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泰国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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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泰国学运，又称10月14日事件（泰语：เหตุการณ์ 14 ตุลา，皇家转写：Hetkan Sip-Si Tula）或悲悼日（泰语：วันมหาวิปโยค，皇家转写：Wan Maha Wippayok）[1]，是泰国政治的分水岭事件之一。事件导致反共的军事独裁者他侬·吉滴卡宗总理下台，并促使泰国政治转型，也反映了泰国大学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背景
1950至1970年代的学生运动
1950年代起，左翼思潮开始进入泰国校园，许多学生开始发动学运及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亲美政策。1957年2月，陆军元帅銮披汶由于选举舞弊，致使朱拉隆功大学及法政大学学生联合抗议，陆军元帅沙立则利用学生的愤怒情绪，于1957年9月16日在陆军元帅他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披汶政权。政变后，他侬出任首相，但随即于1958年遭到沙立发动的另一次政变推翻，沙立亲任首相[2]。
沙立上任后，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并实施戒严，令学生运动一度休止，并同时加速发展国家的经济。1963年11月，沙立过世，他侬重新执政，对于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相对较为宽容[2]。1960年代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view）杂志也使知识分子开始辩论及反思泰国的政治体制。在主要几间大学开始出现不少读书会以及重要的公民团体，如“Sapha Na Dome”、“Sethatham”，以及“SOTUS”等等。这些团体纷纷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论文，甚至批评政府。有些团体亦开始举行地下研讨会，加强学生的分析及批判能力[3]。同时由于大学人数的成长，学生们的政治影响力也跟着增加。自1961年至事件发生前的1972年，泰国的大学生从15,000人成长到了150,000人，大学数量也从原本的5间增加到了17间[4]。
全泰学生中心
读书会团体与既存的学生会发挥了各自不同的功能。读书会通常以较基进的方式对于泰国社会进行分析，对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较左倾。且不同于官方的学生会，读书会组织较为自由，且无校际竞争的关系，较容易形成校际团体[3]:10。和平工作团等组织带来的农村服务营，也借由让学生们下乡服务，了解到农村所面对的问题。也使学生意识到学校训练的不足，以致其所学无法用于改善大多数人所处的农村环境[5]:5–6。
于是在校际活动热络的氛围下，全泰学生中心（National Student Center of Thailand，NSCT）于1968年成立，以统筹及代表学生运动。该组织在运作初期主要跟外国大学组织联络，以及关注社区事务[2]。该组织由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农业大学、艺术大学、玛希敦大学、清迈大学、孔敬大学、宋卡王子大学、巴讪米师范学院（Prasanmit Teachers College，今诗纳卡宁威洛大学）、邦贤师范学院（Bangsaen Teachers College，今东方大学）、巴吞旺师范学院（Patumwan Teachers College，今并入诗纳卡宁威洛大学）以及等11间大学各派出2位代表组织而成[6]:47–50。组织下辖三个委员会，由各校的学生会长所组成，并决定全泰学生中心的政策走向以及选举领导人[7]:17-18。
然而，由于组织干部大多由学生会干部担任，而社会运动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获得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借由选举进入学生会。因此全泰学生中心成立初期并不特别活跃，且并无组织任何政治活动。如朱拉隆功大学于1970年9月发起反贪腐运动时，全泰学生中心也未干涉。该组织反而较专注于社区服务、新生辅导，还演出电视节目赞颂普密蓬国王，显示出其忠诚及保守的政治倾向，因此许多读书会团体都认为全泰学生中心过于保守且消极[5]:6-7。
然而到了1972年，朱拉隆功大学理工科学生提拉育·汶密选上了该组织的秘书长，并提升全泰学生中心对于政治运动的关注。提拉育谨慎地选择对抗的议题，使组织动员并保有政治动能[8]:245。然而，尽管在学生运动当下，成员们表面上看起来团结，但其实其中有明显的分裂。如在推翻他侬内阁时，该组织虽然显露了团结一心的表象。但在他侬流亡后，温和派的大学生及激进派的职校生随即分裂。同时，全泰学生中心也面临了宋峇（Sombat Thamrongthanyawongse）及社讪（Seksan Prasertkul）等两大领导人的派系问题。有些学者将此与泰国传统官僚体系常见的个人派系权力竞争相关联。但也有人借由举证两者在反对建造曼谷第二机场时的立场，来论述他们是可能合作的[9]:517-521。
事件前奏
1972年11月，全泰学生中心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当时选择这个议题算是一种策略行动，既不会直接踩到他侬政权的底线，也可以对大众显示学生对社会的关心。在这次行动中，全泰学生中心在购物中心内发放抵制日货的宣传单，对总理他侬建议十点经济计划，并组织了游行活动[10]:137。虽然当时仍有党禁，但由于该次活动赢得了大众的普遍支持，官方也无法直接干预全泰学生中心的运作[11]:144-145。
在抵制日货的行动成功后，组织又进一步于当年12月反对官方颁布的《全国行政委员会第299号令》。该命令将司法权置于全国行政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之下，使司法权受到官僚行政体系的掌控。于是全泰学生中心于法政大学发动了过夜静坐活动，并从该校为起点，游行至朱拉隆功大学。同时清迈大学也发动了示威活动。该项活动也受到泰国律师协会及部分媒体的支持，于是官方于三天后撤回了命令[12]。
1973年4月29日，一部军用直升机坠毁于童·艾·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死者包含几名高层军官及家眷、富商，以及一位电影明星[13]:123。该事件明显揭示官员违法进入保护区狩猎，且巨星的殒落引起舆论哗然[10]:139。1973年6月，9名南甘杏大学的大学生公开严厉谴责他侬及副总理巴博（Praphas Charusathien）“延迟退休”的决定[14]，并发放文宣讽刺前述的狩猎丑闻，揭露了丑闻的细节，这些学生遭到开除，但引起全国人民对于执政政府的震怒[10]:139。6月22日，全泰学生中心组织集会，号召五万名学生在“民主纪念碑”前静坐抗议，要求让这些学生复学，并要求校长下台[2][11]:146。政府后来迫于学生压力，答应学生要求，让学生复学且撤换校长。
自此，全泰学生中心名声鹊起，且同时也有了策划集会的经验。到了事件发生的1973年10月时，他们已经借由过去的行动和策略，累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10]。
学运爆发
10月6日，提拉育等11名社会运动者在邦兰普、暹罗广场，以及水门市场等曼谷闹区派发传单，呼吁政府及早起草新宪法。结果遭到警方根据集会禁令中“不得聚众多于五人”的规范逮捕[15]:3[注 1]。被逮捕者被送至警局总部，且其住处遭到搜查[6]。隔日，另一名呼吁及早颁布永久宪法的倡议者Kongkiat Kongka也遭到逮捕[6]:59-71。10月8日，12名被捕者遭到拒绝保释，副首相巴博控告提拉育等人意图颠覆政府[6]:59-71。
10月9日，2000名法政大学学生发动反政府示威，并于示威后进行进行守夜活动，朱拉隆功大学学生及数名教授也于此时加入。同日，前国会议员Khaisaeng Suksai也遭到逮捕，被捕人数此时已上升至13人[6]。隔日，其他学生团体也参与了集会，使曼谷的示威人数上升[6]。同时，政府为因应抗议活动，秘密组织了以副首相巴博为首的危机控制中心[15]。10月11日，巴博同意会见学生，学生要求政府释放，但遭到巴博拒绝。同时为因应逐渐上升的抗议人数，示威根据地移至法政大学。此时的示威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0人[6]。10月12日，政府宣布将会允许13人保释，但遭到学生的拒绝，学生们要求政府必须无条件释放被捕者[6]。
10月13日，400,000人上街游行至民主纪念碑，要求政府释放被捕者。政府迅速答应该项要求，并承诺永久宪法会预定于1974年10月颁布。在政府答应要求后，学生答应回到学校，然而仍约有200,000名学生拒绝解散，领导人社讪决定率众前往皇宫寻求普密蓬国王的答复[6]。隔日学生到达皇宫，并与王室发言人见面，发言人要求学生解散，而学生也同意。于是警方设置路障，让学生能往单一方向解散。但因为群众数量过大，警方设置的动向使很多学生根本动弹不得，但警方拒绝分流人潮，导致学生不满。后来因为不明原因，群众开始躁动，开始发生了一些零星警方对民众的暴力事件。在上午在皇宫附近发生了几场炸弹爆炸案后，警方开始攻击学生。于是在接近中午时，双方之间的冲突于焉全面引爆。政府出动了坦克车、直升机、步兵来支援警力。事件造成77人死亡，857人受伤[16]，拉差丹侬大道附近多栋建筑着火，军队更接着占领了法政大学[17]:71。他侬下令陆军总司令克立进行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但遭到拒绝[17]:71。此时，同情学生的群众加入抵抗，示威群众顿时暴增到了500,000人，到了晚间军队终于撤出。随着政治危机逐渐扩大，普密蓬召集他侬入宫[17]:71。下午7点15分，国王于电视和收音机上宣布，他侬请辞，军政府内阁解散，并主张国家应该重返宪政[6][15]。
警察总部周围的示威则持续到10月15日，群众要求必须剥夺他侬军事长官的身份[18]。后来，他侬、巴博，以及纳隆上校（Colonel Narong Kittikachorn，其妻为巴博之女）夫妇流亡国外，事件迅速平息。同日，国王任命文人部长讪耶教授担任临时总理，为泰国宪政史上第二度短暂的文人统治[17]:204。
事件之后
事件之后的至1976年10月军方再次发动政变为止，泰国进入了为时三年的“民主实验时期”（Democratic Experiment），军方对政治的影响力荡到谷底[17]:72。泰王任命讪耶担任临时总理，也任命了2,436个不同阶层的人共同组成“国民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再由国民大会中选出299名制宪议员，以起草新宪法[17]:72。制宪委员中，军方代表仅占了52席，其中28席还是退役军官，现职军人仅占总议席8%，为泰国议会史上军方代表比例的最低纪录[17]:72。虽然如此，大多数委员仍倾向保守及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参与1973年的群众运动势力则未纳入，这也为日后的政治发展埋下隐患[19]。
1974年10月，新宪法公布，新宪采用两院制，下议院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上议院议员则由下议员领袖举荐，泰王任命。此外，新宪也规定现役军官不得入阁，为泰国首部禁止军人干政的宪法[17]:72。1974年宪法被称为“泰国最民主的宪法”[17]:72。
分析
本次事件无疑是由大学生们所领导，但其中的仍有其他势力参与。包含他侬军政府的对立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1973年8月至9月之间的一些发动野猫罢工的劳工。这些势力都一同创造了他侬军政府倒台的氛围[6]:71-72。普密蓬在调停事件之后，任命新总理及制宪议员。君权制度在此事件中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还树立的国王在重大争议中最终裁决者的角色[9]:512-514。
泰国共产党在事件发生时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也出于下列几项原因没有成功将此次学运纳入其斗争。第一，当时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阶级，因此大多希望在毕业后觅得公职[11]:286。前共产党党员Gawin Chutima表示，泰国学生的思想仍囚锢在传统的萨迪纳制度中，服从上司及上流阶级[20]:18。此外，泰共坚守毛主义，坚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泰国共产党始终不将1973年10月事件视为共产革命的前锋，甚至认为这些学生愚蠢又散漫，这种观点一直到1976年之后仍然持续于泰共中[21]:16-17。不过在事件之后，泰共开始在大学中发放文宣、书籍，和文章来招募新血。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全泰学生中心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呼吁暴力革命才是改善社会的唯一途径[11]:162。
政权倒台后的民主试验时期虽有“民主”之名，但其实并不符合现今主流的民主观点。1974年末期之后，军方及右翼势力在事件后的再起，右翼团体开始发动了对农运及学运领袖的刺杀行动[5]:20-21。说来有点讽刺，学运因为反对他侬而兴起，但在他侬倒台之后，一个明显的共同目标消失了，学生运动也随之瓦解。
参见
- 1970年代泰国农民起义
- 1976年法政大学大屠杀
注释
- ^ 除提拉育外，被逮捕者还包含Prapansak Kamolpetch、Boonsong Chalethorn、Bandhit Hengnilrat、Visa Kanthap、Thanya Chunkathatharn、Thawee Muenthikorn、Montri Juengsirinarak、Nopporn Suwanpanich、Preedi Boonsue，以及Chaiwat Suravicha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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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Prachak Kongkirati. And Then the Movement Appears: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before 14 October (pdf). Bangkok: Thammasat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18-02-28]. ISBN 974571936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0-19） （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