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泰国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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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泰国学运,又称10月14日事件(泰语:เหตุการณ์ 14 ตุลา,皇家转写:Hetkan Sip-Si Tula)或悲悼日(泰语:วันมหาวิปโยค,皇家转写:Wan Maha Wippayok)[1],是泰国政治的分水岭事件之一。事件导致反共的军事独裁者他侬·吉滴卡宗总理下台,并促使泰国政治转型,也反映了泰国大学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背景
1950至1970年代的学生运动
1950年代起,左翼思潮开始进入泰国校园,许多学生开始发动学运及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亲美政策。1957年2月,陆军元帅銮披汶由于选举舞弊,致使朱拉隆功大学及法政大学学生联合抗议,陆军元帅沙立则利用学生的愤怒情绪,于1957年9月16日在陆军元帅他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披汶政权。政变后,他侬出任首相,但随即于1958年遭到沙立发动的另一次政变推翻,沙立亲任首相[2]。
沙立上任后,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并实施戒严,令学生运动一度休止,并同时加速发展国家的经济。1963年11月,沙立过世,他侬重新执政,对于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相对较为宽容[2]。1960年代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view)杂志也使知识分子开始辩论及反思泰国的政治体制。在主要几间大学开始出现不少读书会以及重要的公民团体,如“Sapha Na Dome”、“Sethatham”,以及“SOTUS”等等。这些团体纷纷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论文,甚至批评政府。有些团体亦开始举行地下研讨会,加强学生的分析及批判能力[3]。同时由于大学人数的成长,学生们的政治影响力也跟着增加。自1961年至事件发生前的1972年,泰国的大学生从15,000人成长到了150,000人,大学数量也从原本的5间增加到了17间[4]。
全泰学生中心
读书会团体与既存的学生会发挥了各自不同的功能。读书会通常以较基进的方式对于泰国社会进行分析,对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较左倾。且不同于官方的学生会,读书会组织较为自由,且无校际竞争的关系,较容易形成校际团体[3]:10。和平工作团等组织带来的农村服务营,也借由让学生们下乡服务,了解到农村所面对的问题。也使学生意识到学校训练的不足,以致其所学无法用于改善大多数人所处的农村环境[5]:5–6。
于是在校际活动热络的氛围下,全泰学生中心(National Student Center of Thailand,NSCT)于1968年成立,以统筹及代表学生运动。该组织在运作初期主要跟外国大学组织联络,以及关注社区事务[2]。该组织由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农业大学、艺术大学、玛希敦大学、清迈大学、孔敬大学、宋卡王子大学、巴讪米师范学院(Prasanmit Teachers College,今诗纳卡宁威洛大学)、邦贤师范学院(Bangsaen Teachers College,今东方大学)、巴吞旺师范学院(Patumwan Teachers College,今并入诗纳卡宁威洛大学)以及等11间大学各派出2位代表组织而成[6]:47–50。组织下辖三个委员会,由各校的学生会长所组成,并决定全泰学生中心的政策走向以及选举领导人[7]:17-18。
然而,由于组织干部大多由学生会干部担任,而社会运动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获得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借由选举进入学生会。因此全泰学生中心成立初期并不特别活跃,且并无组织任何政治活动。如朱拉隆功大学于1970年9月发起反贪腐运动时,全泰学生中心也未干涉。该组织反而较专注于社区服务、新生辅导,还演出电视节目赞颂普密蓬国王,显示出其忠诚及保守的政治倾向,因此许多读书会团体都认为全泰学生中心过于保守且消极[5]:6-7。
然而到了1972年,朱拉隆功大学理工科学生提拉育·汶密选上了该组织的秘书长,并提升全泰学生中心对于政治运动的关注。提拉育谨慎地选择对抗的议题,使组织动员并保有政治动能[8]:245。然而,尽管在学生运动当下,成员们表面上看起来团结,但其实其中有明显的分裂。如在推翻他侬内阁时,该组织虽然显露了团结一心的表象。但在他侬流亡后,温和派的大学生及激进派的职校生随即分裂。同时,全泰学生中心也面临了宋峇(Sombat Thamrongthanyawongse)及社讪(Seksan Prasertkul)等两大领导人的派系问题。有些学者将此与泰国传统官僚体系常见的个人派系权力竞争相关联。但也有人借由举证两者在反对建造曼谷第二机场时的立场,来论述他们是可能合作的[9]:517-521。
事件前奏
1972年11月,全泰学生中心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当时选择这个议题算是一种策略行动,既不会直接踩到他侬政权的底线,也可以对大众显示学生对社会的关心。在这次行动中,全泰学生中心在购物中心内发放抵制日货的宣传单,对总理他侬建议十点经济计划,并组织了游行活动[10]:137。虽然当时仍有党禁,但由于该次活动赢得了大众的普遍支持,官方也无法直接干预全泰学生中心的运作[11]:144-145。
在抵制日货的行动成功后,组织又进一步于当年12月反对官方颁布的《全国行政委员会第299号令》。该命令将司法权置于全国行政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之下,使司法权受到官僚行政体系的掌控。于是全泰学生中心于法政大学发动了过夜静坐活动,并从该校为起点,游行至朱拉隆功大学。同时清迈大学也发动了示威活动。该项活动也受到泰国律师协会及部分媒体的支持,于是官方于三天后撤回了命令[12]。
1973年4月29日,一部军用直升机坠毁于童·艾·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死者包含几名高层军官及家眷、富商,以及一位电影明星[13]:123。该事件明显揭示官员违法进入保护区狩猎,且巨星的殒落引起舆论哗然[10]:139。1973年6月,9名南甘杏大学的大学生公开严厉谴责他侬及副总理巴博(Praphas Charusathien)“延迟退休”的决定[14],并发放文宣讽刺前述的狩猎丑闻,揭露了丑闻的细节,这些学生遭到开除,但引起全国人民对于执政政府的震怒[10]:139。6月22日,全泰学生中心组织集会,号召五万名学生在“民主纪念碑”前静坐抗议,要求让这些学生复学,并要求校长下台[2][11]:146。政府后来迫于学生压力,答应学生要求,让学生复学且撤换校长。
自此,全泰学生中心名声鹊起,且同时也有了策划集会的经验。到了事件发生的1973年10月时,他们已经借由过去的行动和策略,累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10]。
学运爆发
10月6日,提拉育等11名社会运动者在邦兰普、暹罗广场,以及水门市场等曼谷闹区派发传单,呼吁政府及早起草新宪法。结果遭到警方根据集会禁令中“不得聚众多于五人”的规范逮捕[15]:3[注 1]。被逮捕者被送至警局总部,且其住处遭到搜查[6]。隔日,另一名呼吁及早颁布永久宪法的倡议者Kongkiat Kongka也遭到逮捕[6]:59-71。10月8日,12名被捕者遭到拒绝保释,副首相巴博控告提拉育等人意图颠覆政府[6]:59-71。
10月9日,2000名法政大学学生发动反政府示威,并于示威后进行进行守夜活动,朱拉隆功大学学生及数名教授也于此时加入。同日,前国会议员Khaisaeng Suksai也遭到逮捕,被捕人数此时已上升至13人[6]。隔日,其他学生团体也参与了集会,使曼谷的示威人数上升[6]。同时,政府为因应抗议活动,秘密组织了以副首相巴博为首的危机控制中心[15]。10月11日,巴博同意会见学生,学生要求政府释放,但遭到巴博拒绝。同时为因应逐渐上升的抗议人数,示威根据地移至法政大学。此时的示威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0人[6]。10月12日,政府宣布将会允许13人保释,但遭到学生的拒绝,学生们要求政府必须无条件释放被捕者[6]。
10月13日,400,000人上街游行至民主纪念碑,要求政府释放被捕者。政府迅速答应该项要求,并承诺永久宪法会预定于1974年10月颁布。在政府答应要求后,学生答应回到学校,然而仍约有200,000名学生拒绝解散,领导人社讪决定率众前往皇宫寻求普密蓬国王的答复[6]。隔日学生到达皇宫,并与王室发言人见面,发言人要求学生解散,而学生也同意。于是警方设置路障,让学生能往单一方向解散。但因为群众数量过大,警方设置的动向使很多学生根本动弹不得,但警方拒绝分流人潮,导致学生不满。后来因为不明原因,群众开始躁动,开始发生了一些零星警方对民众的暴力事件。在上午在皇宫附近发生了几场炸弹爆炸案后,警方开始攻击学生。于是在接近中午时,双方之间的冲突于焉全面引爆。政府出动了坦克车、直升机、步兵来支援警力。事件造成77人死亡,857人受伤[16],拉差丹侬大道附近多栋建筑着火,军队更接着占领了法政大学[17]:71。他侬下令陆军总司令克立进行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但遭到拒绝[17]:71。此时,同情学生的群众加入抵抗,示威群众顿时暴增到了500,000人,到了晚间军队终于撤出。随着政治危机逐渐扩大,普密蓬召集他侬入宫[17]:71。下午7点15分,国王于电视和收音机上宣布,他侬请辞,军政府内阁解散,并主张国家应该重返宪政[6][15]。
警察总部周围的示威则持续到10月15日,群众要求必须剥夺他侬军事长官的身份[18]。后来,他侬、巴博,以及纳隆上校(Colonel Narong Kittikachorn,其妻为巴博之女)夫妇流亡国外,事件迅速平息。同日,国王任命文人部长讪耶教授担任临时总理,为泰国宪政史上第二度短暂的文人统治[17]:204。
事件之后
事件之后的至1976年10月军方再次发动政变为止,泰国进入了为时三年的“民主实验时期”(Democratic Experiment),军方对政治的影响力荡到谷底[17]:72。泰王任命讪耶担任临时总理,也任命了2,436个不同阶层的人共同组成“国民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再由国民大会中选出299名制宪议员,以起草新宪法[17]:72。制宪委员中,军方代表仅占了52席,其中28席还是退役军官,现职军人仅占总议席8%,为泰国议会史上军方代表比例的最低纪录[17]:72。虽然如此,大多数委员仍倾向保守及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参与1973年的群众运动势力则未纳入,这也为日后的政治发展埋下隐患[19]。
1974年10月,新宪法公布,新宪采用两院制,下议院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上议院议员则由下议员领袖举荐,泰王任命。此外,新宪也规定现役军官不得入阁,为泰国首部禁止军人干政的宪法[17]:72。1974年宪法被称为“泰国最民主的宪法”[17]:72。
分析
本次事件无疑是由大学生们所领导,但其中的仍有其他势力参与。包含他侬军政府的对立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1973年8月至9月之间的一些发动野猫罢工的劳工。这些势力都一同创造了他侬军政府倒台的氛围[6]:71-72。普密蓬在调停事件之后,任命新总理及制宪议员。君权制度在此事件中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还树立的国王在重大争议中最终裁决者的角色[9]:512-514。
泰国共产党在事件发生时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也出于下列几项原因没有成功将此次学运纳入其斗争。第一,当时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阶级,因此大多希望在毕业后觅得公职[11]:286。前共产党党员Gawin Chutima表示,泰国学生的思想仍囚锢在传统的萨迪纳制度中,服从上司及上流阶级[20]:18。此外,泰共坚守毛主义,坚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泰国共产党始终不将1973年10月事件视为共产革命的前锋,甚至认为这些学生愚蠢又散漫,这种观点一直到1976年之后仍然持续于泰共中[21]:16-17。不过在事件之后,泰共开始在大学中发放文宣、书籍,和文章来招募新血。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全泰学生中心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呼吁暴力革命才是改善社会的唯一途径[11]:162。
政权倒台后的民主试验时期虽有“民主”之名,但其实并不符合现今主流的民主观点。1974年末期之后,军方及右翼势力在事件后的再起,右翼团体开始发动了对农运及学运领袖的刺杀行动[5]:20-21。说来有点讽刺,学运因为反对他侬而兴起,但在他侬倒台之后,一个明显的共同目标消失了,学生运动也随之瓦解。
参见
- 1970年代泰国农民起义
- 1976年法政大学大屠杀
注释
- ^ 除提拉育外,被逮捕者还包含Prapansak Kamolpetch、Boonsong Chalethorn、Bandhit Hengnilrat、Visa Kanthap、Thanya Chunkathatharn、Thawee Muenthikorn、Montri Juengsirinarak、Nopporn Suwanpanich、Preedi Boonsue,以及Chaiwat Suravi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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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Prachak Kongkirati. And Then the Movement Appears: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before 14 October (pdf). Bangkok: Thammasat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18-02-28]. ISBN 974571936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0-19) (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