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典范条目,点此获取更多信息。
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acArthur Manila.jpg
1945年留影于菲律宾马尼拉的麦克阿瑟将军,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是其著名形象
本名Douglas MacArthur
昵称
出生(1880-01-26)1880年1月26日
 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
逝世1964年4月5日(1964岁-04-05)(84岁)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墓地 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麦克阿瑟纪念堂英语MacArthur Memorial
效命 美国
菲律宾 菲律宾
军种美国陆军
菲律宾陆军
服役年份1903年-1937年
1941年-1964年
军衔菲律宾:陆军元帅英语Field Marshals (Philippines)
美国:五星上将
统率
参与战争
获得勋章
配偶路易丝·布鲁克斯(1922年-1929年)
琼妮·麦克阿瑟(1937年-1964年)
亲属参见家庭一节
其他工作雷明顿兰德公司主席
签名DMacarthur Signature.svg
经历年表
  • 1917年8月10日:第42师参谋长
  • 1918年6月26日:第42师第18步兵旅旅长
  • 1918年11月10日:第42师代理师长
  • 1919年6月12日:西点军校校长
  • 1922年11月1日:马尼拉军分区司令
  • 1923年6月29日:第23步兵旅旅长
  • 1924年11月18日:菲律宾部司令
  • 1925年5月1日:第4军区司令
  • 1925年8月1日:第3军区司令
  • 1928年10月1日:菲律宾司令部司令
  • 1930年10月2日:第9军区司令
  • 1930年11月21日:美国陆军参谋长
  • 1935年10月26日:驻菲律宾首席军事顾问(自1938年1月1日起转为退役身份)
  • 1941年7月27日:美国远东陆军司令
  • 1941年7月27日:菲律宾司令部司令
  • 1942年4月18日: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 1945年4月6日: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
  • 1945年8月14日:驻日盟军总司令
  • 1947年1月1日:远东司令部总司令
  • 1950年7月8日:联合国军总司令
  • 1951年4月11日:被解除所有职务
  • 1964年4月5日:因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肝硬化)去世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英语: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是一位美国陆军菲律宾陆军将领,最高军衔分别为五星上将菲律宾陆军元帅英语Field Marshals (Philippines),曾于1930年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担任重要角色。麦克阿瑟是美国陆军仅有的五位“五星上将”受衔者之一,同时也是仅有两名被授予菲律宾陆军元帅军衔的军人之一、唯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三场战争皆参与过的美国将军[3]

麦克阿瑟出身自美国旧西部军人家庭,13岁时就读西得克萨斯州军事中学英语TMI Episcopal,因成绩优秀而被选为毕业生代表。1899年,麦克阿瑟就读西点军校,1903年毕业时平均分数为98.14分,打破该校25年来的纪录。1914年,麦克阿瑟随军参与占领墨西哥维拉克鲁兹英语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of Veracruz的行动,执行侦察任务,也因此被提名获得美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荣誉勋章。1917年,麦克阿瑟自少校晋升为上校,并担任赴欧作战的第42步兵师(彩虹师)的参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作战使麦克阿瑟晋升为准将,并再度被得到荣誉勋章的提名以及被授予两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七枚银星勋章。1919年至1922年期间,麦克阿瑟出任西点军校校长,并进行一系列校务改革,之后他被派至菲律宾服役,于1924年还曾平定“菲律宾侦察军叛变英语Philippine Scout mutiny”。1925年,麦克阿瑟晋升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少将;1930年,再出任陆军参谋长,同样是美国陆军史上就任该职务最年轻者[3]。任职期间,麦克阿瑟于1932年在华盛顿“酬恤金进军事件”中指挥军队暴力驱逐抗议者,事后又参与建立和组织“平民保育团”、协助纾困失业者。1935年,麦克阿瑟前往菲律宾担任联邦政府的军事顾问英语Office of the Military Advisor to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1937年,麦克阿瑟退役。

1941年7月,因日美关系恶化,麦克阿瑟被召回现役,担任美国远东陆军英语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in the Far East司令。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的美军先是于12月8日被空中武力打击,之后日军大举登陆菲律宾,麦克阿瑟只得撤至巴丹半岛坚守。1942年3月,麦克阿瑟与其家人和幕僚搭乘科雷希多岛PT艇逃到澳大利亚,于当地被任命为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同时对外宣誓“我会回来”,自己将重回菲律宾。两年多后,麦克阿瑟领兵收复菲律宾,实践这一承诺,也因此被授予荣誉勋章。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作为美军代表于停泊在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接受日本代表的投降。之后在1945年至1951年期间,麦克阿瑟负责对日本的占领和社会改造工作,其职权范围包括监督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然而,在其指挥下,联合国军跨越38度线攻入朝鲜引发中国武力介入,在历经一系列政治与军事间冲突导致战事胶着后,麦克阿瑟公然反对华盛顿方面的决策,企图将战争全面升级,使其最终于1951年4月11日被哈里·S·杜鲁门总统解除职务,结束57年的军事生涯。卸任回国后的麦克阿瑟曾试图从政,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但在初选以压倒性差距败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罗伯特·A·塔夫脱。从政失败后,麦克阿瑟转往商界,于雷明顿兰德公司担任董事会主席。1964年4月5日,麦克阿瑟因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去世,享寿84岁。

早年

家庭背景与加入军队

麦克阿瑟之父小阿瑟·麦克阿瑟
就读西得克萨斯州军事中学英语TMI Episcopal的麦克阿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1880年1月26日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座兵营英语Tower Building of the Little Rock Arsenal里,为小亚瑟·麦克阿瑟与玛丽·平克尼·哈迪(Mary Pinkney Hardy)之子[4]。麦克阿瑟家族原为苏格兰的贵族,曾拥有大量产业,但因为1427年其祖先约翰·麦克阿瑟在反抗苏格兰君主詹姆斯一世的战争中兵败被杀,从此家道中落,遗族为了躲避战祸迁居到格拉斯哥,到了麦克阿瑟的祖父老亚瑟·麦克阿瑟这代便于1825年移居美国马萨诸塞州,老阿瑟后来从事过检察官、法官、副州长等工作[5]

麦克阿瑟之父小亚瑟是一位知名的军人,南北战争爆发后,老阿瑟动用政界人脉使其入伍威斯康星州第24步兵团英语24th Wisconsin Infantry Regiment,以18岁少尉副官的身份加入北军。起初小阿瑟因为年轻而被轻视,但因在1863年11月的传教士山战役英语Battle of Missionary Ridge中表现英勇而获颁荣誉勋章。之后小阿瑟跟随威廉·特库姆赛·薛曼将军参加了攻占佐治亚州行动,前后共经历13次战斗、负伤4次,年仅19岁就被授予上校军衔(临时军衔),是北军最年轻的上校[6]。内战结束后,小阿瑟一度离开军队,后又重新入伍,但其正式军衔升到上尉后长达23年未获晋升,而长期在美国西进运动的前线,作战区域几乎都是艰苦落后、无法纪之地。小阿瑟在连战连胜的征途中越发自信与自负,对联邦政府派遣的地方官员不屑一顾[6]。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小阿瑟晋升准将、派往菲律宾作战,也参与了之后的美菲战争。1900年5月,小阿瑟任驻菲美军司令,为结束旷日费时的战事,威廉·麦金利总统派遣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首的小组赴菲考察,然而小阿瑟却对后者公然表达蔑视与侮辱,塔夫脱因此电告华盛顿强烈质疑小亚瑟的人品。1902年,塔夫脱接任菲律宾总督,小阿瑟则被华盛顿召回,之后塔夫脱又于1908年当选美国总统,小阿瑟立即辞去军职。尽管小阿瑟被授予在当时最高的中将军衔,但因始终没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小阿瑟余生在怨怼与不满中度过[7]

麦克阿瑟之母平克尼则出身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4],父亲是富有的棉花商人和庄园主,还有两个曾为南方而战的兄长,因此家里极为反对平克尼与小阿瑟的婚事,但两人最终还是在1875年结婚[8]。婚后四年多时间里平克尼为小阿瑟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阿瑟·麦克阿瑟与其祖父同名,次子马尔科姆(Malcolm)因为小麦克单位频繁调动、全家经常迁徙且美国旧西部卫生条件较差,于1883年因麻疹早夭[9]。马尔科姆之死使身为幺子道格拉斯倍受平克尼关注和照顾,后者也成了麦克阿瑟日后性格发展的关键因素(见家庭章节)[10]

1889年7月,小阿瑟在西部的驻防生活结束,全家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麦克阿瑟则上当地的小学。1893年9月,小阿瑟又调往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麦克阿瑟即就读西得克萨斯州军事中学英语TMI Episcopal[11]。他在校内表现突出,曾参加网球队、担任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以及棒球队的游击手,其学业成绩也同样优异,最后一年的平均成绩为97.33分[12],为同期的第一名,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和获颁金奖章[13]。麦克阿瑟的下一个目标是考入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该校招收学员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总统有权推荐30名,国会议员、众议员和特区代表则每人可推荐一名候补生,之后还需通过入学考[13]。起先麦克阿瑟自中学毕业后准备当年即报考西点军校,但其祖父与父亲都未能从格罗弗·克利夫兰与麦金莱两任总统取得推荐名额[14]。平克尼因此带着麦克阿瑟搬到国会议员特奥巴尔德·奥特金英语Theobald Otjen(麦克阿瑟祖父友人)的地区,并取得其推荐名额,还找医生修改因驼背而体检不合格的报告[15]、聘请密尔沃基的高中老师格特鲁德·赫尔英语Gertrude Hull辅导课业,麦克阿瑟于13名竞争者的入学考中以99.3分第一名录取,而第二名仅77.9分[15]

青年军官时期

1899年6月13日,麦克阿瑟入学西点军校[16]。当时西点军校普遍流行着高年级欺侮入学生英语Hazing的风气,作为当时已为将军、具北军背景的小阿瑟之子的麦克阿瑟与同为北军高级将领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之孙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三世英语Ulysses_S._Grant_III一直是南军家庭出身者的欺辱对象。麦克阿瑟就学期间,西点军校曾发生过学员奥斯卡·波兹(Oscar Booz)因受虐待而罹患肺结核死亡的事件。在国会调查中,麦克阿瑟曾于1901年出席特别国会委员会作证其他学员的欺辱行径,但对于自己的遭遇则是轻描淡写[17][18]。麦克阿瑟在学成绩优秀,在第二学年时被任命为B连的下士,此为学员最高军衔[18],第三学年时被任命为A连的第一上士,负责管理整个连队,最后一学年又升为第一上尉[19]。1903年6月11日,麦克阿瑟从西点军校毕业,在总人数93人的班上排名第一[19],总成绩平均分数为98.18分,是学校25年来学员所取得的最高成绩,而在该校百年历史上同时获得第一上尉和毕业成绩第一名两项成就者在麦克阿瑟之前仅有三人[20]。当时西点军校的传统是高材生会被送到升迁较快的工兵部队服役,麦克阿瑟因此被分发至工兵部队任少尉军官[21]

麦克阿瑟首先被配到第3工兵营,该单位于1903年10月调往菲律宾。麦克阿瑟在菲律宾负责监督位于伊洛伊洛乔斯曼营英语Camp Jossman”的码头建设作业,并寻访各大城市。1903年11月,麦克阿瑟于吉马拉斯作业期间遭遇两名菲律宾强盗(或游击队)伏击,他拔枪射杀对方,这也是他第一次亲手杀人[22][23]。1904年4月,麦克阿瑟晋升中尉,并被任命为马尼拉工程总指挥助理[23]。1904年10月,他在巴丹的考察之行中感染严重的疟疾股癣,因此任期中止,回国治疗,后来被分配到加利福尼亚尾矿委员会英语California Debris Commission工作了几个月。1905年7月,麦克阿瑟任美军太平洋分驻地的总工程师[24]。1905年10月,麦克阿瑟被任命担任父亲的副官,转发到东京。这段时期里,麦克阿瑟跟随父亲视察亚洲其他国家的军事情况,先是日本的长崎神户京都军事基地,之后经过上海香港爪哇新加坡,于1906年1月抵达印度加尔各答,随即又走访马德拉斯杜蒂戈林奎达卡拉奇、西北边境和开伯尔山口,后由暹罗曼谷西贡返回中国,参观广州青岛北京天津汉口和上海,7月时回到美国[25]。9月,麦克阿瑟接获命令,调派到华盛顿兵营英语Fort Lesley J. McNair第2工兵营英语2nd Engineer Battalion (United States),并被选派到华盛顿高级工兵学校英语U.S. Army Engineer School进修一年,同时还兼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低级副官,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将心思放在白宫的社交活动,在校成绩不理想,影响了日后的发配[26]

1907年8月,麦克阿瑟被调往密尔沃基的工程区办公室,负责开发一些河道和港口,而他在这段时期又将心思放到追求一位名为斯图尔特的女人身上,在工作方面颇为散漫,上级于1908年4月将其调至莱文沃思堡英语Fort Leavenworth[26],任工兵第3营K连(或称第21连)的连长,此为全营公认最差的连。连麦克阿瑟之母都对其子的军旅生涯失去信心,还写信给有一面之缘的铁路商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希望为儿子谋求工作,哈里曼提供铁路公司的职务,但麦克阿瑟最终婉拒,并重新振作,积极整顿部队,最终K连在考核上获得首位,他的个人评价也随之恢复[26]。1909年麦克阿瑟被提拔为营部副官,后于1910年任莱文沃思堡工程官,于陆军综合培训学校和赖利堡英语Fort Riley骑兵学校英语United States Army Cavalry School担任讲师[26]。1911年2月27日,麦克阿瑟晋升上尉。同年春季,麦克阿瑟参加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与机动旅的演习,隔年1至2月又在巴拿马执行任务。然而母亲平克尼在1910年春季罹患重病,父亲则于1912年9月5日一次老兵集会的演说中猝然死亡[27]。麦克阿瑟申请调职,在陆军参谋长伦纳德·伍德英语Leonard Wood少将和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的帮助下被调至华盛顿特区的陆军部,以就近照顾住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母亲[28]。由于在工作方面受到肯定,伍德于1913年9月任命麦克阿瑟为陆军参谋部正式成员[26]

远征维拉克鲁兹

1914年4月21日,由于墨西哥爆发革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命令军队介入英语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要求占领墨西哥东部大城市维拉克鲁兹英语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of Veracruz。麦克阿瑟找到父亲的老部下弗雷德里克·芬斯顿英语Frederick Funston准将,后者奉命率领一个旅展开军事行动。经过游说,麦克阿瑟得以凭借参谋部成员的身份被派往维拉克鲁兹,负责向参谋部提出报告[29]

1914年5月1日,麦克阿瑟抵达维拉克鲁兹,很快意识到当地的部队被弄得动弹不得,急需铁路支援其后勤,否则将不得不完全仰赖牲畜运输。麦克阿瑟在当地发现大量的火车厢,却苦无可用的火车头,因此决定去确认一份称阿尔瓦拉多英语Alvarado, Veracruz储有多节火车头的报告,他将此构想与相应的侦察行动计划告诉芬斯顿将军,但后者不愿身为参谋部人员、又是老长官儿子的麦克阿瑟亲身冒险而婉拒,麦克阿瑟因此决定独自行动[30]。他先是花费价值150美元的黄金买来一辆台车,雇来三个墨西哥人作帮手。来到阿尔瓦拉多后,麦克阿瑟找到了五台机车,虽然其中两台只是调车机车,但是另外三台正是所需的火车头。在返回维拉克鲁兹的路上,队伍遭到了武装人员的袭击,连忙逃之夭夭,终于甩开了那些人,不过,麦克阿瑟却在逃跑时射杀了两名武装人员。不久后,队伍再次被十五名骑兵袭击。在战斗中,麦克阿瑟的衣服上被打出了三个弹孔,但身上并无中弹。最终麦克阿瑟射杀了四名骑兵,其余的骑兵撤退了。然而,此后队伍又遭到了三名骑兵的袭击,令麦克阿瑟的衣服又挨了一枪。队伍乘坐台车甩开了其中两名骑兵,但还有一名骑兵仍在穷追不舍,结果连人带马被麦克阿瑟射死在铁轨上。队伍不得不在继续前进前把马的尸体从铁轨上移走[31]。最终,麦克阿瑟还是安全地回到美军防线一侧[30]

芬斯顿将军对麦克阿瑟的行动相当赞赏,还汇报给陆军参谋长伍德,伍德本就器重麦克阿瑟,想借此机会以示参谋部成员的优秀,因此亲自向国会推荐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勋章,随后陆军参谋部的休·L·斯科特英语Hugh L. Scott召开委员会专门审理此提名。然而委员会质疑:“麦克阿瑟在战地司令官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行动,这个作法是否明智?”芬斯顿则表示授予勋章的决定“完全恰当合理”,但委员会认为若予以受理将变相鼓励其他参谋军官于类似条件下忽视战地司令官、进而擅自行动,这反会妨碍后者的计划,因此麦克阿瑟最终并未获奖[32]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期间在法国的麦克阿瑟准将

墨西哥远征结束后麦克阿瑟回到战争部,于1915年12月11日晋升少校。1916年6月,获任战争部长牛顿·D·贝克的办公室主任兼陆军部新闻检察官,负责向新闻界解释、宣传陆军的各项工作。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麦克阿瑟根据指示预计将动用国民兵投入西线,他建议派出一个由各的单位组成的师,以避免对外界造成有偏袒特定地域的印象,经过批准,美军成立了第42师,且在麦克阿瑟的建议下将该师命名为“彩虹师”,国民兵局英语National Guard Bureau局长威廉·阿布拉姆·曼恩英语William Abram Mann少将出任师长,麦克阿瑟也以上校临时军衔出任该师参谋长。由于曼恩将军不久便将要退役,部队的实际工作皆由麦克阿瑟执掌[33]。1917年8至9月,“彩虹师”官兵于长岛亨普斯特德港外的“密尔斯营英语Camp Mills”集中训练。同年10月18日,麦克阿瑟率领2.7万人的“彩虹师”从新泽西州霍博肯乘运输舰驶往法国[34]。12月19日,曼恩由查尔斯·托马斯·梅诺赫尔英语Charles T. Menoher将军取代[35]。1918年初,“彩虹师”抵达法国[33]。截至1918年初,美军在欧洲战场只有4个师,而其中仅“彩虹师”因事前准备充分而齐装满员,其他各师平均缺编7000人,这使得美国远征军司令部一度考虑将“彩虹师”解编拆散至各师补充缺员,麦克阿瑟越过远征军司令部直接向陆军部表示抗议,最终后者直接命令远征军司令部禁止拆散“彩虹师”,然而麦克阿瑟此举得罪了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上将,原本后者曾是麦克阿瑟之父的部下,对其印象还算好,但此事使其认为麦克阿瑟自大而目中无人,由此结怨[33]

1918年2月中旬,“彩虹师”被布署至相对平静的吕内维尔,就此加入西线战场。麦克阿瑟的身份虽为“彩虹师”的参谋长,却与士兵同样在前线战斗,且着装与众不同:不戴头盔、头戴软便帽、身穿发亮的高领套头毛线衫、下着纯色马裤、脖子上围着长围巾、嘴里叼著烟斗、手上带的不是武器而是一条马鞭或轻便手杖,如此显目的装扮使麦克阿瑟被战地记者称作“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36]。2月26日,麦克阿瑟与托马斯·特洛伊·汉迪英语Thomas T. Handy上尉同法军发动壕沟袭击行动,俘虏数名德军官兵。法军第7军军长乔治·德·巴泽莱尔英语Georges de Bazelaire少将因此授予麦克阿瑟战功十字章英语Croix de guerre 1914–1918 (France),“彩虹师”师长梅诺赫尔则推荐后者,并如实取得了一枚银星章英语Citation Star。3月9日,“彩虹师”在费伊突出部对德军战线发动了三次攻击,而麦克阿瑟则在该师第168步兵连作战,因此获得杰出服役十字勋章[36]。然而3月11日,战斗中从来不戴防毒面具的麦克阿瑟被毒气所伤,险些失明[36]。6月26日,麦克阿瑟晋升准将[37]

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上将(左二)正亲自为麦克阿瑟准将(左三)戴上杰出服役勋章,这是当时对参谋军官的最高奖励[38]

7月4日,经过休整过的“彩虹师”接获命令,调往尚佩恩沙隆一带对抗德军发起的大规模攻势。最终德军被击退,麦克阿瑟因此被授予第二枚银星章[39],之后又因参与协约军的反攻而于7月29日获得第三枚银星章。两天后,麦克阿瑟转任该师第84步兵旅担任旅长[40]。之后在一次师部会议上,麦克阿瑟报告因连续战斗4天未曾阖眼而在会议上睡着了,第1军英语I Corps (United States)司令亨特·利格特英语Hunter Liggett将军见此向梅诺赫尔推荐褒奖,麦克阿瑟因此又再获得第四枚银星章[41],还收到第二枚战功十字章与高等骑士勋位法国荣誉军团勋章[42]。“彩虹师”休整数周后加入1918年9月12日发起的圣米耶勒战役,麦克阿瑟因指挥第84旅又获得第五颗银星章。9月25至26日之间的夜间作战又令其获颁第六颗。10月11日,“彩虹师”接替已遭受重大伤亡的第1师[43]。次日,麦克阿瑟又在侦察行动中吸入毒气而受伤,获得第二面重伤袖章英语Wound Chevron[44]

1918年10月14日,协约军发动默兹-阿戈讷攻势,“彩虹师”被编入战斗序列,麦克阿瑟指挥的旅也在其中。攻势期间,美军透过航拍照片得知,德军在沙蒂永苏莱科特东北部的铁丝网防线上有一处漏洞,美军第5军英语V Corps (United States)司令查尔斯·佩洛特·萨默尔英语Charles Pelot Summerall将军命令麦克阿瑟在两天后的下午六点前将沙蒂永苏莱科特攻占。麦克阿瑟亲率部队实施夜间侦察以确认德军防线存在破口,次日发起进攻后成功突破德军阵地[45]。在沙蒂永苏莱科特的战斗中,“彩虹师”伤亡4000多人,第84旅的部分步兵营甚至伤亡超过80%[38]。由于攻占沙蒂永苏莱科特的功绩,潘兴向陆军部举荐麦克阿瑟晋升为少将,并亲自颁发杰出服役勋章给后者,这是当时对参谋军官的最高奖励[38]。尽管晋升少将后来并未被核准[46],但麦克阿瑟还另外获得了第二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47]。“彩虹师”再次休整后,于11月4日最后一次投入前线,由于远征军作战处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上校经第1集团军参谋长休·阿洛伊修斯·德鲁姆英语Hugh Aloysius Drum将军同意发出要求美军“勿错过黑夜的有利时机、全力进攻色当”被麾下官兵理解错误,误以为上级允许其进行攻下色当的竞赛,因此麦克阿瑟的“彩虹师”正准备渡过默兹河时被接获上述命令的第1师相撞,一时间场面拥挤混乱,由于麦克阿瑟的“奇装异服”,被第1师的巡逻队误认为德国将军而遭拘留[48][49]。由于默兹河高地一战的功绩,麦克阿瑟获得第七枚银星章。11月10日,麦克阿瑟接任“彩虹师”师长。次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一战结束。

“彩虹师”在一战布署于前线224天、实际战斗162天、共伤亡4683人,是美国远征军立下大量战功的主力部队,一份1992年美国有关方面调查报告指出,当年远征军所有师中“彩虹师”就作战天数、攻占领地、俘虏敌军数、获得奖章数等标准中仅次于潘兴亲自指挥的第2师[50],而麦克阿瑟也在本次战争中迅速崛起,是大战中授勋最多的军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将军之一[50]。11月22日,麦克阿瑟解任师长,重任第84旅旅长执行莱茵兰阿尔韦勒县占领任务[51]。1919年4月25日,麦克阿瑟则搭乘“利维坦号英语SS Leviathan”邮轮回到纽约[52]

战间期

西点军校校长

西点军校校长时期的麦克阿瑟

5月12日,陆军参谋长佩顿·康威·马奇英语Peyton C. March的召见麦克阿瑟,指西点军校已落后40年、急须改革,因此任命麦克阿瑟为新任校长[53];这项任命麦克阿瑟之母起到一定作用,后者在听闻马奇正物色校长人选时,“提醒”曾为麦克阿瑟父亲属下、且受到拔擢的马奇勿忘了这层关系[53]。麦克阿瑟接受这项任命,保持准将临时军衔,而非如其他人都降回正式军衔(麦克阿瑟的正式军衔为少校)[53],1919年6月12日,39岁的麦克阿瑟就任西点军校校长,为自1871年就任的塞万努斯·塞耶尔英语Sylvanus Thayer之来最年轻者[54]。此时的西点军校因早先为欧洲战场培训大量军官而成了短期训练所,美国仅参战两年就有五届学员毕业、教学品质下降、学员素质低劣、秩序混乱、时有酗酒斗殴之事,教师对于此类现象不满与失落,大批辞职离校,部分国会议员也对西点军校的前景与存在价值产生疑虑,甚至主张停办[53],麦克阿瑟注意到许多西点毕业生对于军事以外的事物可说是一无所知,而就他本人在法国和莱茵兰执行占领工作的经验,具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尤为重要[55]。基于上述,麦克阿瑟开始对西点军校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

麦克阿瑟首先前往华盛顿,透过说服国会领导人将西点军校课程从三年制恢复为四年制[56]。其后,麦克阿瑟透过陆军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的支持以及强硬的作风,压制了学园内保守派的教员,特别是“学术委员会”的反对,麦克阿瑟将课程内容现代化,取消了南北战争时代的研究课程,增设对世界大战的研究、空气动力学、内燃机学和演讲艺术等课程、计算尺的使用得到了认可、地形学的课时程减少、法语课程增加、增设了历史系和一门综合研究政府与经济的课程[57]。此外,麦克阿瑟还废除诸如西点学生在校禁止吸烟、禁止看早报、禁止收邮包、禁止周末离营等规定,给学员增加每个月的5美金津贴(以往在学期间学员是禁止持有现金)、将以社交活动为主的克林顿堡英语Fort Clinton夏令营更改为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基础步兵训练课程、限制危险性训练、建立学生自治的荣誉制度[57][58]。麦克阿瑟也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认为体育运动对现代军官的培育和今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要求每个学员每学年要用六周时间进行各种球类和田径训练,他还大力推广学院间的体育竞赛,以增强学员们的竞争精神与凝聚力、振奋校内的士气[57][5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麦克阿瑟在任期间试图消除高年级学员的欺凌行为,成立反欺委员会、实施新准则禁止常见的侮辱行动,如要求新兵在裸露的刺刀上方做劈叉动作、禁止徒手拳击[57],麦克阿瑟还下令以军官、而非高年级学员负责入伍新生的训练课程[60]

1920年1月,麦克阿瑟正式军衔晋升为准将[61]。1921年8月,潘兴接替马奇成为新任陆军参谋长,而三个月后即通知麦克阿瑟准备将其调离西点军校校长职务(一般任期为4年),潘兴此举除了受麦克阿瑟“目中无人”的印象影响、对其改革制度不满外,有一说是因为当时麦克阿瑟与社交名流路易丝·克伦威尔·布鲁克斯交往,而两人后于1922年2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别墅结婚,遽闻潘兴亦钟情于布鲁克斯,甚至有过一传言称潘兴不惜威胁布鲁克斯若与麦克阿瑟结婚,将会把后者流放至菲律宾[62]。由于此说广为流传,潘兴不得不亲自出面否认,他向《纽约时报》记者称:“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57]”,然而潘兴在麦克阿瑟的鉴定报告中,将他在西点军校的表现仅列为“中上”[63],在陆军46名将官中也仅列在第38位[64]。1922年6月,麦克阿瑟离开了工作三年的西点军校[57],其改革措施由于老校友和教授们的反对很快便被取消,几年后麦克阿瑟的理念才为人所接受,其改革措施才陆续恢复[65]。10月,麦克阿瑟抵达菲律宾,就任新设置的马尼拉军分区司令,同行的还有布鲁克斯和她与前夫生的两个孩子沃尔特(Walter)和路易丝(Louise)[66]

从菲律宾到陆军参谋长

陆军军法署长英语Judge Advocate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爱德华·克瑞格见证下,麦克阿瑟宣誓就任陆军参谋长

菲律宾的马尼拉军分区司令下仅500名美军,由于实际上没什么工作,麦克阿瑟这段时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家庭[67]。1923年6月,麦克阿瑟被任命为新建的菲律宾师第23步兵旅旅长,自此项任命后,麦克阿瑟开始着重关注菲律宾的防御问题,这相当程度地影响他日后的仕途。1924年7月7日,菲律宾侦察军英语Philippine Scouts麾下士兵因不满薪资待遇而哗变,超过200人被捕,麦克阿瑟平息了局势,但后续改善其待遇的要求被因为财政紧缩和种族偏见而未果。1925年1月17日,麦克阿瑟以44岁年龄晋升为少将,为陆军中最年轻者,同时麦克阿瑟也受命回国接任新职务[68][69]。1925年5月2日,麦克阿瑟接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麦克弗森堡英语Fort McPherson的第4军区司令[69]。不久又调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麦克亨利堡任第3军区司令[69]。同年9月,麦克阿瑟接获命令出任审理威廉·米切尔一案的军事法庭成员,是13名法官中最年轻的。麦克阿瑟日后对这项任命评价为“一生中最令人感到厌恶的命令之一”,他与米切尔同为密尔沃基人,是同乡兼好友、父辈关系良好。米切尔行事激进,大力宣传发展独立空军和空权论,在1925年9月的一次飞船失事意外后,米切尔公开指责陆军部与海军部无能与失职,陆军部便以违抗上级罪对其提出指控。在审理过程中,麦克阿瑟反常地保持沉默,他事后称投下了无罪票,并表示“一名高级军官不应由于同上级意见相左或与现有教条有异而三缄其口”[70],米切尔最终于12月27日被判有罪,受到降职与减薪等处分,但麦克阿瑟采取的态度仍为对米切尔的惩罚起到了减轻的作用[71]

另一方面,麦克阿瑟夫妇间的裂痕日益加深,路易丝对军旅生涯并无兴趣,力劝麦克阿瑟退出军界、转往商场,最终两人关系破裂,路易丝独自搬到纽约,两人最终于1929年9月离婚[72]。1927年8月,由于美国奥委会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弗·普劳特英语William C. Prout突然死亡,委员会推选麦克阿瑟为新任奥运委员会主席,主要任务是为1928年参加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夏季奥运会作准备。麦克阿瑟非常重视这项任务,他组织运动员训练,并经常与教练交谈、观看训练、激励运动员,称奥运比赛是“没有武器的战争”、“我们跨越3000英里不是为了优雅地输掉”,最终美国代表队取得其有史来最好的成绩,创下17项奥运会纪录和7项世界纪录、赢得最多面奖牌,其金牌比其他任一个国家的两倍还多,总奖牌数则为第二的德国与第三名的芬兰之总和,阿瑟·赫尔曼英语Arthur L. Herman称麦克阿瑟为“美国现代奥运精神之父”[72][73]。回国后,麦克阿瑟受命再度前往菲律宾,出任菲律宾美军司令英语Philippine Department,继续关注当地的防务问题[74]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31届总统,由于与麦克阿瑟在一战有过交情,上任后仅三个月,胡佛就透过陆军参谋长征询麦克阿瑟是否愿意担任工程兵主任,这是他上任后向后者提供的第一个职务,主要任务是治理当时泛滥成灾的密西西比河洪患,也是美国自挖掘巴拿马运河后最大的工程[74]。然而麦克阿瑟认为接任工程兵主任意味陆军仕途的终点,在此之上的陆军参谋长向来是从步兵中选拔的,还未有过从工程兵主任晋升的前例,另一方面,他也担忧拒绝会被认为不忠,最终麦克阿瑟以工程专业度不足和菲律宾防务为由婉拒[75]。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也有人游说麦克阿瑟任命为下任陆军参谋长,包括现任参谋长萨默尔、前岳父爱德华·斯托斯伯里英语Edward T. Stotesbury战争部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75]。1930年8月5日,麦克阿瑟获任下一任陆军参谋长[75]。9月19日,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短期指挥旧金山第9军区。11月21日,麦克阿瑟就任陆军参谋长[76],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50岁),为临时上将军衔,也是全国唯一的陆军上将[75]

陆军参谋长负责在战争部长下实施陆军的各种政策,并确保各兵种、军区和部门得以协调一致[77]。在当时“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下,美国失业率激增、社会动荡,主张裁减军费和军队的呼声不断,大约53个军事基地被关闭、大量军官提前退休,也有国会议员提出议案,希望将军官团从12,000人减少至10,000人。麦克阿瑟为保留日后扩军的根基,将主要经费用于人员的确保,不断的游说,成功阻止了减少军官团数量的议案,此外还推动不少改革,包括:

  1. 制定新的六年制动员计划,将9个军区整合为4个集团军,由军长担任集团军司令,成为日后大型野战单位的基础[78][79]
  2. 为陆军机械化创造条件,解除《1920年国防法英语National Defense Act of 1920》只能由步兵研发坦克的限制,允许各兵科发展各自的机械化部队,但这也导致日后统一运行的困难[80]
  3. 推动航空兵建军,与海军作战部长威廉·普瑞特上将达成协议,解决了陆军航空队和海军于海岸防御的长久纷争,为日后陆海军就航空兵力运用的一系列谈判的先例[78]。麦克阿瑟还在任内大力扩充陆军航空兵的规模,但也因为后者地位提高,其亦日趋要求成为独立军种,麦克阿瑟设置了航空兵总司令部作为让步,该机关将统一控制以美国本土为基地的飞机,训练和作战由陆军参谋长或远征军司令所指挥,而非野战集团军司令[78][81]
  4. 整合向来凌乱的陆军授勋制度,将一战的银星章改为正式的一种勋章,还在华盛顿诞辰两百周年纪念会上宣布设置“紫心勋章”,作为华盛顿为表扬作战英勇而设置的美国第一种勋章——“军事贡献奖章英语Badge of Military Merit”的继承者,他还坚持要求成为此类勋章的第一位获得者[82][83]

酬恤金进军事件

酬恤金进军事件”中与警察发生冲突的退伍军人们,麦克阿瑟在本事件中以武力清场使其受到强烈批评

大约自参谋长时代开始,麦克阿瑟着手经营其公关形象、对外宣传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如美国需要一个强人领袖应对共产党人组织大量失业者发动革命的可能性、美国国运系于亚太地区的观点以及对大英帝国的仇视[84],他也开始以第三人称自称,如“麦克阿瑟将要做什么”[85]。1932年7月,美国发生“酬恤金进军事件”,这是麦克阿瑟军旅生涯中最受人争议的一起事件,一万多名退伍老兵与亲属因经济困难而聚集于华盛顿请愿,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发放至1945年才给予的补偿金。请愿者聚集伊始,各种诸如暗杀总统,炸掉白宫的谣言充斥,部分激进人士亦利用本次机会鼓吹暴力革命,而这些资讯也随之传至胡佛处,后者决定对当地实施清场[86]。7月28日中午,由于请愿者与负责驱赶的警察爆发冲突,胡佛下令出动联邦军队恢复秩序[87]

麦克阿瑟执意亲临现场指挥,而副官德怀特·艾森豪劝说此地“不是陆军参谋长该来的地方”,称此事为政治性质,并可能会失去民主党人对军队的支持,但麦克阿瑟答道:“麦克阿瑟已经决定要到现场指挥疏散行动”,并补充“反动革命已初露端倪。[88]”劝阻不成后,艾森豪又劝麦克阿瑟应身着便服,但后者坚持穿着军装指挥。对于清场任务,陆军部长对麦克阿瑟下过详细的指示:胡佛总统希望出动军队清场,但不愿引发暴乱,士兵必须有所节制,也不得越过安那考斯迪亚河(河对岸驻扎大量请愿者居住的简陋帐篷)。根据艾森豪的回忆,他曾明确提醒麦克阿瑟其任务,且胡佛还特地派传信官交代具体指示,但麦克阿瑟却说:“我不想听什么指示,把他给我打发走。[88]”之后下令军队强硬镇压,第3骑兵团以军刀刀背驱赶群众、其他部队则发射催泪弹。请愿者被驱赶至安那考斯迪亚河对岸,麦克阿瑟又命令部队过桥将请愿者的居住区捣毁、放火焚烧,最终共2人死亡、55人受伤、135人被捕[89]。尽管本次的清场行动死伤人数并不多,但仍引发一场严重的公关危机[90]。艾森豪再度劝麦克阿瑟避开记者,由政界人士去对外说明,但后者执意参加,还在会上将退伍军人称作“暴徒”、“叛乱者”、拥护胡佛总统动用军队的决定[86],这个说法使美国公众认定麦克阿瑟的举动是出自胡佛命令所致,其政治生涯受到致命打击。而另一方面,本次事件使麦克阿瑟成为共和党极右派人士心中的英雄,他们认为将军把美国自1932年由共产党人引发的“革命”中拯救出来[84]

193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胡佛连任失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第32任美国总统,“酬恤金进军事件”被认为是胡佛败选的主因之一。罗斯福在一战曾担任过美国海军助理部长英语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与麦克阿瑟共同工作过,双方虽然政治理念有些分岐但仍长时间共事。麦克阿瑟透过由军方负责“平民保育团”的行政管理来支持罗斯福的“新政”,让为数27.5万的失业青年从事筑堤、植树等水土保持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得到保守派的好评[91][86]。不过,麦克阿瑟坚持维持军队规模、长期公开抨击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使他在罗斯福政府中不受欢迎[92]。至于麦克阿瑟与罗斯福本人最激烈的矛盾当属新政府削减51%陆军预算的议案,在一次会议中,麦克阿瑟针对此事对罗斯福骂道:“若我们输掉了战争,当一个被敌人刺刀桶穿肚子的美国男孩,倒在泥水、被敌人铁蹄踩着、奄奄一息地发出最后一声咒骂时,我希望他骂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罗斯福则怒斥:“你不该这样跟总统讲话!”麦克阿瑟赶紧向其道歉,并请求辞去参谋长一职,但罗斯福作出让步,否决了麦克阿瑟的辞呈,预算也留下了研议空间[86]。尽管两人曾有过上述过节,罗斯福还是在麦克阿瑟参谋长任期结束时后延长一年,直到1935年10月结束[92]

菲律宾陆军元帅

1941年8月15日于“墨菲营英语Camp Aguinaldo”的菲律宾陆军航空兵英语Philippine Army Air Corps建军仪式上,麦克阿瑟正发表演说

卸除陆军参谋长一职后,麦克阿瑟转往1935年成立、是时已为半独立状态的菲律宾自由邦,此时奎松已为菲律宾总统,后者前往华府委托美国政府派遣顾问监督菲律宾的建军工作,以对应未来可能遭遇的日本侵略,在罗斯福的许可下,麦克阿瑟接过领导驻菲军事顾问团英语Office of the Military Advisor to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的任务,除了领取美国陆军少将职等薪金外,还享有菲律宾政府的额外报酬和津贴[93]。此行是麦克阿瑟第五次被派往远东,1935年10月,麦克阿瑟连同已高龄83岁的母亲、兄长阿瑟的遗孀玛莉、助手艾森豪与詹姆斯·巴塞维·奥尔德英语James Basevi Ord等人自旧金山搭乘“胡佛总统号”出发[94],航行中麦克阿瑟邂逅了年届37岁的未婚女子琼妮·玛莉·费尔克洛思,尽管双方年龄差距18岁,互动仍相当投缘,以至于费尔克洛思放弃原计划去上海游玩的计划,跟随麦克阿瑟一同前往马尼拉,关系也日益亲密[94]。然而与此相对的是,麦克阿瑟之母在航行至香港时健康状况恶化,至1935年12月3日去世[95]

关于菲律宾军队的建设工作与美军早年对日作战构想的“橙色计划”有密切关系,后者旨在战争爆发后,将驻守吕宋岛的美菲军队在亚洲分舰队支援下坚持6个月,之后再撤退至多山的巴丹半岛和要塞岛屿科雷希多死守,阻止日军入侵马尼拉湾,而同时美军主力舰队自本土前来支援,与日军舰队进行决战[96]。然而“橙色计划”因日本在一次大战后接管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使其能截击援菲美军舰队而可行性存疑,麦克阿瑟在陆军参谋长任内斥其为“一纸空文”而否定,然而美国军方因为一时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仍将“橙色计划”作为既定军事战略实施[96],麦克阿瑟只得设法补充其不足,并将重点置于组建菲律宾政府的军队上。麦克阿瑟于任职第二年的1936年8月24日,奎松在马拉坎南宫代表菲律宾政府授予其陆军元帅英语Field Marshals (Philippines)称号,并赠予一套麦克阿瑟自行设计的元帅制服与金质元帅杖[96]

麦克阿瑟计划采用类似瑞士军队的模式整编菲律宾军,原本的维持秩序的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少数的常备军作为骨干、以征兵方式确保兵源,每年将训练4万人,预计将会在1946年菲律宾完全独立时拥有40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并仿照西点军校建立菲律宾军事学院英语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培育军官,另外还计划建设一支拥有250架作战飞机的陆军航空兵英语Philippine Army Air Corps和由50艘鱼雷艇组成的海军[96]。然而麦克阿瑟的整军计划推展并不顺利,其所需的庞大资金使菲律宾政府增加赋税,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即使奎松对国民大力呼吁,菲律宾国会仍将预算自每年800万美金减为600万、受训人员也减半,训练营极其缺乏,第一批征召的两万兵员直到1937年初才报到、被寄予厚望的空军也到1939年才组织第一个中队[97]。华盛顿方面也不予支持,认为及早武装菲律宾将引发类似1899年的武装冲突,提供菲军的装备也陈旧过时[96]

1937年初,麦克阿瑟陪同奎松出访日本、美国和墨西哥。在返回美国后,奎松要求罗斯福同意菲律宾较原计划提早7年独立,遭后者严词拒绝,而麦克阿瑟也在同一时间竭力争取陆军部援助菲律宾的防务,但同样不被理睬[96]。4月30日,麦克阿瑟与费尔克洛思于美国纽约市政大楼结婚[96],两人后于1938年2月21日有了独生子——阿瑟·麦克阿瑟四世[98]。1937年8月6日,参谋长马林·克雷格通知麦克阿瑟其军事顾问职务将于该年10月届满两年,将会返国接受其他职务。然而麦克阿瑟选择继续留在菲律宾担任奎松的顾问,于1937年12月31日正式从美国陆军退役[99],结束其38年服役生涯,但他也告知克雷格若战争爆发随时可接受征召[98]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942年菲律宾战役

远东美军崩溃

乔纳森·温莱特与麦克阿瑟,前者为菲律宾北吕宋部队司令,在麦克阿瑟逃往澳大利亚后担任菲律宾美菲部队总司令,最终向日军投降

1941年7月26日,因日美关系恶化,罗斯福宣布菲律宾军纳入美军指挥体系、召回麦克阿瑟以少将军衔回归现役,任“美国远东陆军英语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in the Far East”司令,翌日晋升中将[100],12月20日再升上将[101]。至1941年7月31日,菲律宾国防部共编列2.2万名士兵,其中1.2万来自菲律宾侦察军英语Philippine Scouts,大部分编入乔纳森·温莱特指挥的“菲律宾师英语Philippine Division”下[102]。美国预计战争爆发后将部队撤至巴丹半岛坚守至援军到来[103],但麦克阿瑟将计划改为守住整座吕宋岛、以B-17轰炸机击沉入侵的日军船舰[104],他也说服华盛顿称此计划足以对日方形成威摄、遏止后者开战[104]。1941年7月至1942年1月12日间,美国远东陆军获8,500名官兵补充,麦克阿瑟还计划进一步动员菲律宾陆军,预计将于1942年4月动员20万人。然而日军的南下进攻比预期的早,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能掌握的部队仅13.4万人,其中美军1.2万人、菲律宾军1.2万人、民兵11万人。1941年12月8日菲律宾当地时间3点30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接获珍珠港遭日军轰炸的消息,随即告知麦克阿瑟。5点30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命令麦克阿瑟启用“彩虹5号”战争计划,该计划内容为以美国太平洋舰队保卫海上交通线、地面部队坚持4至6个月,再由太平洋舰队运输大批增援部队与日军决战[105]

太平洋战争中麦克阿瑟极富争议的一项决定是“为何没有先制攻击台湾?”远东空军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少将在8日上午曾三度根据麦克阿瑟战前拟定的计划,要求发起B-17轰炸机对日属台湾基地的空袭行动,但萨瑟兰拒绝批准,直到11点半麦克阿瑟才同意下午发动空袭行动,命令轰炸机升空转移至格洛克机场装弹[106]。同日12点30分,停驻大量主力军用飞机的格洛克机场英语Attack on Clark Field与邻近的战斗机基地伊巴机场英语Iba Airfield遭日军第11航空舰队轰炸,美国远东空军损失了35架B-17轰炸机中的18架、107架P-40战斗机中的53架以及超过25架其他各式飞机,大多是毁于地面,机场也受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则有80人死亡和150人受伤,而日军仅损失7架飞机作为代价[107]。麦克阿瑟何没有进行先制攻击历史学家诸说纷纭,他本人事后对此争辩称布里尔顿先制攻击的建议并不是向他,而是向萨瑟兰提议,还表示这项提议早该向他本人提出[108],也曾批评以轰炸机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护航,轰炸行动等同于自取灭亡[109][110]迈克尔·沙勒日语マイケル・シャラー在麦克阿瑟传记中称奎松曾告诉艾森豪在珍珠港被日军攻击的当下,麦克阿瑟基于一些奇怪的理由,认为菲律宾群岛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而不被日军攻击,而唯恐发起主动的空袭将破坏中立,进而对许可布里尔顿的计划犹豫不绝[111]。沙勒也指出麦克阿瑟在当时的心态也可能是认为没有国家胆敢攻击菲律宾[111]

在空中力量受到重大打击后,麦克阿瑟将重点放在阻止日军登陆,但同时又试图保卫整个吕宋岛、过度分散的美菲联军的兵力[112],同时也对一些危机迹象,如潜艇“鲠鱼号”发现日军主力正从林加延湾登陆的回报置若罔闻。12月21日,日军主力登陆,随即迅速推进至内陆[113],训练不足与装备短缺的菲军很快被在中国战场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日军击溃,几经评估后,麦克阿瑟决定起用1941年7月时的计划,于巴丹半岛坚守至援军的到来,因此下令全军撤退至巴丹半岛。虽然大多美菲士兵得以撤至该地,但由于过程仓促混乱,失去了大多数的补给品[112]。12月24日,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将司令部迁至科雷希多,25日时恢复了对华盛顿方面的联络[114]。虽然美军在巴丹半岛仍持续抵抗,但麦克阿瑟一直期盼的援军因华盛顿方面认为相较于欧洲、远东属次要战场而未果[115],由于物资逐渐消耗,其麾下部队疲惫不堪,还患上各种热带疾病,至2月中旬已非战斗减员近50%[116]。麦克阿瑟本人在长达三个月的战事中仅到过前线视察一次,其余时间都待在防空隧道闭门不出,加之其承诺即将到来的资源屡屡落空,麦克阿瑟成了麾下士兵怨恨和调侃的对象,称其为“缩头道格”(Dugout Doug)[117]

战局的恶化使麦克阿瑟压力剧增,为求支援甚至写信至莫斯科,以极富热情的口吻赞扬苏联红军保卫莫斯科的成就,并请求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立即加入太平洋战争[118];除此之外还写信到华盛顿要求组织海军船团前来营救,此时已是战争部战争计划处处长的艾森豪认为麦克阿瑟已无法面对现实、正逐渐丧失勇气,并指出其提议跟西点军校刚入学的学生相差无几、不适用现实的战争[118][119]。1942年1月1日,菲律宾总统奎松赠与麦克阿瑟50万美金,酬谢其战前的贡献,诸如萨瑟兰等幕僚也有份[120][121],此事仅马尼拉和华盛顿极少数人,如罗斯福与战争部长史汀生知道,一直到1979年才由历史学家卡洛·莫利斯·皮蒂略(Carol Morris Petillo)所揭露,尽管奎松的赠款在性质上属于合法,但对麦克阿瑟本人的声誉还是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122][123][124]

撤往澳大利亚

麦克阿瑟冲破日军封锁的逃亡路线图,自科雷希多搭乘“PT-41号英语Patrol torpedo boat PT-41鱼雷快艇(红线)到棉兰老岛德尔蒙机场英语Del Monte Airfield,再乘B-17轰炸机飞往澳大利亚(蓝线)

至1942年2月,日军已逐渐缩紧包围圈,麦克阿瑟于2月11日给罗斯福的信件中表示自己将会与守军“共赴存亡”[125],使其将可能投降被俘或阵亡沙场[126]。2月14日,马歇尔劝告麦克阿瑟将家人送离战场,但后者并未理会。2月15日,英国远东重要的战略据点新加坡宣布投降,华盛顿方面开始认真考虑科雷希多被攻陷、麦克阿瑟被俘的可能性[127]。在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势如破竹的攻势下,美国公众舆论注意到麦克阿瑟的部队仍在巴丹坚守抵抗,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麦克阿瑟本人的形象也逐渐转为当时对日作战的第一位英雄[111][128]。同时也因为战局情势丕变,日军进攻印度迫使英国集中资源应战,令原属后者势力范围的澳大利亚必须仰赖美国协防,原先协调远东盟军作战的“美英荷澳司令部”也即将垮台,盟军不得不重新设置新的军事单位统筹,而麦克阿瑟即被认为是该单位总司令唯一的人选,因此决意使后者撤离菲律宾[129]

2月23日,麦克阿瑟收到马歇尔的电报,指示罗斯福命令其立即前往棉兰老岛,再从当地前往澳大利亚赴任新职,第二天还额外告知可自行决定离开时间[130]。麦克阿瑟将菲律宾战区所有美军的指挥权委任给温莱特将军,要求坚持抵抗,万不得已则撤退至丛林中实施游击战。3月12日夜,麦克阿瑟搭乘由约翰·邓肯·布尔克利英语John D. Bulkeley指挥的“PT-41号英语Patrol torpedo boat PT-41鱼雷快艇离开,随行的包括麦克阿瑟的妻儿、参谋长萨瑟兰等幕僚,在躲过巡弋的日本军舰和恶劣的海况后,麦克阿瑟等人成功抵达棉兰老岛德尔蒙机场英语Del Monte Airfield,在当地搭上B-17轰炸机飞往澳大利亚。3月21日,麦克阿瑟乘火车抵至墨尔本[131][132]。途中,麦克阿瑟于南澳大利亚洲特劳伊火车站英语Terowie railway station发表演说:“美国政府命令我突破日军的防线,从科雷希多来到澳大利亚,按照我的理解,我此次之行是为组织美国对日本的反攻,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解救菲律宾。我现在脱险而来,但我将回去(I shall return)。[133]

“我将回去”吸引了美国社会大众的注意,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一句话,而同样地,也是为麦克阿瑟最引起争议的一句话,华盛顿方面曾要求麦克阿瑟将“我将回去”的承诺改为“我们将回去”,但后者无视此要求,批评者常引用此事作为麦克阿瑟狂妄自大性格的一个例子[134],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则称麦克阿瑟这句话不是对美国人,而是对菲律宾人说,认为菲律宾人对麦克阿瑟个人的誓言较对整个美国更具信心。根据威廉·曼彻斯特英语William Manchester的说法,“我将回去”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奎松前秘书、麦克阿瑟副官的卡洛斯·佩纳·罗毛罗,萨瑟兰曾在科雷希多提出盟军将采用“我们将回去”作为反攻口号,而罗毛罗反对,称菲律宾百姓认为美国已出卖自己,无法相信,但对麦克阿瑟本人依然有信心,若说的“我将回去”就会有人信。萨瑟兰之后将此建议报给麦克阿瑟,而后者也予以采用[134]

尽管麦克阿瑟人已在澳大利亚,但仍远端向在菲美军发布命令。4月9日,患病、受伤与饥饿不堪、超过7万人的巴丹守军投降,而麦克阿瑟对此事极为愤恨,怒斥该部应突破日军防线,撤至山内实施游击战[135]。5月6日,温莱特率领科雷希多的守军对日投降,麦克阿瑟闻讯后同样予以责难,并延续到战争结束后,陆军部决定授予温莱特“荣誉勋章”时,麦克阿瑟仍强烈反对,直到最后马歇尔与史汀生坚持才完事[135]。曾与麦克阿瑟长时间共事的艾森豪也就此事在1942年5月6日日记中表露对温莱特的同情和对麦克阿瑟的观感:“可怜的温莱特!是他在菲律宾群岛中进行战斗的,而别人却在演习中为公众所发觉而获得了荣誉。菲律宾群岛到处的抵抗很快便将结束,这场对抗至此已拖延五个月了。麦克阿瑟的冗长指责,T·J·戴维斯和我在马尼拉时是经常听到的。现在这些指责之辞对公众来说,听上去好像是很愚蠢,就好像当年我们所感觉到的一样。可是他究竟是一位英雄,唉![136]”沙勒也以此指出“没有比这更能清楚显露出麦克阿瑟此人在大众和同僚眼中的差别了”[135]

麦克阿瑟的“逃亡”被日本以及其轴心盟国用于进行负面宣传,马歇尔决定授予其“荣誉勋章”以抵销其效果[137]。艾森豪反对此案,称麦克阿瑟并未有做出法律规范中的英勇行为,而马歇尔则提出1927年时有过以特别法授予过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前例。1942年3月26日,麦克阿瑟获得荣誉勋章,他和父亲小阿瑟·麦克阿瑟成为史上第一对被授予荣誉勋章的父子,并很长时间一直是唯一的一对,直到2001年国会追授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中的功绩,后者才与其子西奥多·罗斯福三世才打破这项记录[138][139]

新几内亚战役

组建西南太平洋战区与巴布亚战役

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中)、战区陆军部队司令托马斯·布莱梅爵士(左)与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右)

抵达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急欲组织部队反攻菲律宾,但惊愕地发现当地并无原先预想的大军,而是仅有两个从国民卫队抽调组成、未受过丛林战英语Jungle warfare训练的美军步兵师,海空部队同样未作好准备[140],美国军部对太平洋战区的指挥结构也进行了重组,由于美国海军认为太平洋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海上战争,拒绝受陆军将领指挥其对日作战,英美联合参谋部协调后将太平洋战区被分作“太平洋战区”以及“西南太平洋战区”,前者由海军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指挥,麦克阿瑟则指挥后者,范围为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等[141]。麦克阿瑟的地位远比自己预料的要低得多,除了以菲律宾时期的部下组成司令部幕僚(通称“巴丹帮”[142])外,不能直接指挥旗下属的任何一国的部队,由于战区地面部队由澳大利亚军队为主力,由澳大利亚将领托马斯·布莱梅爵士担任,海军由赫伯特·莱利英语Herbert F. Leary出任,空军司令为乔治·布雷英语George Brett (general)(1942年后由乔治·肯尼英语George Kenney取代[143]),麾下部队为9月以远东空军改编的第5航空队[144]。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下简称联参会)决定实施1942年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尽快打败纳粹德国的大战略,对于太平洋战场的目标仅只于阻止日军的进一步攻势,使得麦克阿瑟手中能掌握的军事资源实属少数,长期以往,麦克阿瑟因此认为华盛顿存在“阴谋集团”来找他麻烦[145][146]

自偷袭珍珠港后,日军以“南方作战”横扫东南亚,攻占了英美荷的广大殖民地,但同盟国并未如其预期的准备谈和[147],为此日军下一步决定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因而准备攻占新喀里多尼亚萨摩亚斐济群岛,而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也在其预定目标内。3月,日军已出兵新几内亚的莱城萨拉马瓦。4月17日,麦克阿瑟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随后便立即推翻澳军总参谋部原预想退守至布里斯班以南的计划,主张主动出击日军南太平洋要地拉包尔,但被联参会驳回[148]。5月与6月,日军于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接连失败,海军实力受到重创,只得放弃自海路、改以自新几内亚北部登陆后,从陆上进攻莫港[147]。美军联参会则于7月2日发布的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尼米兹将指挥攻占圣克鲁斯群岛,为攻占日军所罗门群岛中部基地的图拉吉岛;第二,麦克阿瑟于新几内亚岛进行平行攻势肃清岛上的日军,为第三阶段:进攻新不列颠岛、夺取拉包尔作准备[149]

盟军在1942年9月26日至11月25日于巴布亚的反攻路线

对于日军的动向,麦克阿瑟虽有察觉但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美军情报部门早报告日军将进攻莫港,但无论是麦克阿瑟本人还是其情报处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英语Charles A. Willoughby都认为后者难以翻越其险恶的地形,日军登陆莫纳仅是修筑机场[150],然而7月22日,日军第8方面军所属的第17军仅付出轻微代价便成功占领了英语Invasion of Buna-Gona布纳戈纳英语Gona[151],接着试图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穿过“科科达小径英语Kokoda Track”抵达莫港。由于麦克阿瑟的轻敌,未能即时以航空兵阻止日军登陆,科科达小径战役初期澳军只得以少量兵力阻击日军的攻势,直到训练有素的澳军师抵达、补给改善后,日军自9月18日开始后撤,欲退回布纳与戈纳。麦克阿瑟决定围歼日军以彻底解除对莫港的威胁,澳军第7师一部沿着“科科达小径”追击,而美军第32师与澳军第7师自密尔恩湾英语Milne Bay向布纳-戈纳推进[152]

8月25日至9月6日,澳军成功挫败日军对密尔恩湾的进攻英语Battle of Milne Bay,是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首次在大规模陆战上挫败日本陆军的战役[153]。相较之下,美军在对布纳-戈纳的决战英语Battle of Buna–Gona中表现拙劣,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对于日军的动向再度做出错误判断,认为后者不会坚守布纳-戈纳,因此不愿抢在日军之前进占后者[154],但实际上日军退至当地后凭借其野战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据守,而盟军因为天气恶劣、补给不足、热带疾病等困扰而久攻不下。麦克阿瑟将此怪罪于澳大利亚人,他公开批评负责攻打戈纳的澳军第7师没打过硬仗,更向马歇尔指出澳军不是日军的对手,要求派遣美军来清理战场,使麦克阿瑟再度招致澳大利亚人的反感[154],而当第一支抵达该战区的美军部队——第32步兵师投入战斗后,其缺乏丛林战训练和战斗经验、在实战表现拙劣,部队经常受到日军碉堡的袭击、缺少装备补给,还被友军航空兵的轰炸,士气低落,麦克阿瑟尤为尴尬[155][154]。11月30日,麦克阿瑟授权第1军军长罗伯特·艾克尔伯格采取必要措施[156][157]。12月9日,澳军第7师攻占戈纳,而美军第32师合围了日军在萨南达英语Sanananda的据点。12月20日,日军大本营宣布取消巴布亚作战,将新几内亚防线退守西部至200多千米外的萨拉毛亚[156]。美军之后增派第41师投入布纳作战,于1月2日将其攻克。1月22日,盟军完全肃清萨南达的日军,控制了整个布纳、戈纳地区,美澳军8000多人伤亡、超过美军在瓜岛损失的高昂代价获得胜利,日军则投入约1.7万陆海军兵力,约1.2万人战死[156]。1943年春,日军对瓜岛和巴布亚的争夺战遭遇失败后,丧失战略主动权,被迫全面转入战略防御,为保住巴布亚上仅存的莱城与萨拉毛亚两据点,日军集结从戈纳、布纳溃退的部队加强当地的防务[158],并于3月1日自拉包尔向莱城派出运送补给和增援士兵的船队,但同月3日至4日的俾斯麦海海战被盟军几乎全歼,7300余名陆海军官兵约3,700人丧生、2700人被救回拉包尔、仅819人得以登岸莱城,而所有物资沉入海中,美军的损失则仅有4架飞机[159]

封锁拉包尔

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与哈尔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协同实施“车轮行动”一步步封锁日军南太平洋军事要地拉包尔,前者以“编年史行动英语Operation Chronicle”攻取南方伍德拉克岛和基里维纳岛、沿新几内亚岛北上与日军第18军交战收复各要地、封锁休恩半岛,自左翼迂回新不列颠岛;后者则自瓜岛沿西北方向进攻新乔治亚岛布干维尔岛,布干维尔岛战役发动后,麦克阿瑟随即登陆新不列颠岛,后又攻打海军部群岛英语Admiralty Islands campaign,哈尔西也一并攻占加特林岛、卡维恩。最终拉包尔陷入东西夹击之下,岛上13余万日军向周边增援与补给路线被封锁,尽管麦克阿瑟一度要求将其攻占,但美军最终决定围而不战,直到战争结束。

1943年1月,美英联参会于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战争新一年的战略,太平洋的战略为确保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外,还要收复阿留申群岛和进攻日军在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的基地。至于盟军的反攻有两条路线:一是沿着西南太平洋,从新几内亚通往菲律宾;另一条是通过中太平洋,从珍珠港西进的路线。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恩斯特·金恩和尼米兹为代表的美国海军主张自中太平洋进攻,认为该战区的一系列岛屿能将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台湾和琉球群岛连接,进而将日本与海外占领地切断原料与物资的补给线,而新几内亚周围的海域狭窄、难以运用快速航母特遣舰队。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陆军则主张沿着西南太平洋路线,认为夺取日军新近占领的南方土地是取胜的最快捷径,而中太平洋容易受到日军占领的一系列托管岛屿的攻击。经联参会协调,于3月29日宣布美国陆海军在太平洋任务为:一、于基里维纳群岛伍德拉克岛建立机场;二、夺取莱城、萨拉毛亚、芬什港马当和不列颠岛西部;三、夺取所罗门群岛,包括布干维尔岛南部;四、准备最终夺取俾斯麦群岛,陆海军主张的两条反攻路线则并行实施,但重点置于中太平洋方向,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方向在反攻初期仅发动有限的攻势[160]

麦克阿瑟于1943年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新几内亚上日军的最后几个据点以及攻占拉包尔,其中后者尤为重要,在1943年3月巴布亚作战一结束便派遣肯尼与萨瑟兰前往华盛顿游说[161],其麾下参谋于2月12日提出对应后者的“埃尔克顿一号”计划(Elkton I)也在,基本构想为“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小威廉·哈尔西中将将从所罗门群岛、麦克阿瑟从新几内亚两方向夹击拉包尔。同年2月28日,计划修改为“埃尔克顿二号”,以五阶段实施行动:一、占领休恩半岛。二、占领新乔治亚岛。三、占领新不列颠岛与布干维尔岛。四、占领新爱尔兰岛卡维恩。五、攻占拉包尔。3月28日,联参会通过该计划[162]。4月26日,麦克阿瑟与哈尔西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埃尔克顿三号”,代号“车轮行动[162]。为实施该作战,“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整,布纳战役使麦克阿瑟对布莱梅爵士深感失望,且澳军在战役期间企图干涉指挥也激怒麦克阿瑟,故后者向马歇尔要求另组美军集团军[163]。1943年2月16日,瓦尔特·克鲁格英语Walter Krueger调入战区,负责新建的第6集团军[164]。26日,哈尔西的第3舰队划给了麦克阿瑟指挥[164]。第7两栖部队(Seventh Amphibious Force)与第2特种工程队也调至该战区司令部,并与原有单位合并编为第7舰队,由阿瑟·卡彭英语Arthur S. Carpender中将指挥[164],由于第7舰队未编入航空母舰,因此海军的行动都须仰赖第5航空队(战斗机最大作战半径约560千米[165][166]

1943年6月,“车轮行动”开始,尽管并非完全按照预定计划,但大致目标皆成功达成[162]。首先第一阶段,由“西南太平洋战区”实施“编年史行动英语Operation Chronicle”攻占几乎没有防御的伍德拉克岛和基里维纳岛[162],此战也是麦克阿瑟战区内的首次正式的两栖登陆行动[167]。随后麦克阿瑟与日军第18军展开新几内亚岛的沿线交战,即“车轮行动”第二阶段:收复莱城、芬什港、马当,以自左翼迂回、建立机场来压制拉包尔[168]。9月18日,澳军也收复了萨拉毛亚[169][170]。1943年9月4日,盟军发起“后门行动英语Operation Postern”收复莱城,10月也收复芬什港,随后暂停沿着新几内亚岛进攻,转而封锁休恩半岛而进入休整[165]。麦克阿瑟攻势期间盟军战略计划也有所改变,美英联参会于8月的“魁北克会议”中采纳了金恩的意见,决定不攻占拉包尔,转而以封锁令其陷入瘫痪,西南太平洋部队则他处[171]。麦克阿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向联参会表示此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失误之一”[172],后来美军以这种方式绕过日军重兵固守的岛屿与据点、从而实施推进的行动被称作“跳岛战术”,而日后麦克阿瑟又在回忆录中自称为该战术的创造者,但事实上是在美英联参会命令下才勉为其难的接受,初期还多次反对过“跳岛”行动[173]。12月15日,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渡过勇士号海峡登陆新不列颠岛西南部的阿拉瓦英语Battle of Arawe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也在第7两栖部队支援下登陆该岛西北部的格洛斯特海角英语Battle of Cape Gloucester。所罗门群岛方面,哈尔西也于8月25日攻占新乔治亚岛、10月7日夺占维拉拉维拉岛英语Battle of Vella Lavella (land)、至1943年底控制了布干维尔岛大部分地区[174]。1944年初,新西兰第3师英语3rd Division (New Zealand)攻占英语Battle of the Green Islands加特林岛、3月20日哈尔西部夺取拉包尔西北部的卡维恩,封锁了其右翼。3月中旬,麦克阿瑟攻占新不列颠群岛,完成拉包尔的左翼封锁,之后麦克阿瑟撤出美军部队,仅留下澳军部队来牵制拉包尔[165]。至此,日军的南太平洋重镇拉包尔已陷入东西夹击之下,13.5万日军陷入包围、拉包尔向周边日军的海空增援与补给也遭到截断、日军以俾斯麦群岛构筑的海空防线被盟军所突破[175]

收复新几内亚全岛

出于战略分歧与军种竞争,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分别在西南与中太平洋方向向西的推进。麦克阿瑟在攻占海军部群岛后,沿着西新几内亚岛西进方面的战事,而后攻打莫罗泰岛、并在哈尔西的提议下直取莱特岛,与一路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尼米兹部会合。

1944年1月2日,麦克阿瑟发起收复新几内亚全岛的行动。美军第32师登陆赛多尔英语Landing at Saidor,与对休恩半岛发起正面进攻的澳军相配合,切断澳军当面的日军退路,赛多尔也提供作为第5航空队的前沿基地,奠定了往后作战的空中保障基础,而为阻止被封锁于俾斯麦—所罗门群岛的日军第18军转赴增援新几内亚方面,麦克阿瑟决定攻占海军部群岛,既可用于支援新几内亚方面海军作战,又能打击加洛林和马里亚纳群岛、支援中太平洋方面作战[165]。2月29日,美军发动“酿酒人行动英语dmiralty Islands campaign”登陆群岛中最大的洛斯内格罗斯岛英语Los Negros Island,于3月底占领海军部群岛全域,盟军以此取得天然良港与多处机场,日军则约有8万官兵被困于俾斯麦-新不列颠-所罗门群岛而进退不得[165]

由于海军部群岛战事的顺利,使麦克阿瑟决定直接绕开日军第18军主力驻扎的马当韦瓦克地区,直接攻向800千米之外的荷兰迪亚,该地为日军在丧失南太平洋战略主动权后作为第18军主力的供应补给基地,麦克阿瑟寄望以此作为进攻吕宋岛的第一步[176];相对的,由于距离超过第5航空队作战航程,日军判断荷兰迪亚不会受到麦克阿瑟的攻击,仅仅驻扎少量守军[177]。麦克阿瑟虽自从尼米兹处借调航空母舰取得海军航空兵的空中支援,但因为后者仅同意其停留于新几内亚水域4天,势必要另辟一陆航基地,然而若贸然发起进攻将使日军意识到美军的意图,从而强化荷兰迪亚的防御,麦克阿瑟因而决定双管齐下,同时以两个主力师登陆荷兰迪亚英语Battle of Hollandia,还实施“迫害行动英语Operation Persecution”攻打该地以东240千米艾塔佩(亦在赛多尔第5航空队作战航程内),由此在尼米兹的航母撤离前,麦克阿瑟便成功将陆航转进到新占的艾塔佩,为荷兰迪亚方面的战斗提供不间断的空中支援。3月30日,第5航空队对韦瓦克和汉萨湾英语Hansa Bay轰炸、澳军同时发动西进攻势,令日军错判美军的目标,不仅第18军就地坚守,甚至反将荷兰迪亚的守军东调增援之,同时麦克阿瑟还将登陆舰队实施欺骗性的迂回行动,于4月22日对荷兰迪亚发起突袭登陆。4月24日,艾塔佩被美军攻占,并在26日尼米兹的航母撤走时陆航飞机已能从当地增援荷兰迪亚方面。4月27日,美军东西两侧登陆的部队会合,基本结束了荷兰迪亚的战斗,美军仅付出100人阵亡、1000人受伤的代价,而日军阵亡5000人,另有5000人逃入内陆丛林[178][注 1]。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雷亚英语Edward J. Drea将荷兰迪亚之战称作麦克阿瑟在二战中表现最好的一刻,并归因于其大胆的决策和有效运用情报的能力[180]

荷兰迪亚的迅速胜利,加强了麦克阿瑟一举收复新几内亚全岛的决心,于5月17日发动了对荷兰迪亚以西200千米的瓦德克岛的进攻英语Battle of Wakde,至5月底以消灭当地日军部队。其后,麦克阿瑟又将目标转向比亚克岛,于5月27日登陆该岛。然而由于情报判断失误,麦克阿瑟原估计日方守军应仅有3000人以下,但实际上将近1万人,且日军采用日后在冲绳佩莱利乌岛实施的战术,允许盟军在无抵抗的情况下登陆,后于内陆推进时发动猛烈反击,使盟军在一步步推进的过程中付出沉重代价[181]。6月29日,美军歼灭了日军的主力,控制该岛,但对日军残部进行扫荡与肃清持续至8月。7月底,麦克阿瑟进攻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处据点——鸟头半岛未受到日军的抵抗便占领英语Battle of Sansapor。至此,麦克阿瑟就此结束了旷日费时、作战环境险恶的新几内亚之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麦克阿瑟率部西进3000千米、北进1000千米,运用相当有限的兵力、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收复全岛的战略目标[182]

台湾—菲律宾之争

1944年7月夏威夷会议上的罗斯福、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认为罗斯福已被其说服接受先攻打菲律宾吕宋岛的方案,但实际上该会议并未完全确定了吕宋岛还是台湾两条进攻路线的选项,一直到同年10月3日在联参会命令下决定实施麦克阿瑟的方案、结束其论战

在麦克阿瑟沿着新几内亚东岸突袭俾斯麦岛、尼米兹的海军部队也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中突破日军“绝对国防圈”的同时,联参会同样也研究下一阶段的进攻目标,于1944年3月命令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分别提出对吕宋、台湾和中国沿海三角地带的入侵计划[183]。3月12日,联参会再向两人发布指示,要求在1945年前致力完成四项目标:一、麦克阿瑟应孤立拉包尔;二、沿着新几内亚北岸西进,于11月15日前攻占民答那峨;三、尼米兹应绕过特鲁克,于6月15日前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孤立加罗林群岛、于帕劳建立基地,支援麦克阿瑟对民答那峨的进攻;四、尼米兹应于1945年2月15日攻占台湾,而若需支援对台湾的进攻,麦克阿瑟应先在2月15日进攻吕宋岛[183]。同年7月,美军攻克马里亚纳群岛,得以从塞班岛起飞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轰炸,太平洋两大战区的进攻路线也将在菲律宾会合,因此进入下一阶段目标的选择:进攻上述提及的三角地带。然而其进攻顺序与目标的选定,应以菲律宾南部岛屿、主岛吕宋岛以及台湾何者为先成了联参会、战区陆海区将领争论的中心,大致可分成三种意见:一、以联参会成员为主,绕过菲律宾群岛;二、收复菲律宾中部与南部岛屿以建立空军基地,再进攻台湾,此意见以尼米兹为代表;三、仅收复菲律宾群岛,或收复菲岛后再考虑进攻台湾,此以麦克阿瑟为首、战区实际作战的将领为主[184]

为取得共识,罗斯福于7月下旬在珍珠港召开会议,出席的除了总统本人外,还有麦克阿瑟、尼米兹与总统的参谋长威廉·D·李海。会上尼米兹与麦克阿瑟轮流陈述方案,前者提出海军的观点(而非自己的),指盟军应绕过菲律宾群岛直取台湾与硫磺岛、冲绳等岛屿,完成占领后便可实施进攻日本本土的行动,而为夺取上述岛屿,“西南太平洋战区”除保留两个师与数个空军中队外,其他的美军部队应全归属至其指挥的“中太平洋战区”(隶属“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下),至于如何牵制或削弱菲律宾的30万日军则未提[注 2]。麦克阿瑟当即对尼米兹的计划提出反对,不仅战略上菲岛为日军南方交通线之枢纽,盟军若予以绕过直扑台湾、硫磺岛和冲绳,其损失将会大大超过占领这些前哨岛屿所带来的利益,也无法打击日本的抵抗意志[185]

相比之下,盟军收复菲律宾所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在心理层面的也比台湾更能打击日本。麦克阿瑟另外还从政治面切入,称1700万的菲律宾人仍忠于美国,进攻台湾则不会有强大的游击队支援,且“菲律宾人认为自己在1942年被人出卖”因此有必要率领大军反攻,否则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威望,若对菲岛绕开不理,被封锁于当地的日军势必将夺取岛上人民的粮食,使平民大众蒙受悲惨与饥饿。会上罗斯福还提及进攻吕宋岛的伤亡问题,而麦克阿瑟激烈地否认,并保证不会比过去严重。当天会议并未做出结论,而之后麦克阿瑟又与罗斯福单独进行约十分钟的会谈,据曼彻斯特所称,麦克阿瑟以带有威胁性的口吻警告罗斯福,若采取金恩绕开吕宋岛的计划“美国人在今年秋天必会对你表示出最大、十足的愤懑而投票反对你”[185],当晚罗斯福跟私人医生说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像麦克阿瑟那样跟我讲话的。[185]

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向麦克阿瑟表示:“好了道格拉斯,你赢了。不过为了这件事,我就得回去对付金恩了。[185]”,并在之后的对话中多次表示将收复菲律宾[注 3]。尽管之后联参会仍保持台湾-吕宋岛两目标并行准备的方案,但后续调查又发现,驻于台湾的日军较尼米兹等人估计的多,而由于航程过远得不到陆军航空队的支援,这使得海军需为攻台方案“堤道作战英语Operation Causeway”动用更多兵力与装备,且预计将在欧战结束后才能满足。相反的,若进攻吕宋,现有兵力即可执行。另外自1944年春季起,日军于中国发动“一号作战”致使华东一带机场与港口尽数被攻占,进而降低了攻台的战略意义,连同麦克阿瑟主张的政治因素,联参会终于10月3日发布决议进攻吕宋、搁置进攻台湾一案(最终放弃)[187]

反攻菲律宾

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登陆莱特岛、实现1942年回到菲律宾的承诺,这张麦克阿瑟与幕僚涉水登陆的照片之后被建为雕像,置于麦克阿瑟登陆纪念国家公园英语MacArthur Landing Memorial National Park

在攻台案尚未完全搁置前,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取得共识,即台湾位于当前陆航基地航程之外,故须先在菲律宾南部取得一空军基地,才能以此支援无论是吕宋还是台湾的进攻行动。在麦克阿瑟正准备进攻联参会规划的菲律宾中南部岛屿时,因为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对莱特岛实施空袭,日军却仅有微弱的抵抗,使哈尔西向尼米兹提报该岛防御能力脆弱,建议跳过中部其他前沿岛屿、直接进攻莱特岛,此构想获得尼米兹、麦克阿瑟与联参会的认可[188]。1944年10月20日,克鲁格率第6集团军登陆莱特岛,而麦克阿瑟则从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英语USS Nashville (CL-43)”监督行动,当天下午,因为缺乏登陆艇,麦克阿瑟只得涉水登陆[注 4],在踏上菲律宾后随即发表演说:[190]

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托万能之主的福,我们的军队又站在菲律宾的、洒着我们两国人民鲜血的土地上了。我们为摧毁控制你们日常生活的残余敌人,为恢复不屈不挠的力量的基础,你们民族的自由,回来了!

莱特岛战役并非美方原预期的顺利,事实上日军航空兵力并非被消灭而是向后退却,而莱特岛在肯尼陆航的航程之外,麦克阿瑟只得仰赖海军航母的舰载机掩护[191],而在莱特岛登陆期间日本海军也做出反击,因为哈尔西对日军实力错误的认知,下令第3舰队北上追击日军作为诱饵的航母部队,使金凯德的登陆舰队受到日军战列舰舰队袭击的风险,一度形成重大危机,事后麦克阿瑟为哈尔西辩护,并将此事归咎于指挥权为自己与尼米兹瓜分所致[191][192]

莱特岛的地面战斗未如预期的顺利,豪雨与泥浆地面使陆航飞机无法进驻起降,而日军大批增援,使美军滞难于行、战斗旷日费时,麦克阿瑟甚至一度想换下第6集团军,由8月新建的第8集团军(由艾克尔伯格指挥)取代之,至12月底,克鲁格估计岛上尚有5000名日军,而麦克阿瑟即于12月26日发布公报宣布“除了稍微的扫荡外,本次战役已经结束”,但实际上艾克尔伯格率第8集团军至1945年5月真正结束战斗期间又击毙额外27,000名日军[193]。1944年12月18日,麦克阿瑟紧接在马歇尔之后,晋升五星上将,之后艾森豪与阿诺德德也同样获此晋升。该军衔根据美国国会法第78-482号于1944年12月14日设立为临时军衔,而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将受阶者恢复为永久军衔,至1946年6月23日该军衔才透过第79届国会第333号议会法改为永久军衔,该军衔退役者还享有全额工资与津贴[194][195]

由于莱特岛的作用远不如预期,麦克阿瑟进攻民都洛岛,占领后10天内便完成修筑机场跑道,肯尼的陆航作战半径相当于向前推进了500千米,整个吕宋岛都在盟军作战半径内[196]。1945年1月9日,在实施多起欺骗措施后,麦克阿瑟的部队大举登陆林加延湾,由于日军战略为在内陆与盟军决战,故美军登陆过程未受到抵抗[196]。13日,麦克阿瑟将司令部移至菲律宾岸上,由于他先前曾向联参会保证两个月内解放马尼拉外,战前尼米兹也要求原借给金凯德的舰只要在2月上旬归还、投入硫磺岛战事,否则行动只能向后推迟,麦克阿瑟不愿承担此一责任,只能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向格洛克机场与马尼拉突进[197]

2月4日,第6集团军第1骑兵师已攻抵马尼拉市区边缘,陆续解放关押在当地各处的战俘,而日本海军将领岩渊三次日语岩淵三次决定死守马尼拉,与美军进行惨烈的巷战,以至于马尼拉战役时长三周[198],期间为了保护菲律宾民众,麦克阿瑟禁止进行近距离空中打击,但美军仍动用155毫米榴弹炮轰击街垒与建筑物[199]。2月26日,日军防线崩溃,岩渊自杀,而在败象渐露的同时日军也对马尼拉平民展开大规模屠杀,即“马尼拉大屠杀”,估计整场马尼拉战役中有10万名菲律宾平民死亡[199]。3月3日,马尼拉作战结束[199]

马尼拉战役结束后麦克阿瑟将重心置于扫荡退居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山区的日军残部[200],日方司令山下奉文大将实施防御战,而克鲁格推进缓慢,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时山下部队仍旧继续抵抗,使亟欲在战争结束前解放菲律宾全境的麦克阿瑟非常恼火[200]。1945年9月2日,山下奉文率残存的10万军队向美军投降[200]

“没落行动”与日本投降

硫磺岛战役后不久、准备进攻冲绳时,美军内部由谁担任进攻日本本土作战——“没落行动”的总司令而起了争议。1945年4月3日,罗斯福命令太平洋各战区进行重新编组,原西南与太平洋战区废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AFPAC),指挥全部的地面部队以及除了第二十航空队外的陆军航空队,海军则由尼米兹指挥。不过这种结构并未使麦克阿瑟满意,罗斯福于4月12日去世后又再度要求重新分配。根据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的说法,麦克阿瑟要求把持全太平洋的所有陆军、航空部队的指挥权,而把海军打成仅作支援的小角色。尼米兹与第二十航空队司令柯蒂斯·李梅皆强烈反对,麦克阿瑟因此怀疑海军试图在战后垄断所有海外行动的权力,而陆军则将只用来保卫本土。最后因尼米兹的强硬态度,麦克阿瑟还是撤回了要求[201]

“没落行动”由入侵九州南部的“奥林匹克行动”和进攻关东平原的“小王冠行动”组成,前者将由克鲁格率领约766,700名官兵于1945年11月1日执行,后者则将由麦克阿瑟指挥亲自指挥,预计将于1946年3月1日发起[201]。在“没落行动”准备期间,美军持续评估预计伤亡人数,并以冲绳战役受到重大伤亡为鉴,决定动用研发完成不久的原子弹。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对于苏联出兵、原子弹又或是其他因素最终促成日本选择投降,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家争论不断的议题,其中苏联参战便是麦克阿瑟早在1944年就曾屡次提出的主张,还曾告诉属下小保罗·拉马尔·弗里德曼英语Paul L. Freeman Jr.:“如果苏联不出兵攻打日本的关东军,我不会考虑进攻日本的任何岛屿。[202]”而在战争结束后数年,麦克阿瑟因为与国内右翼势力走得很近,试图掩盖曾向苏联求助的过往,于1950年代初期的多次在采访中公开表示若自己有权决定二战末期的重大决策,他肯定不会让苏联参战[202][203]。如此行为使后来的艾森豪共和党政府难以忍受,警告麦克阿瑟注意言行,否则将公布太平洋战争时的原始资料,使其难堪[202]

驻日盟军总司令

受降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代表盟军最高统帅签署了《降伏文书》,在其身后的两人为战时被日军俘虏的乔纳森·温莱特中将与英国白思华中将

尽管参议员汤姆·康纳莱英语Tom Connally于8月10日警告杜鲁门勿“铸下大错”,委任麦克阿瑟为盟军对日受降代表、使其日后有了在1948年参选的声望,但杜鲁门出于政治考虑,依旧在8月15日,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204],负责主持和安排日本受降,并实施随后的日本占领工作麦克阿瑟要求日本政府派出军方代表团前往马尼拉商讨受降事宜。8月19日,以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日语河辺虎四郎为首的代表团乘涂成白色、画有绿十字的专机日语緑十字飛行抵达马尼拉,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前往迎接,后者宣读了指定各战区日军应向各地盟军代表投降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并告知将于9月2日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第一批盟军进驻日本之计划等。8月28日,美军第11空降师先遣队占领日本厚木机场。30日下午2点19分,麦克阿瑟与幕僚乘标记“巴丹号”的C-54运输机专机抵达厚木机场[205]

9月2日,根据美国陆海军间妥协的结果,投降仪式于代表海军主场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麦克阿瑟乘“布坎南号英语USS Buchanan (DD-484)”驱逐舰于早上8点43分抵达;8点55分,日本代表团抵达[206]。9点,麦克阿瑟让温莱特与英国白思华中将站在身后,并亲自宣读致词:“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愿望。这是我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206]”随后,由日方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其政府和军方签完降书,麦克阿瑟接着代表同盟国上前,掏出五支笔签名,分别用来写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最后两支笔则写下官衔,这五支笔分别被他赠给温莱特、白思华、西点军校、美国档案馆和妻子[207]

麦克阿瑟选择东京“第一生命馆日语第一生命館”大楼作为盟军总司令部(下简称盟总)位址,杜鲁门赋予他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权以实施对日占领政策,9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文件,规范麦克阿瑟拥有的最高权限:“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从属于你之下。……由于你的权力至高无上,在权限上无须接受日方的任何异议。[208]”且与被分裂成四个占领区分而治之的德国不同,美国允许日本作为单一国家继续存在,并早在8月10日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英语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或称“三方协调委员会”)发布的SWNCC21/3号文件中表明美国将单独占领、控制日本[208]。形式上,麦克阿瑟需顾及由多个战胜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英语Far Eastern Commission”与“盟国对日委员会日语対日理事会”提出对日占领政策的意见,但这两个机构在麦克阿瑟有着华盛顿的支持下仅具顾问性质,实际上对日政策多由美国以“中间指令”的形式下达给麦克阿瑟,或是麦克阿瑟透过临时命令来实施,而不受他人干预[208]

保护昭和天皇与改造天皇制

1945年9月27日,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首次会面的合影,9月29日盟总便向日本全国各大报刊发布这张照片,引起激烈的争论风暴

麦克阿瑟与日本政府和天皇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特别是对于天皇制的存废问题早在1942年便为美国政府研究与讨论,军方多对天皇本人与其制度嫌恶,认为应将其列为战犯,而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则基于过去经验认为只有天皇能使日本实现投降,并维持社会秩序。中情局远东作战副处长、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则认为天皇制乃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应与财阀一同解散、废除[209]。8月15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投降诏书后,美国政府见日本军队在其敕令下有秩序的解除武装,国内社会也基本稳定等重大作用,协调委员会于8月21日向麦克阿瑟发布《日本战败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方针》,确立后者透过天皇实行间接统治日本的正式方针[210]

根据麦克阿瑟本人的回忆,早在其抵达日本时就有参谋人员建言他“召见”天皇以示权威,但他认为此举将使天皇成为一位“殉道者”,而天皇将会亲自登门拜访[211]。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前来美国大使馆会见麦克阿瑟,会见房间仅麦克阿瑟、天皇和日方翻译奥村胜藏日语奥村勝蔵三人[211],麦克阿瑟事后回忆天皇在一开始便说:“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作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完全责任。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为了听任贵方所代表的各国对我的裁决而来拜访。[212]”之后麦克阿瑟又表示“天皇决心承担并有被处死的危险的责任,使我深受感动。按照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这一责任显然不应由天皇承担。这种充满勇气的态度,确实感人肺腑。在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天皇作为个人来说,也是日本最高尚的绅士。[212]”不过双方实际谈话内容真伪不明,根据奥村的回忆录,天皇并没有主动提出承担战争责任,反而是麦克阿瑟表现得有些逢迎,对天皇表达了关切与亲善[211],两人首次见面时麦克阿瑟称天皇为“您”(You),而要求奥村翻译时则略带压力地称“告诉天皇”(Tell The Emperor),但两人会面后开始将天皇改称做“陛下”(Your Majesty)[213]。此外,麦克阿瑟的回忆中还有描写天皇从他手中接过香烟时“手抖得很厉害”此一描写,但事实上天皇是不抽烟的[214]。会后不久,盟总发布麦克阿瑟与天皇会面的照片,照上两人并肩站立,但天皇身形矮小、僵硬,麦克阿瑟则身材高大、姿态随意而轻松,使麦克阿瑟从照上看来有着比天皇还要高的权威[215]。日本政府认为照片对天皇“大不敬”,下令禁止公开照片,但盟总立即向日本外务省抗议,命令刊登照片,并撤销所有出版社的限制[215]。这张照片对日本国民影响巨大,大多数日本人以此彻底了解国家的战败、美方的权威,以及麦克阿瑟将支持天皇的立场[216]

麦克阿瑟对天皇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其军事秘书和心理战行动负责人邦纳·费勒斯影响[217],认为日本自1931年奉天事件(即“九一八事件”)后即被军国主义的极端份子所挟持,天皇本人则是亲西方的温和派,但因无力出手制止军部,所以对日本自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战争罪行不具责任。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英语Herbert P. Bix描述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两人间的关系:“盟军最高统帅将利用天皇,而天皇将以被人利用的方式提供合作。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利己又相互保护的关系,一种政治上更有益于裕仁的关系。因为裕仁方面要失去得更多——所有权威的象征、为使皇位正统化的全部道具。[218]”麦克阿瑟为保护天皇,还曾于1946年3月6日派出费勒斯联络前日本海军大将、同时也是日本政坛要人的米内光政,商议将战争责任转嫁给东条英机,迫使后者主张:“在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我已决定哪怕天皇反对,也要发动战争。[219]”麦克阿瑟保全天皇的作法获得巨大的成功,东条被处绞死去、天皇也未退位,麦克阿瑟此举引起了相当的批评,比克斯认为这对日本人在战败的历史认知产生深远和持久的扭曲性影响[219]

处置战犯

麦克阿瑟在日本二战战争罪行的嫌疑人甄别与定罪起到相当的作用。截至1945年底,美军对日占领当局便对共5700名日本、台湾和朝鲜籍战犯嫌疑人进行审判,其中约4300人被判处有罪、约1000人被处以死刑、数百人被判无期徒刑,涵盖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马尼拉大屠杀等事件[220]。在诸多案件中以马尼拉军事审判日语マニラ軍事裁判中审理日军将领山下奉文与本间雅晴两案引起相当的争议。1945年,菲律宾战役期间岩渊三次实施对马尼拉城内的大屠杀,而山下奉文身为菲律宾的日军战区司令员并未下达屠杀命令,甚至在事件发生时其率部远在240千米之外的碧瑶指挥作战、可能也对此浑然不知[221][222]。岩渊在战役后期自杀身亡,而山下在战后被盟军逮捕,对于其应负之责任有相当的争议性,而麦克阿瑟屡次介入其中,催促主审法官尽快将山下定罪,最后得出有罪并处以绞刑的判决。然而山下的律师将本案呈交美国最高法院,使战争部长建议麦克阿瑟同意,但遭后者拒绝,战争部长随后反而直接否决麦克阿瑟的权限,下令暂缓山下的死刑。经确认后,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2投票结果做出不参与本案的结论,但两位反对的法官发表强烈抗议,其中一位是前菲律宾总督弗兰克·墨菲,称这场审判是“合法外衣下的私刑”,两位法官还对本案写了长达45页的备忘录,抨击麦克阿瑟出于私愤操控审判、剥夺被告的基本权利[223]。1946年2月23日,山下被处绞[223]。本间则是涉及巴丹死亡行军事件,是否知情属下虐待战俘同样倍受争议,最终判处死刑,但在本间夫人向麦克阿瑟求情后,后者将其自侮辱性质的绞刑换作枪决[224]

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也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使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日军前细菌战部队——731部队成员免于起诉,以换取其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人体实验的诸多资料。所有涉及战争罪行有关的日本皇室成员也被其赦免,包括秩父宫雍仁亲王朝香宫鸠彦王竹田宫恒德王东久迩宫稔彦王伏见宫博恭王等陆海军高级将领。麦克阿瑟无视许多皇室成员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要求天皇退位、实施摄政的呼吁[225],认为若天皇被处决或判处终身监禁将会引发日本各社会阶层的动乱与革命,对改造日本为亲西方现代民主国家此一主要目标造成重大困难。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将天皇交付审判,就必须完全改变我们的占领计划,并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不测。对他起诉毫无疑问地要在日本人民当中引起巨大骚动,其影响难以估量。他是团结日本人的象征。摧毁这个象征,整个国家将会分崩离析。我认为,整个日本都会以消极或半积极的方式反对此举。[226]”同年2月,他在另一封给艾森豪的电报中提及若处决或监禁天皇将长时间需要派驻100万占领军来维持和平[227]。在麦克阿瑟的强烈推动下,“三方协调委员会”最终于6月第55/7号命令中明确规定天皇不做战犯处理[226]

日本社会体制的改造与参与1948年总统大选的意图

第一生命馆日语第一生命館”,为麦克阿瑟统治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职位实质统治了1945年至1948年的日本,也是截至1947年为止美日关系最具权势者[228][注 5]。麦克阿瑟以8月29日收到华盛顿的《日本投降后初期政策》命令(SWNCC 150/4/A)为基础,实施包括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促进政治自由、建立民主政府、解放妇女、成立自由工会、取消独占事业、新闻自由化、教育自由化等改革,为日本日后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奠定基础[229][230]

在宪政体制上,起初麦克阿瑟允许日方自发性地实施,但以国务大臣松本烝治为首的制宪委员会仍基本维持了1889年的旧制宪法,天皇的权力依旧是“最高且不可侵犯”。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总的政治组幕僚准备新宪法草案,其结构以SWNCC 228号命令内容为基础,麦克阿瑟还自行加入三点:一、天皇须保存为一国元首,向日本人民负责;二、所有以华族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包括世袭亲王家旧皇族日语舊宮家的权利、贵族院都废除,此后能保有皇室或贵族身份的日本人仅剩天皇与其约20名直系亲属[231];三、废除日本国家战争的主权[232]。此一草案被称作“麦克阿瑟草案日语マッカーサー草案”,后成为日本新宪法,于1947年5月3日生效,日本政府实施议会民主制,天皇仅能根据内阁建议行事,而宪法第九条规范日本永久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之手段和废除常备军。此外,新宪法还赋予妇女权力、保障基本人权、禁止种族歧视,增强议会和内阁、削减警察和地方政府的权力[233]

麦克阿瑟对日本实施非常温和的统治,从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土地改革由其幕僚雷正琪英语Wolf Ladejinsky主持,于1947至1949年收购约470万英亩(190万公顷)土地,占日本可耕地面积的38%,其中的460万英亩(186万公顷)被重新转售给农民。至1950年,全部农业用地达89%由其所有者经营,仅11%为承租耕种[234]。工会制度上,麦克阿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1947年有48%的非农业劳工加入工会。到了1948年,由于美国国务院介入,结束了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单独控制,亦有部分改革被取消[235]。麦克阿瑟还废除以往垄断工业生产、被称作“财阀”的诸多大型综合企业,将其解体成更为松散的工业集团“经连会英语Keiretsu”,国防部与国务院对上述改革感到震惊,认为这与将日本建设为阻挡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堡垒理念相冲突[236]。麦克阿瑟还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对,使日本共产党合法化、释放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政治犯,还邀请他们参与1946年大选,这也是日本首次允许女性投票的选举。麦克阿瑟还批准了被禁止11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种种措施加上土地改革的成就,使麦克阿瑟在日本农村中比共产党人还更受欢迎[237][238][239]

1947年秋,有鉴于杜鲁门在民意调查中的低支持率、自己以盟总治理与改造日本的政绩,麦克阿瑟起了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念头,然而尽管他是当时美国广受欢迎的战争英雄,但在党内缺乏人脉为从政之路的一大困难[240][241]。麦克阿瑟也一直表示自己将在日本签署和平条约时退役,并预计将在1947年秋季其声望正高时参选,不过杜鲁门同样害怕麦克阿瑟参选,后否决美国于1947年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称美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正式和解[240],之后杜鲁门还曾写信给艾森豪,鼓励其参选总统[242]。在日本未签署和约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最终决定不退役,他于1947年10月写信给好友罗伯特·E·伍德英语Robert E. Wood表示若共和党提名他,他将非常乐意地接受[241][240]。1948年3月9日,麦克阿瑟又宣布一则声明,宣布对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一事感兴趣,若共和党愿意提名将感到十分荣幸,但他不会退役来参选[243]。1948年4月6日,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第一次共和党初选会,有为数十万的签名请愿者支持麦克阿瑟参选总统,这使其信心大增,同样角逐提名的托马斯·杜威也私下以为该州已落入麦克阿瑟手中,然而开票后却是哈罗德·史塔生英语Harold Stassen赢得27票中的19票,麦克阿瑟仅得8票,使后者受到巨大打击。一周后,内布拉斯加州的开票差距更大。6月底,杜威赢得共和党提名,而麦克阿瑟仅得1100票中的11票[244][241]

在麦克阿瑟策划参选的同时,五角大厦曾征询时任西德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是否愿意前往东京接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前者因占领事务以及与苏联对峙的压力过于繁重、欲申请退役而拒绝[241],而麦克阿瑟在1949年将统治权力移交日本政府,自己则一直留在日本,直到1951年4月11日被解职为止。1951年9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军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日本再次成为独立国家[245]

朝鲜战争

战争爆发至仁川登陆

自1945年至1950年期间,麦克阿瑟对朝鲜半岛分裂的两个政权不仅毫无兴趣,连东京司令部对当地与其周边局势存在大量误判,美军驻韩国司令约翰·霍奇曾多次恳请麦克阿瑟协助,但后者将当地视作国务院的管辖范围而拒绝,唯一一次到过韩国则是出席美国扶植上台的李承晚总统的就职典礼,还在会上对其做出未曾征询过华盛顿官员的承诺:如果韩国遭遇袭击,美国将会像“保卫加利福尼亚州那样保卫韩国”[246]。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入侵韩国,朝鲜战争爆发,起初麦克阿瑟对此事表现出的反应甚小,尽管当时在司令部已收到大量韩国军队溃败的报告后,麦克阿瑟依旧与华盛顿官员享用晚餐和欣赏电影,并一口咬定朝鲜军的进攻不过是一次“威力侦察”。几小时后,麦克阿瑟根据杜鲁门的授权将武器装备拨交给韩国军队以抵挡朝鲜军,并深信前者将反击成功,然而第二天汉城被朝鲜军队攻陷,麦克阿瑟极为震惊,消沉地宣布“韩国已全线失守”[247][248]

6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号决议,授权组织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援助韩国,联合国军司令也由该国指定,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推荐麦克阿瑟,后者因此于7月8日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同时兼任驻日盟军总司令与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连同所有韩国部队皆由其指挥[249]。在朝鲜军队的猛攻下,长期在日本驻扎、松懈怠慢又对亚洲人抱以轻视的首批前往韩国的美军很快便被击溃[250],整个7月美韩联军只得以人员和空间换取时间持续撤退,直到8月2日美韩联军以马山大邱浦项作为抵抗线,组成釜山环形防御圈固守[249][251]。战斗期间因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表现恶劣,华盛顿方面对集团军长沃尔顿·华克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专派马修·李奇威等人的小组调查,华克被认为欠缺优秀的参谋,而根本原因就是素质高的军官一到亚洲就被调到麦克阿瑟手下,导致其幕僚整体组织能力低下,小组也认为华克本人难负集团军指挥之责,并应解职以李奇威取代之(麦克阿瑟对华克相当藐视,但对李奇威颇为敬畏),但小组亦担忧这将使已极度垂丧的士气恶化,也畏惧麦克阿瑟将此解读为对自己指挥能力的挑战,故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事实上与小组预想的相反,麦克阿瑟早想以李奇威取代华克)。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珀斯坦指出倘若李奇威取代了华克,必定能约束麦克阿瑟的独断独行,使战事指挥更依从华盛顿的指示,也能更谨慎地对待日后是否要跨越三八线的问题[252]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正自“麦肯尼峰号英语USS Mount McKinley”上观测海军支援仁川登陆的沿海炮击

时至8月底,朝鲜军的补给线已延伸过度,盟军强大的海空实力也造成朝鲜军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后者力量已至强弩之末、兵力也减至88,000人,而美军第8集团军经由整编和增援已达180,000人,也装备了远较前者为多的坦克和火炮[253]。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认为不宜自朝鲜半岛南部向北进行缓慢且代价高昂的推进,因此计划于朝鲜军后方的仁川实施一次两栖登陆,借此截断朝鲜军主要补给线、收复韩国首都汉城、形成对朝鲜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一举将战局扭转。然而由于仁川一地作为登陆目标有许多不利之处,如潮汐涨落过大、水流流速过快、航道狭窄弯曲、达到目标潮高的天数有限、市区地形有利于守军、港外的月尾岛为行动一大障碍和对当地敌军情报不足等等,这使得麦克阿瑟受到以联参会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为首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反对。在8月23日的仁川作战会议上,陆军参谋长约瑟夫·劳顿·科林斯提出仁川距离联军后方太远,而若发起本次作战将削减第8集团军的实力,建议改在仁川以南100千米的群山登陆,此亦得到海军军令部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英语Forrest Sherman的附议,但麦克阿瑟反驳正因仁川有种种缺点,朝鲜军才没能预料到美军采取此行动,并举了七年战争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为例,此战英军指挥官詹姆斯·渥尔夫正是率军进攻被法军认为难以爬越的悬崖才获得胜利,登陆群山虽较为安全但离敌军补给线太远而无法加以截断。麦克阿瑟还在会上忽略了二战时对海军的仇恨,声称海军在过去从没有让自己失望过,相信这次也不会,且仁川登陆虽是“五千对一的赌博”,但他愿意赌,整个会议结束后在场者仅余谢尔曼对行动不抱信心,但麦克阿瑟在次日仍成功说服他[254]

8月29日,联参会同意仁川登陆行动。然而麦克阿瑟却刻意对华盛顿方面隐瞒行动具体计划和时间等,一直到即使反对也来不及阻止的9月8日才派遣级别仅中校的林恩·史密斯(Lynn Smith)前往华盛顿向联参会的四星上将们汇报,当后者抵达时行动再过6小时20分钟后即开始,此举使麦克阿瑟严重得罪联参会的各军种参谋长。另一问题是实施仁川行动的美军第10军司令的任命,原本麦克阿瑟排除第8集团军对仁川的指挥权已颇受非议,华盛顿的大多将领都希望由久经沙场、具备丰富两栖作战经验的太平洋陆战队英语Fleet Marine Force, Pacific司令雷密尔·考尼克·谢泼德英语Lemuel C. Shepherd Jr.指挥,且该人还有为麦克阿瑟筹到陆战第1师(登陆主力部队)的人情在,但麦克阿瑟在未征询联参会的同意下将第10军军长任命给自己心腹——远东司令部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而此人在与第1陆战师师长奥利韦尔·普林斯·史密斯的交流中也表现的极为傲慢,并对后者说明两栖登陆的困难嗤之以鼻[255]约瑟夫·古尔登英语Joseph Goulden指出八个月后杜鲁门之所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得到联参会的一众支持,而后者便是以此报复麦克阿瑟在仁川对其先斩后奏的作法[256]

9月15日,美军陆战第1师成功登陆仁川,当天仅21人阵亡。9月16日,华克率军向北突围发动反攻,于20日突破朝鲜军包围圈[257]。仁川一战存在若干缺陷受到质疑,如麦克阿瑟过于低估防守汉城的朝鲜军,原预计仅5天便能收复,结果直到两周后的26日才拿下,且阿蒙德不顾史密斯劝其尽量东进、以与第8集团军会合包围南部所有朝鲜军,而他将重心过度放在汉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麦克阿瑟想抢在9月25日(朝鲜军入侵满三个月)这个别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将其收复[258]。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的防线长达180英里,美军终究没能完全掌握,致使朝鲜军仍有4万余人逃回朝鲜[257]。然而撇开上述争议,仁川登陆仍为麦克阿瑟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其军旅生涯的顶峰[259],登陆后半个月内联合国军共造成朝鲜军近4万人的伤亡,失去三分之一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坦克、火炮和车辆,残余兵力几无秩序地溃退,而担任主攻的陆战第1师伤亡2,400人[257],而到登陆一个月后,朝鲜军高达13.5万人被俘[260]杰弗里·彼得英语Geoffrey Perret指出,若一个伟大指挥官一生当中总有一场战争特别突出,足以使其晋身军事伟人之列,那对麦克阿瑟来说,就是仁川之役[261];此役之成功使麦克阿瑟的威望极大地提升,以致联参会之后都怀疑他们是否应对麦克阿瑟的决心存有任何疑问(李奇威语),不敢质问麦克阿瑟后续之计划与决定,以免面对其挑战[262]

中国军事介入

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于威克岛会议英语Wake Island Conference握手致意。这是杜鲁门上任以来五年半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麦克阿瑟的会面。杜鲁门此行是希望从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的胜利取得一些政治利益,而后者也在本次会面中再度提出其误判——中国不会干涉朝鲜战事

麦克阿瑟的自信心因仁川登陆的成功而膨胀,而华盛顿方面也受其夸张化的战报影响,跨越38线一举消灭朝鲜军队的意见成为主流,联参会不等联合国决议就于9月底发布指示授权麦克阿瑟北上进攻朝鲜本土:“你的军事目标是摧毁朝鲜武装部队。你有权在朝鲜半岛38度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但是要发动这些行动的条件是苏联与中共没有大规模的部队介入,没有宣布要介入,也没有威胁要在朝鲜以军事手段对抗我们的行动。[263]”,战争目的因此从“阻止朝鲜军队”升级为“摧毁朝鲜军队”。时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也曾向麦克阿瑟发布一封秘电:“我们要你放心越过38度线,不论是在战略或战术方面,都能放手一搏。[263]”麦克阿瑟则回复道:“我视整个朝鲜半岛为我们军事活动的地区。[263]”然而杜鲁门忌惮中国与苏联全面干涉,因此下令数条限制:“不得在中朝边界附近使用除大韩民国军队以外的任何部队”、“禁止对中国东北和苏联领土实施空中与海上攻击”,除此之外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也告诉麦克阿瑟扩大空军作战区域会消耗空军军力,为作补充,欧洲防空能力将放空两年[264]

10月15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威克岛会面讨论朝鲜战争的局势。仅管杜鲁门已担任总统五年半之久,但从未与麦克阿瑟会面过,尽管曾两次较为婉转的方式敦促麦克阿瑟回国,但后者皆表示拒绝(见下)。本次的威克岛的会面是杜鲁门希望利用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后日益增长的声望为11月的中期选举助阵,因此提议与麦克阿瑟会面,并提出麦克阿瑟若不愿意回国,可安排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会面。杜鲁门原想指定在夏威夷,但麦克阿瑟不愿意,称不喜欢在夜间飞行,也不想去很远的地方,于是杜鲁门同意将会议地点设于威克岛(即威克岛会议英语Wake Island Conference),该岛距离华盛顿4,700英里(7,600千米),距离东京则仅1,900英里(3,100千米)[265]。尽管杜鲁门做出了巨大的妥协,但麦克阿瑟对这次会议很不满意,在前往威克岛的路上情绪颇糟。他向同僚驻韩大使约翰·约瑟夫·穆西奥英语John J. Muccio抱怨道:“为了(杜鲁门的)政治原因被召到这么远的地方,真是浪费时间”,并认为杜鲁门应该到他那里(东京)来[265]。关于两人的会面有一说是“麦克阿瑟的专机故意在杜鲁门抵达之后才降落”,但根据曼彻斯特比对飞行纪录表以及诸多目击者的证词,实际上麦克阿瑟早到了好几个小时,人也在机场跑道上亲自迎接杜鲁门的飞机,两人随后前往当地民航局的会议室相谈[266]。会中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中共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战争也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士兵们将能在圣诞节之前回家。两人分手时,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表示“今天是一次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会面”,但实际上他对后者桀骜不逊的态度越发不信任,麦克阿瑟也同样对其敌意逐日增长[267]

尽管早在10月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透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外传达了“若是美军跨越三八线,中国将不会坐视不顾”的讯息[268],但麦克阿瑟依旧认为中国不会参战,也不顾联合国军在逐渐接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过程中补给线已延伸过度的潜在危险,要求继续往鸭绿江畔前进。另一方面,金日成请求苏联派遣地面部队干预,但遭到拒绝。1950年9月30日,金日成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招待会,并在会上要求中国派遣部队入朝[269]毛泽东几经考虑后决定出兵,因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派出部队冠之“志愿军”之名,即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朝鲜部队共同由彭德怀指挥[269]。中国志愿军大批跨越鸭绿江入朝,其兵力之后上升到30万人[270]。起初麦克阿瑟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将韩国军队以外的联合国军部队挺进停止线设置于距中朝边境40至60英里(64至97千米),刻意在边界一带仅使用大韩民国军队。然而10月17日麦克阿瑟违背杜鲁门的指示,以大韩民国部队数量不足、“指挥官情绪不稳定而无法信赖”为理由以及将马歇尔的讯息断章取义,曲解为得到修改指示的权力[271],因此将设定的停止线改成中继线,命令各部继续深入推进,但越深入中朝边境地形就越为陡峭、补给亦更加困难,麦克阿瑟却刻意淡化了这项问题。美国军部中没有几个人胆敢顶撞声势正旺的麦克阿瑟,身为陆军副参谋长的李奇威是少数对其命令提出反对的人之一,但其意见终究未被采纳[272]

志愿军避过美军以及麦克阿瑟亲自实行的空中侦察,但陆续也有数起事件足以显示中国军队的存在:10月26日,大韩民国军队与志愿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并俘虏了数名中国士兵。然而因为麦克阿瑟的情报主管——盟总G2部的威洛比出于对麦克阿瑟的忠诚,不愿承认中国军队已入朝的事实,免得华盛顿方面介入阻止正冲向鸭绿江畔的联合国军,威洛比对接获的资讯充耳不闻,将侦察机发现鸭绿江北集结的中国军队称作仅是“外交讹诈”、将抓获的中国战俘认定为一名搞不清楚自己部队与兵力、志愿参军的中国朝鲜族人,其他征象也被威洛比以各种理由搪塞[273]。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向大韩民国第2军展开进攻,韩军三个师损失所有装备溃逃[274],而联合国军在北进的过程中第8集团军与第10军的缺口随着边界扩大,位于第8集团军右翼的韩军崩溃的同时,志愿军也袭击了该集团军的侧翼,后者因此被重创[275]。至此,麦克阿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向五角大厦发出电报“本司令部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目前的局势已超越其职权和兵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我们正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276],电报中还否认自己曾发动企图直抵鸭绿江的攻势,仅是进行威力侦察来确定敌人的兵力与企图,以此撇清目前遭逢大败的责任[277]

李奇威扭转朝鲜战局

马修·李奇威,接替因车祸而死的华克任第8集团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后又接任其联合国军司令职务

联合国军一路败退,麦克阿瑟态度相当悲观,一时认为若不在近期获得20万部队增援“联合国军就必须撤离韩国”,并计划一路撤至釜山[277]。11月28日,麦克阿瑟批准第8集团军放弃平壤,撤至了38度线以南[275]。12月23日,正指挥部队撤退的集团军长华克因车祸意外去世。麦克阿瑟闻讯后立即依照先前的决定,推荐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威接替华克职务[278]。李奇威自美国飞至东京,于12月26日同麦克阿瑟会面,后者随后将战术指挥权与一并的行动自由交付该人[279]。为避免重蹈麦克阿瑟的覆辙,李奇威立即飞往前线视察部队,发现情况远比预想的糟:官兵间失败主义横行、士气低落,各指挥官并未掌握任何有用的情报[280]。1月4日,志愿军攻占汉城[281]

另一方面,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已全面参战,主张大举增兵,还公开宣扬战争扩大化的观点,主张对中国东北实施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轰炸,但杜鲁门与其支持者认为此举不会结束战争,而一旦苏联干预朝鲜战场,美军势必将轰炸符拉迪沃斯托克,战争将因此扩大,日本也会受到苏联的报复性攻击[282]。至于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则因为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缺乏重要目标而被认为不切实际[283]。麦克阿瑟对反对意见不以为然,他曾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采访时公然反对上级,声称自己应付中国军队时遭遇的所有困难,都起于华盛顿施加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军事史上没有前例的巨大障碍”[284]。杜鲁门大发雷霆,当下就有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念头,但他又不希望让事情显得像是麦克阿瑟是因为进攻失败而被撤职[285],因此改于12月6日以联参会名义发布指示,禁止军事指挥官或高阶官员未经上级许可随意发表言论[286]

在李奇威的努力下,联合国军重新恢复了战力,于1月26日发动“霹雳行动”,成功扭转了双方的攻守状态。麦克阿瑟则再度重提对中国全面开战[注 6],主张为防止联合国军遭到突破,应封锁中国沿海、用炮火与空袭摧毁中国的战争工业,还要将已退守至台湾的国军投入朝鲜战场[注 7]。然而杜鲁门采取的政策是只有当中国攻击朝鲜以外的美军才会将战争升级[292],他还亲自写了一封长信给麦克阿瑟解释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口吻客气,几乎到了恭敬的程度,还赞扬了麦克阿瑟的“卓越领导”以及“优异表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评价这份文件是“一国元首对手下战区司令官所写的一份亲切、体谅的函件……如果有函件能激发一位司令官的效忠,这一封信就应该能办得到。[292]”麦克阿瑟看完信的反应则是误解、或选择性解释杜鲁门接受其提议,他向手下参谋宣布联参会首长“终于克服了他们说反击中共将引起世界大战的幻想”,后来麦克阿瑟在国会作证时也拒不承认其对华作战方针遭到总统或国防部长的否决[292]

由于麦克阿瑟那“不采取其主张朝鲜半岛必将失守”的主张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忧虑,陆军参谋约瑟夫·劳顿·科林斯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特地飞往朝鲜视察地面与航空部队,但得出与麦克阿瑟截然相反的报告,认为美军第8集团军士气高昂,足以抵挡中国军队的进攻,因此麦克阿瑟的对华战争升级案就此夭折[293]。然而麦克阿瑟并未放弃其主张,仍于2月11日发布电报提出一项“计划”:“一、以大规模空袭朝鲜最北部,肃清敌人后方”、“二、如果依然不准攻击鸭绿江对面的敌军增援兵力,我将铺设一条放射性核废料地带,将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分隔”、“三、我将从朝鲜最北处的两面海岸同时发动两栖与空降作战,合围成一个大口袋,中共部队很快就会饿死或者投降,那将会像是仁川战役般的一次成就”。联参会对麦克阿瑟的“计划”直接敷衍地回复“著毋庸议”[294]。1951年2月底,第8集团军重新控制了汉江沿岸的防线;3月,志愿军被逐回38度线以北;5月底,联合国军再度收复汉城。由于胜利的主要功臣是李奇威,麦克阿瑟并未参与,后者对此极为不满,刻意带着记者与参谋在一次行动前刻意访问刚制定完一场有限进攻计划(屠夫行动英语Operation Killer)的李奇威部,还当着后者的面向媒体宣布:“我刚下令恢复进攻”[293],此事令李奇威感到惊愕又愤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并未参与“屠夫行动”的制定,“他的虚荣让我无言以对,他让我心中认识的那个麦克阿瑟面目全非,让我彻底忘记了以前的那个麦克阿瑟。[295]

被撤职

1951年4月25日,日本《世界通信》发表头条新闻《麦元帅解任 远东形势新局面 中共动向值得关注》,报导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

在志愿军受到重创后,杜鲁门与艾奇逊认为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机终于到来,试图将局势恢复到战前的样子。3月20日,联参会告诉麦克阿瑟“国务院即将准备由总统宣布,在侵略者已被从韩国大部分地区赶出去的情况下,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296]”然而麦克阿瑟却特意在3月24日发表一篇措辞带有挑衅与威胁性的声明:[296]

作战行动在根据时间表和计划继续进行着。实际上,我们已从韩国清除了有组织的共产党军队。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由我们海军实施的24小时的大规模轰炸给敌补给线以毁灭性打击,使在前方作战地区的敌部队缺乏必要的作战物资来维持作战行动。这一弱点被我们地面部队利用的非常巧妙。在我军适应敌人的作战方式后,其战术便彻底失败了,敌人的渗透战术只是使其小股小股的被消灭。在恶劣的天气、地形和作战条件下,敌人的持久作战能力要低于我军。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具有更大意义的是,事实清楚地表明红色中国这个新的敌人,缺乏工业能力,无法提供进行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多的重要物资。敌人缺乏生产基地,缺乏建立、维持以至使之投入作战的那怕是中等规模的空海军所需要的原材料。敌人也无法提供成功进行地面作战行动所必须的武器,如坦克、重型大炮以及科学技术为进行军事战役所创造的其他精巧的武器装备。起初,敌人数量上潜在的巨大力量大大弥补了这一差距,但随着现代化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靠数量已无法抵销这些缺陷本身固有的危险性了。控制海洋和空中,进而也意味着控制补给、交通和运输,其重要和所起到的决定性作战在现在并不亚于过去。
我们现在拥有这种控制权,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的劣势,其作用更加倍增。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在红色中国进入朝鲜战争时就已清楚无疑地表现了出来……这样,敌人现在一定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将战争限制在朝鲜的容忍程度,把军事作战行动扩大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的话,那必将会使红色中国面临极大的危险。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之后,假使这些问题是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加以解决,而不是受到诸如台湾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题外问题的干扰,就不应再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妨碍做出有关朝鲜问题的决定。

杜鲁门见状大为光火,麦克阿瑟此举直接违反12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直接使他无法推动和平谈判,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的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296]”麦克阿瑟则在指责之下辩称自己只是在发布例行新闻[297]。杜鲁门已决定撤换麦克阿瑟,但他也认为此时麦克阿瑟强硬的措辞有助于抚慰美国大众对军事上历经一个冬天的失败与撤退的作用,不适合立刻将其辞退[297]

4月6日,杜鲁门召集国防部长马歇尔、联参会主席布莱德雷、国务卿艾奇逊与商务部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讨论应如何处理麦克阿瑟[298],四人“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表示“从军事角度”有必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也意识到需考量政治因素[299],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麦克阿瑟不服从命令,而联参会成员对此则不表意见[298]。不服从命令实为军事罪行,麦克阿瑟可像米切尔一样要求进行公开军事审判,而结果将难以预料,也可能最终裁定罪名不成立,并恢复原职[300]。联参会成员认为“基本没有证据表明麦克阿瑟曾经未能执行联参会的直接命令,或以行动反对命令。”布莱德雷则称:“从法律角度来看,麦克阿瑟从未违抗联参会的命令,只是选择从宽解读命令。他的确违反总统12月6日下达、由联参会转达的命令,但这不属于违反联参会的命令。[301]”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起草向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由布莱德雷签名发布:[302]

身为合众国总统和三军统帅,我非常遗憾地解除你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军司令的职务。你需立即将指挥权移交马修·李奇威中将,同时授权你下达必要的命令,以顺利前往想去的地方。我的撤换原因会在你收到上述命令的同时公之于众,并纳入下一条讯息。

由于通信技术上的问题,消息首先透过商业无线电广播到东京,而麦克阿瑟收到此消息时正在与大使馆招待客人午餐,麦克阿瑟闻讯后面无表情,仅向身旁的妻子表示“两人终于可以回家了”[303][304]。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被杜鲁门以此种方式解职而感到愤怒,由于是即时生效的命令,麦克阿瑟既不能举行交接仪式,也不能对部队发表常规的告别演讲,李奇威指出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是“对将军自尊心不必要的冒犯”[303]。而在另一方面,杜鲁门的行动对外公布后,美国爆发宪政危机和公关风暴[305],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反对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306],寄到白宫的信件中认同与指责杜鲁门的内容达一比二十[304]。时至1952年2月(事件后9个月),杜鲁门的支持率降至22%,截至2014年为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的最低现任总统支持度[307][308],之后又因朝鲜战争泥沼化,政府被一系列腐败丑闻所困,最终令杜鲁门选择放弃竞选连任[309]

1951年4月12日,麦克阿瑟离开美国驻日使馆,驱车前去搭乘已改名为“巴丹号”星座式座机,约有25万日本人在通往机场的沿路夹道向麦克阿瑟道别[310]

晚年

听证会与总统竞选活动

麦克阿瑟于1951年芝加哥军人球场上发表演说

1951年4月18日,麦克阿瑟自朝鲜飞抵旧金山,隔天便与家人前往华盛顿,预计将于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言。此行是麦克阿瑟自1937年结婚后首次返回美国本土[311]。4月19日,麦克阿瑟于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告别演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麦克阿瑟讲述自己在与杜鲁门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分歧,并为自己的立场所辩护,演讲还被喝彩声和鼓掌声打断了50次[311],他最后说道:[312]

我即将结束了52年的军旅生涯。我在世纪之交以前参军,圆了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平原英语The Plain (West Point)”操场上宣誓以来,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希望与梦想很早就遗忘了,但我仍然还记得当年流行的一首军歌,唱起来令人倍感自豪——“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正如这首歌,我这个老兵现在也结束了军人生涯,而将凋零。上帝的光明让我这个老兵看清了自己的职责,而这个老兵曾努力尽职,再见。

国会演说结束后两周,麦克阿瑟即受命参加针对朝鲜战争的听证会,负责在前三天以证人身份出席。这场听证会以秘密形式举行,但每天都会发出一份记录,几乎所有发言也都会报导出来。麦克阿瑟在国会声称联参会成员接受其作战方面的提议,但被白宫与国务院否认,各参谋首长也直接驳斥其声明,布莱德雷更指出麦克阿瑟的作法将使他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英语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313]。对麦克阿瑟的人望更具伤害的是他对听证会钜细靡遗的质疑难以招架,例如针对民主党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英语Brien McMahon提问如何看待欧洲苏联方面的威胁时,麦克阿瑟否认其为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只是战区司令而无须考量这点,而后者指出杜鲁门政府从全球角度考虑朝鲜以外的潜在威胁,麦克阿瑟曾认为苏联不会在美国升级对华战争后参战,而一旦发生了又该怎么办?麦克阿瑟曾宣称不会参战的中国后来不也参战了吗?对此麦克阿瑟只能承认“我只是怀疑(中国的参战)”,而承认这一点使他的支持者极为失望,因为从外界来看这同样也能解释成麦克阿瑟实际上也不知道苏联会不会在升级对华战争时参与[314]。加上还有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这位既是麦克阿瑟仰慕者、但又在国内不得人心的共和党议员在会上对极具人望的马歇尔人身攻击,更使麦克阿瑟的声誉受到长期的伤害[313]

麦克阿瑟曾试图竞选总统,但始终未能成为候选人,他曾于1951年至1952年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走访了11个州,期间大力抨击杜鲁门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在“亚洲实施绥靖政策”[315],也认为受雅尔塔会议和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方式而使美国丧失其国际地位[316],他还批评其国内政策,称工资未能赶上二战后的通货膨胀[316]。起初麦克阿瑟的演说尚能吸引不少群众的目光,但时至1952年初,麦克阿瑟已难以获取支持,许多人抱怨他更像是要找杜鲁门算账、夸耀自己、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政见[317]。之后麦克阿瑟大幅减少了演讲次数,几乎被撇除在公众视野之外[318]。时至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英语1952_Republican_National_Convention,麦克阿瑟一度希望介入处于罗伯特·A·塔夫脱与艾森豪两位正争取总统提名的候选人间,但在塔夫脱不愿配合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最终在初选中惨败,而艾森豪也以压倒性优势打败塔夫脱,最终胜选总统[319]

余生至去世

1954年在美国出差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访问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人生最后12年与妻子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31层的一个拥有10个房间的大套房,过着平静的生活[320]。1952年,麦克阿瑟接受雷明顿兰德公司的主席职位,年薪为68,000美金(相当于2016年的612,000美金),同时作为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按照法律是不会退役的,终身保留现役,随时可被召回,且享有终身俸禄与津贴20,000美金[321]、个人的助手、办事员、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以及五角大厦的一间办公室等待遇[322]。除了兰德公司的简单业务外,麦克阿瑟仅对体育活动感兴趣,对诸多人士邀请他撰写回忆录或拍摄纪录片的请求皆婉拒[323],直到1952年他听闻杜鲁门正撰写回忆录,认为后者将在著作中抨击自己,因此他硬要惠特尼为其著传[323]。惠特尼的著作《麦克阿瑟:与历史会合》(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由《时代与生活》杂志社购买其版权,于1955年8月出版,销售量极高,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一直到1978年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凯撒大帝:麦克阿瑟英语American Caesar》问世前都是研究麦克阿瑟的主要史料,不过这本传记许多内容出自麦克阿瑟本人的口述,多有自我中心、偏颇乃至偏离事实,而后者在大多情况下也拒绝对其修改[323]。1960年前后,麦克阿瑟才决定撰写回忆录,亨利·鲁斯后以90万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725万美元)买下该书的一切权利[324],而麦克阿瑟回忆录也在他本人去世前几个月开始于《生活》杂志上连载[325]

196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在他80岁生日庆祝会上突感身体不适,但坚持到晚上11点才离开晚会,隔日便倒下送往圣卢克医院,前列腺肿大至无法小便的程度,不得不动手术[326]。麦克阿瑟术后恢复状况良好,因有感时日无多,麦克阿瑟不久后便开始为后事作准备,如访问白宫和艾森豪见上最后一面。1961年4月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途经纽约时礼貌性地探望了麦克阿瑟,起初前者原认为后者是一位骄傲自大、名不符实的将军,但两人会面后反而认为麦克阿瑟是他见过最有趣的人,且谈吐极具魅力[326]。3个月后,麦克阿瑟更受邀前往白宫赴宴,肯尼迪这次与前者谈的更久,两人还论及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问题,麦克阿瑟主张肯尼迪永远不要派兵去保卫越南,并指出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在海外,而是在国内[326][327],在麦克阿瑟去世前不久也为下一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了类似的建议[328]

1961年7月,麦克阿瑟开始其自称的“感伤之旅”,回到阔别已久的菲律宾出席该国独立15周年庆典,还与当年巴丹战役和科雷吉尔多战役的老兵们聚会,时任菲律宾总统卡洛斯·贾西亚还授予了麦克阿瑟菲律宾集团军荣誉勋章英语Philippine Legion of Honor。1962年,西点军校向麦克阿瑟颁发“希尔瓦尼·赛耶奖英语Sylvanus Thayer Award”,表扬他对国家的贡献,而后者也不顾身怀胆结石与疥癣的痛苦前往西点参加颁奖仪式,并在会上对学员发表题为《义务、荣誉、国家》(Duty, Honor, Country)的演说:[329]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纪念馆英语Norfolk City Hall内墓室的两座石棺,麦克阿瑟与其妻珍妮长眠于此
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黄昏,暮色已经降临,往日的风采和荣誉也已经消失了。它们带着最后的光辉,随着我往日对事业的憧憬一起消失了。对往日的回忆虽然饱含辛酸的泪水,却又是那么美好,使我感到亲切和宽慰。我徒然侧耳倾听着,渴望听到起床的号角——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在梦中,我依稀又听到大炮在轰鸣,听到步枪在作响,听到战场上那陌生、哀伤的痛苦呻吟。然而,回忆经常将我带回西点军校,回到我的母校。我的耳畔常回响着、反复回想着这样的声音:责任、荣誉、国家。今天或许是我同你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最后离去时,心中想到的一定是你们学员、学员、还是学员。我向大家告别了。

1963年,肯尼迪总统请麦克阿瑟帮助调解国家大学体育协会业余体育联盟英语Amateur Athletic Union之间对国内业余体育主导权的争端。这场纠纷有可能使美国参加196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计划泡汤。麦克阿瑟的仲裁有助于双方促成协议,最终美国也按计划参加了奥运会[330]

1964年4月5日,麦克阿瑟因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英语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去世[331]肯尼迪在1963年遭刺杀去世前曾批准为麦克阿瑟举行国葬,继任其职务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则确认了此一指示,命令将麦克阿瑟以“一个感恩的国家能为逝去的英雄给予的所有荣誉”待遇安葬[332]。4月7日,麦克阿瑟的遗体被运到纽约市,在第七集团军枪械库的一个敞开的棺材里安置约12小时[333]。当晚,他的遗体被送上灵柩车到联合车站,由护灵队伍运到国会大厦,在该地圆形大厅英语United States Capitol rotunda安置,约有15万人前来瞻仰与告别[334][335]。麦克阿瑟生前拒绝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称这里“环绕着他的敌人”[320],转而要求葬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因为后者是母亲的出生地,双亲也于该地结婚。4月11日,麦克阿瑟的葬礼于诺福克圣保罗圣公会教堂英语Saint Paul's Episcopal Church (Norfolk, Virginia)举行,其遗体最后被安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纪念馆英语Norfolk City Hall的圆形大厅里,这所纪念馆为1960年,诺福克市市长透过公众捐款筹集的资金,以原诺福克市政厅进行改造而成,用于存放其文件、勋章和纪念品之处。经过修复和改造,麦克阿瑟纪念馆内已有9个博物馆展厅,展出了他长达50年军旅生涯轨迹,麦克阿瑟则与于2000年过世的妻子珍妮长眠于大厅正下方墓室的两具大理石石棺中[336][337][338][339]

个人

性格与形象

1971年美国发行的麦克阿瑟六分钱纪念邮票

麦克阿瑟是极具争议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个性复杂、形象多样而充满矛盾的人,第5航空队司令肯尼便曾说:“真正、或者自认为认识麦克阿瑟的人,不是钦佩他,就是讨厌他,没有中间地带。[340]”布莱梅爵士则简单评论道:“你听到有关他最好和最差的那面都是事实”[341]。曼彻斯特则描述麦克阿瑟“既高贵又卑鄙,既勇壮又残暴,既傲慢又䩄腆,最优秀的男子汉,最坏的汉子”、“是美国得未曾有最具天才的军人”,并将其与罗马军事领袖尤利乌斯·凯撒相提并论,从而将该传记著作取作《美国的凯撒大帝:麦克阿瑟》[342]。二战期间同为战区司令,并在西南太平洋与麦克阿瑟密切合作过的哈尔西起初对前者夸张和抢功的公报甚为反感,一位副官曾记录哈尔西将麦克阿瑟称作“自吹自擂的贱人”,但两人见面后关系便迅速拉近,哈尔西后来写道:“见面没超过五分钟,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我很少见到哪个人能以这么快的速度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173]”麦克阿瑟也在战时得到多名英国战时领袖的肯定,如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他是“才华卓越的指挥官”、总参谋长伯纳德·蒙哥马利认为麦克阿瑟是二次大战中“最优秀的军人”、艾伦·布洛克则将其比作“最优秀的战略家”[342]。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曾在2016年竞选期间公开表示自己最欣赏的美军将领即是麦克阿瑟[343]

麦克阿瑟以自吹自擂、夸大其辞的性格而闻名,罗斯福时代的内政部长哈德罗·勒克莱尔·伊克斯英语Harold L. Ickes曾对其做出常为后人引用的评价:“麦克阿瑟是这一号的人物,他以为自己到了天堂,上帝都会从白玉宝座上起身降阶迎接,把空出的位置躬身相让。[344]”麦克阿瑟的个性发展与人格塑造深受母亲平克尼所影响,即使到了成年很大程度上也受后者所支配[345]。平克尼在麦克阿瑟童年时代即施行严格的教育,使后者在成为一位杰出人物的同时有着胜利的强烈执著、极度的自我中心以及孤僻的性格[346]。早在西点军校就读时,麦克阿瑟就几乎与同学保持距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通常西点毕业生的婚礼是会有多名同学参与的大型社交场合,以示同学之间深厚的情谊,但麦克阿瑟的婚礼缺少朋辈的出席而引人注目。哈珀斯坦认为,平克尼使麦克阿瑟缺乏与他人建立真诚友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麦克阿瑟认为没人有资格与他平起平坐[346]。哈珀斯塔姆同样指出,麦克阿瑟自一战便有自我膨胀的倾向,但当时因为年纪还很轻且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多数场合下他终究能控制住自己,并与普通士兵在前线英勇作战,但到了二战时,麦克阿瑟有了声誉和政治观,对功名的渴望也较以往更甚,与此同时受到的管辖与约束却是越来越少。二战结束时,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已超过其军事才华,导致其最终自取灭亡的结局[347]

作为一位军事将领,麦克阿瑟同样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伊恩·托尔英语Ian W. Toll称麦克阿瑟是个有着“严重性格缺陷的人”,但仍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能以发散的思维看待问题,有着超常的记忆力,还能快速理解各种细节”,并“比起其他盟军领导人更能凭直觉把握太平洋战争的总体局势”[173]。与在欧洲战场作战的同僚不同,麦克阿瑟在1944年新几内亚、1945年菲律宾和1950年朝鲜战场经常是在以寡击众的不利条件下,透过机动布署和出其不意取得了多次胜利[348]。美国记者约翰·刚瑟英语John Gunther尽管对麦克阿瑟的人品颇有微词,但也对后者在太平洋的作战夸赞道:“自大流士之后,没有哪位指挥官能像麦克阿瑟一样,用极少的伤亡就攻占了大量的领地。[347]马克·佩里英语Mark Perry (author)则称赞麦克阿瑟成功完成的一系列将日军的对拉包尔无力化的行动、是战争史最复杂、协调性最佳和最成功的陆海空联合战役[349]。佩里也假设道:若麦克阿瑟满足于1945年9月2日接受日本投降后选择退休、而非延续其军旅生涯,那他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指挥官,还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349]。另一方面,麦克阿瑟在各方面的负面特质也影响其作为军人的评价,如二战期间因其自我中心的个性与身处低优先度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严重加剧了与海军之间的军种对立,甚至上升到了马歇尔形容为“人身攻击、极为恶性的斗争”的地步[350]。麦克阿瑟也被反对者指出其不服总统权威、犯下遭日军于菲律宾奇袭、被中国志愿军伏击等巨大失败,称其为美军最被高估的将领[343],佩里也引用了一份非正式的网络调查结果,其指麦克阿瑟为美国史上最差劲的将军,排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爱德华·阿尔蒙德、汤米·弗兰克斯英语Tommy Franks威廉·魏摩兰乔治·B·麦克莱伦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英语Ambrose Burnside霍雷肖·盖茨之前[351][349]

与总统的共事及政军关系

麦克阿瑟在军旅生涯中与多任总统共事,成为其上司有胡佛、罗斯福和杜鲁门三位,但除了胡佛他给予“还算不错”的评价外[352],后两人深为麦克阿瑟所厌恶。罗斯福对麦克阿瑟拥有的政治野心非常清楚[注 8],但也因为知道后者不懂如何拉拢选民而从不将他当作威胁,仅是以防万一保留了麦克阿瑟在二战前提交、宣称菲律宾将难攻不破的报告,以及开战后菲律宾机场被毁其所犯下的种种缺失的记录[355]。罗斯福曾在很多场合表达过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认为是“可用而不可信”的将领[355],并曾当面向后者说道:“道格拉斯,我一直认为你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我同样知道,你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政治家。[355]”罗斯福也曾向助理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评论麦克阿瑟是除了休伊·皮尔斯·朗外“美国最危险的人物”[355]。麦克阿瑟则是尽管罗斯福曾在菲律宾下令营救他、掩盖战事缺失、将他塑造为公众神话的英雄、支持重返菲律宾的战略,仍对后者极为痛恨,1945年4月罗斯福在办公室内去世,麦克阿瑟的反应毫无伤感,反而转向自己的参谋邦纳·费勒斯说道:“罗斯福终于死了。他是一个能用谎言来粉饰太平而绝不会说真话的人。”现场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深感震惊[355]

杜鲁门则在1945年接任总统时就已对麦克阿瑟不抱信任,当时便在日记中写道:[352]

我要怎样处理与一位妄自尊大的五星上将之间的关系呢?麦克阿瑟比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英语Cabot family洛奇家族英语Lodge family还要难对付。那两家人至少在采取任何举动之前还会互通有无,而麦克阿瑟呢?只有上帝知道他要做什么。更可悲的是,美国政府的要职上确有这样一位自命不凡的顽固份子。我不知道1942年罗斯福总统为什么没有命令温莱特从科雷希多岛返回美国,而让麦克阿瑟做一名烈士……如果召回的是温莱特,我们将拥有一位真正的斗士、真正的将军,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有的只是一个演员、一个说谎精。很难想像,美国在造就罗伯特·李约翰·潘兴、艾森豪和布拉德利等英雄的同时,还会诞生像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这样的蠢材。

麦克阿瑟则是极度轻视杜鲁门的权威,在许多场合对其毫不尊重。双方首次的意见分歧发生在二战刚结束的第一个月,当时杜鲁门政府决定放缓战后裁军的计划,但1945年9月17日麦克阿瑟却擅自在东京宣布50万驻日美军仅须留下20万人便足够,等同于故意为政府的批评者助阵,并以军人身份直接干政、谋取政治利益[352],也就是从本次事件开始杜鲁门考虑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演越烈。1945年9月与10月,杜鲁门连续两次要求麦克阿瑟回国述职,以接受全国人民对他的感谢之情,届时将为其安排于参众两院演讲,国家也将授予他杰出服役十字勋章[352]。虽然表面上这是杜鲁门的一次盛情邀请,但实际上是来自三军统帅的命令,但麦克阿瑟连续两次都拒绝,声称自己在东京很忙,且一离开东京将“陷入一触即发的局面”,杜鲁门听后大为恼火,认为其于不久前可以缩减驻日美军规模的说法根本是信口开河[352],之后随着朝鲜战争局势的发展和麦克阿瑟的种种言行、台湾问题[注 7],致使杜鲁门再也难以忍受,进而解除其一切职务(见上节)。

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美国“文人领军”传统的一次体现[356],日后麦克阿瑟也自回忆录中承认前者的合法性:“对于一位总统解除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务所具有的法律权力,不问其行动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从没有人加以怀疑。文职高于军职是美国政府体制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已为军事机构的每一个官兵所全心全意地接受下来。[356]”但同时也批评道:“这并不是这一案件中的问题,自有史以来司令官一直在调换,有些出于心血来潮,有些出于某种原因,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比我这次解职所用的手段更为严厉了——不让人申诉,没有辩护的机会,不考虑过去。[356]”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则就解职事件表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人都是对的,但杜鲁门是总统,而麦克阿瑟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当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时,许多人批评他的做法,但没有人对他运用总统的权力采取的这个行动提出疑问”,“两个人都是意志坚强、形式果断的人,这场冲突到最后其中一个人势必下台,而在我们的制度下,这人只能是麦克阿瑟”[356]

与部属的关系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担任麦克阿瑟的副官长达七年之久,是最了解后者的人之一。艾森豪在二战期间担任盟军欧洲最高统帅,官拜五星上将,后又于1952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英语1952 Republican Party presidential primaries中大胜麦克阿瑟,最终成为第34任美国总统

麦克阿瑟与部属的关系为疏远和狂热崇拜的两极化,其麾下的“巴丹帮”幕僚群有相当的竞争性、排他性,对于华盛顿的访客充满敌意[注 9],即使是战略情报局(今中情局前身)官员亦不能公开在麦克阿瑟的管辖地收集情报[注 10]。幕僚们为争取麦克阿瑟的关注不遗余力、对所有指示言听计从[357],而后者也会无视常规、任用心腹居于要职,如仁川登陆战中的负责登陆作战的第10军交由毫无两栖作战经验、但因为是麦克阿瑟美军远东司令部重要幕僚的阿尔蒙德。马歇尔曾当面向麦克阿瑟抱怨没有像样的幕僚,有的只是一座“宫廷”[349]。海军第7两栖部队司令丹尼尔·爱德华·巴比英语Daniel E. Barbey少将则从海军的角度观察麦克阿瑟与陆军部属的关系,说道:“麦克阿瑟从来都无法和四周的官兵,建构出一种温暖、如同袍泽般的情谊。下属尽管尊敬他,却没有对他有同情、理解与爱戴。他的态度太过疏远,行动、语言和服装太规规矩矩了。[359]

与乐于将功勋分享给部属的艾森豪不同,麦克阿瑟要求手下对自己绝对忠诚,并会喝退任何可能将荣誉分走的人和夺取部下的功绩[360],麦克阿瑟也曾规范所有从他基地派出的部队只能以麦克阿瑟的名义执行任务,甚至要求太平洋战场上所有的胜利消息只能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对外公布,曼彻斯特曾对此做过统计,发现二战开始后的前三个月中,太平洋战区对外发出的142条战况公报中有109条有麦克阿瑟的名字[360]。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与麦克阿瑟自1911年便互相熟识,曾至少有两次因“忠诚问题”而被麦克阿瑟恫吓,一次是布纳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最大功臣为艾克尔伯格,而与麦克阿瑟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然而后者曾向其表示:“鲍博,你和我并肩在布纳战斗的日子真是令人难忘阿,不是吗?”,接着哈哈大笑,以此作为含蓄的警告:不得泄漏麦克阿瑟实际上与布纳战役的胜利无关[361]。另一次则是艾克尔伯格的名字出现在颇具影响力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上,麦克阿瑟大为光火,直接召见艾克尔伯格说道:“你知不知道,明天我就可以把你降为上校,让你卷铺盖回家?[361]”艾克尔伯格也因此对自己新闻官说宁愿有人放一条眼镜蛇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想在一篇报导中受到褒奖[360][注 11]

曾当过麦克阿瑟七年副官的艾森豪是最了解麦克阿瑟的人之一,他评论后者是位“值得效劳的人”,“一旦分配了任务,麦克阿瑟不会在乎时间,且不过问其他问题,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把工作做好”、“在他挑选送上加以讨论的任何主题,他的知识一向是透彻了解,令人目瞪口呆,大部分都很精确,从滔滔不绝的话中倾涌而出。将军的流畅以及资料的财产来自于他那罕有的记忆力,在我的回忆中无与伦比。他看过一篇演说草稿或者一份文件,只要一次,就能一字不差地把整篇复诵出来。[364]”除了担任副官外,艾森豪还在公务外的场合与麦克阿瑟有所来往,甚至还处理私人性质的库珀封口费问题[365]。不过尽管长时间共事,艾森豪始终不是“巴丹帮”的一员,并无如惠特尼或萨瑟兰始终折服于麦克阿瑟的魅力下,艾森豪敢于针对麦克阿瑟的错误与之争辩[366]。两人关系的转捩点发生于1936年夏,当时麦克阿瑟读了《文学文摘英语The Literary Digest》杂志上的一篇预测罗斯福将在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选的报导,因此他大肆散布此一推论,艾森豪则劝他不要散布这种预言,并从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获悉罗斯福的对手阿尔夫·兰登的选情实际上更为恶劣,结果艾森豪反被麦克阿瑟咆啸漫骂[367]。自那天起,艾森豪就显露出为麦克阿瑟工作的不耐,并提出以健康为由回国,但重视艾森豪工作能力的麦克阿瑟急忙将其留下[367]。另外一次,也是直接使两人七年情谊破裂的事件则是发生于1938年初,当时麦克阿瑟试图发起一次集结4万名菲律宾后备役部队,以分列式走过全城的方式向奎松证明防御建设有成,并而将计划交由参谋部制定,但因菲律宾经济负担极重,无法支持4万人行军一周的食宿,奎松极力反对。麦克阿瑟因不愿承担制定此计划的错误,反将责任推到了艾森豪和其他参谋军官头上[367]。艾森豪后来评论道:“我们的关系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368]”不过两人的关系并无如当时一些媒体报导的那么水火不容,事实上在艾森豪担任参谋长时仍多次写信给麦克阿瑟,请教其意见,从参谋长位置退下后,艾森豪也专程写了一封信否认两人结怨的说法,两人也一直保持着联络。然而至艾森豪当上美国第34任总统后,两人的交往转而疏远了,如一次艾森豪邀请麦克阿瑟在白宫共进午餐,后者辛勤地提出建议,但艾森豪却不感兴趣,因此麦克阿瑟之后离开时告诉记者“有权便有责,而我已不再是个有权力的人了。[369]

家庭

于1950年访问菲律宾的麦克阿瑟一家,左为麦克阿瑟第二任妻子珍妮,中为其独生子阿瑟·麦克阿瑟四世

在麦克阿瑟的生活中,母亲平克尼即使在其成年后也一直有着绝对的支配地位,也因此有种观点认为麦克阿瑟一直是“母亲的乖儿子[370][371],凡事皆以其为重,即使到了担任参谋长的50岁年纪,麦克阿瑟每天下班必定开车回家同母亲吃饭、每次出差飞机一落地就打电报向她报平安[85]。平克尼对麦克阿瑟的第一任妻子路易丝并不满意,以至于听到儿子与其订婚后直接病倒了[345]。路易丝与麦克阿瑟的婚礼豪华盛大,但平克尼亦拒不出席。婚后,路易丝与平克尼关系紧张,而前者于1929年6月18日与麦克阿瑟离婚后便表示是平克尼在婚姻生活中处处干涉的结果[372]

离婚后,至第二次出访菲律宾期间,麦克阿瑟与小他33岁、年仅16岁的欧亚混血儿伊丽莎白·库珀英语Elizabeth Cooper秘密交往。麦克阿瑟调回美国本土时将她带回美国,由于不愿使母亲知悉其存在,麦克阿瑟只能将她安置在查尔斯顿旅馆(Chastleton),距离其工作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大楼”仅几个街区[373]。由于要躲避母亲的监视、加上参谋长忙碌的工作,麦克阿瑟与伊丽莎白日益疏远,后者经常出入夜总会、过着纸醉金迷、招蜂引蝶的生活,麦克阿瑟曾希望伊丽莎白经济独立,鼓励她参加艺术课程、修读法学,但后者皆不感兴趣,反而一直跟麦克阿瑟要钱,两人关系压力遽增[373]。当有一次伊丽莎白试图请麦克阿瑟协助其兄弟艾伦(Allen)找一份美国工作时,后者直接从报纸撕下一份求职广告作为回复[373]。其后麦克阿瑟决心与伊丽莎白断绝关系,并试图将她送回菲律宾。1934年9月1日,麦克阿瑟寄给伊丽莎白一张通往美国西部的火车票与回马尼拉的船票,但后者拒不离去[374]。1934年,“华府团团转”专栏的两位作家罗伯特·沙龙·艾伦英语Robert S. Allen德鲁·皮尔逊英语Drew Pearson (journalist)撰文抨击麦克阿瑟在“酬恤金进军事件”中的作为是“不正当、不必要、专横、苛刻、残酷的”,并广泛描绘他“独裁、抗命、不服从、不忠诚、对陆军部的上司不尊敬”等,麦克阿瑟控告两人,要求赔偿名誉损害75万美金[375][376],但两人受密西西比州众议员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s from Mississippi罗斯·亚历山大·科林斯英语Ross Collins的帮助,找到伊丽莎白,而后者与其合作,卖出麦克阿瑟曾写给自己的情书,两人也威胁麦克阿瑟将在官司开庭时请伊丽莎白出庭作证(公开其存在),使得麦克阿瑟最终放弃诉讼、选择庭外和解,之后还秘密向伊丽莎白支付1万5千美金作封口费[377]。事后海军的威廉·D·李海将军评论麦克阿瑟当时是单身汉,官司是可以打赢的,而之所以选择和解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母亲知道伊丽莎白的存在[375]。伊丽莎白始终没有回去菲律宾,而是继续在好莱坞当演员,但一直都是演小角色而未能成名,两次婚姻也都以离婚告终,最后伊丽莎白于1960年6月29日服用过量的巴比妥类药物自杀身亡,享年46岁[373]

麦克阿瑟与琼妮·玛莉·佛雷克洛思的第二段婚姻较为顺遂,部分原因也是出于母亲的认可,与布鲁克斯不同,琼妮相当适应菲律宾驻防时的生活[378],对麦克阿瑟毕恭毕敬、充满崇拜之情,对于自己“将军夫人”的身份亦十分珍惜,她在公开场合将麦克阿瑟称作“将军”,而私下则称后者为“我的主人”(Sir Boss)[345]。在麦克阿瑟过世时,琼妮已64岁,后于1988年自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处获颁自由勋章、1993年又接受了菲律宾的功勋勋章英语Philippine Legion of Honor[379]。1994年日本明仁天皇伉俪访问美国时也特意与其会面。麦克阿瑟与琼妮的独生子阿瑟·麦克阿瑟四世则对军旅生涯不感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音乐,做了一段时间的谱曲家。麦克阿瑟对此表示:“家母对我施加太多的压力,做第一名是世界上最寂寞孤单的了,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子也经历这些。[380]”麦克阿瑟去世后,阿瑟改以化名生活、终身未婚,后成为聚集于格林尼治村嬉皮之一,退出了公众视野[381][382][379]

麦克阿瑟的兄长亚瑟·麦克阿瑟三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官拜海军上校、当过一艘主力舰的舰长,也曾获海军十字勋章海军杰出服役勋章,但于1923年12月2日因盲肠炎病死[383],其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为外交官,后于1956年12月担任美国驻日大使[384]

荣誉

资料来源:[385]

其他

注解

  1. ^ 历史学家斯蒂芬·塔菲(Stephen R. Taaffe)指出荷兰迪亚的重要性实际上被盟军高估了,该地不怎么适合作为航空兵基地,使麦克阿瑟仍继续向西寻求更适合的地点。同时,以荷兰迪亚之战结尾的对第18军封锁行动,虽确实使日军大量部队滞留于太平洋,但另一方面也束缚了相当数量的盟军用于牵制他们,逃入新几内亚内陆的第18军也未完全溃败,至7月中旬第18军司令安达二十三中将仍有发起对德尔尼诺姆河反攻英语Battle of Driniumor River的能力[179]
  2. ^ 根据李海的观察,尼米兹与麦克阿瑟的争论中有三项不利的条件,一、他提出的计划是金恩的,不是自己的;二、尼米兹不具麦克阿瑟的口才;三、在罗斯福技巧性的询问下,尼米兹也承认若进攻台湾而不进攻吕宋岛,菲律宾中南部的空军力量是必须的。最后,尼米兹对于若绕开菲律宾引发的政治问题没有准备或不愿讨论[185]
  3. ^ 不过本次会议对罗斯福的决定影响程度存在争议,曼彻斯特称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此次会面是“政治性质”,罗斯福实际上早在路上已听取意见、做出决定,而本次出访有一部分原因为的是在1944年总统选举争取连任时利用战时与著名将领麦克阿瑟会面来加深选民的印象[186]。除了正文罗斯福的说法外,曼彻斯特还提出一种说法,表示罗斯福当场向麦克阿瑟说道:“我们决定不绕过菲律宾了,照你原来的计划进行吧,愿上帝保佑你”,曼彻斯特则认为正文的说法“最为人接受”[185]
  4. ^ 有些人指出麦克阿瑟的涉水登陆是一种刻意为之、创造戏剧性效果的表演,但多位当事人否认此事,如负责为其准备登陆艇的艇长、同行的记者威廉·邓恩(William Dunn),有人也从麦克阿瑟的表情判断其对必须涉水而过、弄湿裤子的不悦,佩雷特也指出麦克阿瑟涉水登陆不是什么稀奇事,五周前登陆摩罗泰时也同样如此[189]
  5. ^ 麦克阿瑟之所以能在日本被华盛顿放任、自由地实施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公众对日本这个外国文化的不熟悉、在冷战主要战场之外且鲜有任何主动活动,因此莫不关心,公众、媒体和议员反而更关注中国国共内战(尽管干涉有限)。历史学家沙勒指出,对华盛顿而言麦克阿瑟的冲动与不协调的作风易引发外交麻烦,因此乐于将长期派驻至欧洲与华盛顿之外,而对麦克阿瑟而言,在缺乏华盛顿大力支援的条件下重建日本,成功可居为自己的功绩,失败则可推卸给华盛顿[229]
  6. ^ 布莱德雷认为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动机出自其军事威望被中国军队所损害,以至于恢复自身尊严的唯一方法便是让曾愚弄自己的中国将军遭致无可挽回的失败,因此必定将鼓动美国与中国,甚至是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不惜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惜动用原子弹[282]
  7. ^ 7.0 7.1 根据布莱德雷的回忆录,麦克阿瑟曾于1949年3月将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并声称若中共占领将对美军于菲律宾的基地形成极大的威胁,甚至危及到冲绳的驻军[287],而哈珀斯坦则提供麦克阿瑟的另一种说法:“把台湾作为我们的一个基地,毫无军事根据”[288]。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同意派遣麦克阿瑟前往台湾调查该岛的军事价值、评估是否有协防的必要,然而他不等国务院的代表抵达便自行飞往台湾,于1950年7月29日与蒋中正会面,蒋中正事后发表演讲称“双方将为了共同的利益对抗共同的敌人”,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对此极为恼火,认为麦克阿瑟等同在对外宣传自己那与政府不同的台湾政策,因此杜鲁门不得不在8月派遣专员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向麦克阿瑟纠正其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表明杜鲁门“无意将美国卷入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而麦克阿瑟并未理会其观点,认为过去美国政府对蒋中正态度过于“粗暴”,且表明只要蒋中正反共就应予以支持[289][290]。事后,哈里曼向杜鲁门报告并未完全成功说服麦克阿瑟,但后者愿意接受总统的立场,并答应遵其行事。杜鲁门随后又在8月13日透过联参会向麦克阿瑟发布指示:禁止未经联参会同意就在台湾驻军[291]。然而8月17日,麦克阿瑟受到“海外作战老兵协会”邀请发表演说,尽管后者没有到场,却又发了一封供于宣读的信件,内容再度提及台湾“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战略重要性,并批评杜鲁门政府为“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者”[291],而杜鲁门在大会召开前两天透过新闻媒体看到这封信,大为吃惊和恼怒,认为麦克阿瑟的说法偏离了政府的既定政策,再一次考虑是否应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使其脱离中国与朝鲜职权范围,事后杜鲁门忍了下来,召开紧急会议,并强硬地要求麦克阿瑟收回信件[291]。杰弗里·彼得评价,自此事之后杜鲁门从此再也不信任麦克阿瑟[291]
  8. ^ 1943年底至1944年初,共和党中的保守派势力因认为当时最有可能赢得总统提名的温德尔·威尔基托马斯·杜威太过倾向自由派,故视麦克阿瑟另一强力总统候选人,试图说服他能主动寻求提名,而美国历史学家格哈特·温伯格也指出麦克阿瑟对此“非常有兴趣”,然而由于后者直至1944年都未实现当初返回菲律宾的承诺,故决定在收复菲律宾前不参选[353]。温伯格还认为罗斯福可能利用知道麦克阿瑟曾在1942年接受奎松的巨款来威胁,迫使其放弃[354]。最终,杜威成了194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353]
  9. ^ 乔治·凯南曾于1948年奉命前往日本对战后政治改革与经济复苏进行指导,而作为一位著名的苏联专家,许多资深外交官和高级指挥官皆对其到访兴奋不已,特别是直接与苏联方面交流的官员。然而因为麦克阿瑟与凯南之间因为性格上的差异而有着极深的鸿沟,凯南惊讶地发现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如此有意排斥、满腹猜忌”,而自己的工作环境有如“与一个总是充满敌意、处处杯弓蛇影的外国政府展开对话,并试图建立外交关系”[357]
  10. ^ 麦克阿瑟与其情报部长威洛比从二战到朝鲜战争皆以这种方式垄断情报,使华盛顿方面仅能透过其释出的内容来参考,借此掌握该战区的决策权[358]
  11. ^ 艾克尔伯格与麦克阿瑟的关系自布纳战役时便出现裂痕,而到了战后急速恶化,当时已为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邀请同为1926年李文沃斯堡英语Fort Leavenworth同班同学的艾克尔伯格回国担任副参谋长,一旦接受任命几乎确定将晋升为上将,且艾森豪在大战期间曾多次表示想要退休,也曾跟杜鲁门协议好在两年内找人替代自己,因此艾克尔伯格同样很可能继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对此极力阻止[362]。根据麦克阿瑟传记作者杰弗里·彼得英语Geoffrey Perret的猜测,麦克阿瑟可能认为艾克尔伯格对自己存在不满,一旦进入五角大厦的核心职位将会变成一大敌人[363]。随后麦克阿瑟不直接拒绝艾森豪的人事调动意向(以免招惹艾森豪对两人往事的反感,进而同情艾克尔伯格),表面上同意调动,但又同时补充将会因此在战后两个裁撤的第6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中选择后者(艾克尔伯格二战期间一直指挥的单位),并将剩余人员并入克鲁格麾下的第6集团军,这使得艾克尔伯格因不愿使麾下官兵转而听命自己瞧不起的克鲁格、向艾森豪婉拒了副参谋长的任命。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的留任不抱感谢,之后两年的时间皆“视其如粪土”,艾克尔伯格对此极为愤恨,认为遭受麦克阿瑟的欺骗,失去了晋升上将的机会[363]。1950年,艾克尔伯格为离开日本而向麦克阿瑟告别时,后者仅是敷衍了事、避不见面[362]

注脚

  1. ^ Valley(2000年),第xi页
  2. ^ Gole(2013年),第122页
  3. ^ 3.0 3.1 佩雷特(2004年),第1-2页
  4. ^ 4.0 4.1 麦克阿瑟(2017年),第13-15页
  5. ^ 佩雷特(2004年),第7-8页
  6. ^ 6.0 6.1 Halberstam(2007年),第107-108页
  7. ^ Halberstam(2007年),第109-113页
  8. ^ 佩雷特(2004年),第12-13页
  9. ^ James(1970年),第25页
  10. ^ Halberstam(2007年),第116-117页
  11. ^ 麦克阿瑟(2017年),第18页
  12. ^ James(1970年),第60-61页
  13. ^ 13.0 13.1 佩雷特(2004年),第30-31页
  14. ^ James(1970年),第62-66页
  15. ^ 15.0 15.1 Halberstam(2007年),第118页
  16. ^ 麦克阿瑟(2017年),第27页
  17. ^ James(1970年),第69-71页
  18. ^ 18.0 18.1 佩雷特(2004年),第37-39页
  19. ^ 19.0 19.1 James(1970年),第77-79页
  20. ^ 佩雷特(2004年),第43页
  21. ^ 曼齐斯特(1984年),第73页
  22. ^ James(1970年),第87-89页
  23. ^ 23.0 23.1 佩雷特(2004年),第48-49页
  24. ^ James(1970年),第90-91页
  25. ^ 曼齐斯特(1984年),第80-81页
  26. ^ 26.0 26.1 26.2 26.3 26.4 佩雷特(2004年),第51-58页
  27. ^ 麦克阿瑟(2017年),第40页
  28. ^ James(1970年),第105-109页
  29. ^ 林文力(2017年),第41页
  30. ^ 30.0 30.1 佩雷特(2004年),第60-61页
  31. ^ James(1970年),第115-120页
  32. ^ James(1970年),第121-127页
  33. ^ 33.0 33.1 33.2 佩雷特(2004年),第68-71页
  34. ^ 佩雷特(2004年),第69页
  35. ^ James(1970年),第148页
  36. ^ 36.0 36.1 36.2 佩雷特(2004年),第73页
  37. ^ 曼齐斯特(1984年),第111-112页
  38. ^ 38.0 38.1 38.2 佩雷特(2004年),第82页
  39. ^ 麦克阿瑟(2017年),第60页
  40. ^ James(1970年),第187页
  41. ^ 麦克阿瑟(2017年),第63页
  42. ^ James(1970年),第193页
  43. ^ 佩雷特(2004年),第79页
  44. ^ James(1970年),第213-217页
  45. ^ 佩雷特(2004年),第80-82页
  46. ^ James(1970年),第223页
  47. ^ 麦克阿瑟(2017年),第70页
  48. ^ James(1970年),第232-233页
  49. ^ 佩雷特(2004年),第83页
  50. ^ 50.0 50.1 佩雷特(2004年),第84页
  51. ^ James(1970年),第241-245页
  52. ^ James(1970年),第256-259页
  53. ^ 53.0 53.1 53.2 53.3 佩雷特(2004年),第87-88页
  54. ^ James(1970年),第261页
  55. ^ James(1970年),第152、265页
  56. ^ 麦克阿瑟(2017年),第77-78页
  57. ^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佩雷特(2004年),第92-97页
  58. ^ 小莫里斯(2015年),第4-5页
  59. ^ Leary(2001年),第20-21页
  60. ^ James(1970年),第278-279页
  61. ^ 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62. ^ James(1970年),第291页
  63. ^ 林文力(2017年),第69页
  64. ^ Adams(2008年),第184页
  65. ^ Leary(2001年),第26-27页
  66. ^ 曼齐斯特(1984年),第154页
  67. ^ 佩雷特(2004年),第102-103页
  68. ^ James(1970年),第300-305页
  69. ^ 69.0 69.1 69.2 佩雷特(2004年),第103-104页
  70. ^ 麦克阿瑟(2017年),第85-86页
  71. ^ 佩雷特(2004年),第104-105页
  72. ^ 72.0 72.1 佩雷特(2004年),第106页
  73. ^ Herman(2016年)
  74. ^ 74.0 74.1 佩雷特(2004年),第107页
  75. ^ 75.0 75.1 75.2 75.3 佩雷特(2004年),第108-110页
  76. ^ James(1970年),第340-347页
  77. ^ 佩雷特(2004年),第113页
  78. ^ 78.0 78.1 78.2 佩雷特(2004年),第127-130页
  79. ^ 郭慧志(2014年),第97页
  80. ^ 郭慧志(2014年),第141-144页
  81. ^ James(1970年),第458-460页
  82. ^ Vierk(2005年),第231页
  83. ^ Thompson(2006年),第72页
  84. ^ 84.0 84.1 Murray & Millet(2001年),第181页
  85. ^ 85.0 85.1 曼齐斯特(1984年),第177页
  86. ^ 86.0 86.1 86.2 86.3 佩雷特(2004年),第118-125页
  87. ^ James(1970年),第397页
  88. ^ 88.0 88.1 Halberstam(2007年),第125-126页
  89. ^ Time(1932年)
  90. ^ Leary(2001年),第36-38页
  91. ^ James(1970年),第415-420页
  92. ^ 92.0 92.1 James(1970年),第376-377、445-447页
  93. ^ James(1970年),第479-484页
  94. ^ 94.0 94.1 佩雷特(2004年),第136页
  95. ^ 佩雷特(2004年),第137页
  96. ^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佩雷特(2004年),第138-141页
  97. ^ James(1970年),第547页
  98. ^ 98.0 98.1 佩雷特(2004年),第143页
  99. ^ James(1970年),第525页
  100. ^ Morton(1953年),第19页
  101. ^ Rogers(1990年),第100页
  102. ^ Morton(1953年),第21页
  103. ^ Weinberg(2004年),第311页
  104. ^ 104.0 104.1 Weinberg(2004年),第312页
  105. ^ 佩雷特(2004年),第159页
  106. ^ Pettinger(2003年),第9、56页
  107. ^ Morton(1953年),第84-88页
  108. ^ 曼齐斯特(1984年),第255-256页
  109. ^ 佩雷特(2004年),第160-161页
  110. ^ 克莱顿(2015年),第55页
  111. ^ 111.0 111.1 111.2 Schaller(1989年),第56页
  112. ^ 112.0 112.1 Weinberg(2004年),第313-314页
  113. ^ Morton(1953年),第125页
  114. ^ Morton(1953年),第2、164页
  115. ^ 佩雷特(2004年),第180页
  116. ^ 佩雷特(2004年),第186页
  117. ^ Rice(2009年),第81页
  118. ^ 118.0 118.1 Schaller(1989年),第58页
  119. ^ Rogers(1990年),第118-121页
  120. ^ Rogers(1990年),第165页
  121. ^ Petillo(1979年),第107–117页
  122. ^ Warren & Ridder(1980年)
  123. ^ PBS,The Secret Payment
  124. ^ Ellensburg Daily Record(1980年)
  125. ^ Morton(1962年),第194页
  126. ^ Rogers(1990年),第186页
  127. ^ Morton(1962年),第193–194页
  128. ^ 曼齐斯特(1984年),第311-312页
  129. ^ 佩雷特(2004年),第195-196页
  130. ^ 曼齐斯特(1984年),第314-316页
  131. ^ Rogers(1990年),第190-192页
  132. ^ Morton(1953年),第359-360页
  133. ^ 佩雷特(2004年),第202页
  134. ^ 134.0 134.1 曼齐斯特(1984年),第338-339页
  135. ^ 135.0 135.1 135.2 Schaller(1989年),第66页
  136. ^ 费雷尔(1987年),第77页
  137. ^ James(1975年),第129-130页
  138. ^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139. ^ CNN(2001年)
  140. ^ Prefer(1995年),第13-14页
  141. ^ 佩雷特(2004年),第217页
  142. ^ James(1975年),第80页
  143. ^ Wolk(1988年),第93页
  144. ^ Gailey(2004年),第7-14页
  145. ^ Schaller(1989年),第67-69页
  146. ^ 佩雷特(2004年),第216-218页
  147. ^ 147.0 147.1 Prefer(1995年),第9-10页
  148. ^ 黄力民(2018年),第21页
  149. ^ 李庚辰 & 赵尚朴(2015年),第167页
  150. ^ 佩雷特(2004年),第234页
  151. ^ Milner(1957年),第53-55页
  152. ^ 黄力民(2018年),第51页
  153. ^ 李巨廉 & 王斯德(1995年),第312页
  154. ^ 154.0 154.1 154.2 Prefer(1995年),第15-16页
  155. ^ 比弗(2015年),第470页
  156. ^ 156.0 156.1 156.2 黄力民(2018年),第52-53页
  157. ^ McCarthy(1959年),第371-372页
  158. ^ 赵炯朗(2018年),第61-62页
  159. ^ 赵炯朗(2018年),第65-66页
  160. ^ 孙利辉(1998年),第428-431页
  161. ^ 黄力民(2018年),第171页
  162. ^ 162.0 162.1 162.2 162.3 Rickard(2014年)
  163. ^ 佩雷特(1999年),第376页
  164. ^ 164.0 164.1 164.2 佩雷特(2004年),第248页
  165. ^ 165.0 165.1 165.2 165.3 165.4 彭训厚(1998年),第216-218页
  166. ^ James(1975年),第220页
  167. ^ Miller(1959年),第49-50页
  168. ^ Johnston(2005年),第1页
  169. ^ Keogh(1965年),第309-310页
  170. ^ 李巨廉 & 王斯德(1995年),第319页
  171. ^ 孙利辉(1998年),第443-444页
  172. ^ 科斯特洛(2016年),第286页
  173. ^ 173.0 173.1 173.2 托尔(2020年),第244-286页
  174. ^ 孙利辉(1998年),第439-440页
  175. ^ 孙利辉(1998年),第433-434、443页
  176. ^ 王景弘(2018年),第108页
  177. ^ Weinberg(2004年),第653页
  178. ^ 彭训厚(1998年),第219-221页
  179. ^ Taaffe(1998年),第100-103页
  180. ^ Drea(1992年),第121-122页
  181. ^ National Guard
  182. ^ 彭训厚(1998年),第222-224页
  183. ^ 183.0 183.1 王景弘(2018年),第108-109页
  184. ^ 王景弘(2018年),第112-113页
  185. ^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曼齐斯特(1984年),第462-464页
  186. ^ 曼齐斯特(1984年),第458页
  187. ^ 王景弘(2018年),第121-124页
  188. ^ 黄力民(2018年),第254-255页
  189. ^ 彼得(1998年),第615页
  190. ^ MacArthur(1964年),第216页
  191. ^ 191.0 191.1 MacArthur(1964年),第222-231页
  192. ^ 彼得(1998年),第624-625页
  193. ^ James(1975年),第602–603页
  194. ^ Naval Historical Center(2007年)
  195. ^ Legis Works
  196. ^ 196.0 196.1 彭训厚(1998年),第258-260页
  197. ^ 佩雷特(2004年),第317-320页
  198. ^ Drea(1992年),第195-200页
  199. ^ 199.0 199.1 199.2 黄力民(2018年),第296页
  200. ^ 200.0 200.1 200.2 Murray & Millet(2001年),第500-502页
  201. ^ 201.0 201.1 曼齐斯特(1984年),第556-560页
  202. ^ 202.0 202.1 202.2 Halberstam(2007年),第596-597页
  203. ^ 曼齐斯特(1984年),第539-540页
  204. ^ 沙勒(1992年),第28-29页
  205. ^ 佩雷特(2004年),第346-349页
  206. ^ 206.0 206.1 佩雷特(2004年),第352-354页
  207. ^ 陈杰(2015年),第18页
  208. ^ 208.0 208.1 208.2 沈美华(2012年),第15-18页
  209. ^ 沈美华(2012年),第38-39页
  210. ^ 沈美华(2012年),第41页
  211. ^ 211.0 211.1 211.2 陈杰(2015年),第46页
  212. ^ 212.0 212.1 沈美华(2012年),第41-42页
  213. ^ 豊下楢彦(2008年),第27页
  214. ^ 豊下楢彦(2008年),第3页
  215. ^ 215.0 215.1 比克斯(2004年),第410-411页
  216. ^ 道尔(2008年),第267页
  217. ^ 道尔(2008年),第256页
  218. ^ 比克斯(2004年),第409-410页
  219. ^ 219.0 219.1 Bix(2000年),第584页
  220. ^ Drea,Bradsher & Hanyok(2006年),第7页
  221. ^ Connaughton,Pimlott & Anderson(1995年),第72-73页
  222. ^ 曼齐斯特(1984年),第623页
  223. ^ 223.0 223.1 小莫里斯(2015年),第181-183页
  224. ^ 曼齐斯特(1984年),第619-621页
  225. ^ Dower(1999年),第321-322页
  226. ^ 226.0 226.1 沈美华(2012年),第43页
  227. ^ Sebestyen(2015年)
  228. ^ 沙勒(1992年),第77页
  229. ^ 229.0 229.1 沙勒(1992年),第29-32页
  230. ^ James(1985年),第39-139页
  231. ^ PBS,Occupation of Japan and the New Constitution
  232. ^ 哈瑞斯 & 哈瑞斯(1993年),第124-126页
  233. ^ James(1985年),第119-139页
  234. ^ James(1985年),第183-192页
  235. ^ James(1985年),第174-183页
  236. ^ James(1985年),第222-224、252-254页
  237. ^ Morris(2014年),第169-173页
  238. ^ The New York Times(1946年)
  239. ^ The Gettysburg Times(1946年)
  240. ^ 240.0 240.1 240.2 Schonberger(1974年),第203-208页
  241. ^ 241.0 241.1 241.2 241.3 彼得(1998年),第768-771页
  242. ^ 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
  243. ^ Schonberger(1974年),第213页
  244. ^ Schnabel(1972年),第13-14页
  245. ^ James(1985年),第336-354页
  246. ^ Halberstam(2007年),第61页
  247. ^ Halberstam(2007年),第58页
  248. ^ 彼得(1998年),第785页
  249. ^ 249.0 249.1 James(1985年),第433-440页
  250. ^ Halberstam(2007年),第141-142页
  251. ^ 陈彦彰(2020年),第160页
  252. ^ Halberstam(2007年),第151-152页
  253. ^ James(1985年),第451页
  254. ^ 陈彦彰(2020年),第162-167页
  255. ^ Halberstam(2007年),第302-303页
  256. ^ Halberstam(2007年),第301页
  257. ^ 257.0 257.1 257.2 陈彦彰(2020年),第175-177页
  258. ^ Halberstam(2007年),第309页
  259. ^ Halberstam(2007年),第311页
  260. ^ Stueck(2002年),第202页
  261. ^ 彼得(1998年),第795页
  262. ^ 陈彦彰(2020年),第181页
  263. ^ 263.0 263.1 263.2 彼得(1998年),第810-811页
  264. ^ リッジウェイ(1976年),第69页
  265. ^ 265.0 265.1 Halberstam(2007年),第364-365页
  266. ^ 曼齐斯特(1984年),第752-753页
  267. ^ 袖井林二郎(2004年),第375-376页
  268. ^ Halberstam(2007年),第336页
  269. ^ 269.0 269.1 Halberstam(2007年),第354-356页
  270. ^ Halberstam(2007年),第382页
  271. ^ 彼得(1998年),第813页
  272. ^ リッジウェイ(1976年),第70、81页
  273. ^ Halberstam(2007年),第14-16页
  274. ^ Appleman(1992年),第674、691页
  275. ^ 275.0 275.1 リッジウェイ(1976年),第92-93页
  276. ^ トーランド(1997年),第18页
  277. ^ 277.0 277.1 彼得(1998年),第816-817页
  278. ^ トーランド(1997年),第98页
  279. ^ リッジウェイ(1976年),第127页
  280. ^ Halberstam(2007年),第492页
  281. ^ トーランド(1997年),第115页
  282. ^ 282.0 282.1 Halberstam(2007年),第592-593页
  283. ^ Schaller(1989年),第219页
  284. ^ 彼得(1998年),第818页
  285. ^ 布莱尔(1983年),第360-361页
  286. ^ 彼得(1998年),第818-819页
  287. ^ Bradley & Blair(1983年),第347页
  288. ^ Halberstam(2007年),第317页
  289. ^ Halberstam(2007年),第215-217页
  290. ^ 彼得(1998年),第797-799页
  291. ^ 291.0 291.1 291.2 291.3 佩雷特(2004年),第423-425页
  292. ^ 292.0 292.1 292.2 曼齐斯特(1984年),第792-795页
  293. ^ 293.0 293.1 布莱尔(1983年),第365-366页
  294. ^ 曼齐斯特(1984年),第798页
  295. ^ Halberstam(2007年),第594页
  296. ^ 296.0 296.1 296.2 布莱尔(1983年),第367-370页
  297. ^ 297.0 297.1 彼得(1998年),第820-821页
  298. ^ 298.0 298.1 James(1985年),第591-597页
  299. ^ Pearlman(2008年),第214页
  300. ^ Meilinger(1989年),第179页
  301. ^ James(1985年),第594页
  302. ^ Relieving MacArthur of his command
  303. ^ 303.0 303.1 布莱尔(1983年),第374-377页
  304. ^ 304.0 304.1 曼齐斯特(1984年),第822、825页
  305. ^ Spanier(1959年),第ix页
  306. ^ Casey(2008年),第253–254页
  307. ^ Pearlman(2008年),第246、326页
  308. ^ The Gallup Organization(2008年)
  309. ^ Casey(2008年),第327页
  310. ^ 彼得(1998年),第826页
  311. ^ 311.0 311.1 James(1985年),第611-613页
  312. ^ Torricelli,Carroll & Goodwin(2008年),第185-188页
  313. ^ 313.0 313.1 彼得(1998年),第830-831页
  314. ^ Halberstam(2007年),第614-615页
  315. ^ Schaller(1989年),第250页
  316. ^ 316.0 316.1 The New York Times(1952年)
  317. ^ Schaller(1989年),第250-251页
  318. ^ Leary(2001年),第461页
  319. ^ 彼得(1998年),第834页
  320. ^ 320.0 320.1 小莫里斯(2015年),第265页
  321. ^ James(1985年),第661-662页
  322. ^ 布莱尔(1983年),第384页
  323. ^ 323.0 323.1 323.2 佩雷特(1999年),第680-681页
  324. ^ 佩雷特(1999年),第682页
  325. ^ James(1985年),第684-685页
  326. ^ 326.0 326.1 326.2 佩雷特(1999年),第684-685页
  327. ^ O'Donnell(1970年),第51页
  328. ^ James(1985年),第687页
  329. ^ The West Point Connection
  330. ^ The Harvard Crimson(1964年)
  331. ^ Perret(1996年),第585页
  332. ^ Mossman & Stark(1991年),第216页
  333. ^ Johnston(1964年)
  334. ^ US Architect of the Capitol
  335. ^ Mossman & Stark(1991年),第225-231页
  336. ^ Nemy(2000年)
  337. ^ Mossman & Stark(1991年),第236-253页
  338. ^ General Macarthur's Funeral(1964年)
  339. ^ The Canberra Times(1964年),第3页
  340. ^ 曼齐斯特(1984年),第3页
  341. ^ Hetherington(1973年),第223页
  342. ^ 342.0 342.1 曼齐斯特(1984年),第1、译序页
  343. ^ 343.0 343.1 Sides(2019年)
  344. ^ 曼齐斯特(1984年),第186页
  345. ^ 345.0 345.1 345.2 Halberstam(2007年),第119页
  346. ^ 346.0 346.1 Halberstam(2007年),第115-116页
  347. ^ 347.0 347.1 Halberstam(2007年),第122-123页
  348. ^ Long(1969年),第227页
  349. ^ 349.0 349.1 349.2 349.3 Perry(2014年)
  350. ^ Brower(2012年),第45页
  351. ^ Ricks(2010年)
  352. ^ 352.0 352.1 352.2 352.3 352.4 Halberstam(2007年),第132-137页
  353. ^ 353.0 353.1 Weinberg(2004年),第654-655页
  354. ^ Weinberg(2004年),第1084页
  355. ^ 355.0 355.1 355.2 355.3 355.4 Halberstam(2007年),第127-128页
  356. ^ 356.0 356.1 356.2 356.3 朱秀芳(2008年),第49-50页
  357. ^ 357.0 357.1 Halberstam(2007年),第104-105页
  358. ^ Halberstam(2007年),第53页
  359. ^ 曼齐斯特(1984年),第4页
  360. ^ 360.0 360.1 360.2 Halberstam(2007年),第123页
  361. ^ 361.0 361.1 小莫里斯(2015年),第251页
  362. ^ 362.0 362.1 小莫里斯(2015年),第258-259页
  363. ^ 363.0 363.1 彼得(1998年),第716-718页
  364. ^ 曼齐斯特(1984年),第179页
  365. ^ Schaller(1989年),第20页
  366. ^ 佩雷特(1999年),第233页
  367. ^ 367.0 367.1 367.2 佩雷特(1999年),第233-234页
  368. ^ 佩雷特(1999年),第235页
  369. ^ 曼齐斯特(1984年),第885页
  370. ^ 袖井林二郎(1982年),第13页
  371. ^ Halberstam(2007年),第115页
  372. ^ 曼齐斯特(1984年),第171页
  373. ^ 373.0 373.1 373.2 373.3 Calica & Fabonan(2019年)
  374. ^ 曼齐斯特(1984年),第176页
  375. ^ 375.0 375.1 曼齐斯特(1984年),第188-189页
  376. ^ Stein(2001年)
  377. ^ Petillo(1981年),第164-166页
  378. ^ 曼齐斯特(1984年),第218页
  379. ^ 379.0 379.1 小莫里斯(2015年),第266页
  380. ^ 曼齐斯特(1984年),第892页
  381. ^ 佩雷特(1999年),第693页
  382. ^ 袖井林二郎(1982年),第171页
  383. ^ 曼齐斯特(1984年),第43-44页
  384.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385. ^ Army Publishing Directorate(1964年)
  386. ^ 國民政府令. 国民政府公报 (国民政府文官处). 1947-07-14, 第2876号: 5页 [2021-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26).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军职
前任者:
塞缪尔·埃斯库·蒂尔曼英语Samuel Escue Tillman
美国西点军校校长英语Superinten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919年-1922年
继任者:
弗雷德·温彻斯特·斯拉登英语Fred Winchester Sladen
前任者:
查尔斯·佩洛特·萨默尔英语Charles Pelot Summerall
美国陆军参谋长
1930年-1935年
继任者:
马林·克雷格
新头衔 驻日盟军总司令
1945年-1951年
继任者:
马修·邦克·李奇威
政党职务
前任者:
德怀特·赫伯特·加特林英语Dwight H. Green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讲者
1952年英语1952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继任者:
阿瑟·伯纳德·兰利英语Arthur B. Langlie
奖项
前任者:
德怀特·艾森豪
塞万努斯·塞耶尔奖英语Sylvanus Thayer Award得主
1962年
继任者:
约翰·J·麦克洛伊
荣衔
前任者:
约翰·肯尼迪
下葬前遗体停在国会山圆形大厅英语United States Capitol rotunda供民众瞻仰的人物
1964年
继任者:
赫伯特·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