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猶太人大屠殺

這是一篇優良條目，請按此取得更多資訊。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944年3月25日約阿尼納的羅馬尼奧猶太人面臨驅逐，青年女子失聲痛哭。他們幾乎全部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絕大多數希臘猶太人逐入奧斯威辛集中營後喪生，死亡比例高達83%至87%，居歐洲各國首位。

戰爭爆發前，希臘27個社區共有7.2到7.7萬猶太人生活，其中1912年希臘占領並割據的前奧斯曼帝國城市塞薩洛尼基就有五萬。希臘猶太人多為源自伊比利亞半島、操猶太西班牙語的塞法迪猶太人，也有說希臘語的羅馬尼奧猶太人，是世代在希臘傳承的古猶太人。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入侵並在1941年4月占領希臘，此後一年沒有頒布直接針對猶太人的體制化措施。

1943年3月，保加利亞占領區將四千多名猶太人逐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3月15日至8月，塞薩洛尼基和周邊德國占領社區幾乎所有猶太人均逐至奧斯威辛集中營。意大利占領區統治者一直反對驅逐猶太人，同年九月該國停戰，占領區由德國接管。1944年3月，雅典、約阿尼納等原意大利占領區的猶太人同樣遭遇圍捕和驅逐，同年中期各島生活的猶太人淪為目標。希臘猶太人有些東躲西藏，有些與希臘抵抗運動並肩戰鬥，還有少數遭驅逐後存活，倖存者總數約萬人。

猶太人財物落入其他民族之手，二戰結束後倖存者追溯財產之路障礙重重。戰後十年約半數倖存希臘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等國。軸心國占領希臘時期的種種事態長期為猶太人大屠殺蒙上陰影，進入21世紀後學界關注度提升。

背景

羅馬尼奧猶太人說希臘語，是歐洲最古老的猶太人團體[1]，估計可追溯至前6世紀[2]。15世紀末西班牙、葡萄牙驅逐猶太人，大量操猶太西班牙語的塞法迪猶太人定居奧斯曼帝國，有些居住地後屬希臘領土[3][4]。塞法迪猶太人數量遠超羅馬尼奧猶太人，文化上占據主導[5]。二戰爆發前，希臘南部、西部、北部的猶太人歷史各不相同[2]。

巴爾幹戰爭前希臘境內猶太人不足萬人，戰時領土擴張令猶太人口連翻三番[26]。他們不時遭遇反猶太暴力，如1891年科孚島暴動、希臘民族聯盟1931年在塞薩洛尼基郊區發動的坎貝爾反猶騷亂[27][28]。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批猶太人因經濟低迷離開希臘[29]。富有商人率先移民歐洲、拉美、美國，經濟條件不及的大量猶太人在20世紀30年代離開塞薩洛尼基前往巴勒斯坦託管地[30]。塞薩洛尼基猶太人面臨的希臘化壓力很大[31]，逐漸由占多數的希臘人同化，希臘語甚至成為部分年輕一代的母語[32]。史家史蒂文·鮑曼指出，希臘猶太人在1943至1945年遭肉體毀滅，針對他們的經濟、社會、政治攻擊可以追溯到二戰爆發前[33]。塞薩洛尼基猶太人政治上四分五裂，反對同化的保守派、錫安主義、共產主義分散族群精力，不利於猶太人整體應對外界壓力[34][35]。1936年梅塔克薩斯推翻不穩定的議會政體[36][37]。二戰爆發之際，希臘27個社區共有7.2到7.7萬猶太人，大部分住在塞薩洛尼基[18]。

軸心國占領期

希臘軸心國占領區：紅色為德國占區，藍色意大利占區，綠色保加利亞占區
主條目：軸心國佔領希臘時期

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向希臘獨裁者揚尼斯·梅塔克薩斯發出最後通牒，以宣戰威脅希臘接受意大利軍隊占領。梅塔克薩斯回絕後意大利馬上入侵。[38][39]猶太社區聲稱12898名猶太人為希臘而戰，613人陣亡，3743人受傷，其中又以1940年末犧牲的莫迪凱·弗里齊斯最富盛名。1940年冬至1941年春，意大利與希臘在阿爾巴尼亞交手，[40]1941年4月德國參戰，當月就占領希臘本土全境，五月拿下克里特島[41][42]。4月26日部分軍方將領在德國支持下宣布成立新政府，皇室輾轉克里特島逃到開羅並主持希臘流亡政府[43][44]。希臘戰俘均在一個月後獲釋，猶太裔軍人也不例外[45]。

1941年中期，希臘劃為三大占領區。德占區主要是戰略要地，如塞薩洛尼基、比雷埃夫斯港、大部分克里特島和部分愛琴海島嶼，希臘本土和大部分島嶼屬意占區。[46][47]保加利亞占領西色雷斯、東馬其頓後馬上推行嚴苛的保加利亞化政策，西遷希臘難民過十萬[46][47][48]。希臘傀儡政府把保加利亞視為主要威脅，竭力爭取德國支持，限制保占區面積。1943年6月，德國控制的部分東馬其頓地區轉交保加利亞[49]。

反猶迫害

德國警察馬上開始在德占區按圖索驥，逮捕希臘猶太知識分子、塞薩洛尼基全體猶太社區委員會等「顛覆分子」[50]。全國領導羅森堡工作組花費一周評估猶太資產[51]。為討好德國人，傀儡政府總理喬治·措拉科格魯宣布希臘存在「猶太人問題」，而且與戰爭爆發前猶太人和希臘人之間的矛盾無關：「問題將在歐洲新秩序整體框架得到最終解決」[52]。

1941年塞薩洛尼基的「不歡迎猶太人」標語牌

占領區居民各種財產面臨大規模沒收，不是猶太人也不能倖免。富有猶太人被捕，生意充公。[53]軸心國占領希臘頭一年，猶太人和其他希臘人均面臨嚴重饑荒、惡性通脹等災難。面對處決威脅，黑市活動依然猖獗。[54]許多希臘猶太人是城市無產階級，在鄉村缺乏根基，受饑荒影響特別嚴重[55]。德國占領軍力圖加劇塞薩洛尼基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分歧，鼓動報紙刊登反猶素材，重振梅塔克薩斯下禁令的希臘民族聯盟[56]。保占區成百上千的色雷斯猶太人被迫進入保加利亞勞役營，反而避開饑荒和1943年的驅逐[46]。抵達馬其頓不久的猶太人（基本是來自南斯拉夫的數百難民）須在1941年11月向警方登記，其中少數馬上被德國人挽留、驅逐、處決[57]。

1942年7月11日塞薩洛尼基圍捕九千名猶太人

希臘傀儡政府向德國當局提供疑似共產黨人員名單，德國人把他們挾為人質，一旦發生抵抗運動就槍殺人質報復[49]，其中猶太人占絕對多數。1941年下半年，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房產大量充公，用於安置逃離保占區或住房毀於轟炸的基督徒[58]。1942年2月，傀儡政府同意德方要求開除據稱含猶太血統的高官吉爾吉奧斯·達斯卡拉基斯[59]，還在不久前應德國要求同意禁止猶太人離境[60]。

1942年7月11日，德方與希臘傀儡政府聯合行動，在塞薩洛尼基圍捕九千猶太男子到自由廣場登記[61][62]。集合起來的猶太人面臨公開侮辱，被迫在眾目睽睽下操練[62][63]。登記後納粹土木與軍事工程組織托特把其中3500名猶太男子征入勞役營。希臘憲兵看管移送工地的強制勞工，前希臘軍官監督工作項目。[64][65][66]勞役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成百上千的猶太人死亡[67][68]。一旦有人逃跑，德國人就槍殺剩下的人報復[64][65]。希臘當局和東正教會從未抗議[68]。塞薩洛尼基政府多年來一直想取得廣闊的塞薩洛尼基猶太墓地，此時為贖回勞工同胞，猶太社區付出20億希臘德拉克馬同時還不得不放棄墓地[69][70]。塞薩洛尼基市政當局從1942年12月開始摧毀墓地，市政府和希臘東正教會用大量墓碑充當建築材料[71][72]。1942年結束前，已有上千猶太人從塞薩洛尼基逃到雅典，行程耗資15萬希臘德拉克馬，基本上只有富裕階層才能負擔[68]。

驅逐

驅逐希臘猶太人的地點和目的地

1942年下半年法國猶太人大屠殺期間，兩千多名希臘猶太人逐入奧斯威辛集中營[73][74]。史家克里斯托夫·布朗寧引述格爾哈德·恩格爾日記中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命令清除塞薩洛尼基猶太分子」的記載，認為希特勒是在1941年11月2日下令驅逐該城猶太人[75]。塞薩洛尼基首席拉比茲維·科雷茨1941年5月至1942年1月在維也納遭拘禁，比塞薩洛尼基開始驅逐猶太人還早一年[76]。

希特勒認為盟軍一旦來攻，猶太人將對軸心國防禦不利。在愛琴海北部設立防線準備應對盟軍來襲的同時，德方還打算驅逐比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並派顧問特奧多爾·丹內克到保加利亞確保清除西色雷斯的猶太人。[77]據史家安德魯·阿波斯托洛記載，為阻止保加利亞永久吞併西色雷斯和馬其頓，希臘傀儡政府繼續配合德國人，同時又為應對盟軍勝利的局面製造洗白證據[78]。傀儡和戰後希臘政府都把二戰當成希臘化該國北部的機遇，如驅逐查姆阿爾巴尼亞人和大量斯拉夫語希臘馬其頓人。科孚島至土耳其邊境的廣闊地區猶太人死亡率最高。[79]

共計六萬猶太人從希臘逐往奧斯威辛集中營，沒有馬上送入毒氣室的僅約12750人，戰後歸國的不到兩千[80]。有些猶太人不知道前途命運，以為會到波蘭參加強制勞役[81][82][83][84]。運送猶太人的火車擠得水泄不通，人甚至無法坐倒，旅途耗時三周。死在路上的猶太人高達一半，還有些發瘋，抵達奧斯威辛集中營時只有極少數還能站立[85]。希臘當局很快賣掉猶太人的財產，亦或希臘人私下洗劫或經政府收歸國有。全國各地的基督徒幾乎都在猶太人離開後進入猶太社區搶劫。[86][87]

色雷斯（1943年3月）

外部影片連結
video icon 1943年3月保加利亞占領區、希臘北部城市卡瓦拉、塞雷、茲拉馬驅逐猶太人的無聲視頻

保加利亞占領的馬其頓和西色雷斯共有4273名猶太人，其中4058人在1943年3月6日拂曉前被捕[88]。圍捕是在2月22日計劃[89]，保加利亞陸軍封鎖社區，警察按地址和名單抓人。圍捕的猶太人送到上朱馬亞和杜普尼察，停留數周后再經多瑙河運到特雷布林卡滅絕營。[90][91]不到一個月，保占區遇害猶太人就達九成七[90]，驅逐者無一生還。據丹內克記載，當地居民對驅逐猶太人「沒有任何特別反應」。[91]保加利亞當局認為清除猶太人、希臘人等非保加利亞族裔團體是為保加利亞人前來定居騰出空間的必要步驟[92]。

塞薩洛尼基（1943年3至8月）

1944年初，奧斯威辛集中營囚犯分揀沒收財產，其中包括從塞薩洛尼基驅逐的夏姆·雷菲爾

驅逐塞薩洛尼基猶太人的準備工作從1943年1月開始[93]。德國官員京特·阿爾滕堡1月26日通知傀儡政府總理康斯坦蒂諾斯·洛格托普洛斯，從文獻記載來看後者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阻止驅逐，僅在驅逐啟動後寫過兩封抗議信。總理寫出抗議信後，傀儡政府仍然配合驅逐猶太人。[94]意占區當局和領事格爾福·贊博尼積極抗爭，給予希臘猶太人意大利公民身份，安排數以百計的意大利或外國猶太人前往雅典[95]。希臘境內西班牙官員同樣力圖阻止驅逐[96]。

負責驅逐的黨衛隊工作組2月6日抵達塞薩洛尼基，在韋利薩里奧街42號的沒收猶太人別墅設立總部。黨衛隊頭目阿洛伊斯·布倫納和迪特·維斯利克尼住一樓，猶太富人關在地下室受盡折磨。[97]。黨衛隊帶來大量反猶太法令，準備推行紐倫堡法案，抵達當天就發布第一項：除外國公民外，猶太人須佩戴黃色六角星[98]。納粹在火車站旁設立隔都，鐵絲網3月4日合圍。希臘正規警察看管猶太人，猶太區警察負責內部秩序。蘭加達斯的15個猶太家族首批送到隔都，區內生活的猶太人一度高達2500人。[99]

僅少數猶太人逃到山區，隨後要麼加入抵抗組織，要麼逃往雅典，能夠抵達的更少之又少[100]。為防止逃離，隔都實施宵禁並扣押25名猶太人質[101]。德國當局謊稱要把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運到波蘭，還給他們波蘭貨幣，上路時准許攜帶少量財物，騙取受害人配合[96]。首輛運輸火車1943年3月15日離開塞薩洛尼基[99]，6月中旬已完成大部分驅逐[100]，8月10日出發的最後一輛火車裝載1800名強制勞役猶太男子[102]。塞薩洛尼基共把45200名猶太人逐至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有來自西馬其頓弗羅里納、韋里亞，靠近土耳其邊境沿線的索弗里、奧斯帖達、季季莫蒂霍五地共1700名猶太人也是運到塞薩洛尼基後送往奧斯威辛[103]。以西班牙公民、猶太居民委員會人員為主的約六百猶太人運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104]。塞薩洛尼基遇害的猶太人高達九成六[105]。

3月6日所有猶太企業停業後，當局發現1700家猶太商人機構有500參與對外貿易，關閉將導致德國企業利益受損，於是決定由新業主繼續經營[102]。五月底，希臘政府設立「猶太財產保管部」監管驅逐猶太人的財產。保占區逐出的希臘人獲許住進原猶太人住所（沒收的猶太人公寓達1.1萬套），許多德國人和希臘人靠沒收財產致富。[106][107]根據公開宣示信息，猶太人的財產總額達110億希臘德拉克馬，其中很大一部分轉為希臘國有資產[108]。德國占領軍下令禁止搶劫，但希臘基督徒還是拆除大部分猶太房屋搜尋隱藏金幣[109]。從猶太人手中沒收的黃金用於抵禦通脹，對希臘經濟影響很大[110]。史家科斯蒂斯·科尼蒂斯表示，無論精英階層還是普羅大眾，最後都對猶太人從塞薩洛尼基經濟生活消失非常滿意[111]。

逾越節圍捕（1944年3月）

1944年3月25日約阿尼納驅逐猶太人，德意志國防軍宣傳隊攝

1943年9月意大利停戰後，希臘境內意占區落入德國之手。剩下15個猶太社區還剩不到兩千人，大多靠近港口或主要道路[112][113]。于爾根·斯特羅普出任德占區高級黨衛隊和警察領袖，職責包括驅逐雅典猶太人[114]。他命令雅典首席拉比埃利亞斯·巴茲萊制訂猶太人名單，後者稱社區登記表毀於一年前與占領軍合作的希臘社會主義愛國組織突襲。斯特羅普命令巴茲萊制訂新名單，首席拉比向猶太人示警趕快逃跑[115][116]，並在左翼抵抗組織民族解放陣線幫助下潛逃。巴茲萊與民族解放陣線達成協議，用猶太社區全部現金儲備換取反抗軍控制區庇護猶太人。[117][118]

斯特羅普10月4日對猶太人實施宵禁，命令所有猶太人到猶太會堂登記。不登記的猶太人、幫助猶太人的基督徒可判死刑，但實際登記的僅兩百人，許多人效仿巴茲萊逃走。占領軍兵力不足，伊奧尼斯·拉利斯為首的希臘傀儡政府拒絕配合，納粹分子只得暫停驅逐直到1944年。[119]拉利斯迫於壓力通過沒收猶太人財產的法律[120]。富裕或中產階層還能東躲西藏，向當局登記的底層猶太人根本沒有經濟資源逃跑。此後半年，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在資源耗盡後不得不放棄躲藏。[120]德國人遲遲沒有驅逐令部分猶太人產生麻痹心理[121]，他們或者對威脅缺乏認識，或者不願離開親人，或是對抵抗運動心存消極，再加上猶太領導階層行動不力，導致許多猶太人白白浪費逃生機會[122]。

阿道夫·艾希曼1944年1月派安東·伯格取代維斯利克尼，負責儘快驅逐希臘猶太人。同年三月，德國秘密戰地警察和希臘憲兵利用猶太節日逾越節為掩護協調行動，圍捕希臘各地猶太人。[123]3月23日，雅典猶太會堂發放尚未發酵的麵包，三百名想領麵包的猶太人被捕，登記名單上其他人當天也沒逃脫抓捕[123]。希臘警察大多不願逮捕不在名單上的猶太人，不少兒童因此逃生。當天抓獲的兩千猶太人關在城外海達里集中營。[120]3月24日，帕特拉斯、哈爾基斯、約阿尼納、阿爾塔、普雷韋扎、拉里薩、沃洛斯、卡斯托里亞等希臘本土所有尚未清洗社區的猶太人全部落網，而且逃離人口比例不及其他地區[124]。4月2日火車離開雅典，北上途中還有猶太人上車，共從希臘運走近五千猶太人，九天後抵達奧斯威辛[121]。

希臘島嶼（1944年6至8月）

海達里集中營15號樓（攝於2009年）

納粹在逾越節圍捕後集中精力對付希臘島嶼上的猶太人[119]。克里斯島所有猶太人在5月20日遭圍捕，其中哈尼亞314人，伊拉克利翁26人，6月7日從蘇達灣港口運走。兩天後盟軍魚雷將船擊沉，船上猶太人據信全部遇難。[125][126]1943年意大利簽署停戰協議，但科孚島上的意大利駐軍拒絕投降。島上猶太人對意大利軍人的警告無動於衷，沒有逃入山區躲避。德國強行占領該島，戰鬥過程令猶太人區淪為廢墟。[127]科孚島猶太人6月8日遭圍捕，隨即用船和火車運到海達里。科孚市長宣布「德國好友已清除島上猶太流氓」，是希臘官方唯一一次公然認可驅逐猶太人[121][128]。6月21日，科孚島猶太人從海達里逐往波蘭[121]。

佐澤卡尼索斯群島二戰前屬意大利領土[129]。英國1943年短暫占領科斯島轉移成千上萬的希臘基督徒，沒轉移猶太人[130]。1944年7月23日，羅得島1661名猶太人被迫登上開往比雷埃夫斯的船[129][131][132]。船停靠萊羅斯島加裝科斯島94名猶太人。雅典及周邊共七到九百猶太人被捕，8月3日逐往奧斯威辛，16號抵達。羅得島和科斯島一共只有157名猶太人生還，占比不足一成[129][132]。這是希臘猶太人大屠殺期間最後一次驅逐行動，兩個月後軸心國結束占領[131]。少數藏在小島上的猶太人沒有遭遇圍捕和驅逐[128]。

逃避與抵抗

希臘人民解放軍戰士，右二是希臘猶太人薩爾瓦托·巴科拉斯，攝於1944年10月
猶太人躲在拉脫尼亞的儲藏室（圖）生存

驅逐時間、地方政府態度、猶太社區整合程度等因素令各地猶太人存活率差異很大[133]。希臘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邁克爾·馬薩斯認為抵抗組織實力和猶太領導階層反應影響最大[134]。塞薩洛尼基猶太人遭驅逐，意大利停戰、占領區落入德國之手後，希臘其他地區數千猶太人加入抵抗組織或躲藏起來[119]。色薩利、雅典等希臘中部地區、伯羅奔尼撒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比較少[135]。色薩利猶太人生還率比較高，左翼抵抗組織功不可沒[136]。卡爾季察與阿格里尼翁的猶太人都只有80人左右，全部逃入民族解放陣線旗下希臘人民解放軍控制的山村[137]。韋里亞55名猶太人在附近西基亞村藏身15到17個月[138]。二戰爆發前雅典和拉里薩生活的猶太人至少有三分之二倖存[135]。

希臘教會首腦達馬斯基諾斯總主教以強硬措辭抗議希臘猶太人面臨的惡劣境遇，發出大量虛假洗禮證書[139]。他是歐洲唯一譴責大屠殺的主要教會領袖[140]。雅典警察局長安傑洛斯·埃弗特發布假文件拯救成百上千的猶太人生命[123]。扎金索斯州275名猶太人全部倖免，當地市長和東正教長拒絕遵守命令上交猶太人名單，僅寫上自己的名字，奧地利駐軍（屬德國國防軍第999輕裝非洲師）統領見此也沒有執行驅逐令[121][141][142]。史家喬治·安東尼奧表示：「無私與自私之間的界限往往很難區分」[143]，藏匿的猶太人遭遇搶劫「毫不稀奇」[144]。與其他國家不同，希臘拉比鼓勵猶太人接受虛假洗禮證書[145]。許多藏匿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教，戰爭結束後也不一定回歸猶太教[146]。

希臘抵抗勢力樂於接受猶太志願者加入[147][148]，留下姓名的抵抗勢力猶太戰士至少650人，總人數可能達到兩千[149]。他們大多加入希臘人民解放軍，少數加入希臘民族共和聯盟或國家社會解放組織[149][150]。與其他抵抗組織不同，民族解放陣線呼籲希臘人向猶太同胞伸出援手[119]，積極招募青少年猶太人加入希臘人民解放軍[147]。數以千計的猶太人獲民族解放陣線和希臘人民解放軍救助，總人數可能達到八千[149][150]。民族解放陣線有時對猶太人實行有償救助[117]，走私犯向猶太人提供可裝載約24人的小船，經優卑亞島運到土耳其切什梅，要價三百巴勒斯坦鎊，後來希臘人民解放軍與哈加拿經談判約定每名猶太人收費一枚金幣。截至1944年6月，共850名猶太人逃到切什梅。[151][152]

餘波

英國軍人查看塞薩洛尼基猶太墓地的墓碑，攝於1944年

軸心國占領軍在1944年11月結束前全部撤離希臘本土[153]。約萬名希臘猶太人逃過大屠殺，死亡率達八成三至八成七，無論在巴爾幹半島還是整個歐洲均高居首位[1][18]。集中營倖存者與留在希臘或從海外回歸的猶太人分歧很大[154][155]。從集中營返回希臘的倖存者約半數在短暫停留後移民[156]，還有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返回希臘[157]。希臘外交部企圖推遲或阻止猶太人回國[158]，塞薩洛尼基其他族裔常將集中營倖存者貶為「沒用過的肥皂」[159][160]。幾乎所有猶太人都有家人喪生[146]，家族四分五裂，宗教專業人士寥寥無幾，導致他們基本不可能維持傳統猶太教儀式[161]。

1944年11月，希臘流亡政府回歸期間宣布沒收猶太人財產的法律無效，在歐洲各國率先通過法規將財物歸還猶太業主或繼承人，無人繼承的財產交給猶太組織，但法律完全淪為空談[162][163]。許多猶太人沒有任何財產，也得不到地方當局援手，只能睡在條件和納粹集中營差不多的臨時住所[164]。對於絕大多數猶太人來說，戰爭期間落入其他族裔之手的財產即便還有可能追回也實在太困難。塞薩洛尼基猶太人尋回的財產不超過一成半，[165][92]收回所有房產的只有30人[165]。前意占區猶太人在戰爭結束後要取回財產相對容易[166]。希臘法院的裁決大多對猶太倖存者不利，許多人無法收回財產後移居海外[167]，一旦移民就會喪失希臘公民身份和希臘境內任何財產主張[111][168]。財物之爭對反猶太衝突火上澆油[169]，戰爭結束後猶太墓地仍面臨徵用和破壞[170]。西德向希臘支付賠償，但沒有任何資金用於補償猶太人[171]。

以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為代表的美國猶太慈善機構在希臘等歐洲國家協調救助猶太倖存者。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認為猶太人在歐洲東南部難以維繫，優先援助有意移民巴勒斯坦者。[172]美國的塞法迪猶太人為希臘猶太人結婚籌資支付彩禮或嫁妝，提供衣物、鞋子、食品[173]。錫安主義者組織「準備」課程，為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託管地做準備[174]。

許多猶太人在二戰前支持左翼政黨，民族解放陣線的救助令他們更加認同左派。如此立場導致猶太人在政治上受人猜疑，[169]部分希臘人甚至像納粹那樣鼓吹猶太人就是共產黨。希臘白色恐怖時期，疑似支持左派的猶太人遭遇逮捕、折磨、暗殺，[175]與納粹合作的通敵人士在如此政治氣候下卻能自我標榜成忠於民族的反共模範市民[158]。希臘政府迴避起訴通敵者[176][177]，1959年通過法律阻止起訴在希臘犯下大屠殺罪行的鄶子手，直到2010年才廢除[178]。希臘政府數十年來反覆回絕猶太人引渡並審判布倫納的訴求，此人一直在敘利亞生活[179]。引人注目的審判將引起世人關注希臘北部猶太人大屠殺，這對該國各政治派系來說都難以接受[180]。

1946至1949年，希臘君主制政府與接替民族解放陣線和希臘人民解放軍的左派叛軍爆發內戰[169]。鮑曼指出，反共聯盟存在強烈的反猶太立場，對猶太人的憎恨傳承已久[181]。猶太人應徵加入政府軍者有之，與叛軍並肩戰鬥者有之。叛軍戰敗後，部分猶太共產黨員遭處決或監禁，其他人面臨希臘社會的有序邊緣化。[86]希臘正教會地位日趨穩固[182][183]，認同左派的猶太人在內戰後面臨清洗，同希臘主流社會漸行漸遠[184]。戰後不到十年，希臘猶太人口減半，此後基本保持穩定[185]。2017年該國通過法律，喪失希臘公民身份的大屠殺倖存者及後裔可以恢復[186]。2021年希臘共有約五千猶太人，絕大多數住在雅典和塞薩洛尼基，分占六成和二成[187]。

影響

塞薩洛尼基紀念驅逐學童的絆腳石

希臘猶太人大屠殺長期籠罩在希臘饑荒、抵抗運動、內戰等歷史陰影下，希臘人普遍高估希臘基督徒的團結程度，令他們對猶太人大屠殺缺乏關注[188]。希臘反猶太情緒相對高昂，在2004年年以前位居歐洲聯盟各國首位，同樣導致社會對猶太人大屠殺輕描淡寫[189]。希臘人傾向巴勒斯坦人的立場形成特殊社會氛圍，將猶太人等同於以色列，反猶立場可以偽裝成反錫安主義原則行徑[190][191]。納粹大屠殺否認論在部分希臘人群甚囂塵上，特別是極端分子政黨金色黎明[192]。

史家凱瑟琳·伊麗莎白·弗萊明寫道，希臘猶太人毀滅的故事往往淪為工具，用於讚頌希臘東正教如何善良和勇敢[193]。在她看來，部分希臘人英勇挽救猶太人，但希臘基督徒不時破壞猶太人的生活，許多人對此無動於衷，喜聞樂見者不在少數[194]。二戰結束數十年後，學術界才開始研究希臘猶太人大屠殺，而且至今不成氣候[195][196]。希臘通敵者行徑淪為學術禁忌，直到21世紀才面臨審視[182]。

希臘2005年加入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猶太人大屠殺教育隨後納入國家課程[197]。雅典是最後一個沒有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歐洲國家首都，紀念建築直到2010年才落成[198]。塞薩洛尼基自由廣場和猶太人墓地、羅得島、約阿尼納、卡瓦拉、拉里薩等地都有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物[199][200]。希臘境內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物一再遭受破壞[201][202]。1977年希臘猶太人博物館在雅典開幕[203]，2017年希臘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在塞薩洛尼基開建[204]。截至2021年，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共承認362名軸心國占領期救助猶太人的希臘人為國際義人[205]。

腳註

  1. ^ 1.0 1.1 Bowman 2009，第1頁.
  2. ^ 2.0 2.1 Bowman 2009，第11頁.
  3. ^ Bowman 2009，第1–2頁.
  4. ^ Fleming 2008，第8–9頁.
  5. ^ Fleming 2008，第2, 9頁.
  6. ^ Bowman 2009，第11–12頁.
  7. ^ Fleming 2008，第15–17頁.
  8. ^ Bowman 2009，第12頁.
  9. ^ Fleming 2008，第17頁.
  10. ^ Fleming 2008，第22–23頁.
  11. ^ Bowman 2009，第12–13頁.
  12. ^ Bowman 2009，第15頁.
  13. ^ Bowman 2009，第13–14頁.
  14. ^ Fleming 2008，第1頁.
  15. ^ Bowman 2009，第14–15頁.
  16. ^ Bowman 2009，第15–16頁.
  17. ^ Bowman 2009，第16頁.
  18. ^ 18.0 18.1 18.2 Antoniou & Moses 2018，第1頁.
  19. ^ Naar 2016，第280頁.
  20. ^ Bowman 2009，第17–18頁.
  21. ^ Mazower 2004，第301, 306頁.
  22. ^ Mazower 2004，第322–323頁.
  23. ^ Fleming 2008，第58頁.
  24. ^ Bowman 2009，第11, 16, 18頁.
  25. ^ Fleming 2008，第6, 8, 42–43頁.
  26. ^ Fleming 2008，第47頁.
  27.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16頁.
  28. ^ Fleming 2008，第98頁.
  29. ^ Bowman 2009，第17頁.
  30. ^ Bowman 2009，第28–29頁.
  31. ^ Bowman 2009，第23頁.
  32. ^ Fleming 2008，第93頁.
  33. ^ Bowman 2009，第10頁.
  34. ^ Bowman 2009，第29頁.
  35. ^ Fleming 2008，第100頁.
  36. ^ Bowman 2009，第31–32頁.
  37. ^ Fleming 2008，第101頁.
  38. ^ Bowman 2009，第39–40頁.
  39. ^ Fleming 2008，第104–105頁.
  40. ^ Bowman 2009，第40頁.
  41. ^ Bowman 2009，第39頁.
  42. ^ Fleming 2008，第108頁.
  43. ^ Apostolou 2018，第91–92頁.
  44. ^ Kerem 2012，第194頁.
  45. ^ Bowman 2009，第41頁.
  46. ^ 46.0 46.1 46.2 Bowman 2009，第46–47頁.
  47. ^ 47.0 47.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17頁.
  48. ^ Apostolou 2018，第96頁.
  49. ^ 49.0 49.1 Apostolou 2018，第97頁.
  50. ^ Bowman 2009，第43–44頁.
  51.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18頁.
  52. ^ Apostolou 2018，第93頁.
  53. ^ Bowman 2009，第44–45頁.
  54. ^ Bowman 2009，第46頁.
  55. ^ Fleming 2008，第116頁.
  56. ^ Fleming 2008，第102, 108, 114頁.
  57. ^ Mozjes 2011，第94頁.
  58. ^ Apostolou 2018，第98頁.
  59. ^ Apostolou 2018，第99–100頁.
  60. ^ Apostolou 2018，第100–101頁.
  61. ^ Apostolou 2018，第102–103頁.
  62. ^ 62.0 62.1 Bowman 2009，第50–51頁.
  63.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18–19頁.
  64. ^ 64.0 64.1 Bowman 2009，第51頁.
  65. ^ 65.0 65.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19頁.
  66. ^ Apostolou 2018，第103頁.
  67. ^ Saltiel 2018，第117頁.
  68. ^ 68.0 68.1 68.2 Fleming 2008，第118頁.
  69. ^ Bowman 2009，第52頁.
  70. ^ Fleming 2008，第98, 118頁.
  71. ^ Kornetis 2018，第240, 248頁.
  72. ^ Apostolou 2018，第104–105, 107頁.
  73. ^ Wetzel 2015，第123-124頁.
  74. ^ Kerem 2012，第207頁.
  75. ^ Bowman 2009，第60頁.
  76. ^ Bowman 2009，第61頁.
  77. ^ Bowman 2009，第61–62頁.
  78. ^ Apostolou 2018，第107–108頁.
  79. ^ Apostolou 2018，第111–112頁.
  80. ^ Bowman 2009，第94頁.
  81. ^ Fleming 2008，第123, 141頁.
  82. ^ Hantzaroula 2019，25.
  83. ^ McElligott 2018，第80頁.
  84. ^ Bowman 2009，第195頁.
  85. ^ Fleming 2008，第123頁.
  86. ^ 86.0 86.1 Fleming 2008，第176頁.
  87. ^ Kornetis 2018，第237頁.
  88. ^ Bowman 2009，第80–81頁.
  89. ^ Bowman 2009，第80頁.
  90. ^ 90.0 90.1 Bowman 2009，第82頁.
  91. ^ 91.0 91.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5頁.
  92. ^ 92.0 92.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4頁.
  93. ^ Apostolou 2018，第107頁.
  94. ^ Apostolou 2018，第108–109頁.
  95. ^ Fleming 2008，第121, 124頁.
  96. ^ 96.0 96.1 Mozjes 2011，第96頁.
  97. ^ Bowman 2009，第64頁.
  98. ^ Bowman 2009，第65頁.
  99. ^ 99.0 99.1 Bowman 2009，第66–67頁.
  100. ^ 100.0 100.1 Fleming 2008，第124頁.
  101. ^ Bowman 2009，第84頁.
  102. ^ 102.0 102.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3頁.
  103.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2–23頁.
  104.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32頁.
  105. ^ Kavala 2018，第183頁.
  106. ^ Kornetis 2018，第237–238頁.
  107.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3–24頁.
  108. ^ Kavala 2018，第194頁.
  109. ^ Kavala 2018，第192頁.
  110. ^ Kavala 2018，第199, 202頁.
  111. ^ 111.0 111.1 Kornetis 2018，第250頁.
  112. ^ Bowman 2009，第67–68頁.
  113.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6頁.
  114. ^ Bowman 2009，第68, 160頁.
  115. ^ Bowman 2009，第160頁.
  116.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6–27頁.
  117. ^ 117.0 117.1 Antoniou 2018，第140頁.
  118. ^ Fleming 2008，第134–135頁.
  119. ^ 119.0 119.1 119.2 119.3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7頁.
  120. ^ 120.0 120.1 120.2 Bowman 2009，第69頁.
  121. ^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30頁.
  122. ^ Bowman 2009，第70–71頁.
  123. ^ 123.0 123.1 123.2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9頁.
  124. ^ Bowman 2009，第70頁.
  125. ^ Fleming 2008，第110頁.
  126.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30–31頁.
  127. ^ Bowman 2009，第72–73頁.
  128. ^ 128.0 128.1 Bowman 2009，第74頁.
  129. ^ 129.0 129.1 129.2 McElligott 2018，第58頁.
  130. ^ Bowman 2009，第42–43, 150–151頁.
  131. ^ 131.0 131.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31頁.
  132. ^ 132.0 132.1 Bowman 2009，第76–77頁.
  133. ^ Fleming 2008，第113頁.
  134. ^ Fleming 2008，第138頁.
  135. ^ 135.0 135.1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8頁.
  136. ^ Hantzaroula 2019，14.
  137.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7–28頁.
  138. ^ Antoniou 2018，第136頁.
  139.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28–29頁.
  140. ^ Fleming 2008，第132頁.
  141. ^ Fleming 2008，第110–111頁.
  142. ^ Bowman 2009，第72, 75頁.
  143. ^ Antoniou 2018，第143頁.
  144. ^ Antoniou 2018，第145頁.
  145. ^ Fleming 2008，第135頁.
  146. ^ 146.0 146.1 Fleming 2008，第172頁.
  147. ^ 147.0 147.1 Bowman 2009，第147頁.
  148. ^ Hantzaroula 2019，34–35.
  149. ^ 149.0 149.1 149.2 Bowman 2009，第163頁.
  150. ^ 150.0 150.1 Kerem 2012，第208頁.
  151. ^ Kerem 2012，第195頁.
  152. ^ Bowman 2009，第199–200頁.
  153. ^ Bowman 2009，第210頁.
  154. ^ Fleming 2008，第171–172頁.
  155. ^ Králová 2018，第307頁.
  156. ^ Fleming 2008，第209頁.
  157. ^ Bowman 2009，第223頁.
  158. ^ 158.0 158.1 Kavala 2018，第204頁.
  159. ^ Kornetis 2018，第243頁.
  160. ^ Blümel 2021，第96頁.
  161. ^ Fleming 2008，第173, 182頁.
  162. ^ Fleming 2008，第176, 178頁.
  163. ^ Kavala 2018，第203–204頁.
  164. ^ Fleming 2008，第177頁.
  165. ^ 165.0 165.1 Kornetis 2018，第244–245頁.
  166. ^ Kavala 2018，第204–205頁.
  167. ^ Fleming 2008，第178頁.
  168. ^ Apostolou 2018，第111頁.
  169. ^ 169.0 169.1 169.2 Fleming 2008，第175頁.
  170. ^ Droumpouki 2021，第15頁.
  171. ^ Blümel 2021，第99頁.
  172. ^ Naar 2018，第273頁.
  173. ^ Naar 2018，第275頁.
  174. ^ Fleming 2008，第187頁.
  175. ^ Bowman 2009，第219–220頁.
  176. ^ Fleming 2008，第171頁.
  177. ^ Bowman 2009，第228–229頁.
  178. ^ Blümel 2021，第106頁.
  179. ^ Blümel 2021，第105頁.
  180. ^ Blümel 2021，第94頁.
  181. ^ Bowman 2009，第218頁.
  182. ^ 182.0 182.1 Droumpouki 2016，第213頁.
  183. ^ Fleming 2008，第211–212頁.
  184. ^ Fleming 2008，第175, 209頁.
  185. ^ Bowman 2009，第235頁.
  186. ^ TI20170318.
  187. ^ EJC-Greece.
  188. ^ Antoniou & Moses 2018，第2, 7頁.
  189. ^ Chandrinos & Droumpouki 2018，第34頁.
  190. ^ Droumpouki 2016，第212頁.
  191. ^ Fleming 2008，第206頁.
  192. ^ Droumpouki 2016，第212–213頁.
  193. ^ Fleming 2018，第365頁.
  194. ^ Fleming 2018，第364–365頁.
  195. ^ Antoniou & Moses 2018，第2頁.
  196. ^ Kavala 2018，第185頁.
  197. ^ Balodimas-Bartolomei 2016，第244–245頁.
  198. ^ Droumpouki 2016，第208–210頁.
  199. ^ Droumpouki 2016，第203–207, 211頁.
  200. ^ Memorial.
  201. ^ Fleming 2008，第206, 210頁.
  202. ^ Droumpouki 2016，第204–206, 210頁.
  203. ^ Battinou 2003，第41頁.
  204. ^ Rabinowitz 2017.
  205. ^ Names of Righteous by Country.

參考文獻

各地區
列表及時間軸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希腊犹太人大屠杀&oldid=79964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