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期間的學生組織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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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的導火索是於1989年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從4月下旬到6月3日，大批人群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在此期間，學生運動支持者向學生組織捐贈了大量資金，用於提供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以維持佔領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抗議者的生活所需。

學運組織

幾乎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抗議，有好幾天甚至成千上萬的人前來參加。在5月期間，越來越多的學生從中國其他地方長途跋涉來到北京參加抗議活動。 隨着人數的增加，有必要組織示威活動並維持天安門廣場秩序。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學生組織。[1]:156

捐款

對民主運動的捐款來自以下幾個方面：北京大學是第一個開始籌集運動資金的大學，學生們在大街上向眾人募捐。包括私營部門、工會和海外華人，特別是在香港也紛紛捐款表示支持。[2]:41[3]蛇口工業區的捐款額超過21萬港元。[4]:313四通控股負責人萬潤南捐款約20萬元。:314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另一個捐款資金來源。:313到5月初，抗議學生從香港中文大學收到10,000港元捐款。:415月27日，香港的支持者舉行了全天音樂會，由香港歌手、演員和女演員參加，籌集了大約1300萬元港幣。[5]:197

捐款資金是通過支持民主的籌款人和其他大型活動等渠道獲得的。捐贈包括金錢和物資，例如帳篷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包括食物、計算機、高速打印機和先進的通訊設備。[3][6]學生領袖之一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的一次採訪中表示，這些捐贈有助於提振學生易受波動的情緒和士氣，給抗議者以鼓勵，並有助於改善日益惡化的狀況。[7]

香港

在當時仍是英國領土的香港 ，對學生運動提供大量支持，成千上萬的民眾舉行集會支持學生抗議活動。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團體與其他民主運動人士在推動六四運動中起着關鍵作用。[8]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立於1989年5月21日，那天有100萬香港公民參加了遊行，歷時8個小時，以支持中國大陸學生。[9]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由著名的民主運動人士司徒華發起，港人通過遊行示威和籌款活動向北京抗議學生提供支持。[10]在這些籌款活動中，最著名的是5月27日舉行的音樂會民主歌聲獻中華，共有30萬支持者到場參加。演唱會上包括成龍、梅艷芳、Beyond、鄧麗君和張學友等知名人士出席。[11]音樂會籌集了1400萬港幣，全部捐給天安門抗議者。[6][12]在6月4日中共清場鎮壓學生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黃雀行動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該行動是香港電影製片人岑建勳制定的，用來幫助北京抗議者逃離中國大陸。為了資助這項行動，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舉辦了更多的籌款音樂會，包括持續12小時的音樂會，以募集捐款。

捐款的其他來源也包括學生團體，例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這是一個由幾所香港大學組成的大型學生組織，籌集了大約一千萬港元。[6]香港大學學生會等其他較小的學生團體也在5月初募集資金並組織了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以支持北京學生。[13]

中國共產黨獲知北京抗議學生存在捐款，中國國家安全局在6月1日提交的報告中提到，香港的某些人籌集了2100萬港元，以支持抗議者。後來，他們把人數改為3000萬，並解釋說，這些學生運動的支持者正在分批、每次較小規模地把錢帶到中國大陸，其中一個支援小組攜帶了100萬港元。[14]

世界其他地區

除了香港的支持外，世界其他地方也對天安門示威者提供了支持。美國、加拿大、日本、中華民國、澳大利亞和整個歐洲等國家的公民，與香港的支持者一樣，也通過組織大規模的集會和公開信抗議中共政府的行動來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15]像在香港一樣，這些國家也捐助了大筆資金來支持抗議者。

在台灣，抗議活動得到了支持，民眾紛紛捐款。例如，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發起的「向天安門獻愛」活動籌集了10萬新台幣。[14]中國國民黨的一些成員也參與其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黎昌意成立了一個名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基金會，該基金會籌集了1億新台幣的資金。1989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發佈了一份報告，該報告認為這些捐贈別有用心，是天安門抗議活動中外部勢力干涉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認為，外國特工正在滲透學生運動，並試圖通過促進民主來顛覆中國共產黨統治，以使中國走向自由化，他們正通過捐款來實現這一目標。報告指出在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委馬樹禮在台灣銀行開了一個銀行帳戶。此帳戶的目的是使台灣公民和團體可以捐款支持大陸的民主學生運動。[16]諸如此類的外國支持行為，以及外國政府人員的介入，助長了中國共產黨對學生抗議活動受到外部勢力干預的擔憂，這也是中共鎮壓學生的理由之一。

在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公民慷慨而自發地向抗議者捐款。[17]華僑社區集會支持天安門抗議活動，這是有史以來華僑社區最大的集會之一。6月1日，中共發給政治局的一份報告提到，美國、英國和香港的人們向抗議者捐款超過100萬美元和數千萬港元。[3]

爭議

收款問題

外界向抗議者捐贈了大筆資金，但很多資金各個民主團體似乎並未收到。大量在海外籌集的資金以支票或匯票的形式寄到了中國，但這些支票或匯票的地址寫的基本上是「學生的自治聯盟」、「絕食總部」、「天安門廣場總部」這種，甚至還有的只寫「天安門廣場」。此類捐贈學生組織根本無法獲得。[5]:163

抗議成本上升

5月13日絕食開始時，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的成本增加了。最初，絕食抗議者的人數很少，大約有300名學生，[5]:196但是隨着人數的增加，支持他們的人群也越來越多。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財務每天要花費20萬元人民幣用於提供食物、水和其他用品。其他組織也有自己的財務系統，有人認為在高峰期每天可能要花費數百萬元。:176天安門廣場的觀察員報告說，由於缺乏組織，在絕食期間浪費了大量資源。劉曉波評論說，幾乎所有飲料在喝完前就被扔掉了。吃了一半或根本沒怎麼吃的快餐，一半或整條麵包以及其他食品隨處可見。:178

會計系統

有指控稱，沒有一個學生組織擁有良好的會計制度。[5]:195資金的支出和收款混亂。學生不用憑收據報銷，而是直接挪用資金購買必要的物品，甚至有的沒有登記使用目的就直接挪用資金。[2]:41各種各樣的學生團體從多個捐助者那裏收到大量資金，他們每天都在廣場上購買和分發物資給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組織很難準確記錄每筆交易。

學運組織間衝突

佔領天安門廣場的一些民主團體之間也存在競爭。相較於學生，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抗議焦點更加關注腐敗和通貨膨脹。他們抱怨有的學生為了希望保持抗議內容純正性，一度拒絕讓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天安門廣場內開展活動。[18]不同學生群體之間也存在矛盾。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接管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組織任務時，在絕食第一周期間就籌集了近100萬元人民幣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拒絕將這筆錢移交給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最終，他們將10萬元人民幣捐給了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其餘的則扣留下來。[1]:1675月下旬，學生們建立了一個名為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的新組織來接管天安門廣場。由於學運分子之間的激烈衝突，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很難從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中獲得資金。[5]:196

腐敗指控

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以及學運組織缺乏財務管理產生了外界對他們的腐敗指控。學生領袖甚至被懷疑腐敗。成千上萬的捐款（大部分來自香港）流入學生組織，但尚未進行會計處理。[19]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指控學生領導挪用資金；他們聲稱，這些學生從普通公民和國外獲得了巨額捐款。學生腐敗問題從未得到徹底解決。學運領導人包括吾爾開希、周勇軍、柴玲和封從德等人都遭到指控。一些人聲稱，根本沒有人管控學生所收到的捐贈的處理方式，只有學生單方面聲稱這些資金被用於開展學生運動。[2]:42

未使用的捐款流向

在六四清場前一周，民主歌聲獻中華籌集了1300萬港元。有明顯的證據表明，一些帳篷和補給品已送到天安門廣場，但所有籌集的資金都不可能在一周之內用完。6月4日，其他民主團體仍有可能還有未使用的資金。鑑於六四運動以暴力和混亂收場，這些未動用的資金流向還不得而知。

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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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 2.1 2.2 Qiping, Luo., Yantting, Mai., Meifen, Liang., Li Peter., trans., Fons Lampoo.,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es,」 China Information Vol 5, No 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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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Zhang Liang, 「Taiwan’s Role」 in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P. 296.
  17. ^ Mu Yi, Thompson Mark V, Crisis at Tiananme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1989).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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