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刀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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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刀之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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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呂格,希姆萊和羅姆 | |
地點 | ![]() |
目標 | 肅清政敵和黨內反對勢力 |
日期 | 1934年6月30日—7月2日 |
結果 | |
死亡 | 估計至少85人(官方宣稱) |
主題條目 |
納粹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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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刀之夜(德語:Nacht der langen Messer)或蜂鳥行動(Operation Hummingbird),又稱血洗衝鋒隊,在德語中按當時納粹黨宣傳的口徑,作為歷史術語稱為羅姆政變(德語:Röhm-Putsch),是一個發生於德國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動,納粹政權進行了一系列對保守勢力和黨內的政治清洗,大多數被清算的黨員為納粹衝鋒隊成員。
希特拉因無法控制衝鋒隊的街頭暴力並視之為對其權力的威脅,故欲除去衝鋒隊及其領導者恩斯特·羅姆。此外,他還想安撫害怕及厭惡衝鋒隊的國家防衛軍高層,特別是當羅姆企圖想把國防軍納入自己領導的衝鋒隊之下。最後,希特拉清算其政權的政敵,特別是忠於副總理帕彭的人馬。[1]大部分參與行動的是黨衛隊及蓋世太保,此次行動加強並鞏固國防軍對希特拉的支持(德國軍隊依舊效忠一戰老兵兼德國總統興登堡直到他於1934年8月2日逝世)。
同時,德國法律雖已禁止以對政權的忠誠為理由進行法外處決並已執行過百年,但因為德國法院及內閣解禁及消除相關障礙,此次行動為納粹政權帶來法理上的依據。
背景
希特拉與衝鋒隊
納粹衝鋒隊在納粹黨擁有一定的自主性。衝鋒隊源自確保德國工人黨政治活動的保衛部門,最初是以「體操和體育部」的名義建立的,初始成員多有參加自由軍團和從軍的經驗,由埃米爾·莫里斯主管。衝鋒隊有着的合法地位,在巴伐利亞被納入了政府的動員體系,由國防軍第七師提供訓練。逐漸地,由政治集會的門衛壯大為了一個兼具鬆散的街頭暴徒團伙和機動部隊性質的軍事協會,經常和左翼黨派的民兵發生衝突甚至巷戰,並騷擾左翼黨派和人士的活動。啤酒館暴動前在赫爾曼·戈林掌管下的衝鋒隊大約已有2000人,後一度被禁。希特拉取代戈林,為衝鋒隊的重組制定了方針。
在1925年禁令解除後,羅姆自行先人一步完成了衝鋒隊的重組,但其只讓衝鋒隊回到集會保衛工作,並計劃由他建立一個名為前線的組織在全國活動,這與希特拉要讓衝鋒隊作為協助納粹擴大影響力的主要力量之理念不符。希特拉認為,衝鋒隊將是和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及黑紅金國旗團相抗衡的主力。於是羅姆下台,由法蘭斯·普菲弗·馮·所羅門擔任衝鋒隊總指揮,並確立了嚴格的組織體系。在慕尼黑,納粹黨領導層確立了衝鋒隊以工人階級為主要發展對象的策略,借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反對資本主義的另一邊廂和左翼作激烈對抗。這也導致其在發展到萬人規模的同時,和納粹黨高層不時產生衝突。
1930年德國國會選舉前,衝鋒隊基層希望納粹黨能為衝鋒隊預留一個選舉名單位置,但遭到了拒絕。法蘭斯·普菲弗在8月中辭職後,衝鋒隊在30日於柏林譁變,由沃爾特·史特納斯帶領,佔領了納粹黨地區黨部和戈培爾的《攻擊》報社,最後納粹黨呼叫警察,事件才平息。仍不斷鼓吹工人自主的史特納斯及其忠誠者被開除,希特拉代替了普費弗,並任命羅姆為新設的衝鋒隊總參謀。事實上,參加各個民兵組織間的人員在這些組織之間呈現了高度的流動性。到納粹黨掌權時,和納粹黨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一同擴大的衝鋒隊在德國發展到了42萬人之眾,其中甚至包括威廉二世之子普魯士的奧古斯特·威廉。還有前皇儲威廉雖然未參加其中但也頻繁表態支持衝鋒隊,此類干預下海因里希·布呂寧政府對衝鋒隊的禁令在1932年5月也不得不撤銷。1932年7月德國國會選舉前,大城市的街頭暴力已經呈現了逼近內戰的狀況[2][3][4][5][6]。
這種社會上的不穩定是讓希特拉崛起關鍵性因素,一個能讓地方性的械鬥停止的強人是許多人希望出現的。隨他成為總理後,除了納粹黨之外的政黨一律被鎮壓,包含共產黨也被瓦解。但有關衝鋒隊的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有時毆打路人或遏阻他們的警察[7]。在1933年中期左右,衝鋒隊被普通人認為是傲慢及無禮的,有外交官抱怨過外國大使被衝鋒隊無理的對待[8]。這樣的行為讓中產階級與其他保守團體如德軍有了意見。
希特拉上台後的一體化
在1933年興登堡任命希特拉成為新一任總理之後的幾個月的時間,希特拉利用國會縱火案後通過的法令解散了德國其它的反對黨。至同年中旬,德國成了在希特拉指示與控制下的一黨專政國家。儘管如此,希特拉迅速鞏固剛得來的政權,但僅只總理的職權,他並無法擁有及實行絕對的權力。而德國軍隊依舊效忠一戰英雄興登堡總統,儘管他年歲已高、老態龍鍾,只要興登堡還活着,希特拉總是非常小心,避免冒犯他或軍隊。即使當時有官員對希特拉的擴充軍隊、恢復徵兵及外交強硬政策感到認同,但德軍仍在納粹統治前期保有一定的傳統。
除了納粹黨的衝鋒隊,其它民兵組織都被要求整合進納粹黨的體系或解散,例如和原社民黨統一立場的黑紅金國旗團在1933年2月18日被解散,成員遭到迫害,右翼老兵組織鋼盔前線士兵聯盟也面臨被完全吸收進納粹黨的壓力,而參與其中的平民除了身份問題外很大程度上抱持着機會主義的態度。
賓士域自由州的黑紅金國旗團組織被解散後,為了避免被追責,經雙方的當地領導人達成協議,許多成員計劃加入了鋼盔前線士兵聯盟獲得安全身份。這也是由於當地鋼盔領導人沃爾納·施拉德對納粹的戒心,他向時任鋼盔全國領導人的狄奧多·杜斯特博格寫信表示納粹黨不斷擴大的權力正在使黑白紅戰線希望實現的目標變得不可能。同樣是為了避免被納粹份子視作「挑釁」,計劃在3月27日對這些來自國旗團的人進行單獨審批。然而,在當天前來報名的人遠遠超過此前預計的180人,達到了上千人之多。納粹黨管理的賓士域內政部早前通過監聽電話獲得消息,認為這是赤色份子滲透的有力證據,警方立刻入場逮捕,結果在場的前國旗團成員都被保護性拘留。導致當地鋼盔組織也一度被禁,引起了保守陣營的不滿,在希特拉內閣任職的前鋼盔全國領導人法蘭斯·塞爾特向希特拉反映,最後在赫爾曼·戈林出面干涉下,處理結果是,由鋼盔全國組織直接管轄賓士域的鋼盔組織,只有3月6日前登記的成員才能視作鋼盔團員,塞爾特也指責了當地組織領導人[9]。杜斯特博格收到沃爾納·施拉德來信並知曉事情後批評了當地納粹黨的作為,並在塞爾特於4月加入納粹黨後與其決裂[10]。
希特拉欲進一步控制與隊員期望落空的不滿
希特拉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對付衝鋒隊而強化自己對德軍的權力[11]。在1933年7月6日一場聚集納粹黨高層的會議中,希特拉表示:「是納粹黨的一場勝利也是一場革命,現在開始是黨已擁有德國政治權力,我們要鞏固現在黨所擁有的。這場革命的旋風已無法控制,但務必再讓它安全的進行[12]。」希特拉暗示他意圖要控制衝鋒隊。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雖然衝鋒隊有大部份是忠心的納粹黨追隨者。因為經濟的大衰退讓衝鋒隊成員大大的增加,這些來自基層且對民族主義狂熱的工作者[13]。許多衝鋒隊員相信納粹黨的承諾以及相信納粹黨掌權後會採取「積極」的手段如奪取貴族的土地,但並沒有做,這讓許多期待革命的隊員相當不滿[14]。
德軍與衝鋒隊的爭執
衝鋒隊參謀長羅姆在希特拉上台後要求希特拉任命他為國防部長。而此時的部長是由保守的勃洛姆堡擔任[15],縱使他不是納粹黨員,他也扮演德軍與黨的溝通橋樑。勃洛姆堡以及他的部下,大多都出身於普魯士貴族,他們認為衝鋒隊是粗俗低下的且威脅德軍現有的傳統與在德國社會中較高的地位[16]。馬克斯·海德布雷克,在魯梅爾斯堡的衝鋒隊領導人曾向他的隊員譴責德軍:「一些德軍軍官是豬,大部份的軍官都太老了必需被年輕人所取代,我們只要等到興登堡逝世,就可以抵抗軍隊[17]。」儘管正規軍與衝鋒隊有許多的不愉快,勃洛姆堡以及它的部下都認為衝鋒隊不失為德軍擴充的來源。而羅姆卻想要消滅普魯士貴族的絕對領導,讓衝鋒隊成為新德軍的核心,而讓因凡爾賽條約限定10萬兵員的正規軍擔憂的是在1934年初時超過300萬成員的衝鋒隊[18]。在1934年1月,羅姆向勃洛姆堡提出要讓衝鋒隊取代德國正規軍,讓正規軍成衝鋒隊的附屬[19]。因此在1934年2月28日,希特拉與勃洛姆堡及其他衝鋒隊與黨衛隊的要員會面,迫於希特拉的壓力下,羅姆不情願的簽署正規軍高於衝鋒隊的聲明。希特拉宣佈衝鋒隊只得是德軍的附屬。在希特拉及其他德軍軍官離開後,羅姆又宣稱他不會接受一個可笑的下士(暗指希特拉)的指示[20]。當時希特拉沒馬上做出反制行動,但也加大了兩人的裂痕。
越來越多對衝鋒隊的壓力
黨內要員的不滿
儘管羅姆與希特拉有了約定,羅姆依舊幻想衝鋒隊能成為正規軍,而這個幻想卻抵觸了希特拉鞏固權力及擴張軍隊的計劃。而這個納粹黨內的爭執也慢慢擴大,包含了戈林、戈培爾、希姆萊與赫斯皆對羅姆不滿,他們都是納粹黨的資深元老,但只有羅姆忠於自己的衝鋒隊更甚於希特拉。羅姆對於黨政的輕視惹惱了赫斯。衝鋒隊在普魯士的暴力行為也讓作為主管普魯士的戈林相當頭疼[21]。於是他們開始有了行動,在1934年4月20日,戈林把自己的轄下的警察轉給希姆萊控制[22],好讓他們一同對付羅姆。希姆萊妒忌羅姆擁有衝鋒隊的權力,希姆萊的黨衛隊從私人保鏢變成精英部隊且忠於希特拉。這個因素也成了希特拉選擇對抗羅姆與衝鋒隊的最佳因素。6月4日,希特拉在和羅姆進行5個小時的討論後,羅姆便前往巴特維塞療養風濕,並在8日下令全衝鋒隊放假至7月。
黨外保守勢力的壓力
加上來自軍界、工業界及政界的保守勢力都要求希特拉壓制衝鋒隊的強大,促使希特拉除掉羅姆。
帕彭周圍的夏拔·馮·博瑟、埃德加·容格等青年保守派(Jungkonservativen)極其反對衝鋒隊激進言論,他們指納粹黨宣揚的「社會革命」只會是是一種粗鄙統治的最終勝利,導向恐怖、殘暴和無法無天。以他們為中心,在1934年春組成了一個團體,密謀以一個溫和的右翼政府取代納粹黨獨大的政權[23]。
在1934年6月17日的馬爾堡演說中,副總理帕彭借埃德加·榮格撰寫的講稿未點名希特拉,但嚴厲地批判了納粹黨的出格行徑,也提到應警惕衝鋒隊發起二次革命[24][25]。在圖林根出席州務會議的希特拉聽聞後怒不可遏,但帕彭展示了興登堡表示支持演講內容的電報,戈培爾公開指責帕彭,說「人民可還沒有忘記這些先生們坐在沙發椅上指點的時代」(Das Volk hat die Zeiten, da diese Herren in den Klubsesseln regierten, noch nicht vergessen.),並通過宣傳部壓制了演講的傳播[26]。屬於保守勢力的帕彭與軍界及工界都有緊密關係,他在回憶錄中稱要威脅希特拉若無作出行動將辭去副總理一職[27],雖然他的辭職不會影響希特拉的職位,但必然撼動當時的政界,給予正推進一體化的納粹黨不小衝擊。
希特拉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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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希特拉前往諾伊代克與興登堡會面,但他在那裏遇到了同是前來拜訪興登堡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勃洛姆堡和興登堡都表示,希特拉應該採取有利於德國和平的措施,否則興登堡將有可能宣佈戒嚴[28][29]。事實上,進入6月後,興登堡就在莊園的別墅里被副官魏迪格·馮·德·舒倫堡與外界完全隔離,幾乎沒有任何人能見到他[30][31]。但據日記記載,希特拉在一周後向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表示,興登堡當天對他的態度出奇的好。在羅姆的百萬衝鋒隊隊員與興登堡的戒嚴的考慮下,希特拉已經猶豫了一個月。離開諾伊代克之後,希特拉已有除掉羅姆及老政敵的意圖。戈林與希姆萊都贊同希特拉的決定,因為如此他們將因羅姆的毀滅攫取到更多權力[32]。
清算的準備
為了準備清算,6月22日希特拉打電話讓在衝鋒隊的親信域陀·盧茲不要再聽命於慕尼黑並待命,希姆萊則聯繫黨衛軍的腓特烈·卡爾·馮·艾伯爾施泰恩,說羅姆心懷不軌,要開始準備因應發生叛亂的風險,保持待命,並聯絡國防軍。6月23日,國防軍的腓特烈·弗洛姆上校向他的上級通報,衝鋒隊有意政變,黨衛軍和國防軍站在同一立場,應給予支持以壓制政變企圖。
隨後的兩天,希特拉聯絡了勃洛姆堡,表示自己會在6月30號親自介入,與叛變份子算賬。隨後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里奇下令國防軍全軍進入戒備狀態。6月25日,魯道夫·赫斯在科隆廣播的講話中批評了「挑釁者」試圖煽動黨內同志相互對立。
青年保守派成員埃德加·榮格在這一天被逮捕。也是在這一天,希姆萊與他的副手萊茵哈德·海德里希,將黨衛軍和保安處負責人召集到柏林,稱一場衝鋒隊叛亂迫在眉睫,他們必須做好準備。取信了政變說法的國防軍開始為黨衛軍及其保安處提供武器裝備、物流運輸、人員住宿的支持。列出「政變」主犯,也即清算的主要對象的「帝國名單」得到了希特拉、戈林等人的確認。6月27日,賽普·迪特里希前往國防部要求參謀為警衛旗隊提供武器彈藥支援,以執行「元首」的秘密命令,加上先前的消息,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批准。6月29日,勃洛姆堡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登文表示國防軍全力支持希特拉。
6月28日,海德里希以偽造的證據指控羅姆勾結共產黨、其它反動派和法國以推翻政府。羅姆被秘密從一個軍官協會中除名[33][34][35]。希特拉感覺一切已準備完畢便去埃森參加約瑟夫·特博文的婚禮。此間傳來消息,興登堡將在30日接見帕彭,這讓希特拉不由得加快了行動的速度。羅姆的副官接到電話,讓羅姆召集所有衝鋒隊領導人在6月30日前往巴特維塞和希特拉開會,羅姆知道後很高興(erfreut)[32]。6月29日,希特拉在上午參觀了集中營。下午,他前往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德雷森萊茵酒店,先後會見了了戈培爾和賽普,並讓後者立即動身前往慕尼黑等待進一步的指令。戈培爾原本預計主要會針對帕彭周圍的反動集團展開行動,但希特拉辯稱掌握了羅姆和安德烈·法蘭索瓦-龐賽、格雷戈爾·斯特拉瑟、庫爾特·馮·施萊謝爾等人勾結密謀叛國的證據。在慕尼黑出現了傳單說大規模的清洗行動即將到來,聽聞消息驚躁不安的衝鋒隊隊員在城市引發騷亂。慕尼黑衝鋒隊長官奧古斯特·施耐德胡貝爾和威廉·施密德出面安撫,保證當地組織得到充分信任。但當地騷亂反而給了納粹黨對領導層有政變企圖的口實,行動展開後難逃死亡命運的兩人都被希特拉親自傳喚訊問[36]。
事件經過
對衝鋒隊的清算
依照計劃,被列入「帝國名單」(Reichsliste)的衝鋒隊高層是首要對象,以羅姆在此療養風濕的巴特維塞這場鴻門宴式的會議為中心,希特拉親自參加了針對他們的行動。 1934年6月30日,賽普·迪特里希先行抵達慕尼黑。清晨4點半左右,希特拉及他的隨從從波恩/漢格拉爾機場飛抵慕尼黑。從機場,他們驅車前往巴伐利亞內政部,他們聚集剛結束晚上街上騷亂的慕尼黑衝鋒隊領導人,希特拉生氣地撕裂慕尼黑警察局長奧古斯特·施耐德胡貝爾的肩章,因為昨天慕尼黑的騷動讓希特拉震怒且可疑,實際上這可能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私下策劃的。希特拉對着施耐德胡貝爾大喊你應被槍斃[37],施耐德胡貝爾在當天和其它衝鋒隊領導人都被槍斃。5點左右,沒等聚集大批的黨衛隊及正規警察完成集結,希特拉就帶着戈培爾和日後掌管衝鋒隊的域陀·盧茲以及一些精選的黨衛隊前往羅姆所在的巴特維塞漢塞爾鮑爾酒店(Hotel Hanselbauer)[38]。在巴特維塞,希特拉宣稱羅姆及其他高階衝鋒隊領導已經被捕。希特拉的司機埃里希·肯普卡回憶:「希特拉手裏拿着鞭子,後面跟着兩名帶着上膛的槍的警探,希特拉脫口大吼:'羅姆!你被捕了!'羅姆在枕頭上睡眼惺忪,慵懶支吾地說:『萬歲,我的元首!』(Heil, mein Führer!)『你被捕了!』希特拉又吼了一次,轉身走出房間。」[39],巴德維塞其它的衝鋒隊領導人都被以類似的方式逮捕,只有擔任一地警察局長的埃德蒙·海內斯做了抵抗,他被發現與一名男子一同在床上[40][37]。一輛滿載全副武裝的衝鋒隊高層衛隊的卡車到來,這使希特拉陷入了危機,但希特拉用權威嚇退了他們,因為他們的頭子尤利烏斯·烏爾已經進了監獄。後來這支隊伍從巴特維塞開到泰根湖畔格蒙德又掉頭返回,但被捕的衝鋒隊高層都已從別的路上向羅塔赫-埃根的方向運往慕尼黑。同時,在慕尼黑火車總站,從各地乘坐夜間特快趕來開會的衝鋒隊領導人也都被巴伐利亞政治警察逮捕,包括格奧爾格·馮·德頓、曼弗雷德·馮·齊林格、彼得·馮·海德布雷克、費立茲·馮·克豪瑟爾、漢斯-約阿希姆·馮·福肯豪森、漢斯·海延和其它很多人[41][42][43]。
對保守勢力及舊政敵的清算
長刀之夜不止清洗了有關衝鋒隊的人馬,包含較早被囚及流放的主要的社會民主黨員及共產黨員,希特拉也用此機會順便清除不可信任的保守人士,包括副總理帕彭。在柏林,戈林自己命令一個黨衛隊武裝單位襲擊了副總理辦公室,緊接着的蓋世太保殺死了帕彭的秘書夏拔·馮·博瑟,蓋世太保也逮捕了與帕彭相當緊密的人士埃德加·容格,他在之後被槍決。他們的屍體被丟入水溝[44]。蓋世太保也同時處決了埃里希·克勞澤納。雖然帕彭被捕後幾天,希特拉便釋放了他,但他日後便不再敢批評納粹政權了[45]。希特拉、戈林及希姆萊也同時叫蓋世太保清算以前的政敵,包含前總理庫爾特·馮·施萊謝爾,他與他的妻子在家裏一同被殺害。其他被殺害者還包含前納粹黨員格里哥·斯特拉瑟以及巴伐利亞前邦務委員古斯塔夫·馮·卡爾[46],而後者的死因更為可怕,似乎是被尖鋤亂砍致死。另外,還有音樂評論家維利·施密德被誤殺,他被看錯為路德維希·施密特,後者是斯特拉瑟的弟弟奧托·斯特拉瑟的前贊助者[47]。
羅姆的結果
希特拉在想如何處置關在慕尼黑的監獄中的羅姆,羅姆曾經為納粹政權做過一些事,但他既不能一直關在監獄或者被流放,這樣一來當時的社會就會對這一場清算帶來多餘不必要的注意[48]。最後,希特拉選擇羅姆必須死。在7月2日的希特拉的命令下,西奧多·艾克(之後達豪集中營的管理者)以及他的副官米夏埃爾·利珀特來探視羅姆,他們一進入羅姆的囚房便拿出裝了子彈的白朗寧手槍,並要求羅姆十分鐘內舉槍自盡或由他們代為執行。羅姆拒絕並告訴他們:「要殺我,就叫阿道夫自己來![37]」在等待的時間,他們沒有聽到槍聲,便回到羅姆的囚房發現羅姆裸胸站着並帶有不屑的手勢[49],而利珀特便直接了當擊斃了羅姆[50]。
事後
戈林指示警察單位燒毀有關過去兩天行動的一切資料[51]。同時戈培爾試着避免報紙登出死者的名單,也在7月2日廣播演說及描述希特拉已有驚無險的成功制止這場由羅姆與施萊謝爾的不軌舉動。而1934年7月13日,希特拉在國家議院的一場演說定義了這場行動[52]:
“ | 在這一小時,我負責的是德國人民的命運,因而我成為德國人民的最高執法者。我下了命令槍決叛變的元兇,也進一步燒盡這國家內那些腐敗源泉。國家的存在,這取決於其內部的秩序和安全,不能受到威脅卻不懲罰任何人!讓人知道在任何時間裏,如果任何人着手攻擊國家,那麼結果一定是他的死亡。 | ” |
軍方反應
即使具有德軍身份的前總理施萊謝爾及前軍情局長費迪南·馮·布雷多被害,長刀之夜也得到了幾乎全體德軍的贊同。而年老體衰的興登堡總統發了一通電報表達「深深的感激」並恭喜希特拉「制止叛變於未然」[53]。而賴歇瑙也在此時宣佈施萊謝爾早有預謀企圖推翻政府。軍方支持對他們有利的這場清洗,希特拉消除了衝鋒隊企圖取代德軍的疑慮,並使納粹黨得以進一步控制軍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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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ns-Günter Richardi, Klaus Schumann: Geheimakte Gerlich/Bell. Röhms Pläne für ein Reich ohne Hitler. Ludwig Verlag, München 1993, S. 168–182. ISBN 3-7787-2135-6
- ^ Evans (2005), p. 34.
- ^ Evans (2005), pp. 33–34.
- ^ Spielvogel (2005) pp. 78–79.
- ^ Evans (2005), p. 36.
- ^ Fest, Joachim (1974). Hitler. Harcourt. pp. 458
- ^ Evans (2005), p. 33.
- ^ Years later, in 1957, the German authorities tried Lippert in Munich for Röhm's murder. He was one of the few executioners of the purge not to have escaped justice.
- ^ Kershaw, Hitler, (1999), p. 517.
- ^ Fest (1974), p. 469.
- ^ Fest (1974), p. 470.
- ^ Martin and Pedley (2005), p.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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