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桐城派，中国清朝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者众，流传甚广，刘大櫆为承先启后者，姚鼐为集大成者，三人有“桐城三祖”之称，后继者有方东树，其后桐城派中兴者为曾国藩。
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树立了桐城派古文之风范。
得名
桐城派的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辗转传述，号曰“桐城派”。
清代及之前的桐城大体包括今日的桐城市、枞阳县以及安庆市宜秀区的一些地区。1949年2月18日，共产党政府划桐城东南乡以及庐江、无为两县的少量地区设制桐庐县，后又更名为枞阳县。2015年，枞阳县又从安庆市被划归到铜陵市。这导致了一些桐城派的名人在今日地域归属的问题上有些争议。
背景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讲求经世致用，看不起明末反传统、倡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浪漫文学。方苞提倡“义法”说，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义，所指内容要言之有物。法，形式要言之有序），而义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统。他的主张，正好和满清政府尊崇理学和道统的国策配合。
发展
- 创立时期：方苞导乎先路，其弟子有刘大櫆、姚鼐等。
- 光大时期：姚鼐师事刘大櫆，晚年主讲锺山书院，蔚然一代文宗。弟子有梅曾亮、方东树等，势力遍江南诸省。
- 兴盛时期：曾国藩出，桐城派风靡一时。曾氏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为其辅翼，俱有文名。
- 衰落时期：民国肇建，西潮激荡，桐城之学寖衰。
主张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方苞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唐、宋古文运动“文”“道”合一的主张，强调“义法”，“义”即“言有物”，指文章应有内容，“法”即“言有序”，指写文章要讲结构条理。方苞以六经、论语、孟子为文章最早的根源，其次为左传、史记；其次为唐宋八大家，最后是明朝的归有光。
方苞主张为文应追求雅洁，主张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他反对文章里杂有小说，又不同意柳宗元、苏轼的引用佛家语。
刘大櫆
刘大櫆补充了方苞的理论，强调“神、气、音节”，以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他又提到“文贵奇”、“文贵高”、“文贵远”、“文贵简”、“文贵疏”、“文贵变”、“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深入阐发古文写作技巧。
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合“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他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并提出阴阳刚柔之说。
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1][2]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 、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曾国藩
曾国藩为矫桐城古文“懦缓”之失，故不禁骈体，主张读《汉书》与《文选》，又推衍姚鼐阴阳刚柔之说，扩为“古文四象论”，四象者：太阳气势，少阳趣味，太阴识度，少阴情韵。
评价
桐城派总结历代古文家的经验和方法，对于提高写作古文的能力有一定作用，写作态度严肃。文章大多结构严谨，语言洗炼，措词得体，立意明确。其缺点为过于求雅，避忌过多，使文学语言反而失去活力，而且过于着重儒学道统，排斥其他文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平心而论，‘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有曰：“桐城派古文家多倡‘因文见道’之言，囿于宋儒义理，未通汉学家法，与朴学异趣，故不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