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尼艾集中营
 集中营主建筑（现为萨莫吉希亚教区博物馆） | |
  瓦尔尼艾集中营 瓦尔尼艾集中营在立陶宛的位置 | |
| 坐标 | 55°44′38″N 22°22′21″E / 55.74389°N 22.37250°E坐标：55°44′38″N 22°22′21″E / 55.74389°N 22.37250°E |
|---|---|
| 状态 | 已关闭 |
| 安全级别 | 拘留营 |
| 监狱容量 | 300人 |
| 启用时间 | 1927年1月19日 |
| 关闭时间 | 1931年10月30日 |
| 监狱长 | 科斯塔斯·鲁达蒂斯（Kostas Rudaitis） |
| 城市 | 瓦尔尼艾 |
| 国家 |  立陶宛 |
| 著名囚犯 | 布特库斯·朱兹、弗拉达斯·尼恩卡、梅奇斯洛瓦斯·格德维拉斯、安德柳斯·布洛塔 |
瓦尔尼艾集中营（立陶宛语：Varnių koncentracijos stovykla）是一座位于立陶宛共和国瓦尔尼艾的集中营，于1926年立陶宛政变一个月后建立，用于关押政治犯，多数为被立陶宛取缔的共产党人。该集中营于1931年10月，因大萧条造成的财政问题而关闭；营运期间，该集中营关押超过1,000名政治犯。后来，安塔纳斯·斯梅托纳的独裁政权又再开了两个集中营，分别位于迪米特拉瓦（1936年开设）和帕布拉德（1939年开设）。[1]
历史
1926年12月，立陶宛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卡齐斯·格里纽斯政权，并由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及其领导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掌权。[2]对于为何发动政变，立陶宛军方的官方理由是：他们的行动阻止了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变，据称该政变将于1926年12月20日发生。军方逮捕350名共产党员，其中4名领袖于12月27日[3]被处决（分别是：卡洛斯·波泽拉、尤札斯·格雷芬贝格尔斯、卡齐斯·吉德利斯、拉普拉斯·查尔纳斯）。[2]新政府决定为此兴建集中营，并选定原瓦尔尼艾神父学院校舍作为营房，该校校舍于一月起义后被征用为军营。[4]
集中营启用后，至1927年2月中旬时，已关押136人。该集中营共可关押300人，但收容人数总数很少超过150人。[4]1927年底，收容人数达到高峰，为187人。[1]这些被收容者（其中有妇女、儿童）往往会在缺乏刑事定罪证据的状况下，由军事指挥官命令逮捕、关押，期限通常为1至3个月，也有人被关押至戒严令解除为止（也就是没有期限）。[4]
1931年，该集中营平均收容48人。[4]由于经济大萧条导致政府财政困难，立陶宛政府于1931年10月30日关闭瓦尔尼艾集中营[5]，建筑物归还军方[4]。在集中营营运期间，共关押超过1,000名政治犯。[1]
被收容者
前三位被收容者于1927年1月19日抵达，分别为《国家意志报》编辑约奥扎斯·托姆库斯少校、立陶宛来福枪兵联盟前理事长普拉纳斯·克利马蒂斯上尉和M.马尔钦克维丘斯（立陶宛语：M. Marcinkevičius）。[4][6]立陶宛政府指控托姆库斯及克利马蒂斯计划在1927年1月14日至15日发动政变，但几天后就被释放。[6]其他知名被收容者包括：作家布特库斯·朱兹、共产党人弗拉达斯·尼恩卡、梅奇斯洛瓦斯·格德维拉斯、社会主义律师安德柳斯·布洛塔[4]，以及前财政部长彼特拉斯·卡维利斯。牢房空间很大，每个房间可容纳30人。[1]共产党人利用这点，在集中营内组织自学小组，提升被收容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与理解。[5]
波兰－立陶宛冲突
1927年10月4日，波兰媒体公布一封信件，据称来自瓦尔尼艾集中营里28名被关押的波兰教师。该信件宣称，这些教师之所以被关押，是因为他们拒绝配合政府制定的课程大纲教授历史。[7]当时波兰和立陶宛为了维尔纽斯地区的主权发生激烈冲突，这封信件触及两国敏感的政治问题。1926年政变后，立陶宛新政权发起反波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逐渐关闭波兰学校。1926/1927学年度刚开始时，尚有74所波兰学校正常营运，至1927年底时则完全归零，其中一项主要原因是波兰教师遭受骚扰。1926年政变期间，立陶宛政府逮捕12名波兰教师[8]:35，其余教师也陆续失去工作，理由是“不够了解立陶宛语”或“缺乏教师资格”。作为回应，波兰也关闭国内的立陶宛学校。[8]:36
上述信件有可能是波兰政府伪造的，因为立陶宛计划通过新宪法，将维尔纽斯地区主权写入宪法，并明定维尔纽斯为立陶宛首都。[9]也有可能是由立陶宛政治移民、国内反对派或德国政府伪造，德国计划要收回克莱佩达/梅梅尔地区主权。[8]:36-37无论如何，波兰政府以上述信件为借口，关闭几十所立陶宛学校（包括立陶宛黎明教育学会旗下44所学校[9]），并逮捕25名立陶宛教师和社会运动者。[10]立陶宛总理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因此正式向国际联盟申诉，后者则在1927年12月正式会议上辩论本案。[9]
参考文献
- ^ 1.0 1.1 1.2 1.3 Argustas, Justinas. A.Smetonos režimas nepaklusniuosius grūdo į koncentracijos stovyklas. Veidas. 2011-02-14, 7: 42–43. ISSN 1392-515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1-28） （立陶宛语）.
- ^ 2.0 2.1 Kulikauskas, Gediminas. 1926 m. valstybės perversmas. Gimtoji istorija. Nuo 7 iki 12 klasės. Vilnius: Elektroninės leidybos namai. 2002 [2017-06-18]. ISBN 9986-9216-9-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1） （立陶宛语）.
- ^ Ar nuteisti mirties bausme keturi komunistai buvo tik keturi?. Voruta. 2010-01-10 [2021-08-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1） （立陶宛语）.
- ^ 4.0 4.1 4.2 4.3 4.4 4.5 4.6 Valatka, Vitas. Varnių koncentracijos stovykla (PDF). Žemaičių žemė. 2011, 7: 24–27. ISSN 1392-2610.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4-24） （立陶宛语）.
- ^ 5.0 5.1 Šarmaitis, Romas. Lietuvos revoliucionieriai. Mintis. 1988: 259. ISBN 5-417-00071-X （立陶宛语）.
- ^ 6.0 6.1 Lukšas, Aras. Perversmas, kurio nebuvo. Lietuvos žinios. 2012-01-20 [2017-0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8） （立陶宛语）.
- ^ Senn, Alfred Erich. The Great Powers, Lithuania and the Vilna Question, 1920-1928. E. J. Brill. 1966: 194. OCLC 398265 （英语）.
- ^ 8.0 8.1 8.2 Buchowski, Krzysztof. Położenie szkolnictwa polskiego w niepodległym państwie litewskim (1918-1940) (PDF). Studia z Dziejów Rosji i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2019-05-15, 33. ISSN 1230-505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9-05-15） （立陶宛语）.
- ^ 9.0 9.1 9.2 Eidintas, Alfonsas. Antanas Smetona and His Lithuania: From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1893-1940).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由Alfred Erich Senn翻译. Brill Rodopi. 2015: 205. ISBN 9789004302037 （英语）.
- ^ Aničas, Jonas. Antanas ir Emilija Vileišiai: Gyvenimo ir veiklos bruožai. Alma littera. 1999: 378. ISBN 9789986027942 （立陶宛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