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旋門
凱旋門是一種獨立的紀念性結構,該建築呈現拱門形狀,是門的一種,通常為橫跨在一條道路上之獨立性建築,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中,凱旋門由兩個拱門連接的巨大橋墩組成,頂部設有一個平坦的柱頂或閣樓,上面能夠安裝雕像或刻有紀念銘文。主體結構通常雕刻裝飾、浮雕和奉獻者等。更精緻的凱旋門則可能設有多個拱門。
凱旋門是與古羅馬建築相關,最有影響力和最獨特的建築類型之一。凱旋門被認為古代羅馬人創建的,用於紀念戰爭勝利的重大公共事件,例如新殖民地的建立、道路或橋梁的建造、皇室成員的去世或新皇帝的登基等,至今留存的羅馬凱旋門包括提圖斯凱旋門、塞維魯凱旋門及君士坦丁凱旋門等。啟發了許多後羅馬國家和統治者以模仿凱旋門。使世界各地皆有仿照古羅馬凱旋門建造的建築物。最著名的是巴黎的凱旋門、聖彼得堡的納爾瓦凱旋門與倫敦的威靈頓拱門。
凱旋門本身具有慶祝軍事成功之宣傳性質功能,因此不應與紀念門、拱門和城門混淆,例如柏林的布蘭登堡門、紐約市的華盛頓廣場拱門或新德里的印度門。或是因紀念一個事件(例如國家獨立、戰爭傷亡)而建造的建築。凱旋門也是中世紀教堂聖壇入口上方拱門的名稱,能夠放置十字架。[1]
起源與發展
羅馬凱旋門
凱旋門的創立及發展通常被視為古羅馬建築的一部分。如同過古羅馬時期所興建的渡槽、橋梁、圓形劇場和圓頂一樣,凱旋門也是採用拱形原理技術而興建。[2]羅馬人可能從伊特魯里亞文明學習了拱門建造技術。在當時,伊特魯里亞人經常興建精心裝飾的單海灣拱門,作為通往城市的大門或門戶[3] ;伊特魯里亞拱門的例子在今日的佩魯賈和沃爾泰拉依舊可見。[4]
羅馬凱旋門共有兩個關鍵元素:圓頂拱門和方形柱頂,自古希臘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獨立的建築元素使用,但希臘人更喜歡在神廟中使用柱頂,並且幾乎完全將拱門的使用限制在承受外部壓力的結構,如墳墓和下水道。因此,羅馬凱旋門在一個獨立的結構中結合了圓形拱門和方形拱頂。最初的支撐柱變成了拱門外表面的裝飾元素,而拱頂從建築支撐的角色中解放出來,拱門建造者則希望通過使用建築上的雕像,傳達著公民和宗教資訊的框架,以及象徵性、敘事性和裝飾性的元素。[5]
現代術語的凱旋門基本源於羅馬凱旋門的觀念,即這種建築形式是通過羅馬元老院投票表決,以授予特別成功的羅馬將軍凱旋式勝利的獎勵、紀念有關。最早為紀念勝利而建立的凱旋門是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建造的。當時被稱為「fornices(穹窿門)」,並帶有描述紀念勝利和凱旋歸來的意象。盧修斯·斯特里蒂努斯(Lucius Steritinus)曾在公元前196年豎立兩個拱門,以紀念羅馬共和國在西班牙的勝利。另一個穹窿門建在公元前190年由大西庇阿於卡比托利歐山建造,公元前121年,昆圖斯·法比烏斯·馬克西姆斯·阿洛布羅吉庫斯 (Quintus Fabius Maximus Allobrogicus)則在羅馬廣場建造一座穹窿門[6],上述結構至今並未有倖存下來,因此人們對其外觀知之甚少。
羅馬的凱旋式習俗最終在羅馬帝國初期發生了重大變化,奧古斯都元首下令凱旋和紀念榮譽僅限於皇室成員。「穹窿」一詞則被「拱形」取代。共和黨的凱旋門可以由凱旋者自行決定並自費建造,而羅馬凱旋門則是由元老院頒布的法令贊助,或者是由身居高位的富有人士所贊助,通常拱門紀念和提升皇帝、他們的職位和帝國的價值觀而建立。拱門不一定是作為入口建造,並通常豎立在馬路對面,目的是供人通過,而非繞行。
-
提圖斯凱旋門是一座早期的羅馬帝國凱旋門,只有一個拱門,建於公元81年。
-
法國貝桑松的黑門,是由兩根柱子疊加而成的單拱門,建於公元171-175年
-
位於利比亞大萊普提斯的塞普蒂米烏斯·西弗勒斯凱旋門,一個四拱形的四邊形拱門,建於公元100年-203年前後
-
塞維魯凱旋門,建於公元203年-205年
-
加萊里烏斯拱門建於公元298年-299年,為紀念加萊里烏斯打敗波斯的入侵。
-
君士坦丁凱旋門,建於公元312-315年
大多數羅馬凱旋門都是在帝國時期建造的。到公元4世紀,羅馬共有36座凱旋門,但至今僅存三座凱旋門倖存下來——包括提圖斯凱旋門(公元81年)、塞維魯凱旋門(公元203-205年)和君士坦丁凱旋門(公元315年)。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城市也建造了許多凱旋門。單拱門最為常見,但也建造了許多三重拱門,其中奧朗日凱旋門(約公元21年)是現存最早的例子。從公元2世紀開始,有許多四角弓的例子:在十字路口豎立的方形凱旋門,四面都有拱形開口,尤其是在北非。羅馬和義大利的拱門建築圖拉真時代(公元98-117年)之後逐漸減少興建,但在公元2世紀和3世紀期間,羅馬凱旋門在各省仍然普遍興建;通常是為了紀念帝國訪問而建立。
人們對古羅馬人如何看待凱旋門知之甚少。公元1世紀的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是唯一一位討論過它們的學者。他曾寫道,凱旋門成立的目的是「提升於普通世界之上」的尊貴人物形象,通常以帶有四輪馬車的雕像形式描繪[7]。然而,羅馬帝國凱旋門的設計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複雜,並演變出一套規則化的特徵,顯然是為了向傳達許多資訊。
拱門的裝飾旨在作為對於戰役的勝利和勝利者的資訊為重點。它專注於事實意象,而非寓言。立面裝飾設有大理石柱,橋墩和閣樓裝飾有飛簷。雕刻的面板描繪了勝利和成就、勝利者的事蹟、敵人繳獲的武器或凱旋遊行本身。拱肩通常描繪維多利亞的勝利,閣樓則常刻有命名、讚美勝利者的題詞。內部通道也裝飾有浮雕和獨立雕塑,一些凱旋門上方有一尊雕像,或是一組描繪皇帝或將軍乘坐四輪馬車的雕像。羅馬凱旋門上的銘文也具有非常精細的切割,有時還會鍍金。每個字母的形式和它們之間的間距也經過精心設計,以實現最大程度的辨識,並沒有任何華麗的裝飾,強調羅馬人對秩序的品味。這種後來成為字體排印學的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
提圖斯凱旋門上描繪的提圖斯凱旋隊伍,展示了公元81年從耶路撒冷繳獲的戰利品
-
塞維魯凱旋門精美的雕刻和格子拱頂
-
君士坦丁凱旋門上的門楣,描繪君士坦丁一世向人民分發禮物的情景
後羅馬凱旋門
羅馬的凱旋門在羅馬帝國的衰落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作為過去羅馬帝國輝煌的代表和國家權力的象徵,使得凱旋門仍然被人們重視。洛爾施隱修院實際也是故意模仿羅馬凱旋門而建造的,以表示加洛林帝國與前身羅馬帝國之間的連續性。然而,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到來,各地的統治者才試圖通過建造自己的凱旋門,系統地將自己與古羅馬的遺產聯繫起來。最早的拱門之一是位於那不勒斯新堡的「阿拉貢凱旋門」,是由阿拉貢的阿方索五世於144年豎立,卡普阿門也採用相似的設計,到16世紀末,凱旋門已與宮廷劇院、國家盛典、軍事防禦工事密切相關。凱旋門的圖案也開始融入了市政廳和教堂等公共建築的外牆。[8]
由板條和石膏製成的臨時凱旋門通常是為皇室成員豎立的。與羅馬征服者豎立的永久性拱門不同[9][10],文藝復興時期的統治者經常建造一排拱門,並通過這些拱門舉行遊行,並標明了在每個階段傳達特定資訊的重要地點。例如,新當選的教宗可以建造的臨時凱旋門下穿過羅馬的街道。或是為了王朝婚禮而特地建造的。1585年,當薩沃伊公爵卡洛·埃馬努埃萊一世與西班牙公主卡特琳娜·米蓋拉舉辦婚禮時,也曾建立了臨時凱旋門。
此外,此時也留存許多凱旋門的圖像,雖然臨時凱旋門通常在使用後被拆除,但廣泛分佈的版畫中也對當時時代的凱旋門進行了詳細的記錄。雕刻的媒介,也讓觀眾從而得知凱旋門所呈現的寓言和銘文的關鍵訊息。然而,有時所描繪的拱門甚至不是真實的結構,而完全是作為皇家宣傳的虛構表現而存在。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的《Triumphal Arch》 ,該畫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所委託創作,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印刷品之一,高3.75公尺(12.3 英尺)。[11]
當波旁王朝和拿破崙一世因帶領法國對抗一系列的反法同盟,他在歐洲大陸建立霸權時,同時為了彰顯自身的勝利而人率先建造了新的永久性凱旋門。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拱門是建於1806年至1836年的巴黎凱旋門。[12]
到了近代,凱旋門曾被視為獨裁者的權力宣言和國力強化的象徵性。阿道夫·希特勒曾計劃在柏林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凱旋門。拱門比以前建造的任何拱門都大得多,寬550英尺(170公尺),深 92英尺(28公尺),高392英尺(119公尺),原本打算刻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180萬人的名字。然而,該項目建設從未開始。[13]朝鮮獨裁者金日成最後則於1982年在平壤市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凱旋門。[14]
凱旋門的形式也被用於其他目的,特別是建造紀念性拱門和城門,例如柏林的布蘭登堡門、紐約市的華盛頓廣場拱門或新德里的印度門,或簡單的歡迎儀式拱門,例如巴塞羅那的凱旋門,儘管以凱旋門為原型,但它們的建造目的卻截然不同:主要以紀念戰爭傷亡,民事事件(例如國家獨立),或為城市提供紀念性儀式等,而不是傳統的慶祝軍事勝利。
參見條目
參考資料
- ^ Curl, James Stevens (2006). Oxford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nd ed., OUP, Oxford and New York, p. 658. ISBN 978-0-19-860678-9.
- ^ Honour, Hugh; Fleming, John. A world history of art.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5. ISBN 978-1-85669-451-3.
- ^ "Arches."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n Encyclopedia for Students. Ed. Carroll Moulton. Vol. 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8. 45-46. 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Web. 1 Dec. 2013.
- ^ Zaho, Margaret Ann. Imago triumphali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riumphal imagery for Italian Renaissance rulers. Peter Lang. 2004: 18–25. ISBN 978-0-8204-6235-6.
- ^ Sullivan, George H. Not built in a da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Rome. Da Capo Press. 2006: 133–134. ISBN 978-0-7867-1749-1.
- ^ F. B. Sear and Richard John. "Triumphal arch." Grove Art Online. Oxford Art Online. 30 Jul. 2010
- ^ Ulrich Fürst; Stefan Grundmann. The architecture of Rome: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400 presentations. Edition Axel Menges. 1998: 43. ISBN 978-3-930698-60-8.
- ^ Pollak, Martha. 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4–265. ISBN 978-0-521-11344-1.
- ^ Briffa, Joseph A. Pietro Paolo Troisi (1686–1750): A Maltese Baroque Artist (PDF). Baroque Routes. January 2006, (6): 9–17 [2022-11-1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3-01-17).
- ^ Thake, Conrad. Architectural scenography in 18th-century Mdina (PDF). Proceedings of History Week (Malta Historical Society). 1994: 63–76 [2022-11-1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0-02-27).
- ^ Bartrum, Giulia. German Renaissance Prints, 1490-1550.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ISBN 978-0-7141-2604-3.
- ^ Rosenblum, Robert. Transformation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1–132. ISBN 978-0-691-00302-3.
- ^ Zalampas, Sherree Owens. Adolf Hitler: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 views on architecture, art, and music. Popular Press. 1990: 81. ISBN 978-0-87972-488-7.
- ^ Lankov, Alexei. North of the DMZ: 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 McFarland. 2007: 83. ISBN 978-0-7864-2839-7.
- 實業之日本社 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許懷文譯). 人人遊世界(1)-意大利. 中華民國台北縣: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ISBN 978-986-711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