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献臣
谢献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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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 男 |
出生 | ![]() | 1924年5月10日
逝世 | 2000年4月25日![]() | (75岁)
母校 | 台北帝国大学预科 台北帝国大学 鹿儿岛大学 |
职业 | 公共卫生学家 |
配偶 | 郑桂梧 |
荣誉 | 医疗奉献奖(2000年) |
谢献臣(1924年5月10日—2000年4月25日),台湾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村人,公共卫生学家,主要贡献于寄生虫病研究与高雄医学院,被誉为“台湾寄生虫学之父”,第十届医疗奉献奖特殊贡献奖得主。
生平
投入防疫
谢献臣出身花坛乡的望族[1],1924年5月10日生[2],在白沙村的家宅还是当时花坛唯一仿日式的别墅[3]。
谢献臣考入台北帝国大学预科,后再读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受森下薰教授鼓励当地人研究本土寄生虫病影响,不去当医生赚钱,返回母校作寄生虫学科助教。此举遭到父亲极力反对、亲戚冷嘲热讽只会抓蚊子、粪口虫。[1]
战后,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在屏东县潮州镇成立疟疾研究所[1]。1952年,台湾开始实行四年扑疟计划,由谢献臣任疟疾研究所防疟组长[4]。因他防疟的贡献日后得到省卫生处扑灭疟蚊成功贡献奖、疟疾根除二十五周年纪念奖[2]。他对友人透露,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事是,就参是与全岛疟疾防治及前进西非研究热带医学,印证学医不一定要开业,灭蚊也可救人,父亲最后也肯定了他当初的坚持[1]。
非洲期间
台湾根除疟疾成功后,1966年,疟疾研究所所长庄征华等十二人被世界卫生组织延揽为顾问,协助其他落后地区推行疟疾防治[5]。谢献臣出任世卫寄生虫及医学顾问后,至非洲即停留九年,当时非洲蜗牛热、河川盲、睡眠病、黄热病等传染病盛行,来此为台湾派驻非洲的农耕队驱虫[1]。如1954年加蓬的农耕队员遭红苍蝇寄生虫寄生,就是由在利比里亚的谢献臣医治[6]。
谢献臣为研究寄生虫的生命期,还曾将十多条钩虫的幼虫放在手背,经由皮肤感染,让幼虫沿着血流进入心、肺、气管、喉咙,再经食道、胃,最后寄生在肠子里,终而得出寄生钩虫最长寿命为五年的答案。后来他还把自己手背皮肤发病的照片放在医科教科书中。[1]
高医期间
1957年8月,谢献臣到高雄医学院任职[8]。当时,他是受院长杜聪明之邀作寄生虫学科的教学[1]。
战后初期,台湾小贩会将非洲大蜗牛热炒来卖,由于味道不错,嗜食的人颇不乏人。1959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人畜共同传染病研讨会”,谢献臣发表原在老鼠寄生的广东住血线虫会经由此蜗牛传染,路径是在采拾、捣碎蜗牛壳来烹调时,幼虫会借由肉浆四溅等方式染污手指、衣物或食具上,进而从口腔进入感染。[9]
1963年6月1日,高雄医学院董事会上,以十票赞成一票弃权,董事长陈启川当场解职缺席的杜聪明的院长职务,由谢献臣暂代院务[10]。
1971年1月,经由虎尾镇天主教若瑟医院主治医师蔡伯逊通报,谢献臣和高医副教授陈学霖调查,发现是广东住血线虫经由蜗牛传染,再转往梅山乡追踪病源[11]。
1973年,谢献臣接任高医院长时,是台湾各大学院校里最年轻的校长,还亲自填高医校歌词[1]。当时学校采一年一聘制,他一次不予续聘及准予辞职的教师达四十余人,带来不小的震撼[12]。高医的待遇不高,谢院长不反对医师晚上自行开业或在外兼业赚钱,但基本条件是不得影响医院的业务及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且不能悬挂“高医”的招牌[12]。一次,与医生郑丞杰同届的学生偷骂,院长只会抓寄生虫,当然赚不了大钱[7]。中兴医院药师洪久美表示,公公常到教室或医院诊间突检,看那位老师或医师未准时上课、就诊,晚上路经教师研究室若看到有灯光亮着,必定趋前向埋首做研究的老师嘘寒问暖打气[1]。
谢献臣在高医图书馆增加了社会人文科学的新书,让学生多阅读增加使命感,并鼓励学生参加医疗服务队、幼幼社等社会服务的社团,以培养仁爱精神,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能力[12][13]。学生李建廷就是受其影响,投入偏僻的屏东县高树乡卫生所,日后得到第二届医疗奉献奖[14]。在学生眼中,院长体形高大,不苟言笑,还回去教室抓学生作弊,所以大家都很敬畏,不过当年在学时热中学生运动,遭记过处分的陈永兴说不会怨恨院长当年在戒严体制下的处置[1]。一次阳明医学院院长韩伟出席行政院科技顾问会议时,痛批当前当前医学教育,一一点名各医院问题,唯独对谢献臣主管的高雄医学院只有称赞[12]。
谢献臣刚接任时,立即面临校地内尚有卡在三七五减租条例中的广大佃农耕地难以收回的困难,因创校已近二十年、周遭土地因高医地价大为提高,谈判不易[15]。当时学校规模有如小学,仅医学、药学、牙医及护理四系[1]。因此1979年,高医与高雄陈家和兴公司用交换地来解决,教学设备及校园建筑年年扩充增建,陆续扩增八学系、五硕士班与三博士班、三个校级研究中心,主导兴建的校园大楼中,就有命名为“自强大楼、励学大楼、济世大楼”等[15]。
谢献臣陆续增加热带医学等研究中心,是因应南台湾特殊的医疗环境,如1982年高医开办台湾第一个寄生虫特别门诊。其门生黄高彬解释,南台湾寄生虫病很多,尤其美浓居民的中华肝吸虫盛行率曾高达九成,他们经常包游览车到高医就诊,后来高医调查发现,原来美浓人外烩,常供应淡水生鱼片,而鱼池就紧临会有粪便污染的猪舍。[1]
1988年, 谢献臣获选为美国热带医学及卫生学会名誉会员[16]。
1991年7月1日,谢献臣院长职务交棒给蔡瑞熊[8]。当时高医已增加到二十多个系所、一年有二十五亿预算[1]。
1992年6月28日,陈建仁、谢献臣荣获财团法人联合医学基金会所设立的年度医学贡献奖暨医学论文奖[17]。谢教授一生发表了一百廿五篇的论文[7],誉为“台湾寄生虫医学之父”[3]、“台湾寄生虫学之父”[7]。
北医期间
谢献臣从高医退休不久,旋即应教育部之托,接管台北医学院董事会,整顿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北医校务[1]。当时台北医学院董事会迭生重大纠纷,多次召开会议均未能依法产生第九届董事,且该校部分董事、学生、校友不断陈情、请愿,教育部于1992年4月6日依《私立学校法》第30条规定解除北医全体董事职务[18]。同年7月9日,教育部常务次长杨朝祥召开北医第九届董事会成立大会,推选谢献臣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19]。后来,他任内时达成由北医接管万芳医院,替北医学生争取到公立医院缺额[20]。
1995年11月24日,谢献臣妻子郑桂梧病逝于北医附设医院,遵其遗愿,将遗体进行病理解剖研究[21]。两人是表兄妹关系,育有五男,都在医药界服务[22]。
2000年2月29日,谢献臣突发中风,住进台大医院治疗,加上高血压、糖尿病缠身、抵抗力差,并发感染、肾衰竭,接受洗肾治疗[23]。当得到第十届医疗特殊奉献奖喜讯传到病房,他插著鼻胃管,无法言语[1]。离颁奖前几天时,4月25日下午病逝台大医院[23]。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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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职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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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医学院 | ||
前任: 杨振忠 |
高雄医学院院长 第四任 1973年9月24日—1991年6月30日 |
继任: 蔡瑞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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