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臺灣博物學史

臺灣博物學史的發展，自然歷史（Nature History）一詞在臺灣的使用，通常以自然史或是博物學稱之，前者多在單一生物類群的研究發展回顧文章中使用，後者多指稱物件或是生物類群的在整體領域的研究與發現歷史。本條目的撰寫目前涵蓋人類、歷史、生物類群的植物與動物，即為現代多數自然與歷史相關博物館的領域範圍。以下就各自在時期、重要發展或是子生物類群的自然史作介紹。

墾拓時期（-1895）

初步的地質調查

臺灣地質調查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中期，主要著重於臺灣煤礦、金礦等自然資源的調查。英國海軍Lient R. N. Gordon在1847年於基隆發現煤礦，美國海軍Mathew C. Perry和德國地質學者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分別後續於1854年和1860年勘查煤礦於基隆的分布狀況，而後英國學者Henry Brougham Guppy在1880年對臺灣進行了地質調查，德國海關George. H. J. Kleinwachter在1883年對臺灣南部打狗、恆春一帶進行了基礎岩性的調查，將臺灣南部岩層初步分類為沖積層、石灰岩、火山凝灰岩、砂岩、片岩及繪製各種岩類分布圖。馬偕在其1895年的著作「臺灣遙寄」的「地質」篇章中，將臺灣北部的岩性進行分類為紅土或黏土、砂岩、石灰岩、沖積土壤、花崗岩質、石英岩碳質及夾石英脈板岩、板岩等岩性，標示硫磺、金礦的產區；其還觀察到臺灣海岸快速侵蝕與沉積特性，也記載了幾次19世紀晚期於臺灣發生的大型地震事件。

初步的植物調查

臺灣現代植物探查與命名，最早始於1852年英國皇家植物園園長威廉‧胡克的蓪草新種發表，其參考的證據標本主要透過當時在中國地區的醫官、軍人或領事館人員進行植物標本採集與資料收集；而首度植物採集者登上臺灣採集則為1854年的英國人福鈞，隨後像是郇和、奧德漢（Richard Oldham）、韓爾禮等人陸續地來到臺灣採集植物，並將標本送往歐洲進行鑑定與保存。臺灣最早的植物調查發表為郇和在1863年發表的「台灣植物目錄」（List of Plant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紀錄246種臺灣植物，其中有33種蕨類植物。而韓爾禮在1896年發表的「福爾摩沙植物名錄」（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所登載1,347種臺灣維管束植物，以及 F. B. Forbes 和 W. B. Hemsley 於1886至1905年間陸續發表的「中國大陸、臺灣、海南島、韓國、琉球列島及香港地區之植物目錄」（An enumeration of all plants known from China proper, Formosa, Hainan, Corea, the Luchu Archipelago and the island of Hongkong），總共列出的2000種的臺灣維管束植物，兩篇文獻則為1894年前西方人的臺灣維管束植物調查成果。許多臺灣常見植物如臺灣清風藤、咬人狗、斯氏懸鉤子等等，陸續以新種之姿被命名與發表，證據標本則多收藏於英國皇家植物園及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等歐洲的植物標本館。

初步的動物調查

有關臺灣動物自然史研究，現今在分類群多樣性的部分已知超過四萬種，類群相當龐大，此處階段性的自然史匯集在各類群的科學文獻中，以學名命名歷史以及相關佐證史料提出的發現史為主，暫不涉及傳統原住民族對生物資源利用的記載，或是中國古籍中對類群較模糊描述的爬梳。根據可獲得的文獻，部分臺灣類群首次由科學研究期刊收錄的時間點大約從1850-1870年開始。1862年，郇和發表哺乳類研究 、1863年起發表鳥類研究。Henry Adamas（1838-1918）於1866發表的陸貝研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與弗雷德里克·穆爾於1866年發表的昆蟲（鱗翅目）研究、亨利·沃爾特·貝茲（Henry Walter Bates, 1825-1892）於同年發表的昆蟲（鞘翅目）研究等。時間點接續林奈推廣二名法的普及以及大航海時代伴隨的大命名時代，使臺灣生物的多樣性伴隨東方區系自然史踏查被世界看見，其後多數類群於日治時期多有進展，尤以對森林與農業發展有關的類群為多，或是特定事件例如1960年由美國海軍以醫用考量進行的生物相調查，益於蛭類與蛇類研究的進展。

初步的民族學調查

1858年臺灣開港後，西方外交領事人員、商人、傳教士等到來，為今天所謂的博物學家。這些博物學家開始將臺灣所採集「發現」的動植物，以及所見的人文景觀，透過採集、攝影、繪圖以及報導，介紹給西方世界認識。當時西方博物學家活動範圍多侷限在平原跟低海拔山區，多是點狀探查與紀錄。1866年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參與亞洲科學調查行動而造訪臺灣，於打狗、澎湖、府城、淡水、雞籠等地探查，留下手繪圖稿。1871年，湯姆生隨著馬雅各醫師前往府城東邊山區的視察，並用相機記錄平埔原住民的生活風貌，成為最早為南部平埔原住民留下影像的西方攝影師。史蒂瑞於1873年底至1874年初來臺採集調查，並先後走訪台灣各地區。其在臺灣調查採集之報導文章發表過三篇，另還有一份於1878年完成之書稿〈福爾摩沙及其住民〉（Formosa and its Inhibitants）在120餘年後被發現出版。 紀默里（Edmund Hornby Grimani, 1851-193）於1890年任職海關期間，於《倫敦新聞畫報》以連載的形式，報導從打狗往萬金庄一帶的旅遊圖文記述。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後，日本人成為臺灣博物學調查的主角，其對臺灣的資源調查與蒐集自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後便已開始進行更系統且科學的全面性調查。水野遵（Mizuno Jun，1851-1900）於1873與樺山資紀（Kabayama Sukenori，1837－1922）被派遣到臺灣調查臺灣原住民。1874年隨日軍來到臺灣，調查以牡丹社事件後日軍攻臺前的準備為主。牡丹社事件後，水野遵撰寫了《征蕃私記》，並於1874年完成，後整理為《臺灣征蕃記》。書中除記載牡丹社事件的經過，也紀錄了原住民部落分布情況、原住民風俗等當地人群的互動及生活情況。樺山資紀則於1873年8月底與1874年3月來臺，他將在臺所見所聞均詳載於日記上，此段日記後於1936年被「西鄉都督樺山資紀總督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命名為〈臺灣記事〉，收錄於《西鄉都督と樺山資紀總督》一書中。此段日記為早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重要史料，尤以「南澳蕃」一部分為要。

日治時代（1895-1945）

計畫性的地質調查與地質圖繪製

基於對殖民地資源的利用，日本政府先後派遣大量學者來臺進行多次的自然資源調查，促成了學術研究的發現。石井八萬次郎（Ishii Hamajiro，1867-1932）為第一批來台進行地質調查之學者，其於1896年對瑞芳、金瓜石一帶進行礦產調查、論述當地金礦的成因，且於1898年出版臺灣第一幅礦產地質圖。山崎直方（Naomasa Yamasaki，1870-1929）在1896年來臺調查後發表臺灣全島各地的地質與地理概況，作為後續調查者旅途經驗之參考。總督府1909年於殖產局礦務課底下增設地質係，延聘出口雄三擔任係長進行地質調查，出口雄三也提出臺灣多處地點的地質報告書，並對臺北盆地之地質歷史提出其曾為海灣的假說。礦務課技手岡本要八郎（1876-1960）在臺發現多種礦物，當中最著名之發現為新礦物北投石，此外岡本也兼任當時殖產局博物館（現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之技手至1928年，期間於博物館創立礦物室，採集礦物標本增添為館藏，並和首任館長川上瀧彌（Kawakami Takiya，1871-1915）共同創立臺灣博物學會，學會亦有刊物《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發行，促進了臺灣的自然史研究。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臺灣地質學研究除延續先前總督府資源調查之方針外，也在基礎科學上發展，成立理農學部地質學講座，並聘有教授早坂一郎（Hayasaka Ichirō, 1891-1977）、助教授市村毅、助手丹桂之助，及日後增聘之助教授富田芳郎（Tomita Yoshirō，1895-1982）、助手金子壽衛男等五位師資。臺北帝大地質學講座之成員對日治時期的臺灣地質學貢獻許多發展，例如執行研究計畫「臺灣脊粱山脈的地質構造」，進行臺灣地質構造之調查，當中富田芳郎主要專研臺灣地形構造與發育等地形學研究，丹桂之助主要專研層位、地質構造等地層學研究，而早坂一郎則專注於臺灣普通地質學、溫泉、火山、地震等攸關自然資源與民生利用等相關應用領域；此外，早坂在臺期間對臺灣古生物學，包含有孔蟲、腕足動物、軟體動物、刺絲胞動物、棘皮動物和脊索動物等化石皆有涉略和研究成果。臺灣地學會也於早坂在臺期間由其主導創設，會員包含臺北帝大地質學講座成員、總督府礦務課技師群、臺灣各地高等、師範學校教師等人，學會舉辦談話會、見學調查旅行和發行刊物《臺灣地學記事》。

1930年，臺灣總督府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其中地質礦物類有海蝕北門、泥火山、北投石、貝化石層共四項被納入。

計畫性的植物調查與植物圖誌出版

日治時期初期的植物調查活動與1894年之前以西方人為主的探查較為類似，有跟著軍方來臺的川上廣衛、來臺攀登新高山的日本農科大學（現為東京大學農學院）助教授本多靜六及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系標本管理員鳥居龍藏 ，以及在臺任職定居的田代安定等人所進行的植物採集，都屬於零星的採集活動 。 1905年起由臺灣總督府開始長期支持調查經費，臺灣有用植物調查由殖產局技師川上瀧彌主持，統籌植物採集、標本製作，並將標本寄送至東京，東京帝國大學助手早田文藏則負責植物鑑定。川上瀧彌在1910年出版的《臺灣植物目錄》為採集成果的階段性展現，基於此一調查所收集及累積的標本，早田文藏從1911年到1921年出版十卷《台灣植物圖譜》，共收錄3568種及79變種的臺灣維管束植物。

1915年川上瀧彌過世之後，保存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相關植物標本，1920年隨著植物調查事業一同轉移到臺灣總督府林業部，由金平亮山、佐佐木舜一等人執行，金平亮山所著的《臺灣樹木誌》及佐佐木舜一所著的《臺灣植物名彙》為代表成果，其標本主要收藏於林業試驗所標本館，及後來的台大植物系標本館。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農學部植物分類講座工藤祐舜、日比野信一（1888-1968）、正宗嚴敬（Masamune Genkei, 1899-1993）及山本由松（Yamamoto Yoshimatsu, 1893-1947）等學校單位的教職人員，成為臺灣植物的採集與研究的主力。正宗嚴敬在1936年出版的最新臺灣植物目錄共紀載3841種維管束植物，相關的標本主要存放於臺大植物標本館，部分由林業試驗所標本館典藏。

計畫性的動物調查與動物研究出版

日治時期的動物研究相較於前段時期多有進展。第一位至臺做動物相關研究的學者為多田綱輔。多田綱輔於1896抵臺，在臺期間曾到過台北、宜蘭、台東、蘭嶼（紅頭嶼）等地區。其著作多撰寫成日記型式，如：〈紅頭嶼探險記〉。另在《東洋學藝雜誌》上刊登〈臺灣動物調查復命書〉。1906年，菊池米太郎抵臺。同年，其因捕獲帝雉而一舉成名。其對於台灣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之館藏有眾多貢獻，且採集製作標本技巧也被許多當時研究者稱頌，如：素木得一、森丑之助。其主要著作有：《台灣鳥類の習性》、《台灣屬島の鳥類》。以其名稱命名者有：菊池氏畑鼠、菊池知目鳥、菊池氏龜殼花……等。松村松年曾在1906、1907年至臺進行昆蟲之採集以及害蟲調查。其主要研究專業以蝶類為主，且其命名者眾多，如：曙鳳蝶。松村松年重要與臺相關著述有《世界蝶蛾目錄》第九卷（印度至澳大利亞區）、〈台灣產蝶類目錄〉等，而其同時為臺灣昆蟲研究者先驅。1907年，素木得一來臺擔任農事試驗場昆蟲部部長，除進行害蟲防治，也採集許多標本。其重要著作有：《台灣害蟲目錄》、《台灣農作物病害蟲要覽》。1920年，擔任台灣博物學會會長。此外，其也參與1930年所成立之「台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在1935年《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第三輯中大篇幅介紹寬尾鳳蝶。

大島正滿以白蟻、蛇類及淡水魚研究為主要對象，最為著名之物種為櫻花鉤吻鮭（台灣鱒）。另，大島正滿也於太魯閣內發現帝雉的新產地。此外，在其文章中提及台灣魚類與地理，是以成為臺灣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先驅。黑田長禮（Nagamichi Kuroda, 1889-1978）於1916年抵臺，主要專注在鳥類、哺乳動物之研究，其命名之物種有：褐鷽、蘭嶼角鴞、珠頸斑鳩……等。而楚南仁博（Jinhaku Sonan, 1892-1984）則在穿山甲、昆蟲、山椒魚方面多有研究。掘川安氏研究範圍甚廣，涵蓋鳥類、哺乳動物、龜、蟹、貝……等，其專著《台灣哺乳動物圖說》、《台灣の蛇》為動物類門中的重要著作。青木文一郎為臺灣鼠類研究的第一人，同時也有參與台灣天然紀念物之調查。江其悌三（Teiso Esaki, 1899-1957）之昆蟲研究也為台灣重要研究之一。鹿野忠雄研究範圍甚廣，涵蓋昆蟲、鳥類、哺乳類、生物地理學、人類學……等研究領域。

原住民與漢民族的風俗習慣調查

日本領臺初期，東京帝國大學得到議會專款派遣相關學者前往臺灣從事調查與採集。臺灣總督府為了施政上的需要，更編列了可觀的經費預算，以囑託、雇員、技手或技師等職位聘請專家學者來臺從事調查研究。這些調查的成果，不只作為官方施政的參考，也奠定了臺灣近代博物學的研究基礎，更間接促成了1908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設立。臺灣的人類學源自於日治時期（1895-1945）對於原住民（當時稱為「番人」）與漢民族的風俗習慣調查。中央研究院學者劉斌雄認為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東京人類學會時期，1895至1900年。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1901到1928年。三、臺北帝大成立到臺灣光復，1928到1945年 。

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吸引許多日本學者前來研究。其研究者與著作包含：入江英《臺灣蕃俗圖會》（1896）、鳥居龍藏《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1902）與〈Etudes Anthropologues: Les Aborigines de Formose〉（1910）、伊能嘉矩《臺灣蕃人事情》（與栗野傳之丞合著）（1900）、《臺灣蕃政誌》（1904）、《台灣文化誌》（1928）等。1901年，總督府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由岡松參太郎（Okamatsu Santaro，1871-1922）主持，以法制舊慣為研究範圍。1909年設立「蕃族科」，調查原住民舊慣，重要研究者及著作包含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八冊（1913-1921）、小島由道、安原信二、河野喜六、小林保祥《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八冊（1915-1921）、岡松參太郎《臺灣蕃俗慣習研究》八卷等，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1917）與《臺灣蕃族圖譜》（1918）等。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解散後到1928年台北帝大成立之前，原住民研究陷入低潮。這段期間的代表學者及報告為小泉鐵《蕃鄉風物記》（1932）、《臺灣土俗誌》（1933）。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成立，文科設有土俗人種學、南洋史、印尼比較語言學等講座。其中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以臺灣原住民文化為對象，是目前臺大人類學系的前身。重要的研究者及著作包含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等，1931至1942年出版《南方土俗》學術雜誌六卷、1935年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與《原語高砂族傳說集》等。 日治時期其他重要的研究者及著作包含岡田謙1942年出版《未開社會的家族》、增田福太郎1942年出版《南方民族的婚姻–高砂族的婚姻研究》及1944年出版《原始刑法的探討》、奧田彧，1933到1941年發表五篇有關雅美族農業經濟的論文、千千岩助太郎，1937年到1942年在《臺灣建築會雜誌》發表一連串針對原住民家屋的建築學研究，1960年集成《台灣高砂族的住家》、古野清人1942年著成《高砂族的祭儀生活》、國分直一1944年《祀壺之村》、 鹿野忠雄及瀨川孝吉的雅美族圖解民族誌等。另總督府理蕃課在1931到1936年間進行蕃地開發調查，由平澤龜一郎、瀨川孝吉等人完成。

戰後至今（1945-）

完備地學調查與成立公立研究單位

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並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地質學講座改制為地質學系，接收委員包含日後成為地質學系系主任的馬廷英，而原地質學講座之五位受聘師資皆獲留任；原地質學講座之學生林朝棨、顏滄波也都在日後成為臺大地質系受聘之教授，為臺灣戰後重要之地質學研究推手 。除臺大地質系外，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1968年）、中央大學物理系地球科學組（1968年，後於1977年獨立為地球科學系）、文化大學地質學系（1970）、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地球科學組（1977年，後於1984年獨立為地球科學系）、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1976年成立籌備處，1982年成立）等研究與高等教學機構也相繼誕生，使得臺灣地質學的學術網絡發展更加蓬勃。此外，中華民國政府也於1946年成立臺灣省地質調查所，首任所長為畢慶昌，直至1978年改制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學術單位在戰後也持續引導臺灣地質學相關的研究，如1970年的化石挖掘吸引民間對於古生物學的關注；1971至1972年間，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改制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和臺大地質系等單位組成的研究團隊於臺南左鎮菜寮溪挖掘一完整度較高之犀牛類化石，為臺灣首次的大型脊椎動物原位挖掘行動，該標本於1984年被命名為中國犀牛早坂氏亞種（Rhinoceros sinensis hayasakai）。

持續地植物調查與臺灣植物誌的出版

日本時代博物學事業已為臺灣植物分類奠定紮實基礎，但戰後學者仍持續發現新種或臺灣新記錄種，包括許多中低海拔物種，如1983年前後呂勝由等人於北臺灣七星山發現鐘萼木（Bretschneidera sinensis Hemsl.），彭鏡毅於2005年發表五種特有秋海棠（Begonia），臺灣破傘菊（Syneilesis hayatae Kitam.）於2008年左右被證實仍見於苗栗地區等，均顯示學界對臺灣植物多樣性的瞭解仍存在不少空白處。

戰後臺灣維管束植物研究發展與公立標本館、高等教育體系關係密切，1947年大陸植物學者林渭訪、李惠林和劉棠瑞先後來臺，分別接手林試所標本館、臺灣大學及臺灣省立博物館（現國立臺灣博物館）植物學事業，持續帶動臺灣維管束植物的採集與分類研究，其中劉棠瑞任職省博研究員時，也在臺大、師大、興大等校講授植物分類學與樹木學，培養出廖日京、曾樵、黃增泉、莊燦暘、許建昌、莊清漳等本土分類學者，並於1960年和1962年陸續出版《臺灣木本植物圖誌》上、下兩卷，成為戰後首個具標誌性的植物誌，內容涵蓋臺灣大部分木本植物。1959年，美籍學者棣慕華（C.E.Devol）來臺主持臺大標本館，同時期黃增泉、許建昌亦學成歸國，任教於臺大植物系，進一步培養出徐國士、楊遠波、張惠珠、陳世輝、彭鏡毅、劉和義、謝長富、趙淑妙、鄒稚華、王震哲等學者。棣氏專長為蕨類分類，黃氏鑽研孢粉學和豆科分類、編纂臺灣首部《臺灣花粉誌》，許氏則專攻禾本科分類，於1975年發表《臺灣的禾草》，大幅推進了草本植物的研究進程。 1969年，中美政府透過簽訂學術合作協定，起始規劃編纂《臺灣植物誌》第一版，並於1972年確定由國科會提供經費補助，1973年編輯委員會成立，由李惠林、劉棠瑞、黃增泉、小山鐵夫（Tetsuo Koyama）、棣慕華等五人組成，歷時三年後完成，為戰後首個較具全面性的維管束植物誌，收錄逾4000種維管束植物。唯因執行期程過短，第一版成書後內容多有待修訂處。1984年起，由黃增泉主持規劃、組織《臺灣植物誌》第二版編輯委員會，展開為期五年的編纂工作，並於1993年至2003年之間完成一至六卷出版，至今仍為臺灣維管束植物領域最重要的參考書籍之一。

持續地動物調查與研究發展

戰後時期因政情混亂而百廢待舉，同時也影響了生物學的研究與發展，即便研究發展因此受限，仍有不少學者投入相關研究。在海水魚類方面，鄧火土、陳兼善、梁潤生等教授陸續發表新種魚類，多種魚類紀錄收編在陳兼善（1969）《臺灣脊椎動物誌》等書中。1983年，沈世傑、李信徹、邵廣昭等教授在「台灣魚類相之研究調查」計畫中重新梳理同種異名、變更種名等情形，從事數科魚類之整理。在昆蟲類方面，戰後相關研究多配合經濟發展，解決農林作物害蟲及衛生害蟲的問題。近年來，從事昆蟲學研究的人元增加，多投注於分類、進化、生理、毒理、益蟲利用及昆蟲保育等面向。累積自1945年至1990年所發表之昆蟲類報告約有300篇，發表新紀錄種約有311種，新種約有874種，合計共1185種。而在兩棲爬蟲類方面，戰後曾有日人來臺進行調查，留有相關報告。而本國學者則包含來自臺灣大學的梁潤生、韋柏偉、王慶讓等；臺灣師範大學的呂光洋、劉慕昭、陳世煌等；東海大學的林俊義、鄭先佑、羅昇光等，及國防醫學院的毛壽先等，都有兩棲或爬行動物的相關報告。在鳥類方面同樣受戰後政局影響而陷入低潮，1964年起美軍與東海大學合作的繫放計畫（MAPS）是唯一國人有參與的研究。由於該計畫的進行，東海大學因此凝聚了鳥類研究的先鋒人才，重啟學術界及社會大眾對鳥類的興趣。1973年台北鳥會成立，是為民間組織參與鳥類研究的開始。此後，由於更多學者的投入、各地鳥會和政府機構及國家公園的成立、社會環保意識抬頭等等因素使得80年代起年鳥類研究逐漸興盛。在哺乳類方面，戰後的研究發展幾乎停頓，直到70年代才陸續復興。但由於研究人員的匱乏，其研究仍多侷限在保育類或具經濟價值的一般生物描述。近年來，動物資源的保育與資源永續利用的概念備受重視，「種的保存」成為自然保育的根本議題。最後，至2009年起，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資訊與系統分類專題中心公布臺灣物種名錄（Cataloque of Life in Taiwan, TaiCOL）後，能逐步由不同類群的名錄提供者於該平台累積分類群的現用組合名、異名與涉及臺灣分布紀錄的文獻。

近年來，藉由臺灣動物自然史的回溯，部分類群已具有專論發表或網路專頁。脊椎動物門分成：陸生哺乳類〈臺灣陸域哺乳類動物三十年的研究進展〉；海生哺乳類〈臺灣鯨豚保育與研究進展 〉；鳥類〈臺灣鳥類發現史 〉、〈台灣鳥類學史〉以及兩棲爬蟲類〈史話兩爬：戰後臺灣的物種發現史〉 。節肢動物門分成：昆蟲綱〈臺灣昆蟲學史話（1684~1945）〉 ；端腳目〈近期臺灣陸生端腳目研究之發展〉 ；十足目蟹類〈台灣淡水蟹研究之回顧〉 ；蛛形綱〈2013 年第 19 屆國際蛛形年會在臺灣—兼談臺灣蜘蛛研究現況與未來展望 〉 ；唇足綱〈臺灣唇足動物研究的回顧與發展〉 。環節動物門之分類：環帶綱 蚯蚓：〈臺灣蚯蚓系統分類的回顧與展望〉 ；環帶綱 蛭類〈臺灣地區蛭類研究回顧與展望〉 ；軟體動物門：陸生軟體動物〈臺灣陸生軟體動物的研究現況〉 ；淡水貝類〈臺灣淡水棲貝類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等。

人類學研究的演變與國際視野的開展

主条目：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參考資料

Category:臺灣1000專案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