿也經翻修。1980年代至1990年代，原天王殿及庭院的舊址上興建了高層樓房。如今，在報房胡同僅存該寺山門（報房胡同103號），在多福巷44號院內，原大雄寶殿地基上存有《德悟和尚行實碑記》。

建築

法華寺東至無量庵胡同，西近王府井大街，北至多福巷（原名豆腐巷），南至報房胡同，佔地面積數千平方米。《德悟和尚行實碑記》上稱該寺為「東城諸剎冠」。該寺坐北朝南，中路自南至北依次是：

• 山門：坐北朝南，開在報房胡同北側。
• 天王殿：位於山門正北。
  • 鐘樓、鼓樓：位於天王殿前左右兩側
• 大雄寶殿：位於天王殿正北。殿外樹立着六通石碑。
• 毗盧殿：位於大雄寶殿正北。
• 觀音大悲壇：位於毗盧殿正北。
• 藏經閣：位於觀音大悲壇正北，是整座寺院最北的主要建築。

除了中路之外，法華寺還有東、西兩路跨院。東跨院內有膳房及不少小院落。西跨院內也有不少小院落，其中包括海棠院。《天咫偶聞·卷三》記載，「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則竹影蕭騷，一庭淨綠。桐風松籟，暢人襟懷，地最幽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