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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 (欧洲中世纪至早期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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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áng(德语:Gilde、英语:guild、法语:guilde),学术界又音译为基尔特,特指欧洲中世纪早期现代商人团体的历史专有名词,有时“行会”与同业公会被误作“商人团体”的广义通称。[1][2]“行会”亦须区别于中国

行会分为商贾组织与传统手工业组织,有些欧洲语语如德语里用不同词语区分两种公会。手工业者或商人在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为限制竞争、规定生产或业务范围、解决业主困难和保护同行利益,由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组成。其主要目的与现代站在公司立场的公会及站在员工立场的工会稍有不同。

前身

古罗马时代,手工业联盟称作Collegia。罗马帝国分裂后,原有的手工业联盟继续发展,演变为较成熟的“Ars”。 欧洲早期的同业公会起源于9、10世纪,约在11世纪,欧洲同业公会逐渐开始向现代意义的商业联盟转变,14世纪后始出帮工行会。

商帮组织更发达。常由同行同业组成,机构名会馆或公所,其种类随分工和交换的发达而增多。

到了18世纪末,同业行会因本身带有垄断性质,在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后,开始成为商业发展的阻碍。让·雅克·卢梭亚当·斯密等人对同业公会激烈抨击。19世纪之后,同业公会走向衰落。

历史

公会名称的由来

行会(guild)这个字的与原众说纷纭,尚无一定。古书上的行会有三种意义,第一是指支付的义务;第二是指宴会;第三是指组合,其中第一种意义,是古来的原意。[3]

公会的起源

行会起源很早,公元前约1100年,雅典的下级平民为请求贵族给予祭神的权利而组成同盟,有人主张这就是行会的起源;又有些人认为,在公元前600年的梭伦时代,当时盛行的劳动组合是行会的起源;也有学者认为,在约书亚时代就已经存在劳动组合,行会应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部分学者的说法是,行会是继罗马的Collegium而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到处都盛行同业者们组成的Collegium,这是类似于职业养成所的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后来渐渐传遍欧洲而成为中世纪的行会。[4]

中世纪组合商(Guide Merchant),这种组合商因为经济上的目的而组成行会,在11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主要目的是维持成员之间的利益获取。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即征服者威廉,编列了一部地亩簿,当中记有诺丁汉地区行会的记载;在英格兰编制地亩簿的30年前,德国汉堡就存在绸缎商组合,马德堡则存在鞋商组合,显示欧洲大陆与英国都有行会的组织。到了十二世纪末期与十三世纪初期,行会在欧洲大陆上广为流行,其功能性也从最初以营利为主的商人组合,逐步负担起市政上的种种义务,甚至成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5]

公会的特征

行会大致可分为艺匠行会或商人行会,是由艺匠(手工业者)或商人基于共同利益所成立的团体,这种组织可以看作是一地的同业者为了利益而联合行动并组成的团体,他们会联合起来垄断本地市场,限制外来者的竞争,以确保本地商人的利益。

以商人行会和艺匠行会为例:商人行会最主要功能便是确保本地经济的秩序和稳定,商人行会能够决定本地的商品价格,且其行为原则便是确保‘本地商人优先参与’。但这不代表行会不允许对外的商业贸易,而是订立一个规范,商品的出口和进口,也就是对外的商贸交流,皆要受到行会的严格控管。[6]

艺匠行会同样对本地市场有垄断的能力,且其管辖之范围很广,除了和商人行会相同的,对一地相关产业的价格具有控制力以外,作为一批手工业者联合组成的团体,它也有着对工时薪资、以及手工业的制造和产品品质控管的权力,这也能避免本地的消费者一位无法掌握手工业产品品质而受到欺骗,为行会垄断一地市场的行为增添了正当性。[7]

行会的掌权者是师傅们,他们可以说是当时中古时代的城市当中权力最大的人物,行会内部的管理者称为‘大总管’,而大总管一次会设有二到四位,他们是由行会中的师傅当中选举产生,其工作业务极多,例如:调解行会内部矛盾、设立行会规定、对不守规定者处罚,甚至是参加‘行会法庭’,决断是否将成员从行会中剔除。

而在师傅之下,则有数个单位,分为学徒、熟手、再加上其他的行政人员和仆役。学徒基本上是不能替师傅分担工作的,而是要经过学习,待升等为熟手之后,即可直接参与师傅的工作。而熟手只要经过历练,就有机会最终取得成为新的师傅的资格。[8]

公会的内容

行会的组成动机来自于利己主义,并非为了夺取封建领主的政权而出现,而是以一个从属的地位、以经济特权为基础的私人商业组织,对于中世纪的手工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功绩。[9]能加入行会的人,就是在该组织所在地从事相关手工业活动者,不论是否为该地的居民,也不问其财产、性别,只要履行规定的手续就能加入。一般加入行会所必要的条件,就是购买或继承作为成员的权利,付出加入金(Initiation foes),加入金的金额由加入者的资产,以及加入后的营业性质而定,除此之外,新加入者需要遵守行会的规定,努力维持经济特权,且不可利用行会的资格对其他的手工业者予以商业上的便利。有时也能从国王的恩赐中得到加入行会的权利,但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10]

行会以长老(Alderman)为首领,在会议时担任议长,平时则监督法规的执行、保管公印与公文、仲裁行会中成员的相互争执、以及监督收入与全部的财产。长老之下设有助理员二至四人,这些人负责总理事务,在行会逐渐兴盛并加入市政的职务后,另外增加会计、书记、专职处理诉讼的职员(英国没有此职位),长老以及这些职员都是由行会成员投票选出。[11]

行会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加入金、罚金税金特许所产生的利益。中世纪的行会略带宗教色彩,拥有大量土地,也以此维持经济收入,各地的行会并不统一,他们完全从属于领主,各自发展且有与所在都市相互融合的倾向。[11]

行会在交易上有其一套原则,都市的居民多是基尔特的成员,若有胡乱提高价格的行为,势必会影响整体的利益,这是受到繁琐哲学的公正价格思想的影响;同时,若有人追求更高的收益,则被认为违反基督宗教的本旨以及身为行会成员的义务。行会在于维持手工制品的品质上做出很大的努力,目的在于维持所在都市所出产商品的名誉。[12]

公会的发展过程/转型

行会制度的转变,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而对于此一制度的威胁主要来自商人,随着商人们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流通得到了发展,不同行会之间受到此一因素影响,出现了贫富差距。有些行会存活了下来且规模变得更大,但许多行会的情形都变得恶化,只能困难的支撑下去。而无论大小公会,都难逃大商人的掌握,资本雄厚的大商人会将大行会并吞,而小行会也会转变成为大商人扩展生产时的一个负责外包的下游单位,生产原料则由商人从远地提供。最终,在这一转变之下,原先在中古城市中掌权的行会师傅们,也成了领取大商人薪水的劳工,这种转变之下的行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名存实亡了。[13]

总结来说,行会之所以转型是受到经济发展下贫富差距的影响,再加上新的在城市中具有权势的商人的商人的崛起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它们最终依照行会规模,转变成了一个生产单位,或是被大商人收入囊中,其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在这一转型下被破坏,掌权的师傅亦成了一个普通劳工。这些转变也代表着这一制度随着时代发展,即将走向退场。

公会衰弱的原因

中国方面,原先的行会组织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大多数的组织便是相互的协助彼此,甚至会去救助弱势。然而,在近代之后却不断的遭受到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挑战,行会制度的本质也渐渐的动摇。

在此之前,行会制度有三大重点,分别是

  1. 限制招收的工人数量
  2. 工业品的规格必须要统一制式
  3. 价格原料采取分配制度[14]

透过上述这些手段防止行会内部与外部的争斗,进一步的垄断市场。然而近代的资本主义讲求“开放”与“自由”。正是因为如此,行会制度成为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系统。

从1919年出版的《中国商业便览》一书中,展现出当代中国行会制度的特色之处,举例而言行会要求所有的商品皆需要低于市价标准售出,并且成员间必须要统一价格。这种体系俨然成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阻挡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拓展。[15] 至于欧洲的行会衰落最主要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之间。加拿大籍的历史经济学者Ogilvie表示行会制度乃是阻挡发展的其中一项制度,鉴于他的封闭性与内部循环性,使得行会内部的资源重新分配给具有权势的商人阶层,并且将所获得的利益在行会中循环。其中讯息的共享与相互的观察与制裁都是内部的规定,它使得行会成员得庞大的利益,却无形之中伤害到消费者与行会组织外的人。[16]

启蒙运动时期,率先批评行会制度的便是亚当.斯密卢梭。两者的思想都认为国家与政府不应该操控经济市场,其应该会由一双“看不见的手来运作”。

公会的终结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大众十分的反对行会制度,并将其视为封建主义的延伸[17]。在《拿破仑法典》中也禁止任何形式的集会联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有提及,希望让行会受到一次重大的处罚,需要每年向国王缴交罚款。1848年,马克思也有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行会制度的内部拥有严重的阶级问题,处在一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

随着贸易的扩大与快速的工业化,欧洲大陆于1791年订立了《专利法》。往往传统的行会制度会彼此泄漏机密[18],现今的发明却日新月异,技术层面的进步与保护使得行会的功能性与力量渐渐消失,最终导致行会制度的衰弱,取而代之的便是自由贸易的法律。

公会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的行会制度透过一种新的变革,将原先封闭的心态转变成为开放的的组织系统。到了清朝末期新兴的商业团体便开始出现,改革完毕的行会便开始加入商会体系之下。商会的出现取代了原先行会制度的地位,由于包容了众多的商业团体,因此他本身的力量较为大,也正是因为如此将行会的封闭性彻底打破。

欧洲的行会制度上,在十九世纪末期,行会制度的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挪作他用,发展出国家社团主义。透过原先行会内部的组织系统,将国家变成一个社团,以力增加自己的统治力道。其中发展的最为成功的便是墨索里尼意大利政权,将原先适用于城市中的行会拓展至国家的层面,进一步维护统治的稳定性。[19]

现今的欧洲社会仍然存在于行会制度的影子,其中又以成衣最为出名在公司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伦敦的成衣产业仍然保有各自的行业,并且试图与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合作。对于伦敦的成衣产业对于现今的技术影响甚大,在2013年,伦的成衣产业对于技术层面的也是十分有贡献,从教育技术上到就业上都有密切的关连性。[20]在许多欧洲国家,行会作为当地手工业者的贸易组织,主要是在传统技能方面经历了复兴。它们可以作为发展能力的论坛,并且通常是国家雇主组织的地方单位。

德国的手工业也有受到行会制度的深刻影响,手工业的公会与现今的私人会员俱乐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更是受公法保障之下的团体。会员内部也透过层层的阶级方式统领着,统领公会者乃是内部的总统,并且具有大师级工匠的头衔者才有资格任职。近期也有手工艺室的成立,其中更有助于团体的自制。

不论是东西方的行会制度,在近现代都因为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压力下而进行变革。在两地也有不同的结果,东方的融入商会与西方的国家社团主义。从上述两者都可以确定一件事,便是现今的的行会制度已经凋零没落,但是这项制度对于现今的影响可谓是无所不在,不论是国家建设、商业生产上都有一定的关联性。

著名公会

引用文献

  1. ^ 邱澎生(2012),《会馆、公所与郊之比较 : 由商人公产检视清代中国市场制度的多样性》,收录于《比较视野下的台湾商业传统》(林玉茹主编,2012),页269。
  2. ^ Moll-Murata, Christine (2008). 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 Overview. In Jan Lucassen (Eds.), Return of the Guilds (pp. 213–247).
  3. ^ 泷本诚一. 徐天一 , 编. 《中世歐洲經濟史》. 1929: 页43. 
  4. ^ 泷本诚一. 徐天一 , 编. 《中世歐洲經濟史》. 1929: 页44. 
  5. ^ 泷本诚一. 徐天一 , 编. 《中世歐洲經濟史》. 1929: 页45. 
  6. ^ 王之相. 〈工作精神--從行會到個人化〉《止善》第十八期 2015.6. : 页86. 
  7. ^ 王之相. 〈工作精神--從行會到個人化〉《止善》第十八期. 2015年6月: 页86-87. 
  8. ^ 王之相. 〈工作精神--從行會到個人化〉《止善》第十八期. 2015年6月: 页88. 
  9. ^ 泷本诚一. 徐天一 , 编. 《中世歐洲經濟史》. 1929: 页47. 
  10. ^ 泷本诚一. 徐天一 , 编. 《中世歐洲經濟史》. 1929: 页48. 
  11. ^ 11.0 11.1 泷本诚一. 徐天一 , 编. 《中世歐洲經濟史》. 1929: 页49. 
  12. ^ 东晋太郎. 熊得山 , 编. 《歐洲經濟通史》. 1936: 页52. 
  13. ^ 王之相. 〈工作精神--從行會到個人化〉《止善》第十八期. 2015年6月: 页95. 
  14. ^ 朱英. 〈中國傳統行會在近代的發展演變〉《江蘇社會科學》第二期. 2004年. 
  15. ^ 阿尔诺德. 《中國商業便覽》. 1919: 页50-55. 
  16. ^ Ogilvie, Sheilagh. The European Guilds: An Economic Analy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vers 1000 to 1880. 2019 [2021-06-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5). 
  17. ^ Sally Graves. A History of Socialism. Hogarth Press. 1939: p. 35. 
  18. ^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2021-06-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11). 
  19. ^ 施密特. 《還是社團主義的世紀嗎》. 1974: 页85-131. 
  20. ^ 我們做什麼 - 職業資格. City & Guilds”. [2021-06-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