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昭禮

陳昭禮
陳昭禮
字	希周
出生	1907年4月; 大清福建省福州府閩縣（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福州市）
逝世	1940年8月13日（33歲）; 中華民國福建省崇安縣吳公嶺（在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洋莊鄉大安村）
墓地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文林山革命陵園
政黨	中國共產黨

陳昭禮（1907年4月—1940年8月13日），又作陳照禮（羅明回憶錄）、陳明（袁任遠回憶），字希周，筆名陳導民，化名陳豪人、陳才、陳方（福州鼓樓檔案館資料）。福州閩侯人，中國共產黨員。閩北起義、南寧兵變、和百色起義領導者，中共烈士。

生平

學生時代（1907-1926）

1907年陰曆三月生於商人之家，兄弟姐妹七人，排行第五，由於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十一，因此又稱十一叔公，或十一叔。父親陳大澍為開明士紳，曾出資辦學，並和林則徐的曾孫林炳章一起在福建大廟山創辦福州去毒社。1913年，進入父親創辦的私立開智小學，學名昭禮，字希周。

1919年，考入省立福州第二中學，學業優異，詩文書俱佳。在國文老師鄧儀中（前清孝廉，字鷗如，鄧拓的父親）和同學陳任民的啟發下，參加「工學社」和學潮，書寫傳單，並在《勤學周刊》發表文章，宣傳新思想。

1923年，陳昭禮離井背鄉，到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先在浦東中學補習半年，然後考入復旦大學，開始系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1925年3月在高中同學陳應中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五卅運動。也有人說是邵荃麟介紹陳昭禮入黨。

1926年任中共復旦大學支部書記，到上海工學發展和建立黨組織，介紹陳昭涌（碧笙）入黨。11月，組織發動學生拆毀吳淞到江灣之間鐵路，支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在復旦大學時的著名同學有好友黃逸峰和作家邵荃麟。

閩北創黨（1927-1929）

1926年12月，北伐東路軍入閩。陳昭禮被中共黨組織派譴回福州地委工作，結識國民黨福建省委籌委會負責人中共黨員馬式材、國民黨左派福建民國日報主筆潘谷公。同去的有陳昭涌和中央特派員王荷波。

1927年1月，擔任中共福州地委書記，和地委副書記蔡珊一起按照王菏波的部署，發動群眾運動，組織福州店員總工會和農會。3月，代表福建黨組織赴漢口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7月，留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和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任弼時的哥哥任作民，以及中央宣傳部的羊牧之、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私人秘書黃文容一起，任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秘書，這發生在鄧小平到中央任秘書之前。當時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和中央政治局要搞八大秘書，因為形勢變化太快，就沒有搞成。

有資料顯示陳昭禮參加了中共八七會議，為大會紀錄員，這一點值得存疑。因為目前官方的記錄中，八七會議的記錄員是鄧小平。中共福建黨史辦公室的資料也顯示，八七會議召開時，陳昭禮可能已經被派往閩北。然而八七會議參加者鄭超麟當年的回憶認為參加會議的總共18人，但沒有提到鄧小平。

7月下旬或八月初，中共中央秘密派遣陳昭禮和陳明分別到福建恢復被國民黨右派破壞了的福建省黨組織。所以很多人把陳昭禮和陳明給搞混了。陳明字少微，是福建龍巖人，去閩南。陳昭禮是福州人，去閩北，和潘超人、徐履峻一起坐船經江西九江前往福建武夷山。潘超人是潘谷公的女兒，受福建省黨組織派遣到武漢參加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舉辦的女子幹部培訓班的，一路上女扮男裝。徐履峻則是閩北革命烈士，在4月3日福州發生針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武裝暴亂後，死裡逃生，到漢口向中共中央報信的。

8月，中共閩北臨時特委在建甌序五里三一八烈士劉葆彝家中成立，直屬中央領導。陳昭禮擔任臨時特委書記，領導恢復了中共崇安縣委和建甌縣委。12月，由陳明和羅明領導的閩南臨委和陳昭禮領導的閩北臨委在漳州召開聯席會議，被選為大會三人團成員之一，參與主持成立中共福建省臨時省委，被選為臨時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兼省委組織部部長，陳明為書記。

1928年4月，代表福建省委赴崇安發動上梅農民暴動，是閩北起義的發起人和領導者。6月，召集並主持了省委緊急會議，機智地處理了省委代理書記陳祖康的叛變。陳祖康字子侃，是黃埔軍校校歌的歌詞作者，也是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叛變中共的少數高級幹部之一。這件事據說很有戲劇性，當時陳祖康約好了時間，要抓陳昭禮，可是陳昭禮因故提前到了，識破了陰謀，就逃脫了誘捕，並及時轉移了黨組織。9月，聽取中央巡視員鄭超麟傳達中央關於陳祖康事件的處理意見。鄭超麟也是福建人，著名托派，但他的回憶錄，是比較可信的。10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11月，以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巡視仙遊，改組了中共仙遊縣委。

1929年3月，受福建省委委託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和討論福建黨的建設。在回福建途中，就中央對福建的領導方式和紅四軍入閩問題向時任中共中央負責人的李立三提出兩點建議，李立三對之印象很好。5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5月15日，因省委書記羅明患病，辭去省委常委和書記職務。省委決定由陳昭禮代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並經過中央批准。

發動南寧兵變（1929年8月-10月）

1929年上半年，蔣中正、馮玉祥和桂系軍閥進行中原大戰，被蔣介石收買了的原桂系將領俞作柏和李明瑞臨陣倒戈，回師南寧，主持了廣西軍政工作。俞作柏和李明瑞既想反蔣又想反桂，可是又怕孤掌難鳴，迫切希望和共產黨人合作。就派人通過南方局捎話過來，要求中共中央派幹部到廣西合作。

7月底，被中共中央從福建派到南寧，通過粵系將領介紹給俞作柏和李明瑞，化名陳豪人，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機要秘書兼國民黨廣西省政府秘書長，實際身份是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秘密主持廣西軍委工作。中共通過各種渠道先後派到廣西的四十多名領導幹部，例如張雲逸、李謙、馮達飛、黃一平、袁任遠、吳清培等，絕大部分是通過他的職務方便和單線領導，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薦安排到南寧教導總隊或廣西警備大隊，擔任政治教官或連排軍官。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鄧小平到廣西，經過中共廣西特委負責人雷經天的介紹和陳豪人接上關係。

中央之所以先派陳豪人到廣西，除了其在閩北起義中的領導能力和在國民黨方面的社會關係（其岳父是老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的福建省代表）外，陳豪人長相英俊，守口如瓶，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共廣西黨的領導人陳豪人和鄧小平其實是在演雙簧：明的是鄧小平在陳豪人的領導下任省政府秘書。暗中則由陳豪人掩護和協助鄧小平領導廣西黨的全面工作。當時鄧小平雖然也年輕，可已經表現出了領袖群倫，舉重若輕，見解非凡的特質。陳豪人則屬於事務性人才，事無大小，事必躬親。中央指示的上傳下達，以及黨內黨外的各種組織工作，是通過陳豪人的單線聯繫來實現和推動的。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聽中共勸阻，在南寧誓師反蔣。陳豪人和鄧小平緊急調遣一批黨員幹部到左右江各縣，加強對當地農軍的領導，做好接應南寧軍隊撤退到左右江的準備。10月初，俞作柏和李明瑞反蔣失敗，俞作柏經法屬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為護照原因而滯留南寧。陳豪人和鄧小平領導中共黨員張雲逸、俞作豫、徐冠英等帶領廣西警備第四、五大隊和教導總隊舉行了南寧兵變。接着，指導李明瑞、俞作豫和張雲逸分別率領兵變後的教導總隊和警備第四、第五大隊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龍州。10月22日，陳豪人和鄧小平率領滿載火藥與糧草的軍械船溯右江而上，抵達百色。立即決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裝力量，在右江舉行起義，建立紅軍和蘇維埃政權。擬定了前敵委員會名單作為起義的最高領導機構，並報請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批准。

領導百色起義（1929年11月-12月）

11月2日，被陳豪人和鄧小平派到上海向中央請示起義工作的龔飲冰回到百色，傳達了中央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和創建紅軍，並限定起義日期不晚於1929年11月7號的十月革命節。

根據張雲逸的回憶，當時的鄧小平不在百色，經陳豪人、張雲逸和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認為這個日期不切實際，就改到了40天以後的廣州暴動兩周年紀念日，並隨即派交通員兼中央代表的龔飲冰再到中央匯報。從1931年鄧小平給中央寫的《七軍工作報告》，到多年後的《我的自述》，在鄧小平早年幾乎所有的回憶中，都認為十月革命節是百色起義舉行的日期。後來卻也有人回憶是鄧小平決定了起義日期，是不大準確的。

11月上旬，鄧小平在參加布置了右江地區的起義工作後，啟程回廣州和上海向中央軍委匯報工作。起義工作由陳豪人和張雲逸具體負責。中旬 - 12月10日，擬定了《中國紅七軍目前實施綱領》，在清風樓創立了《右江日報》，通報批評了在起義準備中生活腐化或者施工作不力的個別黨員幹部，例如徐冠英和史書元等。和張雲逸、龔楚、李謙等軍事人員一起控制了百色的舊軍隊和百色縣城，成功地進行經濟籌款等起義前大量的準備工作。

12月11日，由龔楚在百色主持會議，陳豪人以中共廣西前委書記身份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黨內簡稱七軍，為和國民黨桂系七軍區別，史稱紅七軍。由於前期工作準備充足，由陳豪人、鄧小平、和張雲逸發動並領導的百色起義，兵不血刃，一片祥和。12日，和張雲逸在平馬分別就任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軍長職務。紅七軍下轄三個縱隊和一個特務營，約3000人。同時就任的有參謀長龔楚、副軍長李謙，和各縱隊縱隊長。

由於當時還沒有政治委員制度，鄧小平本人也不在百色，所以百色起義時鄧小平就擔任紅七軍政委的說法，是子虛烏有的。莫文驊的回憶錄（回憶紅七軍，《民族團結》雜誌，1961）和一些文學作品中描寫鄧政委指揮百色保衛戰，和目前一些地方歷史圖片展中說鄧小平指導召開盤陽會議、以及個別紅七軍老戰士回憶鄧政委親自書寫紅軍標語等等，多少都有點兒張冠李戴了。

12月25日，廣東省委給鄧小平和陳豪人的指示信中明確表示，若鄧小平已經回上海匯報工作，由陳豪人擔任前委書記，主持起義工作，張雲逸為前委常委。所以目前很多人堅持認為百色起義發生時陳豪人是代理前委書記，而鄧小平是前委書記的說法（廣西黨史辦：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中共黨史資料地２６輯），是沒有史實和文獻依據的。

1930年1月，以七軍前委書記陳導民的名義，給中央寫了《七軍前委報告》，對中共通過士兵運動掌握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在百色起義前後的轉變情況，以及進駐右江地區後採取的政策、策略作了詳細的實事求是的匯報。

關於在百色起義前，中央電召鄧小平同志回中央匯報工作一事，陳豪人在《七軍前委報告》中寫道:「平兄（筆者註：鄧小平）前得中央電召，此間同志因工作關係苦留，彼硬要去，在龍變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來）電阻之回去已不及」。也許是這一句話，使鄧小平的後人耿耿於懷，以至於多年以後，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這部小說中借鄧小平之口說，「陳豪人是在一次戰鬥後自己悄悄走了的，沒有告訴任何人，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其實在鄧小平1931年4月29日給中央的《七軍工作報告》中，就白紙黑字地寫着：「豪人（筆者註：陳豪人）、拔奇（筆者註：鄧崗）兩同志即於全州離開來中央」。

另外，根據筆者等人的考證，上文中所謂的龍變，是指1929年11月中旬第五大隊蒙志仁部在龍州的叛變，而不是指的百色起義。所以鄧小平回上海匯報工作的時間，應該是在11月中旬的某一天。

中央軍委1930年3月15日刊登的《軍事通訊》一文中，補充報告人（筆者註：鄧小平）明確說明：「這次我來經過龍州駐了兩天，會着ＸＸＸ（筆者註：李明瑞）等二十餘同志．．．」這段最原始的文字既沒有提龍變的事，也沒有說李明瑞到百色。

張雲逸後來的回憶也說，「鄧小平在布置了右江地區的起義工作後，於11月上旬啟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途經龍州時，又布置了左江地區的起義工作。」

對於如何對待李明瑞的問題上，陳豪人從迅速穩定政局、團結同志和分化敵人的戰略高度來作李明瑞的轉變工作。認為在紅七軍成立後，中央應保留紅七軍和紅八軍的建制，讓張雲逸和俞作豫分別做軍長而不是師長，任命李明瑞擔任紅七軍和紅八軍的總指揮：「自平兄到龍(州)後，後方曾來兩電，其一點擬四大隊即第一師，五大隊改為第二師，以明（筆者註：李明瑞）為第七軍軍長，逸〔筆者註：張雲逸〕為一師長，作（筆者註：俞作豫）為二師師長，但我們接受此消息後，幾次討論決定四大隊仍為七軍，五大隊為八軍，明兄任總指揮，在七軍方面統不致改名稱而生影響，在明兄方面，據過去我們通電說明兄（筆者註：李明瑞）少住百色指揮，他必能我軍的影響及其勢力之更大也。」（前委書記陳導民：《七軍前委報告》，1930年1月）。

另外，陳豪人還注意到俞作豫領導的左江地區缺乏政治幹部，請求中央急派黨的責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龍州工作，加強紅八軍和左江委員會的政治工作等等。這樣，鄧小平才又被中共中央在以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政委的身份派往廣西。

主持紅七軍（1929年12月-1931年1月）

作為百色起義前委書記和紅七軍政治部主任的陳豪人對於紅七軍的創立和軍隊建設的貢獻，主要的表現在制訂了一系列綱領性的文件和具體的工作章程。從而保證了紅七軍從勝利走向勝利，也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壯大的過程。

1929年12月19日，在紅七軍主力部隊離開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紳和土匪等地方武裝向百色城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領導留守軍部的許卓、葉季壯、馮達飛等軍事指揮員組織反擊，將數倍來犯之敵擊潰，取得百色保衛戰的勝利。

1930年1月-2月，為加強黨的領導和加速對於軍隊的改造，和張雲逸一起介紹李明瑞入黨，並借調李明瑞到紅七軍，任命李明瑞為紅七軍和紅八軍的總指揮，協調指揮紅七軍和紅八軍攻打南寧。

後來有人回憶說百色指揮戰戰鬥是由鄧小平指揮的，李明瑞也是由鄧小平發展入黨的，實在是彌於史實。

3月，由於過於大張旗鼓和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估計不足，以及紅八軍領導層內部協調出現問題，導致紅七軍和紅八軍攻打南寧的計劃受挫，於是在鳳山盤陽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調整紅七軍的戰略部署，決定紅七軍第三縱隊留守右江，進行土地革命，伺機和紅八軍匯合，第一、第二縱隊向黔桂邊界游擊，擴大政治影響，增加補給。

會後，率領紅七軍主力向河池前進，占領懷遠。繼之，在向思恩（今環江）進軍時，遭敵楊騰輝師襲擊，率領政治部和第一縱隊撤退至思恩，與第二縱隊分開。一縱隊經宜北縣城到桂黔交界的貴州省荔波縣板寨才得會合第二縱隊。

4月中旬，在板寨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趁貴州軍閥王家烈內部空虛之際，對貴州重鎮榕江縣城施以遠距離奔襲，必能攻敵不意，奪取榕江。並提出「攻下榕江城，紀念五一節」的戰鬥口號。30日，和張雲逸、李明瑞一起領導紅七軍向貴州南部的榕江縣城發起進攻，經過一天一夜激戰，攻克該城。殲敵五百餘人，獲物資補給無數。在榕江群眾大會上發言，擴大了政治影響，使王家烈的雙槍軍，從此聞紅軍喪膽。

5月，鑑於桂、黔兩軍的夾擊之勢，紅七軍主力經環江到達河池。一路上書寫紅軍標語無數。6月，與鄧小平在河池會面。由鄧小平轉達了中央指示，強調了加強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從這時候起，鄧小平正式出任軍委書記和紅七軍政治委員，在紅七軍和右江根據地的發展中負全責，陳豪人是軍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具體工作中貫徹軍委決議。

7月 - 10月，和鄧小平一起率領紅七軍主力回師並恢復右江沿岸蘇區後，並以極大的精力領導部隊的整訓和右江黨組織的發展整頓工作。在平馬，陳豪人開辦了黨政幹部培訓班，召開右江各縣黨員代表會議，改造右江特委，健全各縣區鄉黨組織。使紅七軍兵強馬壯。

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在1931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右江根據地豪紳化的領導「把持了黨及政權，辦事機關派人去改造，他們可以阻止你與群眾接觸，派去的人實在太弱，後來我和陳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當成績」。

在這段期間內，紅七軍前委撤職了犯瀆職錯誤的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雷經天。撤職後的雷經天被安排在紅七軍政治部隨軍行動，一直到中央蘇區。這和後來的南方局代表鄧崗，應該沒有太大的關係。

11月7日，參加在河池召開紅七軍第一次黨代會，被選為前委委員和士兵行動委員會書記。會上通過了中央代表鄧崗的報告，同意執行中央指示，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部隊整編後，任軍政治部主任兼第20師政委。此時鄧小平仍然為紅七軍前委書記，兼軍政治委員和第十九師政委。後來的一些回憶錄和文學作品中，說陳豪人在鄧崗的支持下奪了鄧小平的前委書記職務，則完全是杜撰的。

11月10日 – 1931年1月，參與領導全軍北上並轉戰粵桂湘邊，在具體工作上和鄧小平有過爭論。這在他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有過詳細的介紹。在毛毛後來寫的書中，說是和鄧小平「吵了一路」。

1931年2月，在紅七軍攻占全州後，和中央代表鄧崗一起受前委委託，由桂林地下黨組織的交通安排，經廣州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七軍的情況。3月9日，除向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口頭匯報外，還遞交了長篇報告《七軍工作總報告》，對百色起義和紅七軍早期的成功經驗以及後來執行中央左傾路線而造成的損失和教訓，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和深刻的反省。

報告說：「河池黨代會通過的立三路線的指示，乃給予七軍前途以許多危害」。以及「雖然政治路線錯誤給予七軍以許多危害，同時也鍛煉七軍日益堅強」。

後來有人說，紅七軍主力部隊離開右江根據地是一個錯誤。可是以紅七軍的實力，在軍事上絕對不是桂系軍閥白崇禧和李宗仁的對手。廣西農民起義領袖韋拔群應該是最有群眾基礎的了，可是他率領的21師在堅守右江根據地的時候還是失敗了。所以從早期的陳豪人到後期的鄧小平，主張紅七軍主力必須離開右江到江西與朱毛會師的方向，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對這一點，鄧小平1931年和1968年給中央的報告還是比較中肯的：「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線沒有傳達到七軍來，七軍一路仍是會犯不以群眾為中心而以軍事為中心的錯誤，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線，這也是我感覺到的」（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而鄧小平「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鄧小平，我的自述，1968）。

當然，作為紅七軍前委常委和前委決策的執行人和中央指示的擁護者，陳豪人對於紅七軍的失敗，同樣要負很大的責任。但要說他和鄧崗就是立三路線在紅七軍的代理人，也同樣是不公平的。因為中共從建立那一天起，其組織原則，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和全黨服從中央的。

喋血武夷山（1931年4月- 1940年8月）

1931年4月，陳豪人再次受中央派遣，和李碩勛分別以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的身份，重返廣西。但是經過一個多月輾轉跋涉，都通不過敵人關卡，靠近不了紅七軍駐地，只得折轉回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機關也因向忠發和顧順章的投降國民政府，遭到了破壞。5月 - 1933年9月，陳豪人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運動，同時尋找黨的組織關係。黨組織也通過福建代理省委書記羅明，打聽到了陳豪人的下落。

1933年10月，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潘漢年恢復了和陳豪人的組織關係。12月，以陳希周為名字，到福州參加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領導人發動的福建事變。

1934年1月 – 1937年11月，在上海、香港、和日本東京從事秘密工作。和梅龔彬、彭澤民、朱挺、陳此生、宣俠父、胡允恭、葉挺等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一起，在上海參加七君子領導的抗日救亡活動，和在香港參加李濟深、陳銘樞領導的中國抗日大同盟，擔任抗日大同盟的民運部長，並和北伐將領葉挺將軍過往密切。

1937年12月，受從新四軍軍長葉挺的邀請協助組建新四軍，陳昭禮任軍長秘書和新四軍武漢辦事處主任。在周恩來、董必武和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是兩塊牌子，一個班子。辦事處在抗戰宣傳、人員和物資轉運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1938年3月，經過郭沫若和潘漢年的介紹，率領馬式材、朱江戶、許德瑗等中共黨員到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在七十軍深得李覺軍長的信任和授權，任軍部上校參議兼步兵干訓班主任，前後共舉辦三期培訓班，培養了數百名中共黨員和堅決抗日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李覺是湖南軍閥何鍵的愛婿，夫人何玫，擔任名譽班主任。由於李覺是在雲南出生的，字雲波，因此干訓班又稱雲干班。

1940年4月- 5月，蔣介石和何應欽曾三次密電軍長李覺，稱陳昭禮和馬式材均為中共危險分子，並要求從速處理。於是陳昭禮便辭去了在七十軍的職務，化名陳才，在李濟深的幫助下擔任了全國戰地動員委員會委員，領少將軍銜，巡視第三戰區。

1940年8月13日，陳才自福建返上饒途中，在崇安吳公嶺被事先埋伏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擊斃。根據崇安縣文史資料的記載，這事是軍統特務背着崇安政界人士進行的，與地方政府沒有關係。

對於這次慘案的發生，國民黨內部的李濟深將軍和李覺軍長都極為震怒，直斥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和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並幫助安置了陳昭禮家屬。軍統稱是共產黨的特務幹的，為了鋤奸。民主人士胡俞之和愛國華僑陳嘉庚分別在香港《大公報》和《南僑回憶錄》中予以反駁和聲討。

1949年後，張雲逸派人找到了陳昭禮家屬。周恩來則指示福建省委將陳昭禮遺骨從崇安遷葬福州。

多年後，李覺回憶說，他自己之所以後來脫離中國國民黨，參加湖南起義，是和陳昭禮的影響分不開的。而當年擔任軍統閩北站站長也是前中共黨員的嚴靈峰在九十年代從台灣回大陸講學時，通過陳昭涌傳話給陳昭禮的家屬。說陳才是被他手下的人處決的，他本人並不知情。

著述

陳昭禮學生時代，在《勤學周刊》上發表過很多雜文。福建工作期見，創刊過《烈火》雜誌。福建早期黨史文件，多出於他的手筆，例如仙遊巡視報告和給中央的工作報告。在廣西工作的時候，創刊了《右江日報》。紅七軍的許多綱領性文件和政治口號，也都出於陳豪人之手。在國民黨七十軍工作的時候，記有一本日記。日記的封面上，有國民黨７０軍軍徽和蔣介石頭像，文革期間被焚毀了。

陳昭禮的著述和文章，傳世的已經不多了。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尚保留有他在福建創黨和廣西百色起義與領導紅七軍期間，給中共中央報告的原件，是研究紅七軍歷史和百色起義最重要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