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法爾戰爭
佐法爾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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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冷戰及冷戰的一部分 | |||||||
![]() 1970年,作戰前線的阿曼政府軍士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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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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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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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叛軍 1,000當地士兵 | ||||||
傷亡與損失 | |||||||
阿曼: 187陣亡, 559受傷 英國: 24陣亡, 55受傷 伊朗: 719陣亡, 1404受傷 [4] |
1,400陣亡 2,000被俘 (伊朗估計)[5] | ||||||
10,000平民死亡[6] |
佐法爾戰爭,又稱佐法爾叛亂、阿曼內戰、阿曼佐法爾人民武裝鬥爭,是一場1962年至1976年發生在阿曼蘇丹國佐法爾省的叛亂。阿曼政府一方得到英國和伊朗的支持,而親共的佐法爾叛亂方得到了南葉門、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7]。最終叛軍於1976年7月戰敗,阿曼蘇丹有效控制全境。
1992年4月29日,阿曼政府與流亡葉門南部的前佐法爾叛軍達成全面和解,1530名前佐法爾叛軍官兵編入阿曼軍隊序列。
背景
1962年時,阿曼是一個落後國家。在英國影響下[8]的專制統治者蘇丹賽義德·本·泰穆爾將幾乎所有技術開發宣布為非法,並依靠英國的支持來維持國家的基本職能。阿曼當時是一個「英國保護國」,一個事實上的殖民地。在與大英殖民帝國合作期間,蘇丹致力於維持鐵腕政策,減緩國家的發展,因此損害了生活在惡劣條件下的阿曼人民。阿曼人民既憎恨傀儡蘇丹,也憎恨英國統治者,雙方背著人民相互謀取私利。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納迪爾·本·阿里·本·費薩爾寫了一本名為《蘇丹與殖民主義》的書,書中指出蘇丹只不過是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英國傀儡。
不僅在阿曼,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另一個英國殖民地巴林,受到英國專橫殘暴的殖民統治壓迫的阿拉伯人民的不滿日益增加。當時佐法爾本身是阿曼的屬地,但在文化和語言上與阿曼本土不同。
歷史
叛亂初期
1962年,佐法爾慈善協會(Dhofar Benevolent Society,DBS)、佐法爾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ANM)和佐法爾士兵組織(Dhofar Soldiers』 Organisation,DSO)在一位心懷不滿的部落首領穆薩拉姆·本·努弗爾的領導下合併為佐法爾解放陣線(佐解陣),並從沙烏地阿拉伯獲得了武器和車輛[9][10]。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曼早些時候曾因布賴米綠洲的所有權發生衝突,沙特曾支持了1957年至1959年阿曼內陸綠山的兩次失敗的叛亂。佐法爾解放陣線還得到了曾領導早年叛亂的阿曼流亡伊瑪目加利布·本·阿里的支持。佐解陣的成員裡面有佐法爾分離主義者、納賽爾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共和派,甚至連當地一些保守的部落首領也加入其中。
佐解陣剛剛起步,很快就發生了分裂,原因是前慈善協會的成員希望得到武器和訓練,但他們卻得到了由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幹部每周開設的秘密會議和關於嚴格的政治指導方針和紀律規則的課程。許多人覺得這些會議和課程讓人筋疲力盡和無聊,在佐解陣成立幾個月之後,就有幾十人宣布退出。
為此,佐解陣決定開始實施武裝行動。本·努弗爾和他的部下完成了一次史詩般的穿越魯卜哈利沙漠到達佐法爾的任務。1962年12月,佐解陣襲擊了英國皇家空軍在佐法爾首府薩拉拉的機場的跑道燈、發電機和發電廠。1963年4月,穆薩拉姆·本·努夫爾伏擊了兩輛美國石油公司的汽車,其中一輛被扣留,另外一輛被他們推下懸崖,並擊斃了一名憲兵。1963年6月9日,37個裝束與當地人無異的佐解陣成員憑著他們手裡僅有的9支槍,先後向位於佐法爾地區的舍馬山的三個軍營發起攻擊,最後取得了共擊斃68名敵軍的大捷。以這三次攻打軍營的「六·九革命」為開端,長達13年的阿曼佐法爾人民武裝鬥爭就此拉開了帷幕。
在打響武裝鬥爭的第一槍之後,佐解陣組建了佐法爾解放軍(Dhufar Liberation Army),繼續用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對佐法爾當地的石油公司設施和政府設立的哨所進行襲擾,同時在群眾當中做工作,秘密發展佐解陣的成員。佐解陣這一時期的基本戰略戰術一共有三條:
1.攻擊敵人的薄弱據點。
2.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武裝自己。
3.在白天到群眾當中做工作,在夜晚發起戰鬥。
1965年初,佐解陣在瓦迪納希茲召開了第一屆代表大會,在大會上選舉了優素福·本·阿拉維·本·阿卜杜拉為佐法爾民族主義者代表。大會負責人穆罕默德·艾哈邁德·加薩尼積極推動佐法爾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並明確提出佐法爾獨立於阿曼的分離主義原則,同時闡明了組織原則:武裝鬥爭、集體領導、反對「部落、宗派和種族主義政權」。「阿拉伯民族的統一」被設定為組織的最終目標,而佐法爾的「自由和獨立」則成為了組織當前的直接目標。
蘇丹依靠「佐法爾部隊」來維持該地區的秩序,這是一支在當地招募的非正規部隊,只有60人。1966年4月,該部隊的成員試圖刺殺蘇丹。這一事件改變了衝突的性質。蘇丹退位回到塞拉萊的宮殿,再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11]。而這只會加劇英國人通過「幽靈」蘇丹統治阿曼的謠言。蘇丹還違背英國顧問的建議,對佐法爾解放陣線發動了全面的軍事進攻。蘇丹軍在佐法爾發起了嚴厲的搜索與殲滅任務,村莊被燒毀,水井被澆築混凝土或炸毀。一名蘇丹武裝部隊成員報告說,在遭到猛烈抵抗後,「證明這個陣地是無法拿下的,炸毀村裡的水井後,我們撤離了營地。」[12]
大膽的行動
從叛亂初期開始,鄰近的亞丁保護國(後來的南阿拉伯保護國)的納賽爾主義和其他左翼運動也參與其中。1967年,兩件事件的結合使起義運動呈現出更具革命性的面貌。一個是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的勝利,這使得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輿論變得激進。另一個是英國從亞丁撤軍和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又名南葉門)的建立。從那時起,叛亂分子就擁有了佐法爾附近的武器、補給和訓練設施來源,以及來自南葉門的新兵。佐法爾解放陣線的訓練營、後勤基地和其他設施設立在距離阿曼邊境僅幾英里的沿海城鎮豪夫[來源請求]。
佐法爾解放運動採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目標是將「整個海灣地區從英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13]。政治學家弗雷德·哈利迪在訪問該地區時報告說,「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們都看到人們戴著毛澤東和列寧的徽章,閱讀社會主義著作並進行討論。」[14]這些著作包括列寧、德國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作品以及一些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聯繫的人的作品,例如作家和戰略家加桑·卡納法尼。
佐法爾解放陣線於1965年和1968年舉行了兩次代表大會,以確定該黨的政治目標。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佐法爾解放陣線更名為被占領的阿拉伯灣人民解放陣線(阿灣人陣,PFLOAG)。這兩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帶有強烈的共產主義色彩。其目標是建立「民主人民共和國」並將英國軍隊驅逐出阿曼。該黨尋求制定憲法、解除戒嚴、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以及確保少數群體的權利。在經濟問題上,它打算將石油公司國有化,發展工業並實施土地改革。該黨呼籲更多的社會正義,並申明支持所有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會議還提到了巴勒斯坦的鬥爭。阿灣人陣開設了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入學的學校(1970年之前阿曼禁止女孩接受教育)。部落主義遭到反對,婦女獲得了包括在武裝鬥爭中的特定的地位[15]。
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舉動使阿灣人陣得到了南葉門和中國的贊助。中國尤其迅速支持了阿灣人陣,因為它是一個以農民為基礎的組織,賦予其強大的毛主義信譽。中國對阿灣人陣的支持對他們來說還有另一個好處,因為它可以平衡蘇聯在印度洋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中國很快在亞丁設立了大使館,「葉門政權允許其領土被用來向阿灣人陣輸送武器」[16]。
佐法爾解放陣線的轉型,加上中國和蘇聯新供應的[17]武器裝備和更好的訓練,確保了阿灣人陣的武裝部隊轉變為一支有效的戰鬥力量[18]。1968年5月,阿曼蘇丹武裝部隊的一個營對佐法爾山脈的叛軍據點發起進攻,但被全副武裝、組織嚴密、訓練有素的叛軍擊敗[19]。
然而,阿灣人陣的激進化導致了本·努弗爾等主要為地方自治和承認而戰的人和更教條主義的革命者(由穆罕默德·艾哈邁德·加薩尼領導)之間的分裂。本·努弗爾的副官之一賽義德·本·蓋爾是一位早期有影響力的蘇丹部隊叛逃者[20]。儘管如此,到1969年,阿灣人陣戰士已經占領了佐法爾山的大部分地區,並切斷了穿越它的唯一道路——從塞拉萊到北部沙漠中的「中途島」(圖姆萊特)。他們被蘇丹武裝部隊稱為「Adoo」,阿拉伯語意為「敵人」,有時也稱為「前線」[21],而阿灣人陣的戰士自稱為人民解放軍[22]。他們裝備精良,擁有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和SKS半自動步槍等武器。他們還使用DShK重機槍[23],口徑達82毫米的迫擊炮和140毫米BM-14或122毫米「喀秋莎」火箭彈。到1970年,共產黨人控制了整個傑貝爾,他們瓦解了傳統的部落結構。年輕人被派往中國和蘇聯接受游擊戰訓練[24]。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8/85/Oman._Dhofar_1972_%288626836339%29.jpg/220px-Oman._Dhofar_1972_%288626836339%29.jpg)
1968年,佐法爾的蘇丹武裝部隊兵力不足,僅有1,000 人[來源請求]。他們的裝備也很差,主要是二戰老式武器,例如手動槍機,這些武器不如阿灣人陣的現代槍械。這些步槍直到1969年底才被FN FAL自動步槍取代。蘇丹武裝部隊就連衣服和靴子也破爛不堪,也不適合當地的地形。蘇丹武裝部隊普遍沒有接受過適當的訓練,無法在自己的陣地上面對頑強的游擊隊,而且沒有一個阿曼人的軍階高於中尉(因為蘇丹擔心武裝部隊會反對他的統治)[來源請求]。蘇丹武裝部隊通常無法以不足連的兵力在傑貝爾山開展行動(這使得他們的行動笨拙且引人注目),並且主要局限於塞拉萊及其附近地區。在不同時期,英國皇家空軍地面團第2(傘兵)、第15(野戰)和第51(野戰)中隊以及其他單位(一支英國皇家炮兵定位部隊、一支約旦皇家炮兵的5.5英寸中型炮台,以及蘇丹炮兵的QF 25磅榴彈炮炮台)[25]必須部署以保護塞拉萊重要的機場免受滲透者以及迫擊炮和火箭彈的騷擾。
阿曼北部地區的其他叛亂分子組成了一個獨立的抵抗運動,即解放阿曼和阿拉伯灣民族民主陣線(阿灣民陣,NDFLOAG)。1970年6月,他們襲擊了位於尼茲瓦和伊茲基的兩個蘇丹武裝部隊哨所[來源請求]。但是這次攻擊以失敗告終,追捕他們的阿曼蘇丹軍隊兩死一傷,而這支小隊有五個人不幸犧牲,其中包括三名中央委員,其餘的倖存者被捕。由於伊茲基行動的失敗,阿灣民陣原定在尼茲瓦的一處軍營發起的襲擊和預備在馬斯喀特和米納法爾的石油公司綜合大樓進行的破壞和暗殺行動全部取消。在隨後的大搜捕中,英軍和阿曼蘇丹軍隊破壞了存放在穆蒂(Muti)、蘇爾(Sur)和馬特拉(Matrah)的阿灣民陣武器庫,警察抓了阿灣民陣的四名中央委員。阿灣民陣被迫停止一切活動,因為整個領導層已經暴露了。
在這種情況下,阿灣民陣開始與阿灣人陣進行接觸。在1971年6月的阿灣人陣「三大」上,阿灣民陣被邀請參加會議,並在會上討論了兩個組織進行合併的可能性。在經過幾個月的醞釀之後,阿灣人陣和阿灣民陣在1971年12月正式宣布合併為解放阿曼和阿拉伯灣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Oman and the Arab Gulf),其縮寫仍舊是阿灣人陣(PFLOAG)。在合併後的新組織的中央委員會當中,來自阿灣人陣的委員有13人,來自阿灣民陣的代表有8人。不過這兩個組織在陣線內部仍舊保留了各自獨立的組織結構。
與此同時,伊茲基行動讓許多人(包括蘇丹的英國顧問和支持者)相信需要新的領導。
1970年阿曼政變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c/c5/British_SAS_soldiers_in_Oman.jpg/220px-British_SAS_soldiers_in_Oman.jpg)
在1970年7月23日的阿曼政變中,賽義德·本·泰穆爾被廢黜並流亡倫敦[26]。他的兒子卡布斯·本·賽義德·阿勒賽義德接替了王位,並立即發起了重大的社會、教育和軍事改革。卡布斯受過良好的教育,先是在塞拉萊接受了一位阿拉伯老學者的教育,然後又在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後他被任命加入卡梅倫團,該團是英國陸軍蘇格蘭步槍隊的一個團。然後,他完成了學業,擔任理事會成員、參加委員會會議並參觀了英國的工業和行政中心,然後返回阿曼[27]。他的「五點計劃」包括:
- 對所有反對他父親的臣民進行大赦;
- 佐法爾作為蘇丹私人封地的古老地位結束,並作為「南部省份」正式併入阿曼;
- 對不接受大赦提議的叛亂分子進行有效的軍事打擊;
- 強有力的全國性發展計劃;
- 外交舉措的目的是讓阿曼被承認為一個真正的阿拉伯國家,擁有自己的合法政府形式,並使南葉門無法獲得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政變發生後數小時內,英國特種空勤團士兵飛往阿曼,進一步支持反叛亂行動。他們確定了有助於打擊阿灣人陣的四種主要策略:
- 民政管理和「心靈與思想」運動;
- 情報收集和整理;
- 獸醫援助;
- 醫療援助[28]。
佐法爾地面軍事指揮官(而不是英國國防部)建議實施「心靈與思想」運動,該運動將主要由特種空勤團的一支部隊實施(25人)。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愛德華·希思政府支持這種非常規的平叛運動方法。它批准部署20名英國英國皇家工兵部隊人員,幫助建設學校和醫療中心,並為佐法爾人民打井[29]。皇家陸軍醫療隊野戰外科小組和一些皇家空軍醫療隊也將在塞拉萊醫院外開展行動,以便在衝突中開闢人道主義戰線。英國政府還為佐法爾發展計劃的制定提供了資金支持,該計劃的目的是通過佐法爾的現代化使阿灣人陣失去人民的支持。這次行動幾乎是大約二十年前在馬來亞緊急狀態中被證明是成功的計劃的翻版[30]。
為了協助民事發展並與軍事行動相協調,佐法爾的指揮結構進行了重組。新任命的瓦利布萊克·本·哈穆德被賦予與佐法爾旅軍事指揮官(1972年前是准將傑克·弗萊徹,1972年後是准將約翰·阿克赫斯特)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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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做出了重大努力來反擊叛亂分子的宣傳並誘導佐法里民眾支持政府。政府宣傳伊斯蘭教和傳統部落價值觀和習俗,反對叛亂分子的世俗或唯物主義教義。政府宣傳的一個重要渠道是許多廉價的日本電晶體收音機,這些收音機被廉價出售或免費分發給前往塞拉萊和其他政府控制的城鎮出售柴火或蔬菜的吉巴利人。雖然阿灣人陣也可以通過廣播進行宣傳,但政府的宣傳是事實性的、低調的,而亞丁電台廣播的反叛分子的宣傳很快就被認為是誇大和陳規定型的[31]。
1970年12月27日,蘇丹卡布斯接受了《海灣》的採訪,並對佐法爾的局勢發表評論說:
這場危機已經過去,但其後遺症仍然存在。在[掌權的]第一天,我們向那裡的不滿者伸出了手,告訴他們,他們所抱怨的自由和服務的缺乏,例如教育和健康,將會結束;他們有責任挺身而出並表現出他們的善意;我們應該共同合作,過去遺留下來的缺陷需要我們投入全部時間來應對。[32]
政府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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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起義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步是政府宣布對投降的戰士進行大赦,並幫助保衛他們的社區免受叛亂分子的侵害。政府承諾向改變立場的叛亂分子提供現金獎勵,如果他們攜帶武器,還會獲得獎金[33]。在反叛運動的阿灣人陣兩翼分裂之後,幾位著名的反叛領導人改變了立場,其中包括本·努弗爾本人和他的副手薩利姆·穆巴拉克,後者曾指揮阿灣人陣東部地區[34]。
叛逃到蘇丹武裝部隊的叛亂分子組成了「菲爾卡因」(Firqat)非正規部隊,由來自特種空軍的英國陸軍訓練隊訓練。薩利姆·穆巴拉克在建立第一個菲爾卡因(也是唯一一個由多個部落成員組成的組織)部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其第一次成功行動後不久就因心力衰竭而去世[35]。這些叛亂分子最終組建了18個菲爾卡因部隊,每個部隊的人數在50到150人之間[36]。他們通常給自己取與伊斯蘭教有關的名字,例如「菲爾卡因薩拉丁」或「菲爾卡因哈立德·本·瓦利德」[37] 。與之相對應的,阿灣人陣的一些部隊以意識形態命名,如胡志明和切·格瓦拉[38]。這些菲爾卡因部隊在消滅當地對叛亂分子的支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吉巴利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與傑貝爾河社區之間有家庭聯繫),他們比正規的蘇丹武裝部隊的阿曼北部人或俾路支人更擅長當地情報收集和「心靈和思想」活動[39],儘管他們拒絕參加部落地區外或齋月期間的行動,激怒了正規武裝部隊的指揮官。
1971年10月,為在傑貝爾河上重新建立蘇丹的權威,政府軍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們發動了美洲虎行動,5支菲爾卡因部隊、蘇丹武裝部隊的三個連和特種空勤團的兩個中隊參與此次行動[40]。經過激烈的戰鬥後,政府軍首次在佐法爾東部重新奪得了一處活動地區,並以此作為進攻東部解放區的跳板[41]。特種空勤團推出了兩種新武器來武裝機動性強但裝備輕型的菲爾卡因:可快速射擊的FN MAG通用機槍,它比此前蘇丹武裝部隊使用的布倫輕機槍可以發射更重的火力[42],以及白朗寧M2重機槍,與阿灣人陣使用的DShK重機槍相匹配。
與此同時,蘇丹武裝部隊的常規部隊得到了擴充和重新裝備。來自英國陸軍和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以及巴基斯坦陸軍)的額外軍官和士官教官[43]被部署到所有部隊(每個步兵營名義上有22名英國人員或合同人員),而阿曼人員則接受教育和訓練,成為軍官和高級士官。英國的專業部隊,包括迫擊炮定位雷達部隊和炮兵觀察官,也在阿曼進行了數年的輪換。
重新煥發活力的蘇丹武裝部隊建立了從海岸向北延伸至傑貝勒山頂的防禦線,以阻止叛亂分子的行動以及從南葉門運送補給品的駱駝隊的行動。「豹線」於1971年建成,但該線在接下來的季風季節因無法供應而不得不廢棄[44]。更為有效的「角樹防線」建於1972年,從塞拉萊西海岸的穆格賽爾向北延伸。這些防線由位於制高點的強化排和連前哨組成,並通過鐵絲網連接起來。這些哨所擁有迫擊炮,有些還配備火炮,為巡邏提供掩護,並騷擾叛軍陣地和他們使用的軌道。蘇丹武裝部隊士兵不斷從前哨出動,在最有可能的敵人滲透路線上伏擊,並對叛軍的迫擊炮和火箭發射陣地發起攻擊。蘇丹武裝部隊還在滲透路線上埋設殺傷人員地雷。叛軍也同樣對可疑的蘇丹武裝部隊巡邏基地使用殺傷人員地雷,甚至在蘇丹武裝部隊車輛使用的軌道上埋設反坦克地雷[45]
1972年4月17日,蘇丹武裝部隊的一個營派出一架直升機降落,占領了靠近南葉門邊境的薩法伊特一個代號為「辛巴」的陣地。被占領的陣地俯瞰著叛軍沿海岸平原的補給線,但並不能夠阻擋他們。儘管需要運輸機和直升機維持薩法伊特陣地的要求迫使蘇丹武裝部隊放棄了傑貝爾東部的一些陣地,但薩法伊特仍然保留了四年[46]。
叛軍反攻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9/9b/Dhofar-BATT_house_%282%29.jpg/220px-Dhofar-BATT_house_%282%29.jpg)
中國與伊朗建立關係後,中國立即切斷了對佐法爾叛亂分子的所有支持,中國改變了對叛亂的看法,因為它認為叛亂對對抗蘇聯起反作用[47]。此前為了對抗中國在阿灣人陣和佐法爾地區當中的影響力,蘇聯向阿灣人陣提供了大量援助。1969年8月,蘇聯派來的「專家」在南葉門會見了當地的阿灣人陣代表,並承諾將在1971年前向阿灣人陣提供1000萬美元的資金,來自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的各式武器裝備、軍事教官和軍政培訓隨即大量到來。親華的加薩尼在組織內部遭到了親蘇的主流派的排擠和邊緣化,原本擔任阿灣人陣總指揮部執行委員會負責人的他在1971年被「分配」到阿灣人陣的對外聯絡部門,偶爾充當亞丁廣播電台的阿灣人陣節目的主持人。也正是這一原因,中國認定阿灣人陣已經倒向了蘇聯一邊,從1972年之後逐漸減少了對阿灣人陣的支持,《人民日報》在1973年之後也不再對阿曼佐法爾人民武裝鬥爭進行報導。
由於阿曼政府、「菲爾卡因」和正規蘇丹武裝部隊採取的各種措施,叛亂分子被剝奪了當地的支持和來自南葉門的供給。1971年6月在拉庫特舉行的阿灣人陣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認識到了這一點。大會提出了一些軍事改進建議,例如加強紀律以避免浪費彈藥以及加強部隊之間的協調。大會承認,由於「人民法院」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懲罰、阿灣人陣無法配合政府的民事援助計劃以及政府宣傳伊斯蘭教而非馬克思主義的信息服務的有效性,阿灣人陣已經疏遠了許多當地居民。[48]
為了挽回軍事局勢,叛亂分子在1972年季風季節對沿海城鎮米爾巴特發動了大規模進攻。1972年7月19日,在米爾巴特之戰中,250名叛軍戰士襲擊了100名正在訓練的各種「菲爾卡因」、準軍事「阿斯卡斯」(武裝警察)和特種空勤團的一支分隊。儘管「哈里夫」期間雲層覆蓋率很低,但仍可以使用「打擊大師」飛機提供空中支援,並且還有直升機降落在特種空勤團增援部隊上。叛軍被擊退,損失慘重[49]。
伊朗介入
由於卡布斯蘇丹的外交舉措,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於1973年派遣了一支1,200 人的伊朗帝國陸軍旅及自己的直升機協助蘇丹武裝部隊。該旅首先保衛了塞拉萊-圖姆萊特公路,而他們的直升機在保證孤立的「辛巴」陣地的供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74年,伊朗在阿曼的部隊擴大為伊朗帝國特遣部隊,人數達到4000人。他們試圖建立另一條封鎖線,代號為「達馬萬德線」,從薩法伊特以東幾英里的「曼斯頓」一直延伸到靠近南葉門邊境的海岸。叛亂分子的強烈反對,以及來自南葉門內部的炮火,使這一目標在幾個月內受阻。最終,在1975年1月6日,拉赫尤特鎮(阿曼人陣長期以來一直將其作為其解放領土的首府)落入了伊朗特遣部隊的手中[50]。
巴列維以保衛荷姆茲海峽的需要為自己對阿曼的干預辯護:「想像一下,這些野蠻人如果占領荷姆茲海峽的另一岸,即波斯灣的入口處。我們的生命取決於此。那些與蘇丹交戰的人都是野蠻人。他們甚至可能比共產主義者還糟糕」。戰爭結束後,伊朗軍隊仍留在該國,但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撤出。[51]
叛亂的最終失敗
1974年1月,經過數次分裂和背叛後,阿灣人陣決定重組。此後便分裂為解放阿曼人民陣線(阿曼人陣)和解放巴林人民陣線。前者繼續在佐法爾地區開展武裝鬥爭,後者在巴林進行「地下工作」,也派出成員參加佐法爾的武裝鬥爭。他們公開收縮目標的同時,他們從蘇聯和中國獲得的支持也減少了。與此同時,「菲爾卡因」逐漸將叛亂分子從蓋拉山和塞姆漢山清除,叛軍被趕到蓋邁爾山西部。
儘管如此,叛軍的韌性和技巧仍然贏得了對手的尊重。 1975年1月,在倉促組織的達拉布行動中,蘇丹武裝部隊試圖占領謝爾什蒂洞穴 (Shershitti Caves) 的叛軍主要後勤基地。蘇丹武裝部隊一個營的一個連走錯了路線,在洞穴上方的阿曼人陣「殺戮場」中誤入伏擊,傷亡慘重[52]。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9/97/Oman._Dhofar_1972_%288626144207%29.jpg/220px-Oman._Dhofar_1972_%288626144207%29.jpg)
1975年2月下旬,蘇丹武裝部隊的三個營在達馬萬德線和角樹線之間的塞姆漢山崎嶇的阿紹克河谷消滅了叛軍「6月9日」團(以叛亂爆發的周年紀念日命名)的大部分部隊。這很大程度上恢復了蘇丹武裝部隊的士氣[53]。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蘇丹武裝部隊占領了迪法的一個機場,但在「哈里夫」期間無法立即使用它。來自南葉門的一些正規軍增援了阿曼人陣的戰士[54],還首次部署了9K32可攜式防空飛彈[55]。然而,這種武器的過早使用卻讓他們失去了出其不意的優勢。此外,蘇丹空軍還從約旦皇家空軍購買了31架霍克獵手戰鬥機。防空飛彈對抗這些飛機的效果遠不如對抗「打擊大師」的效果。
1975年10月,蘇丹武裝部隊發起最後攻勢。10月中旬,阿曼蘇丹軍隊占領了薩爾法特(Sarfait)的海岸線,從而封鎖了來自南葉門的所有補給線。10月底,阿曼人陣西部解放區的重要據點謝爾希蒂(Shershetti)洞穴建築群在經過長期的包圍和大規模攻擊後倒塌。12月1日,阿曼人陣在佐法爾的最後一個永久陣地——沿海村莊達爾庫特(Dhalkut)——淪陷。
從1976年1月起,阿曼人陣逐漸帶領著剩餘的部隊和領導機關撤到了南葉門境內。布置在南葉門邊境的阿曼人陣和南葉門國防軍的炮兵為掩護阿曼人陣撤退而進行的炮擊一直持續到4月30日。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南葉門繼續忠實和無條件地支持他們:阿曼人陣在南葉門邊境地區仍舊可以保留他們的營地、學校、活動基地等設施,在亞丁的辦事處照舊開門,也可以繼續使用亞丁的廣播電台。但是元氣大傷的他們成了一群寄居在國外的難民,再也不復以往的實力了。
儘管如此,還是有近120名阿曼人陣成員拒絕撤退,他們繼續留在佐法爾堅持戰鬥,阿曼人陣也派出小股部隊繼續在佐法爾境內開展零星的武裝活動。直到1979年,仍舊有一些游擊小組一直留在佐法爾。根據阿曼官方的記錄,阿曼人陣的最後一次武裝行動發生在1979年5月9日的佐法爾東部地區。
事後
戰爭結束時,英國的影響力仍然相當大。倫敦《泰晤士報》駐阿曼特使在1976年這樣解釋:
我遇到的大多數公務員和所有軍官,除了一個例外,都是英國人。帕金斯少將本人(阿曼軍隊總司令)向我們保證,「如果英國從阿曼撤軍,那將是災難性的」[……]。在阿曼服役對於派駐在這裡的軍官的培訓非常有用。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發動這樣一場戰爭的國家,一場使用各種武器的大規模戰爭。」[51]
在阿曼佐法爾人民武裝鬥爭失敗的同一時間,整個中東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阿拉伯世界的激進左派運動隨著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興起的政治伊斯蘭運動而變得過氣,並在此之後逐漸走向了油盡燈枯的結局。1983年10月27日,南葉門和阿曼雙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85年8月,雙方互派常駐大使。此後陷入內戰的南葉門也中斷了對阿曼人陣的支持。阿曼蘇丹政府在1980年代推出了針對阿曼人陣流亡分子的大赦政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投降。1992年,南北葉門統一,被南葉門收留的1500多名阿曼人陣及其武裝力量的成員與蘇丹政府達成了合併到阿曼軍隊的協定,阿曼人陣也更名為「阿曼人民民主陣線」(People's Democratic Front of Oman,PDFO),宣布自己「為和平與民主而鬥爭」,但此後至今不再有任何消息。解放巴林人民陣線也於2001年被「全國民主行動協會」取代。至此,阿拉伯世界的「後六七」激進左派在阿拉伯灣地區僅剩的一點遺產終於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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