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懿縣
唐朝貞觀十六年（642年）置，為溱州治。治所在今重慶市萬盛區西南青羊鎮。北宋廢。
治所[1]
榮懿縣其治所究在現何處，史志界持有不同見解。一認為在青羊市(原屬綦江縣)。另認為榮懿的治所在萬盛場(原南川縣)。
參考文獻
- ^ 「榮懿縣(寨)治所·南平僚——略論萬盛歷史中的兩個問題」，孫龍英，《萬盛文史資料》，政協重慶市萬盛區委員會編，第99-101頁。榮懿縣(寨)治所今萬盛區轄地，唐朝時期為榮懿縣，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年)，隸屬溱州。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改縣為寨，熙寧八年(1075年)，隸屬南平軍，泯於南宋末。榮懿縣、寨，歷時共600餘年。其治所(即駐地)究在現何處，史志界持有不同見解。佔主導地位的觀點，以《遵義府志》、《綦江縣誌》兩書為代表，認為在青羊市(原屬綦江縣)。清朝道光年問的綦江縣名儒羅星(羅春堂)根據嘉慶初年在金蘭壩峁老山南宋趙牟氏墓內所發現的《墓志銘》所述：「孺人處榮懿，舅姑處新市，相距～舍」等浯，在其主編的《綦江縣誌》「卷之九·古迹」和「卷之九·廢溱州」兩段中推定：「榮懿、新市等地，疑在今扶歡壩、青羊市等處」、「青羊市即榮懿也」。並以在青羊市發現的《城隍寺碑記》中所述：「是處城隍即古榮懿縣遺封」為證。受上述兩書影響，國內某些地名專著和歷史地圖，不僅把榮懿縣的治所，而且把榮懿寨的治所，寫成或標註青羊市。然而他們的推定有若干不能令人信服之處；其一，不符合歷史實際。趙牟氏卒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遷葬於金蘭壩，榮懿由縣改寨已95年，羅星等人忽視縣、寨建制的變化，以南宋時期的榮懿寨與唐朝的榮懿縣對號入座，欠妥。其二，不能自圓其說。如果榮懿在扶歡場，新市系青羊市，就會否定「青羊市即榮懿」的推定。如果青羊市即榮懿，扶歡系新市，也不妥，因為扶歡場在其歷史沿革中從無「新市」的稱謂。唯有青羊市舊名興旺市，訛稱新市。由此可知，榮懿既不可能是扶歡場，也不是青羊市，必在它處。其三，不合情理。趙牟氏處榮懿，舅姑處新市，如果榮懿、新市是指的青羊市和扶歡場，她死後，為何不葬於青羊市或扶歡場，卻遠葬於距青羊市30華里的金蘭壩山坡上?其四，《城隍寺碑記》僅只證明「是處城隍即古榮懿縣遺封」，不能證明城隍寺在榮懿縣駐地。與此截然不同的是以民國17年(1928年)出版的《南川縣誌》為代表，認為榮懿的治所在萬盛場(原南川縣)。該書「卷一·古迹·榮懿鎮」一段中寫道：「惟榮懿所在，遵義府志、綦江縣誌俱指為青羊市，亦僅據趙牟氏墓碑揣度言之，而吾邑萬盛場外大石壩傅氏宅舊稱榮懿鎮，距青羊市僅四十里，或即當日縣治所在未可知也，又場側最近地名猶有大堂壩，有石梯石獅，有南門橋，過橋里許，有武廟，有東嶽廟，稍遠山嶺上有文廟廢址，一切規模形蹤，俱鄉市所無」。民國19年(1930年)出版的《桐梓縣誌》亦持此說，該書「卷八·輿地誌下·榮懿廢縣」一段中寫道：「今據《趙牟氏墓誌》考之，中有孺人處榮懿舅姑處新市相距一舍等語，蓋青羊市即舊名興旺市，新市即興旺市之訛稱也。所謂距一舍者，古人以三十里為一舍，其距新市實三十里，唯南川縣之東鄉壩有榮懿鎮，今稱鎮子上。今其墓在金蘭壩，去鎮子上不出十里外，可知鎮子上之為榮懿矣」。上述兩書的觀點，亦僅根據萬盛場的歷史地理狀況分析推定，無碑碣遺文可作佐證。1994年5月，在我區萬東鎮新民村境內，出土了《宋太夫人陳氏墓志銘》墓碑，碑文中兩處提到了榮懿。一是正文首行：「河北磁州(註：今河北省邯鄲市)進士武思永，避靖康之亂，迎侍南來，飄寓南平榮懿」；二是正文後段武思永之母陳氏於南宋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年)七月三十日去世後，十月二十五日「卜吉葬於榮懿寨之南，八面山下，溪橋之側」，明確地指出了宋朝的榮懿寨(低於縣的政權機構)隸屬南平軍，在陳氏墓的北面，澄清了史志界對榮懿寨治所的爭論。萬盛場在墓北，距約7華里，系榮懿寨治所無疑。而青羊市則在陳氏墓南，距約20餘華里，系《趙牟氏墓志銘》所述之新市，並非榮懿。至於唐朝榮懿縣的治所是否在萬盛場或青羊市，目前尚無確鑿可信的文史資料或碑可考，有待繼續查證。對此，應抱科學態度，不能迷信「權威」，某些史志資料和專家之言，主要采自羅星的主觀推定，不足為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