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蘇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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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
 蘇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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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蘇聯解體之間，日本和蘇聯多數時間內處於相互敵對的關係。在俄國內戰期間，日本作為協約國成員參與了對蘇俄的武裝干涉。在二戰和冷戰中，兩國也分別處於相互敵對的兩個陣營。此外，兩國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領土問題上也時常發生糾紛。這一系列的衝突使得兩國在二戰結束後並未簽訂和平條約，妨礙了兩國解決分歧的進程。
日蘇關係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日本帝國和沙皇俄國競爭東北亞主導權的年代。1951年，蘇聯拒絕在《舊金山和約》上簽字，導致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狀態一直延續到了1956年《日蘇共同宣言》的簽署才正式結束。然而，蘇聯（現俄羅斯）與日本之間至今尚未簽訂正式的和約。
阻礙蘇聯和日本改善戰後關係的最大絆腳石就是北方四島（俄羅斯稱為南千島群島）的領土爭議。
俄國內戰 (1917-1925年)
日蘇之間持續二十餘年（1920年代-1940年代晚期）的惡劣關係早在1904-1905年日本取得最終勝利的日俄戰爭時期就埋下了伏筆。在1918-1921年的俄國內戰中，日本作為協約國武裝干涉行動的一員，出動7萬軍隊於1918至1922年間占領了日本海沿岸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日本於1925年1月正式簽訂《日蘇基本條約》，正式承認蘇聯的合法性。兩國同意除1905年結束日俄戰爭的《樸茨茅斯和約》繼續生效外，其它的戰時協議和條約都應該被重新審查。1925年2月26日，兩國在北京交換了批准書。1925年5月20日，該條約收錄入《國際聯盟條約彙編》中。[1]
庫頁島和千島群島
1905年，沙俄在戰爭中被打敗後，將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割讓給日本。1920年，蘇俄軍隊占領了庫頁島北部，但幾個月後日本軍隊便占領了該地，開始在當地開採石油、煤炭和其它資源。在國際壓力下，日本於1925年將庫頁島北部移交給蘇聯政府，但仍保留在當地的租界和特許權。1945年，蘇聯政府重新取得整個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控制權。[2][3]
低調合作 (1925-1932年)
兩國建交初期的關係較為穩定，原因是1931年以前，日本帝國在武力擴張政策中對蘇聯保持克制態度，以及蘇聯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為彌補惡化的中蘇關係需要尋求新的穩定的貿易關係。
1925年，在建交之後，日本政府就已立即將駐紮在北庫頁島的日軍撤回。
這段時期的一個重要事件是1928年1月23日《蘇日漁業協定》的簽署，這一協定允許日本國民在毗鄰蘇聯海岸線的太平洋海域捕魚。同年3月23日，兩國在東京交換批准書。該協議於1928年9月5日被收錄在《國際聯盟條約彙編》中。[4]
關係惡化 (1932-1945年)
日本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次年建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並與之建交後，日本就開始準備入侵蘇聯。在東北抗日聯軍成軍後，蘇聯秘密資助該軍隊，並為其提供蘇聯境內的營地來訓練、休息和躲避日本軍隊的追擊，引起日本不滿。1936年日德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後日蘇關係急轉直下。
日蘇之間的第一次大型邊境衝突——張鼓峰事件——發生於1938年的距符拉迪沃斯托克不遠的中蘇邊境地區，這起衝突迅速演變成一場不經宣戰的邊境戰爭。1939年發生在滿蒙邊境的諾門罕戰役是決定性戰役，蘇聯軍隊獲得了最終勝利。
1941年，日本和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6月，德蘇戰爭爆發，日本在見到盟友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曾想過也撕毀該和約，年末，德軍已深入蘇聯腹地，加上德國希望日本襲擊遠東牽制蘇聯兵力，於是日軍就在滿洲增兵以配合德國對付蘇聯，但在德軍作戰失利後，日本放棄北進，轉而南進。
1945年2月在烏克蘭舉辦的雅爾達會議上，史達林向羅斯福承諾蘇聯會在德國投降90日後向日本宣戰。同年5月，德國投降，史達林將大批軍隊輸送至西伯利亞向日宣戰。1945年4月，莫斯科方面廢止了中立條約。8月8日，在廣島遭到原子彈攻擊後兩日，蘇聯發動八月風暴行動，蘇軍開始向日本的樺太廳和滿洲國發動進攻，蘇軍收復了庫頁島、千島群島，至15日，蘇軍已攻入熱河、朝鮮半島，直到9月日本投降才撤軍。
關係正常化 (1946-1960年代)
蘇聯向日宣戰後，於1946年重新奪回了千島群島的56個島嶼和南庫頁島（薩哈林島）的控制權，並在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轄下成立了南薩哈林省。日本政府拒絕承認蘇聯對這些地區擁有控制權，作為報復，日本方面拒絕簽署蘇日二戰和平條約，從而使兩國戰後關係充滿變數。蘇聯政府以擔心中國政府也向其提出相同領土歸還要求為由拒絕向日本歸還這些占領的地區。蘇聯將庫頁島與千島群島鏈併入其反潛戰網絡體系，指這些島嶼可有效地控制鄂霍次克海出海口。
1950年代前期，日本漁民在鄂霍次克海的漁業權和遣返蘇聯扣留的日本戰俘等爭議問題持續升溫，兩國間的談判在1956年初因兩國在領土問題上日益鋒芒相對而破裂。
不過很快談判便重啟，蘇聯和日本於1956年10月19日簽署了《日蘇共同宣言》，決定恢復外交關係，結束戰爭。[5]雙方也同意繼續就領土問題在內的爭議問題磋商，朝著簽訂正式的和平協議的方向而努力。此外，蘇聯亦承諾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且放棄二戰的所有賠償要求。《共同宣言》所附的貿易協定書則宣布互相給予對方互惠最惠國待遇，並對雙方貿易發展作出規定。
日本在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後鮮少獲得可觀的收入。50年代後半期，雙方開始提高文化交流的力度。然而，蘇聯政治宣傳在日本並未獲得成功，還遭遇到了來自韓國人、中國人和俄裔日本人在長期戰爭中形成的的反感。
蘇聯試圖通過軟磨硬泡來誘使日本放棄領土要求。早在1956年，蘇聯就暗示，如若日本放棄與美國的聯盟，蘇方將考慮歸還北方四島中的齒舞群島和色丹島。1960年，蘇聯政府警告日本不要與美國簽署美日安保條約，在日本簽署後蘇聯則宣布，除非日本立即廢除該條約，否則蘇方將絕對不會歸還齒舞群島和色丹島給日本。1964年，蘇聯主動提出，如果美國結束在沖繩和日本主要島嶼上的駐軍行動，蘇聯就會送歸這些島嶼。
關係持續改善 (1960年代-1975年)
儘管蘇聯和日本都不願意在領土問題中退讓，然而兩國的關係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還是獲得了明顯的改善。蘇聯政府開始在經濟發展計劃中尋求日本的合作，而日方亦積極響應。兩國在1966年1月簽署了五年貿易協定與民用航空協定。
儘管雙方政治關係時常變得緊張，但之間的經濟合作在七十年代迅速增加。雙方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互補的經濟關係，因為蘇聯需要日本的資本、技術和消費品，而日本需要蘇聯的自然資源，如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和木材。截至1979年，雙方貿易總額已達到平均每年44億美元，使日本成為繼西德之後的蘇聯最重要的非社會主義貿易夥伴。
1970年代日蘇政治關係特點是高層互訪頻繁，不斷探討改善雙邊關係的可能性，並反覆討論和平條約，因為當時雙方都做好了在領土問題上互相退讓的準備。時任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葛羅米柯於1972年1月——尼克森訪華前一個月——訪問日本，重新開啟了雙方中斷六年之久的部長級交流。其它高級別的談話，如1973年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之間和會面，於接下來三年間在莫斯科陸續舉行，然而領土問題持續困擾著雙方，且和平解決的前景越來越黯淡。莫斯科方面轉而提出簽訂一個友好友善條約，但該提案被日方嚴詞拒絕。
關係趨於緊張 (1975-1990年)
1975年後，蘇聯開始公開警告日本，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一旦簽訂將威脅到日蘇關係。1976年1月，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再次訪問日本以重啟和約談判。當日方再次拒絕在領土問題上妥協後，根據日方說法，葛羅米柯主動提出歸還蘇聯實際控制的齒舞群島和色丹島給日本，條件是日本同意簽訂一份友好和合作條約。日方聲稱葛羅米柯同時以中國為例，警告日本不要理會「阻礙並試圖惡化包括我們兩國在內的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緩和的力量」。
1978年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嚴重惡化了日蘇關係。儘管日本解釋說，條約中的反霸權條款並不針對任何具體國家，但莫斯科方面仍認為該條約將日本徹底拖入了美中的反蘇陣營。儘管雙方在檯面上仍表示希望建立更穩固的雙邊關係，但蘇聯的實際行動讓日本方面感受到了震驚和疏遠，1980年代蘇聯在太平洋的軍事集結便是一個例子。
1980年代，日本對蘇聯的態度亦開始強硬。受美國壓力影響，日本在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後開始更積極地在開發中國家防範蘇聯的力量擴張，如廢除一些與蘇聯簽訂的條約，並向諸如巴基斯坦和泰國之類的「前線國家」提供援助。在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期間，日本通過穩步建立軍事力量、歡迎駐日美軍和駐西太平洋美軍擴張和承諾將與美國密切合作以應對蘇聯威脅等作法來對里根政府的「蘇聯威脅論」論調表達支持。
日蘇之間的經濟合作在1980年日本政府決定參與制裁蘇聯、暫停許多正在談判的項目、禁止一些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和暫停西伯利亞發展貸款後大幅減少。80年代後期，由於日本找到了代替供應商且對戈巴契夫推行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穩定性的懷疑，日方對與蘇聯開展經濟合作的興趣更加減少。1988年，日蘇貿易總額將近60億美元。
雖然公眾和媒體對政府所大肆宣傳的蘇聯威脅論抱有懷疑，但日本人仍普遍對蘇聯一再在北方四島問題上為難日本感到不滿。而且，蘇聯在這些爭議島嶼上的駐軍更是坐實了威脅論，讓日本政府堅定了支持美國對抗蘇聯的姿態。1979年，日本政府抗議蘇軍在北方四島修建新的工事。
大使
蘇聯駐日本大使
- 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1962-1966年）
日本駐蘇聯大使
- 重光葵（1936-1938年），與蘇聯外交部長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就1937年阿穆爾河事件和幾個無人居住的島嶼的邊界爭端問題展開了談判。
- 東鄉茂德（1938-1940年），談判並促成了1940年的邊境協定。
- 建川美次（1940-1942年），促成了1941年的中立條約。
- 佐藤尚武（1942-1945年），在1945年被告知中立條約不會續約。
參見
注釋
- ^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34, pp. 32-53.
- ^ Tatiana Ornatskaya, and Yuri Tsipkin, "The Struggle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for Ending Intervention in Northern Sakhalin in 1920-1925," Far Eastern Affairs (2008) 36#2 pp 119-135.
- ^ Jonah Asher. Sakhalin Island: Shaping Moder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ProQuest. 2009: 32 [2017-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3-31）.
- ^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80, pp. 342-399.
- ^ Compendium of Documents. [2017-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26）.
擴展閱讀
- Asher, Jonah. Sakhalin Island: Shaping Moder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ProQuest. 2009 [2017-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3-31）.
- Dunscomb, Paul E. Japan's Siberian Intervention, 1918-1922: 'A Great Disobedience Against the People' (2011) excerpt and text search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Hara, Kimie. Japanese-Soviet/Russian Relations since 1945: A Difficult Peace (1998)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Hasegawa, Tsuyoshi.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2005)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Haslam, 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1933–41 (1992)
- Hellmann, Donald C.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peace agreement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69)
- Hill, Fiona. "A Disagreement between Allies: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1945–1956,"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14#3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Lensen, George. The strange neutrality: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5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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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son, Myles L.C. Soviet Policy towards Japan: An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1988)
- Stephan, John.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1974)
- Vishwanathan, Savitri. Normalization of Japanese-Soviet Relations, 1945-1970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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