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猶太區

1940年11月華沙猶太區邊界

1941年佈告，警告華沙人與猶太人接觸感染斑疹傷寒的風險

華沙猶太區（Warsaw Ghetto）(德語: Warschauer Ghetto，官方用語：Jüdischer Wohnbezirk in Warschau，「華沙的猶太住宅區」; 波蘭語: getto warszawskie）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最大的猶太人聚集區。它成立於1940年10月至11月16日之間，位於納粹德國佔領的波蘭境內，最多超過46萬猶太公民居住在3.4平方公里（1.3平方英里）以內的區域，平均每個房間容納9.2個人，僅靠微薄的口糧維持生計。

華沙猶太區的死亡人數來自於滅絕營，華沙猶太區起義，估計至少有30萬人死亡 。至少有254,000位居民在1942年夏天被送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納粹德國推行「華沙大行動」計劃，欺騙猶太人前往波蘭東部接受安置，但實際上卻是帶他們走向納粹集中營或屠殺中心。1942年整個夏季，至少有25,400名來自華沙猶太區的市民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集中營。1943年5月，由於猶太人的起義成功使輸送計劃延誤，德國人因此派遣軍隊摧毀了猶太區。據估計，猶太區總計至少300,000人被子彈或者毒氣殺害，至少有92,000名居民忍受飢餓或疾病，以及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猶太區被摧毀時傷亡。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部分波蘭猶太人住在穆拉諾夫區、沃拉區和舊普拉加區的商業地段，而90%以上的天主教徒的住處則遠離商業中心。猶太人在本地社群中有着最核心的地位，在穆拉諾夫區88%的居民都是猶太人。根據1931年人口普查，華沙西岸32.7%的人口、東岸14.9%的人口均為猶太人，人口總數332,938。三十年代，由於大蕭條，很多猶太人離開了華沙。由民族主義「endecja」政黨領導的後畢蘇斯基波蘭政府，推動反猶立法、抵制猶太商人，準備給猶太人施加壓力。1938 年，波蘭首都的猶太人口估計為270,000人。

華沙的圍困直到1939年9月29日才解除。僅9月10日一天，德國空軍就在華沙投下17枚炸彈。三天以後，50架德國飛機攻擊市中心，主要針對沃拉區和若利博日區。約30,000人遇難，10%的城市化為廢墟。

猶太區的建立

主條目：德佔波蘭境內的猶太人隔都

自第三帝國發動九月行動以來，成千上萬的難民從德國-波蘭前線湧入內地，首都華沙附近的猶太居民也急劇增加。不到一年的時間，華沙市的難民就超過了9萬人。1939年10月2日，阿道夫·希特拉在德國佔領的波蘭中心地帶組建了新的波蘭總督府，任命了一隻共二十四人組成的華沙猶太人委員會，由完全聽命於德國人的亞當·切爾尼雅庫夫領導。10月26日，猶太人被強制征為勞工，負責清理炸彈造成的斷井頹垣，以及其它繁重的體力活。11月20日，波蘭猶太人的銀行賬戶與任何超過2,000茲羅提的存款都被凍結。11月23日，所有猶太人活動的場所均被要求於門口與窗玻璃上展示大衛之星。且總督府規定，從12月1日起，所有十歲以上的猶太人必須佩戴印有大衛之星的白色袖章；從12月11日起，不允許猶太人乘坐交通工具。1940年1月26日，總督府宣稱「為了防止傳染病的流行」，猶太人被禁止舉辦集體祈禱。此外，德國人引入了糧票制度，針對華沙附近所有的猶太團體的清算行動愈演愈烈。在這一年，首都的猶太人數量最多達到了359,827人。

在華沙區總督路德維希·費雪的命令下，1940年4月1日開始圍繞主要由猶太人居住的華沙地帶建造華沙猶太區，這項工作由華沙的猶太人委員會負責。納粹當局驅逐了113,000名本地波蘭人，又命令138,000名居住在近郊的猶太人遷往市中心。1940年10月16日，由漢斯·法郎克領導的總督府宣佈猶太區正式成立。最初，猶太區的人口達到450,000名，他們在約307公頃的地方生活（約3.07km²）。在大屠殺開始以前，被囚禁起來的猶太人數量介乎375,000到400,000人之間（約佔首都30%人口），而他們居住的地區只佔整個大都會地區的2.4%。

1940年11月5日，德國人關閉了猶太區通往外界的出口。他們建造了3米高的圍牆，上面佈滿了鐵絲網，逃跑者將被警察就地處決。來自61營的德國警察常常大批射殺隔都圍欄內的囚犯，然後舉辦勝利派對。由於德國人的不斷緊縮，隔都的邊界一直在變動，而面積越來越小；傳染病的爆發，大規模飢餓以及定期的屠殺而導致被俘人口減少。

猶太區沿克羅德那街道分為兩邊，但街道本身不被囊括進任何一邊，因為它是唯一一條溝通東西華沙的大道。東南邊的部分被稱為「小隔都」，它北邊的部分被稱為「大隔都」，兩個區域在Chłodna與Żelazna街的交匯處相連，人們通過一扇特製的門進入另一邊。1942年1月，這扇門被拆除以後，人們從一架木製的行人天橋上進入彼端。戰後這座木橋保留了下來，成為一處象徵戰爭的紀念碑。

猶太區的管理

費雪任命突擊隊旗隊領袖指揮官瓦爾德馬爾·舍恩（Waldemar Schön）為華沙猶太區首任長官，曾在1940年的首次猶太人安置行動中負責。他是一位「消耗主義者」，因1941年的「人造饑荒」而聞名。舍恩掐斷了通向猶太區的所有食物供給，在黨衛軍高層中引起軒然大波。1941年3月，他被法郎克本人解職，該職位由「生產者」海因茨·奧爾斯瓦爾德專員接任，任職到1942年11月結束。

就像德佔波蘭境內的其它猶太區一樣，德國人將內部猶太事務交予猶太長老委員會管理，由最年長的長老領導。在華沙，這個領導者的角色被交給了亞當·切爾尼亞科夫，他選擇與納粹合作，希望能挽救一些生命。

亞當·切爾尼亞科夫在他洋洋灑灑的九本日記中敘述着他的悲慘經歷。1942年7月，當德國人命令他上調被驅逐出境的人數時，他自殺了。

切爾尼亞科夫與德國佔領政策的合作是大多數歐洲猶太人對納粹主義態度的典範。但同樣身為猶太長老委員會主席，管理羅茲隔都的柴姆·拉姆科夫斯基的表現更加糟糕。拉姆科夫斯基遵循的黨衛隊政策是系統性地反猶。

切爾尼亞科夫1939年10月初稿；組織華沙猶太委員會只是對傳統Kehilla部門的翻版：官署、福利、拉比、教育、公墓、稅務局、會計部、重要的統計數據……但Kehilla是一種非常規機構。縱觀沙皇俄國歷史，它同樣是一種國家工具，受命在猶太社群內貫徹來自中央的諸政策，儘管這些政策常常帶有明顯針對猶太人的深刻敵意。 ——露西·達維多維奇，《對猶太人的戰爭》

長老會在內部得到猶太區警察的支持。1940年9月底，一隻由3,000人組成的，準備施行德國特別規定，特別是1941年以後，當華沙難民與被流放者的數量達到150,000人（或首都地區全部猶太人口的1/3）。

隔都的天主教徒與波蘭人

1940年1月，隔都內大概有1,540位天主教徒和221位懷有其它基督教信仰的公民（包括業已皈依猶太教的人）。據統計，隔都封閉時大約有2,000名基督徒，這個數目最終增長至約5,000人。許多人有着波蘭民族的身份認同，但根據德國納粹黨制訂的標準卻被當作是猶太民族。

隔都里分佈着三座教堂：諸聖堂、聖奧古斯丁教堂和聖母瑪利亞誕生教堂。諸聖堂允許隔都的猶太基督徒前來參拜。大戰前，堂區神父馬塞利·戈德萊夫斯基(Marceli Godlewski)與Endecja和反猶活動關係緊密，而在當時已經轉而積極幫助猶太人。在教區的牧師長住所，神父秘密收留了許多人並幫助他們逃走，包括 Ludwik Hirszfeld、Louis-Christophe Zaleski-Zamenhof 和 Wanda Zamenhof-Zaleska。基於他的英勇行為，他於2009年被追授國際正義獎章。

居民生存狀況

參見：飢餓計劃

納粹黨官員意圖徹底掃除猶太區內的人口，他們限制口糧與藥物補給，製造飢餓讓人們生病。1941年，德國人每天為每位猶太人供給的食品熱量只有184卡路里，相比之下，非猶太裔的波蘭人能得到熱量共計699卡路里的食品，而德國人能得到熱量共計2,613卡路里的食品。8月，供給量被進一步縮小至每人177卡路里。德國當局提供的這些微薄食物一般是乾麵包、麵粉與質量最次的土豆、去殼的穀物、蘿蔔，還提供少量黃油、糖和肉類，每月供給一次。結果黑市貿易進行得熱火朝天，他們為貧民區提供80%的食品。此外，Joint設置了超過250家粥飲供應點，僅一餐就要提供100,000份飯菜。

居民不論男女老少均捲入走私和非法貿易中，一些私人工廠開始秘密生產，產品走私給另一邊的「雅利安」城市。食品一般由兒童單獨走私，他們想盡辦法翻過猶太區的圍牆，有時候一天來回幾次，帶回來的貨物甚至跟他們自己一樣重。

失業導致的極度貧困是猶太區一個主要問題，對居民來說，走私帶來的收入是維持生計的惟一來源，不然就得死於飢餓。相比之下，走私販一般相對富有。

直到封鎖第一年半，成千名波蘭猶太人與一些來自小城鎮、鄉下的羅姆人被帶進猶太區，許多人死於斑疹傷寒和飢餓，居民的總數並未出現太大變化。

面對幾乎失控的饑荒與微薄的醫療供應，隔都內的一群猶太裔醫生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研究飢餓對人體生理和心理帶來的影響。對於猶太人面臨的飢餓情況，華沙隔都飢餓研究仍是迄今最全面的研究之一。

教育與文化

儘管困難重重，華沙隔都內仍然保留着教育和文化活動，包括合法活動以及地下組織舉辦的活動。人們不但建造了醫院、公共食堂、孤兒院、難民中心和一些公共娛樂場所，一個學校系統也被建立起來。部分學校的存在是非法的，它們以公共食堂作幌子開展教學。那兒有秘密圖書館，孩子們上課的班級，甚至還存在一個交響樂樂團。

猶太拉比、波蘭阿格達斯·以色列(Agudath Israel)秘書長亞歷山大·弗里德曼，是華沙隔都中的托拉領袖之一。他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宗教學校網絡——「一所男子Yesodei HaTorah學校，一所女子Bais Yaakov學校，一所初級猶太教學學校，以及三所高級猶太研究機構」。 這些學校以幼兒園、醫療中心和公共食堂的名義創辦，收留了成千位難民兒童與青少年，有幾百位老師。1941年，當德國人正式允許猶太委員會開辦學校，這些學校便不再掩藏，開始招生並接受來自猶太官方的財政捐助。

以前的Femina電影院現在變成一家劇院。猶太交響樂團在很多地方表演，包括Femina。

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估計猶太區社會大約有20,000上流人士，他們要麼在戰前已經發家致富，要麼就在封鎖期間通過走私聚斂了財富。這些人群經常光顧高檔餐館、俱樂部與咖啡廳，與猶太區的整體經濟水平形成鮮明對比。

另外一些群體——「富有的實業家、許多猶太委員會領導人、猶太警察、牟取暴利的走私者、夜總會老闆和高端妓女」，提拉爾·馬澤奧(Tilar Mazzeo)的研究估計，他們大約有10,000人。他們在超過六十家咖啡館和夜總會裏消磨時間，「在屍體中跳舞」。

軍用物資製造

隔都與外界隔離不久後，首都出現了托本斯、舒爾茨等一眾德國戰爭販。最初，他們充當高級指揮部和猶太人管理的工廠之間的中介。到1942年春，總部位於Nowolipie 44街的刺繡部已經僱傭總計3,000名工人，他們負責為國防軍製鞋，生產皮革製品、毛衣和短襪。

特雷布林卡集中營

主條目：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1942年夏天納粹黨實施大規模驅逐以前，已經有大約100,000名居民死於飢餓及其所帶來的疾病。1月20日，納粹官員在於柏林附近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了針對猶太人的滅絕計劃。

猶太區的起義與解體

主條目：華沙猶太區起義

1943年1月18日，距上次波蘭猶太居民被驅逐近四個月後，德國人再次闖入猶太區，企圖進一步集中居民。幾小時內，約600名猶太人被槍殺、約5000名猶太人被攆出住所。然而，由於幾百名攜帶了手槍與燃燒瓶的猶太人現身反抗，德國人的行動被迫中止。

自1942年秋，猶太人就已經開始為反抗做準備，華沙已然發生過猶太人持槍反抗的情況。起初，地下活躍的反抗組織猶太戰鬥組織(ŻOB)、猶太軍事聯盟(ŻZW)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掌握了猶太區。他們在公路上擺放路障，平時躲在倉庫里；他們還設置了數十個戰鬥崗，以阻止德國人前來驅逐。更進一步的是，他們處死了一些隸屬通敵組織火炬隊(ŻGW)的猶太人。一次由Von Sammern-Frankenegg發起的針對猶太區猶太地下組織的進攻也宣告失敗，他因此於1943年4月17日被黨衛軍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解除職位並送上軍事法庭。

德國人的最後一次襲擊是1943年4月19日。猶太教逾越節當晚，幾隻規模上千的納粹部隊陸續開進猶太區。在最初幾次受挫後，于爾根·斯特魯普(Jürgen Stroop)指揮2000名黨衛隊士兵一個一個街區地焚燒或炸毀房屋建築，包圍他們捉到的居民甚至直接處決。主要的猶太反抗力量於4月28日熄滅。5月16日，隨着于爾根親手炸毀華沙大猶太教堂，納粹黨人的行動告一段落。根據官方報告，至少56,065名公民被殺害或流放至納粹集中營（包括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波尼亞托瓦集中營、馬伊達內克集中營、特拉弗尼基集中營），且猶太區後來被改造成華沙集中營。

遺蹟

隔都在起義中幾乎被夷平。然而，還是有部分街道與建築保留了下來，它們主要在「小隔都」這一邊，這塊土地於1942年8月份被規劃進入雅利安城市部分，因此並未捲入交火之中。

2008到2010年，華沙隔都邊界標誌沿着這個前猶太中心的邊界劃立，標識出1940-1943年猶太區的大門與後來跨過「雅利安」街道的行人天橋的位置，還有另外一些對於隔都居民比較重要的建築。位於普羅日納街7、9、12、14號的四棟建築是1940到1941年華沙隔都猶太居民已知最好的原始建築，戰後一直維持着空曠。每年華沙猶太節，普羅日納街就是節慶的焦點。2011到2013年，人們對7號和9號進行了大規模的翻新，它們已成為辦公空間。

諾茲克猶太會堂(Nożyk Synagogue)是華沙惟一倖免於難的猶太教堂，因它曾被德國國防軍用作馬廄。教堂經過修復後，一度對外開放。

在西耶娜街55號、茲洛塔街62號和瓦利科夫街11號，有保留得最完整的隔都圍牆片段。後兩處地址的圍牆戰前就已修建。

人們修建了兩處華沙隔都英雄紀念碑，分別在1946年、1948年揭幕，位於1943年4月19日德國軍隊進入隔都的地方。1988年，人們在斯塔基街建造了一座轉運中心紀念館(Umschlagplatz Monument)。

烏利卡·米拉街18號(Ulica Miła 18)曾是隔都起義期間猶太戰鬥組織(ŻOB)地下總部所在地，人們在戰後修建了一個小型紀念館。

2012年12月，一尊希特拉跪地祈禱的雕像被安放在隔都的一座庭院中，這是由意大利藝術家毛里齊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創作的《他》(HIM)。結果人們的看法相當不同，作品引起了彼此之間的很大爭議。許多人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冒犯，其他人——例如波蘭首席拉比米高·舒德里奇，認為它「可能具有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