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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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模式（英語：Nordic model），又稱斯堪地那維亞模式（英語：Scandinavian model），是一個對全體北歐五國，包括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以及屬於丹麥自治領的法羅群島和格陵蘭所採用的政策總稱[1]。

北歐模式的特點是由政府從上至下推行的福利國家的政策，具體由對政府的監督權、以自由市場為基準的稅率、國民都會加入的工會、公司與公司之間的集體談判以及極度寬鬆的言論自由這六個部份[2][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北歐列國完全放棄列強爭霸的思維，但同時又不放棄用武力保護自己，這種作風引起民主國家們的巨大好評，美國和西歐各國紛紛開啟了對北歐人做事方式的研究[4]。

實行北歐模式的北歐五國，它們的國內制度雖然並不是完全一致，也存在著一些上明顯差異[5]，但也有相似的特徵非常多，例如以最高的標準實現全民等級的勞工福利，消滅貧富差距，增強每個國民追求夢想的意願，讓全社會的流動性達到最高限度；利用已有的社團主義系統將一個社區內的人團結起來，建立互幫互助的友善意識[6]；承認私有制，但不鼓勵弱肉強食、自私型的價值觀，而是鼓勵人人平等，讓國民的尊嚴權、幸福權覺醒[7][8]。

北歐五國勞工市場平穩、社會凝聚力強、收入分配公平，這些都保證了北歐經濟能穩定增長[9]:11。北歐五國的表現在各類社會福利指數中排名的均位居最高位[10]，國民享有這個地球上最高品質的現實生活[11]。在1996年至2006年間，北歐五國的經濟表現優於其它歐洲國家，具有相對較低的失業率和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12]，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北歐五國受到的衝擊也比其它歐洲國家小得多[10]。

當其中一個北歐國家採取了一個更為先進的政策時，其他北歐國家會觀察其結果，如果結果良好的話，那其他北歐國家就會立刻複製這個政策；但如果結果不好的話，那其他北歐國家也會在本國取消類似政策。北歐各國的經濟趨勢、社會福利、人民思維本就俱有高度的相似性，它們在長期的共同試驗、共同糾錯之下，國民的生活越來越舒適優渥[13][14]。一般來說，對這套北歐模式的評價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但也存在著小部份的負評[15]。

歷史

北歐五國（綠）在世界的位置

北歐國家在19世紀70年代後，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丹麥通過農業的工業化在一戰前達到了歐洲GDP的平均線，挪威和瑞典則是在1950年左右達到歐洲GDP的平均線[16]。芬蘭先後受芬蘭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加之二戰後人口增長快、經濟結構單一，經濟發展過程相對曲折。不過芬蘭在二戰後是歐洲發展最為迅速的經濟體，在20世紀80年代趕上了其它斯堪地那維亞國家[17]:5-6。

北歐國家的政治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分水嶺。從此以後，這些國家國內的各個階級開始達成妥協，包括工業與農業（第一產業）之間的妥協、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妥協。這樣的政治妥協反映在議會和政府的層面，代表不同階級的政黨開始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經過發展，北歐國家的政府逐漸形成了「協商一致的治理」（consensual governance）模式。二戰後北歐國家的政府通常是少數派政府，因此需要與意見不同的政党進行協商達成共識[17]:6-9。

北歐國家的福利國家模式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19世紀80年代，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行，德國開始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保險制度。在差不多同一時期，1890-1895年之間，冰島、丹麥、芬蘭、瑞典、挪威也先後實行與德國類似的社會保險制度。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丹麥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成為執政黨並組建政府，工會組織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到二戰前，北歐國家除芬蘭外均已通過一系列改革具備了福利國家的雛形，但工業化程度較低的芬蘭是例外。芬蘭在二戰後才趕上了其它北歐國家的步伐，成為福利國家。二戰後，北歐國家的福利國家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用於社會保障的資金顯著增加[10][17]:9-15。

北歐模式在歷史上曾遭遇兩次危機。20世紀70年代初，伴隨石油危機的爆發，北歐五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一樣陷入危機。這次危機通過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自由化改革得以解決[9]:15[18]。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爆發的危機，北歐五國普遍失業率高企，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其中芬蘭的危機較為嚴重，因蘇聯解體對芬蘭的出口市場造成了嚴重影響。不過，即使將以上兩次危機考慮在內，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北歐五國的經濟表現仍然好於絕大部分歐洲國家[9]:15[15]。在1996年到2006年之間，北歐五國的失業率相對低，經濟增速一直維持在相對較高水平[12]。

取得的成就

通過高稅率實現的收入再分配和集體工資談判，北歐五國具有較低的貧富差距，例如在2011年，丹麥的基尼指數是0.248、瑞典的基尼指數是0.23[19][20]。北歐五國貧困人口比例非常低。北歐五國的失業率也較低，相比其他歐洲國家具有相對高的經濟增長率。2008年經濟危機後，北歐五國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經濟表現好於其他歐洲國家[15][10]。北歐五國也未出現如美國一般的嚴重社會不平等問題[21][12]。免費的教育使勞動力市場上始終有足夠的高技能勞動力，收入保障機制和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協作增加了轉型的可能性和社會的流動性。大部分北歐國家居民能從北歐模式中收益，因此北歐國家國內對北歐模式普遍持支持態度[20]。

北歐五國普遍在各社會指數中排名高位。2013年，挪威是人類發展指數（HDI）最高的國家，挪威、丹麥，以及冰島三國的HDI位於世界前15位，芬蘭的HDI排在世界第24位。在同年的世界快樂報告中，丹麥和挪威並列榜首，芬蘭、冰島，以及瑞典則都位居世界前十位。根據透明國際發布的2013年貪污感知指數，北歐五國是世界上腐敗程度最低的五個國家。根據同年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北歐五國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均位居世界前15名[10]。

北歐模式的特點

經濟模式

北歐五國的經濟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為基礎，除挪威具有相對較多的國有企業外，其他四國的私有化程度都很高[16][22]。

北歐五國的工會組織和雇主聯盟都很發達。加入工會組織的雇員比例很高。根據2015年的報導，挪威有53%的雇員加入工會、丹麥和芬蘭分別有72%和70%的雇員加入工會、冰島和瑞典有85%的雇員加入工會。相比之下，美國、日本、韓國，以及德國的工會加入率都不足20%[10]。為減少勞工和資本利益之間的衝突，雇主和勞工雙方的代表會在政府的參與下，就工資等議題進行談判[6]。

北歐模式最具代表性的特點是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北歐的社會福利制度基於人人都應享受平等的醫療保健服務和社會保障、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和文化上的權利的理念[23][24]。北歐五國都具有健全的公費醫療（英語：Publicly funded health care）制度和養老金制度。北歐五國的教育完全免費，教育占GDP的比重高於其它已開發國家[10][15]。就業方面，北歐五國的失業補助金相對較高。就業保障方面，丹麥的就業保障制度相對薄弱，在就業保障方面投入較多的芬蘭和瑞典目前也正在減少就業保障[9]:14;52。

與北歐五國的高社會福利對應的是高稅率與高公共開支。根據2014年的數據，丹麥的平均稅率是55.56%、芬蘭是51.25%、冰島是46.22%、挪威是47.2%，瑞典是57%（當年的世界平均稅率是31.37%）。北歐五國的平均公共開支占GDP的50%以上。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的公共服務會進行外包，其中挪威的公共開支中付給外包商的占比最高，為61%，丹麥的外包占比最低，為40%[10]。為滿足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需求，北歐五國的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大約30%）在公共部門就職[21]。

處於北歐模式的國家需要有足夠的勞動力，以滿足社會保障體系的需求、產生足以維持福利體系運作的稅金，因此需要令失業率維持在低位。因為北歐五國的保育制度相對健全，婦女能在照顧子女的同時進入勞動市場工作，因此增加了勞動力的供應、使生產力得以提升[9]:103-105。

政治制度

北歐五國均實行多黨制，國內存在多個代表不同階級或團體的政黨。北歐五國的政治制度可概括為「協商一致的民主制」，務實的政策和妥協在這套制度下受到鼓勵。因為實行比例代表制，單一政黨很難獲得多數，因此政府以少數派政府為主，在推行政策時必須與反對黨進行協商[15][17]:6-9[25]。

社會體系

世界價值觀調查（英語：World Values Survey）報告顯示北歐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個人自主信仰者。北歐國家將大政府與個人主義相結合，斯德哥爾摩Ersta Sköndal Bräcke大學學院（英語：Ersta Sköndal Bräcke University College）的拉爾斯·特雷高（瑞典語：Lars Trägårdh）將這種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促進個人自主和社會流動性的情形描述為國家個人主義。[26]

面臨的挑戰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和美國的貧富差距開始拉大。北歐五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也開始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其中以瑞典和芬蘭兩國最為嚴重。從1985年到2014年，瑞典和芬蘭兩國基尼指數的絕對增加值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是最高的。根據歐盟的數據，瑞典「有陷入貧困風險」（收入低於國民收入中位數60%）的居民比例從2001年的9%上升到2014年的超過15%。貧富差距的加大和社會福利的削減、減稅造成收入再分配過程被削弱有關。瑞典和芬蘭兩國在北歐國家中縮減社會福利最為激進，因此貧富差距的增加也最為顯著[15]。

北歐五國國內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許多民眾開始有不安全感。移民問題和中東難民問題也逐漸成為北歐國家的社會問題，其中接受難民最多的瑞典難民問題最為嚴重。低學歷的移民或難民可能只能從事低薪工作，造成社會問題。移民問題和難民問題已引發部分民眾的不滿，未來也可能對北歐國家的經濟造成影響，加重北歐國家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北歐國家又出現高技術人才的缺口，可能對未來的經濟造成影響。隨歐洲極右翼政黨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北歐五國內部也已出現進入議會的極右翼政黨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挪威進步黨、瑞典民主黨[18][20][27][28]。

批評與爭議

北歐模式的批評者認為，北歐模式存在內部的矛盾性，而且是一套不可持續的制度。一部分批評者認為，北歐模式取得的成就只是曇花一現，在未來北歐模式勢必消失[9]:11。

北歐國家內部的批評意見認為，伴隨北歐模式的龐大公共部門和高稅率會使投資者和企業主望而卻步，阻礙了經濟的增長[17]:25。

一項對丹麥和美國的比較研究表明，丹麥社會確實比美國具有更強的流動性。但是，丹麥稅前的收入分配結構與美國相差無幾，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性體現在經過收入再分配的稅後收入上。丹麥對教育的大規模投資使丹麥貧困家庭的子女認知能力高於美國的貧困家庭，但雙親都沒有上過大學的家庭的子女仍然很少會選擇接受大學教育。健全的社會福利使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下降，因為進入大學帶來的收入增加不明顯，且具有較低學歷的工人也能享受到多種社會福利[29]。

發表在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認為，北歐國家的人均碳排放並不低：2010年，芬蘭和挪威的人均碳排放量分居世界24位和26位，高於排在世界46位的英國；北歐國家的生態足跡是2.7全球公頃（英語：Global hectare）（gha），遠高於全球平均1gha。此外，挪威依賴北海的石油資源、瑞典依賴國內的鐵礦資源、芬蘭依賴國內的森林資源，這些都屬於開採工業，會帶來不低的碳排放量。因此，北歐模式並不是一套完美的可持續發展制度。該評論根據這些證據提出，北歐模式並不一定值得所有國家借鑑[30]。

參見

參考文獻

  1. ^ Rosser, J. Barkley; Rosser, Marina V. (2003). Comparative Economics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Economy (2nd 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p. 226. ISBN 978-0-262-18234-8.
  2. ^ Bruhn, Anders; Kjellberg, Anders; Sandberg, Åke. Sandberg, Åke , 編. A New World of Work Challenging Swedish Unions (PDF). Stockholm: 126–86. 2013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8-11-13）. 
  3. ^ The surprising ingredients of Swedish success – free markets and social cohesion (PDF).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13-06-25 [2014-01-1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3-11-02）. 
  4. ^ Sachs, Jeffrey. Revisiting the Nordic Model: Evidence on Recent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Center for Capitalism & Society, Venice Summer Institute. 2006. doi:10.7551/mitpress/9780262015318.003.0012. 
  5. ^ Lane, Kenworthy. Social Democratic America.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12-03: 138 [2019-02-14]. ISBN 97801993225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14）. 
  6. ^ 6.0 6.1 Hicks, Alexander. Social democracy and Welfare Capitalism: A century of Income Security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01-20: 130. ISBN 978-0801485565. 
  7. ^ Martin Sandbu. What the Nordic mixed economy can teach today’s new left.. Financial Times. [2018-08-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30）. 
  8. ^ James E. McWhinney. The Nordic Model: Pros and Cons. Investopedia. 2013-06-25 [2019-0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09）. 
  9. ^ 9.0 9.1 9.2 9.3 9.4 9.5 Torben M. Andersen; et al. THE NORDIC MODEL: Embracing globalization and sharing risks. Helsinki: Taloustieto Oy. 2007 [2019-02-14]. ISBN 978-951-628-468-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27）.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Iqbal, Razi; Todi, Padma. The Nordic Model: Existence, Emergence and Sustainability.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30: 336–351. ISSN 2212-5671. doi:10.1016/S2212-5671(15)01301-5. 
  11. ^ Alice G. Walton. Nordic Countries Continue To Rank High In Happiness, While America Falls. Forbes.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14）. 
  12. ^ 12.0 12.1 12.2 Farewell, Nordic model. The Economist.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14）. 
  13. ^ Norway: The rich cousin. The Economist. 2 February 2013 [27 October 20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3-15）. 
  14. ^ Sandbu, Martin. What the Nordic mixed economy can teach today's new left. Financial Times. 28 August 2018 [3 December 2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4）.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Oddbjørn P. Knutsen. The Nordic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Challenged, but Still Viable? (PDF). Bergen: Fagbokforlaget. 2017: 249-272 [2019-02-14]. ISBN 978-82-450-2175-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2-14）. 
  16. ^ 16.0 16.1 James E. McWhinney. The Nordic Model: Pros and Cons. Investopedia. 2013-06-25 [2019-0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09）. 
  17. ^ 17.0 17.1 17.2 17.3 17.4 Matti Alestalo; Sven E. O. Hort; Stein Kuhnle. The Nordic Model: Conditions, Origins, Outcomes, Lessons (PDF). 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41. 2009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8-04-29）. 
  18. ^ 18.0 18.1 Asbjørn Wahl. The Crisis Of (Nordic) Social Democracy. Social Europe.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14）. 
  19. ^ Xiong Jieru. Learning from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 what and how? (PDF). EU Centre in Singapore, Working Paper No. 16. 2013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7-07-06）. 
  20. ^ 20.0 20.1 20.2 ANNE BRITT DJUVE. Refugee migration – a crisis for the Nordic model (PDF).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2019-02-1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6-05-09）. 
  21. ^ 21.0 21.1 The next supermodel. The Economist. [2019-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14）. 
  22. ^ Norway: The rich cousin. The Economist. 2013-02-02 [2018-0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2-01）. 
  23. ^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 Why There is Less Poverty in Scandinavia. Borgen Magazine. [2019-02-14]. doi:10.6027/ANP2013-7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15）. 
  24. ^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A Good Life in a Sustainable Nordic Region.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2013: 11. ISBN 978-92-893-2500-4. 
  25. ^ Thomas Persson, Matti Wiberg (編).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at a Crossroads. Santérus Academic Press. 2013: 17. ISBN 978-9173350266. 
  26. ^ The secret of their success. The Economist. 2 February 2013 [21 December 2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0）. 
  27. ^ Scandinavia desperately needs more skilled workers. Straits Times. [2019-0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22）. 
  28. ^ Michael Cottakis. What Is Wrong With The Nordic Model?. Social Europe. [2019-0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15）. 
  29. ^ Landersøn, Rasmus; Heckman, James J. The Scandinavian Fantasy: The Sour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Denmark and the U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19 (1): 178–230. doi:10.1111/sjoe.12219. 
  30. ^ Henrietta Moore. Why Scandinavia is not the model for global prosperity we should all pursue. The Guardian. [2019-0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2-23）. 

外部連結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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