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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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萊斯島洲教堂，2008 年改建為水療中心

世俗化 是宗教社會學提出來的理論概念，指通過社會進步，特別是通過現代化和理性化，宗教逐漸由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地位，退縮到一個相對獨立的宗教領域裡，社會從極度認同宗教價值觀（英語：Religious_values）和制度轉向非宗教價值觀和世俗制度，不再受到宗教的控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逐漸去除宗教色彩。 [1] [2]「世俗化」也可以指解除神職人員的修道院限制。 [3]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世俗化是指宗教失去社會和文化意義的歷史過程。世俗化的結果是，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受到限制。 在世俗社會中， 信仰缺乏文化權威，宗教組織幾乎沒有社會權力。

學界普遍認為[4]，馬克斯·韋伯最早將「世俗化」概念引進到宗教社會學上，但只是一筆帶過。後來，他曾經的同事恩斯特·特勒爾奇把這個概念撿了起來。直到20世紀50年代，這個概念才引起了美國學界的普遍關注。艾彌爾·涂爾幹在他不同的作品中一再提出現代社會世俗化的趨勢，他認為神聖性跟機械連帶的社會控制機制在現代工業為主、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中正遭受到侵蝕挑戰。[5]

世俗化具有許多層次的意義，無論是理論上還是歷史過程上。社會理論家，例如卡爾·馬克思（1818–188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馬克斯·韋伯（1864–1920）和埃米爾·涂爾幹（1858–1917）都假設社會的現代化將包括宗教信仰水平下降。他們對這一過程的研究試圖確定宗教的信條、實踐和制度以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社會意義。一些理論家[哪個／哪些？]認為，現代文明的世俗化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無法使人類廣泛的倫理和精神需求適應自然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 [6]與「現代化」的論點相反，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英語：Christian Smith (sociologist)）和其他人認為，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推動世俗化，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史密斯認為，知識分子有一種對本土文化懷有敵意的內在傾向，這導致他們接受世俗主義。 [7]

術語「世俗化」還具有其他含義，主要是歷史和宗教含義。[8]在教堂財產（英語：Secularization (church property)）方面，歷史上它用於指沒收教堂的土地和建築物，例如亨利八世在16世紀將英格蘭的修道院解散，以及18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後期行為，以及在18、19世紀被各種反教權主義的開明專制的歐洲政府沒收教堂的土地和建築物，最終導致占據教堂土地和建築物的宗教團體遭到驅逐和鎮壓。19世紀德國和瑞士的文化鬥爭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類似事件也是世俗化的表現。 [9]

世俗化的另一種形式是指采邑主教或修道院或軍事修會中的職位持有者，（在天主教會的統治下擁有宗教和世俗的雙重權威）脫離教會並成為完全世俗的（通常是新教）的世襲統治者，例如格特哈德·馮·克特勒，他是立窩尼亞騎士團最後的首領，他改信路德教 ，將自己和代表騎士團持有的瑟米加利亞和庫爾蘭的土地世俗化，這使他能夠結婚，並把庫蘭公國和塞米加利亞公國留給他的後代。

1960年代性革命後，西方國家包括西歐，北美，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出現了世俗化的趨勢。 這種轉變伴隨著主要的社會因素：經濟繁榮，青年對社會規則和習俗的反抗，婦女解放，激進的神學和激進的政治。[10]

背景

世俗化有時被認為是由於社會中理性的出現和科學的發展取代了迷信而產生的文化轉變——馬克斯·韋伯稱之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11]——以及宗教機構為彌補這一缺陷而做出的改變。以從口述傳統到以傳播知識為目的的書寫文化的緩慢過渡作為初始階段。這首先削弱了神職人員作為揭示性知識守護者的權威。教育責任從家庭和社區轉移到國家產生了兩個後果：

  • 涂爾幹定義的「集體良知」減少了；
  • 宗教成為個人選擇，而非需要遵守的社會義務。

世俗化的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某些趨勢（如出席宗教活動場所的下降）可以表明宗教信仰的減少或私有化，亦即宗教信仰不再在公共生活中或其他方面的決策上扮演主導角色。

世俗化的問題在各種宗教傳統中都有討論。由於在1923年廢除鄂圖曼帝國的哈里發並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的政府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誰說的？] 。它在世俗共和框架下確立了人民主權，與權威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體制形成鮮明對比。作為國家現代化的眾多例子之一，這表明世俗化和民主化是相輔相成的的過程，都依賴於政教分離。在像印度這樣明確的世俗化國家，有人認為有必要通過立法來允許不同宗教之間的寬容和尊重[12]，而西方的世俗化是對基督教內部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間劇烈暴力衝突的回應。因此，一些人[誰？]認為，西方和印度的世俗化截然不同，因為它處理的是來自宗教管制和控制的自治。對任何世俗國家而言，對宗教的寬容和宗教擁有的自治都是相關的。[來源請求]

定義

1998年，約翰·索默維爾 (C. John Sommerville) 概述了在科學文獻中世俗化一詞的六種用法，其中，前五個更像是「定義」，而第六個更像是「使用說明」： [13]

  1. 在討論宏觀社會結構時 ，世俗化可以指差異化：一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經濟、政治、法律和道德等，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和彼此不同的過程。
  2. 當討論個別機構時 ，世俗化可以指從一個宗教機構轉變為一個世俗機構。例如哈佛大學從一個主要的宗教機構演變成一個世俗機構（現在由神學院容納宗教元素，以示區分）。
  3. 在討論活動時 ，世俗化指活動從宗教機構向世俗機構的轉移，例如社會服務的提供從教會向政府的轉移。
  4. 在討論心態時 ，世俗化是指從終因關注到近因關注的轉變。 例如，西方人現在更傾向於緩和他們的行為以應對更直接適用的後果，而不是出於對死後後果的關注。這是一種個人宗教信仰的衰落或朝向世俗生活方式的運動。
  5. 當討論人群時 ，世俗化指廣泛的，與（4）提到的個人世俗化相對的，社會宗教信仰水平下降模式。這種對世俗化的理解也不同於(1)中專指的與社會的分化不同的宗教衰落。
  6. 在討論宗教時 ，世俗化只能用於泛指宗教的情況下。 例如，討論基督教但並不明確說明討論的是基督教的哪個教派的情況下。

2002年，阿卜杜勒·瓦哈卜·邁西里（英語：Abdel_Wahab_El-Messiri） 概述了世俗化一詞的兩個含義：

  1. 部分世俗化 ：這是該詞的普遍含義，表示「宗教與國家之間的分離」。
  2. 完全世俗化 ：這一定義不僅限於部分事物的世俗化，而是「剝離所有的價值觀（包括宗教，道德和個人的價值觀）與範疇（包含國家層面、公共和私人方面的人性層面)，以使得神聖性從世界上被移除，將這個世界被轉化為一種可以為強者所利用的事物。」

1967年，拉里·席納爾（Larry Shiner）在題為《經驗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認為世俗化：[14]

  1. 表示宗教的衰退，即指宗教思想、宗教行為、宗教組織失去其社會意義。
  2. 表示宗教團體的價值取向從彼世向此世的變化，即宗教從內容到形式都變得適合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即商品化的可能)
  3. 表示宗教與社會的分離，宗教失去其公共性與社會職能，變成純私人的事務。
  4. 表示信仰和行為的轉變，即在世俗化過程中，各種主義發揮了過去由宗教團體承擔的職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
  5. 表示世界漸漸擺脫其神聖特徵，即社會的超自然成分減少，神秘性減退。
  6. 表示「神聖」社會向「世俗」社會的變化。

席納爾的理解概括了世俗化的全部含義。但如果考慮到世俗化一詞詞根的含義和其使用史，如果再概括提煉一下席納爾定義的六種含義，似可認為，世俗化就是非神聖化，它意指一個漫長的社會變化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變化，即指人類社會各個領域逐漸擺脫宗教的羈絆，社會種種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變化，即傳統宗教不斷調節自身以適應社會世俗化。

這個定義強調了世俗化的時間跨度。儘管世俗化源於何時並無定論，但世俗化並非一日之寒，它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漫長的歷程，這一點大概不會引起任何歧義。其次是社會的世俗化，這個考慮是以人類發展的史實為前提的。人類的歷史也是宗教的發生發展史。

以西方社會為例，基督教自4世紀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後，西方社會在後來的一千多年中，一直處於它的統治之下，雖然時有世俗王權與教權的紛爭，但還是教權占了上風(主要是因為霍亨斯陶芬王朝君主在巴巴羅薩以後一個比一個無能)。基督教統治的鼎盛時期被稱為「信仰黃金時代」。當人類社會進入近代後，隨著工業的發展，科技的騰飛，人類自我意識的上升，傳統宗教的勢力範圍在日益縮小，最終在「工廠門前止步了」。第三是傳統宗教自身的世俗化，即宗教從內容到形式，從組織到禮儀的一系列變化。這種變化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即傳統宗教神學教義中的神聖性質、宗教組織的神聖成分、宗教禮儀的神聖氣氛越來越少。西方社會雖在18世紀出現啟蒙運動，但直在20世紀60年代後經歷各種民權運動及女性主義出現，西方社會全面世俗化，儘管宗教對社會仍有一定的影響，但已失去介入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社會學使用時對「差異化」的探討

根據社會學家的研究，世俗化的主要主題之一是「差異化」，即，隨著社會的現代化，生活的各個領域變得越來越明顯和專業化。受人類學影響，歐洲社會學對從所謂的原始社會到日趨發達的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很感興趣。 在美國，最初強調作為進步的一個方面的變革，但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將社會重新定位為一個沉浸在不斷差異化過程中的系統，在他看來，這個過程中，新的機構接管了社會中必要的任務，以保證社會在原有的單一機構解體時得以存在。這是從單一的，差異化程度較低的機構到差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子集機構轉移。 [15]

繼帕森斯之後，這種區分的概念已被廣泛應用。 正如何塞·卡薩諾瓦（英語：José_Casanova_(sociologist)）所說，這種「世俗化理論的核心和中心論點是社會現代化過程的概念化，是作為世俗領域（主要是國家，經濟和科學）的功能分化和解放的過程，以及隨之產生的宗教在其新發現的宗教領域中的差異化和專業化」。 卡薩諾瓦也將其描述為宗教的「私有化」理論，他對其中的部分內容的進行了批評。 [16] 然而，在批評傳統的社會學理論中世俗化的某些方面時， 大衛·馬丁（英語：David Martin (sociologist)）認為社會差異化的概念一直是其「最有用的要素」。 [17]

當前世俗化的問題

目前，西方社會所理解的世俗化正在宗教社會學中爭論。漢斯·布魯門伯格在其《現代時代的合法性》（1966年）和《哥白尼世界的起源》（1975年）中，他拒絕了歷史連續性的觀點——所謂的「世俗化理論」的基礎。在他看來，現代代表著一個與古代和中世紀相對立的時代，它通過通過恢復人類的好奇心，來反對神學的專制。「洛維特的論點是進步就是希伯來人和基督教信仰的世俗化。布魯門伯格針對他的論點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現代社會，包括其對進步的信念，是從一種新的世俗的自我肯定的反基督教傳統（英語：Christian tradition）的文化中發展起來的。」 [18] 洛維特的學生潘能伯格繼續反對布魯門伯格的討論[19]

查爾斯·泰勒 在《世俗時代》中挑戰了他所謂的「減法命題」——科學導致宗教從生活中越來越多的領域中被剔除。

「世俗化理論」的支持者的論點表明，整個西方，特別是在歐洲，宗教信仰普遍衰落，但這種論述只在蘇聯崩潰前有效。 [1] [20] 因此一些學者（如羅德尼·史塔克，彼得·伯傑）認為，宗教信仰水平並未下降，而其他學者（如Mark Chaves和N.J. Demerath）通過引入新世俗化的概念進行反擊，這個概念擴大了世俗化的定義，使得其中包含了宗教權威的衰落及其影響社會的能力。 換句話說，新世俗化不再將不再信教的背道者的比例用作世俗性的唯一衡量標準，而是主張將人們從宗教之外尋求權威的比例也作為衡量標準。新世俗化論者會因此爭辯說，宗教在節育等問題上的權威正在減弱，即使宗教信仰的比例在美國沒有減弱，宗教的權威也在下降，世俗化也正在發生（仍有爭議）。

一個明顯的"反世俗化"的例子為共產主義崩潰後在各個前共產國家宗教的復興，哈佛大學的撒母耳·亨廷頓指出：「20世紀末，全球宗教在世界各地重新崛起」[21]

批評人士指出有許多因素表明世俗化並不符合現實發展，當今宗教健康和活力的多種指標，從美國教會的持續流行，到西歐新時代靈性的出現，穆斯林世界原教旨主義運動和宗教政黨的增長，席捲拉丁美洲的福音派復興，以及國際事務中民族宗教衝突的激增。這導致了一些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開始將"世俗化理論"視為過時的錯誤理論，可能只是啟蒙主義後產生的意識形態論述，而不是科學的社會理論。[22][23][24]

最後，一些人聲稱，人口的力量抵消了世俗化的過程，並且可能達到一個即使社會變得更加信教，個人也會不斷偏離宗教的程度。在像以色列這樣的社會（包含極端東正教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中，虔誠的宗教團體的世俗出生率是世俗人口的幾倍的情況尤為顯著。 宗教生育效應（英語：religious fertility effect）在所有國家或多或少都在起作用 ，而在西方，宗教移民又放大了這種效應。例如，儘管本地白人變得世俗化，在過去的25年中，隨著宗教移民及其後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倫敦變得更加虔誠。 [25] 世俗化的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引起了廣泛（有時是激烈的）爭論。 [26]

區域發展

英國

歷史

在英國，世俗化的發生要比西歐大多數國家晚得多。 它始於20世紀60年代，是社會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戰後英國的宗教信仰一直在復甦。 [27] 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就其開始時間，發生速度以及原因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28]

來自皇室、貴族和地方有影響力的士紳的贊助為有組織的宗教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系統。在20世紀，因為這些人物不再那麼有權勢或財力來支撐，導致贊助逐漸消失。在煤礦區，當地的煤礦通常會資助當地的小教堂，但隨著煤礦行業陷入困境[何時？]，以及加入工會的礦工拒絕精英勢力干預地方事務，這些資助便逐漸結束了。這使得世俗化勢力得以增強。 [29]

近期發展

英國社會態度調查（英語：British_Social_Attitudes_Survey）和歐洲社會調查（英語：European_Social_Survey）表明，英國民眾中基督徒的比例由1983年的55％下降到2015年的43％。 儘管非基督教的教徒（主要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增加了三倍，但無宗教信仰人口現在占英國總人口的53％。[30] 60%以上的無宗教信仰人口在聖公宗或天主教的環境中長大。只有2％的無宗教信仰人口在基督教以外的信仰環境中成長。 [31]

那些從小在非基督教宗教環境中長大，但現在自認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即所謂的「非信徒」，有著明顯不同的宗教區別：猶太教徒14%，穆斯林和錫克教徒10%，印度教徒6%。皈依宗教的非宗教人士比例很小：皈依聖公宗3%，皈依天主教0.5%，皈依其他基督教教派2%，皈依非基督教信仰2%。[31]

美國

歷史

1870-1930年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研究了1870年至1930年間美國公共生活的世俗化。 他指出，1870年，美國文化和公共機構完全由新教統治。但到20世紀初， 實證主義完全取代了培根法（迄今培根學派一直支持自然神學 ），高等教育已完全世俗化。 在20世紀10年代，「法律現實主義」受到重視，逐漸弱化了法律的宗教基礎。 與此同時，獨立於新教機構的出版社也出現了。20世紀20年代，世俗化延伸到大眾文化，公共教育已不再受新教文化的影響。儘管在20世紀20年代，公眾仍然高度信奉宗教，但到了30年代，舊的新教機構基本都陷入了混亂。 [32]

史密斯認為，理解世俗化的關鍵在於精英知識分子階層的崛起，受到歐洲啟蒙時代傳統的影響，懷疑宗教正統觀念。他們有意識地試圖取代他們認為阻礙其前進的新教。[33]

近期發展

2008-2017年 。 蓋洛普公司開展的2008年到2015年年度民意調查顯示，不認同任何宗教的美國人比例從2008年的14.6％穩步上升到2015年的19.6％。同時，認為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國人比例從80.1％下降到75％。[34]這種趨勢一直持續至今，當時21.3％的美國人宣布沒有宗教身份。[35]鑑於非基督教宗教大致保持不變（2008年至2015年一直約為5％），世俗化似乎主要影響了基督徒。[34]

印度

印度教是印度的主要信仰，但它被描述為「源自古代的文化和文明」，是「本質上世俗的」。 [36] 儘管獨立後的印度試圖成為了一個自信的世俗國家。 [37]但是近年來世俗主義正在被印度的統治菁英與人民所拒絕，他們認為所謂的世俗主義只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並不是西歐之外任何文化的產物，所謂印度教本質上是世俗的說法僅僅只是西方為了推銷世俗主義的普遍性所捏造出來的理論。[38][39]

中國

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世俗的。 [40]

張保民總結了中國早期進行世俗化的歷史後果[41]：

在這種世俗化的背景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的共產黨政權有意推動世俗化。 [42]

阿拉伯世界

主條目：伊斯蘭教和世俗主義（英語：Islam_and_secularism）

阿拉伯世界的許多國家顯示出日益世俗化的跡象。

在埃及 ，對實施伊斯蘭教法的支持率從2011年的84％降至2016年的34％。埃及人也較少進行祈禱：2011年調查顯示，在年長的埃及人（55歲以上）中，每天祈禱的人占90％，而在年輕人（18-24歲）中，這一比例為70％。 相比之下，到2016年，這些數字下降到<80％（55+）和<40％（18-24）。其他年齡段的比例介於這些值之間。 [43]

在黎巴嫩和摩洛哥 ，從2011年到2016年，每天聽古蘭經獨奏的人數減少了一半。 [43] 其中一些變化似乎是由於生活需求導致的，例如，由於收入停滯不前，婦女不得不進行工作來為家庭收入作出貢獻。 高昂的生活成本延緩了婚姻，因此也似乎更加鼓勵了婚前性行為。[43]

在約旦和巴勒斯坦等其他國家，對伊斯蘭教法和伊斯蘭思想的支持似乎在增長。

但即使在正在發展世俗化的國家，情況也會出現反彈。 例如，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已經禁止了數百種可能對伊斯蘭進行反對的報紙和網站。 [43]

在北賽普勒斯，舊一代賽普勒斯人習慣自稱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雖信奉伊斯蘭教，但在生活中體現世俗化價值，與土耳其穆斯林有所差異。不過，近年因土耳其移民潮及該國總統艾爾多安的政治影響，其世俗化價值正面臨挑戰[44][45]。

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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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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