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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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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報》發起的總罷工號召，在1918年11月9日，德國十一月革命初期。

總罷工，又稱大罷工，是一種罷工行動，其中一個城市、地區或國家的全部勞動力大部分參與其中。 總罷工的特點是工人涉及眾多工作場所，而且往往涉及整個工人群體。總罷工首先出現在19世紀中葉，並且已具有許多歷史上重要的罷工特徵。

歷史

古代

總罷工可能可以溯源到古羅馬時期的平民脫離（Secessio plebis，直譯為「分裂」）。 在《世界史綱》中，威爾斯寫道：「（它是古羅馬）平民的大罷工；平民似乎已經發明了罷工，現在它終於在歷史中登場。」[1]他們第一次罷工的發生是由於他們「憤怒地看到他們的朋友，在軍團中常勇敢地服務於國家，卻因貴族債權人的要求而陷入束縛，淪為奴隸。」[1]

威爾斯指出：「貴族們利用其政治優勢，通過國家間的戰爭發財致富，而犧牲者不僅僅是被擊敗的敵人，更是那些貧窮的平民......」最後，被要求去遵守法律，但卻不允許知道（那些貴族能從記憶中背誦的）法律的平民們，[2]成功地贏得了向大會上訴任何不公的權利。公元前450年，在一次因為平民叛亂的讓步中，羅馬法律被要求適用於所有人。[2]

現代

隨着工業革命的爆發，總罷工行動往往只是政治格局的一個特徵。有史以來第一次大部分人口成為工業無產階級的成員，他們住在城市，用勞動力交換收入。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當憲章運動達到頂峰時，一個真實而廣泛的「工人意識」在英格蘭開始興起。

《Punch》，威廉·本鮑 於1848年所畫。

第一位為了政治改革的目的而制定和普及總罷工的觀點的理論家，是激進的小說家威廉·本鮑（英語：William Benbow）。[3]他在1817年3月密切參與計劃組織蘭開夏郡織布工進行「毯子遊行」（Blanketeers）[4]，成為了威廉·科貝特的助手，並花時間「在勞動階層的工會會議和俱樂部里鼓動勞動階層」。[4]

1832年1月28日，本鮑出版了一本名為《國家大假期和產業階級大會》的小冊子。[5]本鮑開始倡導直接甚至暴力的政治改革行動，特別是他提出了「國定假日」和「國家大會」的想法。由此他認為工人階級長時間的總罷工，是一種神聖的行動（因此是「聖日」），在此期間，地方委員會將維持和平，選出代表參加全國範圍的大會，認定國家未來的方向。罷工的工人們將用積蓄和沒收的教區資金來支持自己，並要求富人捐款。[6]

本鮑的「大國家假日」（Grand National Holiday）的想法被1839年的憲章大會採用。本鮑在1838年到1848年在曼徹斯特度過了一段時間，推進了他的事業小冊子。[7]

1842年，許多不同行業對更公平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要求，最終醞釀爆發成第一次現代總罷工（1842年總罷工）。 在1842年4月向議會提交第二份憲章請願書並被拒絕後，罷工開始於英格蘭斯塔福德郡的煤礦，並很快在英國蔓延，影響了蘭開夏郡的工廠、磨坊和從鄧迪到南威爾士和康沃爾的煤礦。[8]這場罷工並非是譁變群眾的自發起義，而是出於政治動機，由一個單純的謀取讓步的議程推動的。在當時罷工潮的頂峰，可能有多達一半的工業勞動力參與了罷工——超過50萬人。當地的工人運動領導者推動並發展了一個日益發展的工人階級傳統，從政治上組織他們的追隨者向資本主義政治機構提出明確的挑戰。

美國內戰期間，黑奴和貧窮白人大規模拋棄種植園的行為被視為總罷工，但這種看法存在一定爭議。在W·E·B·杜波依斯的《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這一經典歷史書籍中，他用這些術語描述了這種大規模的拋棄行為：

運動突然間從一場被遺棄的種植園和被（南方）敵人用於軍事目的而被俘虜的奴隸問題的困境，轉變為一次無所不用其極地抗爭奴隸制的總罷工。逃亡者的涓涓細流涌為洪水。一旦開始，黑人和白人的總罷工瘋狂和無情地上演，就像一些偉大的傳奇一樣。[9]

接下來的一場大規模的總罷工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比利時，旨在迫使政府給予人民普選權。[10]然而，19世紀的定期罷工可能被粗略地視為「一般罷工」。在美國，1835年的費城總罷工持續了三個星期，之後，罷工工人贏得了十小時工作日和工資增加的目標。[11]後來的總罷工包括1877年聖路易斯總罷工，這場罷工進而推動產生了1877年美國大鐵路罷工事件和1892年新奧爾良總罷工。,1919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政治動盪，在德國、貝爾法斯特、西雅圖和溫尼伯發生了一連串的全球範圍內的大罷工。

1905年俄國革命使得整個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其特徵之一就是產業工人的大規模罷工。1926年英國總罷工開始於煤炭行業並迅速升級；工會召集了175萬工人——主要在運輸和鋼鐵行業，但最終罷工仍成功被政府鎮壓。[12][13]

羅莎·盧森堡的相關觀點

在19、20世紀之交，比利時特別容易發生大規模的罷工行動，至少在1886年、1887年、1891年和1893年發生過四次總罷工。[14]在1886年的罷工中，並沒有一個事實上領導的政治組織。最終一次罷工是上述的1893年比利時總罷工。[15]

1902年，比利時工黨發動了另一次罷工，但失敗了。 許多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這樣的「實驗」是荒謬的。 德拉克科維奇注意到德國社會主義者反對總罷工，因為「在凱撒之下，支持它並不是很安全。」 [16]

羅莎·盧森堡，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認為總罷工能夠振奮人心，同時又是一種進行社會主義鼓動的有效手段；但把總罷工當作一種萬能的法寶的思想則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17]她認為，政治總罷工的成功，需要國家在工業地理上集中的程度有一定的發展[18]，還需要工人們具有一定程度的結社自由和民主習慣，更要把工會的工人運動和政治的工人運動在內部交織在一起。[19]另外，總罷工在她看來只是工人階級鬥爭中的一個鏈條（甚至是一個直接為議會活動服務的工具）。[20]

目的

為了尋求「民主、政治代表和提供基礎教育和醫療保健」的總罷工現今已在世界範圍內退潮。[21]在歐洲，總罷工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非常普遍。

  • 在葡萄牙，公共工會聯合會召開總罷工以避免緊縮措施。[22]
  • 在洪都拉斯，工會工人、農民和其他組織呼籲進行總罷工，要求提供更好的教育、提高最低工資和反對油價高漲。[23]
  • 在也門，示威者呼籲總罷工抗議該國總統。[24]
  • 在阿爾及利亞，公共部門的工人進行了總罷工，以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25]
  • 1947年2月，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作為駐日盟軍總司令，禁止240萬政府工作人員的總罷工計劃，指出不應該在二戰後不久，日本貧困不堪、民生凋敝的境況下「使用如此大規模的一種社會性武器」。日本的勞工領導人遵守了他的禁令。[26]

概念

世界產業工人（IWW）的報紙《Solidarity（英語：Solidarity (U.S. newspaper)）》（團結）及之後的《Industrial Worker（英語：Industrial Worker）》（產業工人）編輯，Ralph Chaplin，定義了總罷工的四個等級：

  • 一個社區範圍內的總罷工。
  • 一個行業範圍內的總罷工。
  • 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總罷工。
  • 一個革命性的、階級範圍內的總罷工。[27]

在1905年出版於芝加哥的小冊子《The Social General Strike》（社會總罷工），Stephen Naft 此前亦承認了總罷工的四個級別：

（「總罷工」這個名稱）通常用來指一個行業內所有分支的罷工，例如礦工總罷工；或者是當傭工和吊裝工程師等都被解僱的時候。然後，它被用來作為一個城市的總罷工，即「在佛羅倫薩的總罷工」，或發生在省或國家範圍的總罷工，——這通常是為了獲得政治權利，如投票權，例如在比利時或瑞典（所發生的）。[28]

然而，最強烈的總罷工的概念，（是）一個對現行制度要求徹底改變的訴求：世界範圍的社會革命、全新的重組、拆除所有政府的全部陳舊上層建築......[28]

《罷工》(Strike，1910年)，作者Stanisław Lentz，現藏於華沙國家博物館。

Naft 1905年的小冊子（譯自德語）追溯了對西班牙和意大利無產階級的總罷工目標的現有看法。[29]

《The Social General Strike》的前提是無論工人階級組織如何強大，它對於國會或行政部門（其中有軍事力量作為其支持）仍然不擁有重要的權力。因此，一群「精力充沛而熱情」的工人所稱的大罷工可能會被大量無組織的工人所接受。[29]因此也許有可能

……徹底中斷全國的生產，停止統治階級的交流和消費，並且花費足夠長的時間徹底瓦解資本主義社會；這樣在舊制度徹底湮滅之後，勞動人民可以通過其工會獲得所有生產資料……[30]

《社會總罷工》指出了現代工業的複雜性，確定了工業生產中存在着諸多階段，以及相關製造地點的地理分散導致的勞資糾紛期間對整個工業過程產生的負面影響。[30]這本小冊子記錄了總罷工期間的飢餓問題，並建議倉庫可用於何種目的：無產者

……與統治階級不間斷地做了幾千年的事情相同：即「消費而不生產」。工人階級把這種統治階級稱為剝削階級。如果無產者這樣做，那麼擁有階級稱之為掠奪——而社會主義則稱之為剝奪。[31]

然而，小冊子聲稱：

總罷工的巨大優勢在於，它始於合法，對工人沒有任何危險，為此，成千上萬的人將會參加......[32]

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在罷工策略上的不同

在1966年，在一項對革命社會主義的研究中，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 (一個保守派/自由主義智庫)的Milorad M. Drachkovitch（英語：Milorad M. Drachkovitch），注意到兩種鬥爭策略，它劃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對於選舉政治，社會主義者會選擇參與而無政府主義者通常反對之；總罷工，作為一種防止戰爭的機制，無政府主義者會選擇支持而社會主義者則拒絕為其背書。[33]

作為一個政治團體，該時期的社會主義者一再拒絕將發動總罷工當作一種策略；[34]然而，一些社會主義領袖出於某種原因主張使用罷工。[35]接受總罷工的社會黨領導人傾向於把它看作是獲得政治讓步的手段。[34]

Drachkovitch 定義了五種類型的總罷工：

  • 為了政治權利而發起的總罷工（如投票權）；
  • 一場會改變社會的革命行動；
  • 最終導致社會轉型的「革命演習」；
  • 在勞動節為期一天的示威總罷工，旨在定義和號召一個「世界無產階級」；
  • 從1891年開始，這是阻止民族國家之間戰爭的理論機制[36]。

Drachkovitch 認識到，前兩個概念——即政治體制內對社會主義友好主張政治權利的總罷工，以及作為推翻現有秩序的革命機制的總罷工——他與「上升的無政府—工團運動」相關——是衝突的。[37]Drachkovitch 認為這樣的衝突與困難來自這樣一個事實：總罷工是「一種工具」，但經常被認為「沒有根本動機的區分」。[38]

Milorad M. Drachkovitch 也觀察到了總罷工在實際使用中的不同成功：

在比利時，總罷工運動在一次不損害組織力量而爆發的情況下最終導致了普選；在荷蘭，總罷工崩潰，後果不堪設想；在瑞典，同樣進行了總罷工並以嚴格的秩序終止，但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在意大利，總罷工具有社會意義，但在政治上卻作用寥寥。另一方面，1905年1月在俄羅斯的事件再次突顯了總罷工作為果斷革命行動的適宜性。[38]

工團主義和總罷工

正統的工會通常會充當工人和雇主的代表。他們為了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而討價還價。其他勞工組織通常會為同樣的改善而討價還價，但是會對建立和維持永久工人階級—精英統治階級這樣二元對立景況的資本持批評的態度。因此，這些工會主張永久解決罷工、禁令和穿越其他工人糾察線的情況。[39][40][41]鑑於現有經濟體系的等級關係，這些其他工會認識到社會秩序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必要性。簡言之，這些工會在方向上是激進的，並且可以被準確地描述為「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一種「和平革命」的勞工運動哲學被稱為工團主義。其戰術方法就是罷工：保護工人的物質福利的定期罷工，以及作為實現永久解決工業衝突的手段的總罷工。[42]在一些歐洲國家，包括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工團主義一直是一種常見的工會組織原則。

工團主義的一個變種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工會主義相比，它發展了擁有民主傳統的等級和檔案權力，以維持工人對工會領導的控制。

世界產業工人

在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程度更小），革命工會主義的趨勢在世界產業工人（IWW）的發展增長中達到高潮。準確地說，IWW被稱作是一個踐行「革命的產業工團主義（英語：Industrial unionism）」的同盟。 一些人認為IWW的「革命工聯主義」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一種形式。[43] 另一部分人則指出了差異。如拉爾夫·卓別林（英語：Ralph Chaplin）寫道：

...I.W.W.概念的一般罷工不同於幾乎一樣多，從無政府工團主義作為從政治或工藝工會的。 在形式、結構和目標，W.W.更有充足的、更成熟和更加現代化比任何其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前輩。

IWW在1910年至1911年開始積極踐行總罷工。[44] 根據他們的理論，總罷工的最終目標是取代資本家並控制工人的生產資料。[45] 在一場1911年於紐約市舉行的演講中，IWW組織者海伍德解釋了他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以及為什麼他認為總罷工是合理的：

資本家具有的財富；它們的金錢。 他們投資的錢在機械，在資源的地球。 他們經營一家工廠、礦山、鐵路、一個磨坊。 他們將保持該工廠的運行，只要有利潤進來。 當事情發生擾亂的利潤，是什麼做的投資做什麼？ 他們罷工的，不是嗎？ 他們收回他們的財務狀況，特別是磨。 他們關閉，因為沒有利潤可由。 他們不在乎別人怎麼變的工人階級。 但是，工人階級，另一方面，一直教到照顧的資本主義的利益的財產。[46]

比爾·海伍德（英語：Bill Haywood）認為，產業工團主義使大罷工成為可能，而總罷工使工業民主成為可能。[44] 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英語：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philosophy and tactics），傳統的罷工是改善勞動人民的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重要武器（但不是唯一的武器）。這些罷工也是一種良好的訓練，可以幫助工人自我教育什麼是階級鬥爭，以及為實現工業民主而最終執行總罷工需要做些什麼。[47] 在最後的大罷工期間，工人們不會走出他們的商店、工廠、礦場和工廠，而會占用他們的工作場所並將它們據為己有。[45]在採取行動啟動工業民主之前，工人需要通過技術和管理知識進行自我教育，以便經營工業。[45]

根據勞工歷史學家Philip S. Foner的說法，IWW理論家故意沒有詳細介紹「工業民主」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說，細節留給了「未來社會的發展」。[48]但是，某些概念是隱含的。工業民主將是「（建立在）舊的外殼中的新社會」。[49]工會成員教育自己按照民主原則經營工業，沒有現有的等級所有權與管理結構；生產和分配等問題將由工人自己管理。[47]

1927年，IWW呼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為期三天的罷工——也就是一次示威性的總罷工，抗議對無政府主義者尼古拉·薩科和巴托洛梅奧·萬澤蒂（英語：Sacco and Vanzetti）的處決。[50]最引人注目的回應是在科羅拉多州的沃爾森堡煤礦區，那裡的1132名礦工停工，只有35人上班，[51]這樣的參與率直接引發了1927年的科羅拉多州煤礦罷工。

2011年3月18日，世界產業工人官網（www.iww.org）支持了一次總罷工，作為抗議州長斯科特沃克在威斯康星州提出的勞工立法的後續行動；此前威斯康星州中南部勞工聯合會（SCFL）通過了一項動議，批准了一次全州總罷工，作為對這些立法提案的回應。[52][53] SCFL的網站上稱，

在SCFL的每月會議，星期一。 21，代表們贊同以下："SCFL贊同總罷工，可能一天Walker的跡象，他的'預算的修復法案的'。" 一個特設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探索細節。 SCFL沒有呼籲總罷工，因為它沒有這一權力。

正統工會的反應

1919年，整個北美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總罷工，包括兩次被認為意義深遠的罷工：西雅圖總罷工（英語：Seattle General Strike）和溫尼伯總罷工。儘管IWW參與了西雅圖總罷工時，該行動實際上由西雅圖中央工會召集，它隸屬於美國勞工聯合會（AFL，AFL-CIO的前身）。[54]

1919年6月，AFL全國組織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舉行的會議上通過決議，反對總罷工。這些訴訟的官方報告將該公約描述為該組織「最大的、也很有可能是通過的最重要的公約」（largest and in all probability the most important Convention ever held），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粉碎「大聯盟」的主張來「壓倒性地擊敗所謂的激進分子」；同時也是為了通過「超過20比1的投票」來擊敗全國總罷工的提議。」[54]AFL修改其憲法，禁止任何中央工會（即地區勞工委員會） ）「未經有關工會國家官員事先批准而進行罷工投票」。[54]這一變化旨在「檢查總罷工情緒的蔓延，並防止西雅圖發生的事件再次發生，現在正在溫尼伯進行。」[54]任何未經授權的罷工投票的處罰都是撤銷該機構的章程。[54]

歷史上的總罷工

曾經使發達工業國家經濟陷入停滯的最大總罷工暨歷史上第一個野貓罷工 ，是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55]長時間的罷工持續兩周，涉及1100萬名工人。幾乎使戴高樂政府垮台。

其他著名的總罷工，包括古羅馬時期的：

「平民脫離」是當時的羅馬平民使用的一種策略，即以遷出和離開完全騰出城市，使統治精英自生自滅，因此其比「總罷工」更為激進，但與之不同的是其並不涉及勞資問題。現代意義上的總罷工是在勞動力被視為商品的背景下才發生的工人因工資等問題而集體組織停止生產。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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